苏东坡与李公麟 | 古来画师非俗士

古来画师非俗士——苏东坡与李公麟

二人交往始最早为元丰八年
李公麟(1049—1106),字伯时,舒州桐城(今安徽桐城)人。桐城境内有龙眠山,李公麟因此又号龙眠居士。
李公麟出身于舒城李氏,为地方大族,家里几代大都是读书人。其父李虚一青年时即通过制科考试入仕为官。王安石变法期间,其在京都任赤县令。其间,李公麟的弟弟李公权娶了王安石的侄女。可以说,李公麟与新党关系颇洽。

李公麟 《西岳降灵图》 局部

熙宁三年(1070),李公麟参加进士科考试中第,时年22岁,从此踏入仕途。他的第一个职位是南康府(宋时南康府即今九江市附近星子县,非今南康市)建昌县(今江西省永修县)县尉。《画继》说李公麟“耽禅,多交衲子”,也应始于此时,因曹洞宗的祖庭云居山就在建昌城西,著名的佛印法师大部分时间也活动于庐山地区。李公麟多画道释题材,应始于和这些人的交往。佛印法师后来以“天上石麒麟”来比喻李公麟的不凡之处。
专门记录皇家御府藏画的《宣和画谱》里面,李公麟有107幅作品入于典藏,他无疑是御府收藏当朝画家画作数量最多的一个。
关于苏轼和李公麟二人交往的起始时间,有研究者认为,大概是在元丰末年至元祐初年。重要的线索之一,即是苏轼《跋李伯时〈孝经图〉》一文。孔凡礼《苏轼年谱》将此文系于元丰八年(1085),因为这一年的三月,李公麟创作了《孝经图》,苏轼卷后有跋:
观此图者,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笔迹之妙,不减顾、陆。至第十八章,人之所不忍者,独寄其仿佛。非有道君子不能为,殆非顾、陆所及。
这篇文章没有具体时间,但写于元丰八年或后面几年时间之内是没问题的。
李公麟的自题是:“凤阁舍人杨公雅言《孝经》乃六艺根本,百行世训所重,谓龙眠山人李公麟曰:'能图其事以示人,为有补。元丰八年三月,因摭其一二随笔之。’”陆完也有一个跋语:“龙眠居士《孝经》,虽曰随章摭其一二,然自天子以至庶人,威仪动作之节,舆夫郊庙之规模,闾里之风俗,器物之制度,畜产之性情,亦略备矣。东坡谓其神与万物交,其智与百工通者,览之可想。”其中所引东坡的话,是另外《书李伯时山庄图后》中的句子。
李公麟与苏轼相识,在我看来,或者是出于李之仪(1048—1117)的介绍。
李之仪,字端叔,自号姑溪居士、姑溪老农,沧州无棣(今山东省无棣县)人。他先是范纯仁的学生,哲宗元祐初年为枢密院编修官,通判原州。元祐末年,苏轼出为定州太守时,李之仪被他选中,入定州幕府,朝夕唱酬。等苏轼贬岭南,他监内香药库,御史石豫参劾他曾为苏轼幕僚,不可以任京官,遂被停职。
李之仪将李公麟所画地藏像给苏轼看,复书说:
辱书,并示伯时所画地藏。某本无此学,安能知其所得于古者为谁何?但知其为轶妙而造神,能于道子之外,探顾(恺之)陆(探微)古意耳。公与伯时想皆期我于度数之表,故特相示耶?有近评吴画百十字,辄封呈,并画纳上。(《苏轼文集》,第1540页)
这可能是苏轼第一次见到李公麟的画吗?在苏轼眼中,李公麟的画能在吴道子风格之外,直追陆探微、顾恺之的“古意”,真是一语破的。苏轼还特意将他写的与吴道子有关的画论寄给李公麟看,也极用心。
苏轼在《书吴道子画后》对吴道子是这样评论的:
知者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盖古今一人而已。余于他画,或不能必其主名,至于道子,望而知其真伪也,然世罕有真者。如史全叔所藏,平生盖一二见而已。元丰八年十一月七日书。
苏轼的名言“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即出于此篇文章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写于元丰八年十一月,这就应该是苏轼与李公麟开始往来的时间上限,那时,二人都在京城为官。
很快,李公麟与苏轼就有了相当密切的交往,诗、书、画创作是他们能够愉快相处的重要媒介。

李公麟 《维摩居士像》

“前世画师今姓李”引歧义
元祐元年(1086)的一开年——一说是元祐三年(1088),暂从元年说——正月十二日,苏轼就与苏辙、李公麟、柳仲远、黄庭坚等人一起搞了一次雅集。此时,黄庭坚刚刚与苏轼见面。可以说,这是北宋后期艺术水平最高的一次聚会。
苏轼画石头,李公麟松和人物。画的名字,则由柳仲远根据杜甫题韦偃画《戏为双松图歌》而来。杜诗如下:
天下几人画古松,毕宏已老韦偃少。绝笔长风起纤末,满堂动色嗟神妙。两株惨裂苔藓皮,屈铁交错回高枝。白摧朽骨龙虎死,黑入太阴雷雨垂。松根胡僧憩寂寞,庞眉皓首无住著。偏袒右肩露双脚,叶里松子僧前落。韦侯韦侯数相见,我有一匹好东绢,重之不减锦绣段。已令拂拭光凌乱,请公放笔为直干。
柳仲远根据杜甫诗句中“松根胡僧憩寂寞”,将画取名为《憩寂图》。苏辙先题了一首诗:“东坡自作苍苍石,留取长松待伯时。只有两人嫌未足,兼收前世杜陵诗。”苏轼《次韵子由题憩寂图后》:
东坡虽是湖州派,竹石风流各一时。前世画师今姓李,不妨还作辋川诗。
黄庭坚《次韵子瞻子由题憩寂图》:
松寒风雨石骨瘦,法窟寂寥僧定时。李侯有句不肯吐,淡墨写出无声诗。龙眠不似虎头痴,笔妙天机可并时。苏仙漱墨作苍石,应解种花开此诗。
正是在就李公麟的画进行互相唱和的过程之中,苏轼与初见面不久的黄庭坚就将李公麟称为“画师”是否合适,而有了不同的意见。
苏轼在题诗中说“前世画师今姓李,不妨题作辋川诗”,用的是王维的典故。王维自己就曾说:“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不过,王维的这个说法在当时就已经遭到别人的反对,认为他说自己是“画师”无异于自贬身份,即将自己的“士”降为了“工”。
因此有人认为,苏轼把李公麟称为“画师”,对于本来是士大夫身份的李公麟来说,并不是一个什么好的称谓。这回轮到黄庭坚质疑苏轼的说法了:你怎么可以说李公麟是画师呢?
苏轼也许意识到了这一容易产生歧义的句子,因而请黄庭坚“下一转语”:“元祐元年正月十二日,苏子瞻、李伯时为柳仲远作《松石图》……此一卷公案,不可不令鲁直下一句。”就是你帮我解释一下吧。黄庭坚说:
或言,子瞻不当目伯时为前身画师,流俗人不领,便是语病。伯时一丘一壑,不减古人,谁当作此痴计。子瞻此语是真相知。
黄庭坚在另外一个地方曾经提到,如果想读懂陶渊明的诗,“要当与一丘一壑者共之耳”。从这个角度说,“伯时一丘一壑”乃是“诗人”的“一丘一壑”,而不是“画家”的“一丘一壑”。因而,苏轼一点贬损李公麟的意思都没有;相反,倒是称赞得恰如其分,因而苏轼是“真相知”。
至于黄庭步韵中说的“李侯有句不肯吐,淡墨写出无声诗”,则是北宋时期关于“诗”“画”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思想,即李公麟并非不会诗,而是“不肯吐”“句”,他的图画就是诗。
在画过《憩寂斋图》之后,苏轼有一首《次韵黄鲁直书伯时画王摩诘》,看起来就像是为了弥补上一首诗中所发生的直接称李公麟为“画师”的“笔误”:
前身陶彭泽,后身韦苏州。欲觅王右丞,还向五字求。诗人与画手,兰菊芳春秋。又恐两皆是,分身来入流。
王维本来就是苏轼一直高度推崇的画家,陶渊明、王维、韦应物的五言诗,又是中国诗歌中平淡一派的最伟大代表。
从欧阳修和梅尧臣二人所强调的诗与画之关系,到李公麟和苏轼这里,终于完美地解决了。
李公麟 《五马图》 纸本26.9×204.5cm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北宋文人寻得诗画的“游戏性”
李公麟和苏轼合作的《憩寂图》是从杜甫的诗中得到题目。《宣和画谱》称李公麟“立意专为一家”,因为他作画“盖深得杜甫作诗体制而移于画”。也正因为李公麟深得杜甫作诗的关纽,即不是只注重画面效果,而是在画面外另有情蕴,才赢得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赞赏。
李公麟曾自白,他作画就是和诗人作诗一样的以画来吟咏性情:“吾为画如骚人赋诗,吟咏性情而已。”苏轼也说,李公麟本来就是诗人,是用诗来作画。《次韵吴传正枯木歌》:
天公水墨自奇绝,瘦竹枯松写残月。梦回疏影在东窗,惊怪霜枝连夜发。生成变坏一弹指,乃知造物初无物。古来画师非俗士,妙想实与诗同出。龙眠居士本诗人,能使龙池飞霹雳。君虽不作丹青手,诗眼亦自工识拔。龙眠胸中有千驷,不独画肉兼画骨。但当与作少陵诗,或自与君拈秃笔。东南山水相招呼,万象入我摩尼珠。尽将书画散朋友,独与长铗归来乎。(《苏轼诗集》,第1962页)
苏轼特别喜欢月亮下的影子,他看到竹子与松树映在地上的影子有如水墨画一样,因而将它称为“天公水墨”。而一个优秀的画家,因为有了诗的加入,使得绘画除了状物之外,更能抒情,甚至另外创造一个“世界”。
图画与诗歌为他们营造了一个高度的审美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们找到了自我性情中最本真的那一部分,也贮存了他们的人生记忆——只要打开卷轴,就可以回忆起曾经在一起的欢乐时光。
诗画可以寄托,也可以成为一种文人趣味。在诗画交错空间里,北宋文人寻得一种新的游戏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仿佛建立了某种游戏世界,这里充满了戏谑与意趣,并让他们成为更加真实的自己。他们频频使得诗酒之会变成诗书画的盛会。在某次聚会上,苏轼画了丛竹怪石,李公麟添了一个骑牛牧童。黄庭坚题了一诗,并在引言中强调,“甚有意态,戏咏”:
野次小峥嵘,幽篁相倚绿。阿童三尺棰,御此老觳觫。石吾甚爱之,勿遣牛砺角。牛砺角尚可,牛斗残我竹。
一句“戏咏”,以及当时所流行的“墨戏”“游戏三昧”,都无不在极力减弱艺术品的实用性而突出其无用性,即诗画的“游戏性”,以达到更为纯粹的审美愉悦。
上面那首《次韵吴传正枯木歌》里面有一句还是引起了旁人的误解。《苕溪渔隐丛话》曰:“东坡《题伯时画马》云:'龙眠胸中有千驷。’议者谓讥其无德而称。余意其不然,如文与可善作墨竹,故《和筼筜谷》云:'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岂亦是讥之邪?又山谷《咏伯时虎脊天马图》亦云:'笔端那有此,千里在胸中。’盖言画马之妙,得之于心,应之于手,若轮扁之斫轮也。”也就是说,除了文与可之外,李公麟无疑是苏轼最推崇和最欣赏的画家。
苏辙又有一首《韩幹三马》诗:
画师韩幹岂知道?画马不独画马皮。画出三马腹中事,似欲讥世人莫知。伯时一见笑不语,告我韩幹非画师。
苏轼紧接着作了一首《次韵子由书李伯时所藏韩幹马》,此诗写于元祐二年(1087)五月,有研究者说这是苏轼以李公麟为题所作的第一首诗,其实应该不是。
李公麟:《山居图》(局部)
《黄庭内景经》的一个副产品
元祐三年(1087),苏轼主持礼部进士考试,聘请了十多位属官,李公麟即为其中之一,可见苏轼对李公麟认可。而张耒《柯山集》中收录的李公麟与张耒、晁补之等人在充当进士考试参详官时互相唱和的诗歌作品有十多首。在锁于礼部试院中不能出去的日子里,他们一点儿也不枯燥,而以李公麟作画为题咏,也成了他们打发业余时间最好的消遣方式,我甚至怀疑苏轼选择李公麟为此次考试的考校官,就是想有比较多的时间看他画画。比如《书试院中诗》: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一日领贡举事,辟李伯时为考校官。三月初,考校既毕,待诸厅参会,故数往诣伯时。伯时苦水悸,愊愊不欲食,作欲马展马以排闷。黄鲁直诗先成,遂得之。鲁直诗云:“仪鸾供帐饕虱行,翰林湿薪爆竹声,风帘官烛泪从横。木穿石盘未渠透,坐窗不遨令人瘦,贫马百啮逢一豆。眼明见此玉花骢,径思着鞭随诗翁,城西野桃寻小红。”子瞻次韵云:“少年鞍马勤远行,夜闻啮草风雨声,见此忽思短策横。千重故纸钻未透,那更陪君作诗瘦,不如芋魁归饭豆。门前欲嘶御史骢,诏恩三日休老翁,羡君怀中双橘红。”蔡天启、晁无咎、舒尧文、廖明略皆继,此不能尽录。予又戏作绝句:“竹头抢地风不举,文书堆案睡自语。看马欲马展顿风尘,亦思归家洗袍袴。”伯时笑曰:“有顿尘马欲入笔。”疾取纸来写之后。三月六日所作皆是也。眉山苏轼书。
对于中国文人画来说,人格品性、思想观念、诗文底蕴、闲暇游戏以及友谊酬唱等,构成了文人最重要的诗画品格。
这一年,李公麟为苏轼画了一张像。有意思的是,他同时把自己也画了进去——这是苏轼书《黄庭内景经》的一个副产品。苏轼写完《黄庭内景经》之后,李公麟在卷前画了一个道家人物,在卷后则画了苏轼和他自己的像,苏轼跋文说:“殿以二士苍鹄骞。”
元祐四年(1089),李公麟作白描山水画《山庄图》,龙眠山庄位于西龙眠山李家畈,今属龙眠乡双溪村李庄,画面表现的是由建德馆至垂云泮的龙眠山庄全景。这是除人物画题材之外,李公麟最重要的一组山水画题材的作品。苏轼作《书李伯时山庄图后》,苏辙竟一口气写了20首诗组诗。
苏轼的《书李伯时山庄图后》,又是一篇重要的美学文献:
或曰:龙眠居士作《山庄图》,使后来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见所梦,如悟前世;见山中泉石草木,不问而知其名;遇山中渔樵隐逸,不名而识其人,此岂强记不忘者乎?
曰:非也。画日者常疑饼,非忘日也。醉中不以鼻饮,梦中不以趾捉,天机之所合,不强而自记也。居士之在山也,不留于一物,故其神与万物交,其智与百工通。虽然,有道有艺。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吾尝见居士作华严相,皆以意造而与佛合。佛菩萨言之,居士画之,若出一人,况自画其所见者乎!
对于一位好的艺术家来说,他的创作应该就像出于本能一样。
东坡铭李伯时洗玉池
李公麟除了是一位好画家,更是一位文物收藏者和考古家。宋代正在兴起的考古学和金石学之热,李公麟是一位绕不过去的人物。
《能改斋漫录》说李公麟:“雅好钟鼎古文奇字,自夏商以来,以先后次第之。闻一器,则捐千金不少靳,所蓄日富,具为图记。蔡天启尝得商祖丁彝,李尤宝爱,因作诗以赠云:'上溯虞姒亦易尔,下者始置周秦间。造端宏大町畦绝,往往世俗遭讥讪。’盖实录也。”在《能改斋漫录》卷十四《东坡铭李伯时洗玉池》还有一段珍贵而有趣的史料:
东坡有《李伯时洗玉池铭》,始予读之,皆不得其说。其后得伯时石刻序跋,乃能明其意。盖元祐八年,伯时仕京师,居虹桥,子弟得陈峡州马台石,爱而致之斋中。一日,东坡过而谓之曰:“斫石为沼,当以所藏玉时出而浴之,且刻其形于四旁。予为子铭其唇,而号曰洗玉池。”而所谓玉者凡一十六:双琥璩、三鹿庐、带钩、珌琫、璊瑑、㺽水、苍佩、螳螂、钩佩柄、珈琐、珙璧、珥玤㮎、璩㼈等是也。伯时既下世,池亦湮晦。徽宗尝即其家访之,得于积壤中。其子硕以时禁苏文,因潜磨去铭文,以授使者。于是包以裀褥,栖以髹匣,舁致京师,置之宣和殿。十六玉,唯鹿卢环从葬龙眠,余者咸归内府矣。东坡铭刻与伯时序跋,昔有而今亡,而池亦归天上。惜其本末不著,后世将有读坡铭而不能晓者,因具于此。陈峡州即陈彦点,字子真,自号懒散云。
关于这一故实,有说是元祐五年(1090),有说是元祐八年(1093),孔凡礼《三苏年谱》将它放在元祐五年,那就姑且也放在元祐五年。
原来是李公麟从陈峡州即陈彦默——吴曾写作陈彦点,字近而讹——那里得到了一块马台石,苏轼去李公麟家里串门,爱石的苏轼出主意说,不妨将石刻成一个池沼出来,然后家里收藏的种种古玉,可以在这里清洗,名字叫“洗玉池”,我还给你作一个洗玉池铭。回到家,苏轼就给他写了一个《洗玉池铭》:
惟伯时父,吊古啜泣。道逢玉人,解骖推食。剑璏戚珌,错落其室。既获拱宝,遂空四壁。哀此逢玉人,解骖推食。剑璏戚珌,错落其室。既获拱宝,遂空四壁。哀此命也,久就沦蛰。时节沐浴,以幸斯石。
东坡还将此铭文在写完大字本后又格外认真地写了一个小字本,这就是文集中所保留的唯一一封与李公麟的信:
辱手示及惠新酿,感愧殊深。即日起居佳胜,《洗玉池铭》,更写得小字一本,比之大字者稍精。请用陈伯修之说,更刻于石柱上为佳。人还,奉谢。(《苏轼文集》,第1509页)
信中所说的陈伯修,即陈师锡。《籀史》卷上《李伯时考古图五卷》提到了这个人:“友善陈散侯,惠我泗滨乐石沼,敬怀义德不敢辞。乃用琱古宝十有六,玉环四周,受泉其中,命曰洗玉池。永嘉明德,恭祈寿康,子子孙孙无疆,惟休永宝,用之无已。”
但是,正像苏轼铭文中所说的,洗玉池的命运也堪发一浩叹:朝廷禁毁苏轼诗文,李公麟的儿子偷偷把刻在洗玉池上的铭文磨了。李公麟死后,这些心爱的16块古玉,只有一块玉陪他入葬,其他的竟然都被徽宗收入内府,洗玉池也不知去向。
苏轼 《三马图赞并引》纸本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此卷是苏轼为李公麟所画《三马图》书写的赞文。作于苏轼谪居惠州时,时年六十二岁。此时苏轼的心态已渐趋平和,反映在书法上,则笔墨更加沉稳从容,结字章法也不再追求变化,呈现出人书俱老之态。
李公麟为苏轼画过不止一幅画像
《宋人轶事汇编》卷二十四李公麟条,引《邵氏闻见后录》的记载,说李公麟在苏轼再次被贬岭南时的表现,却让人大跌眼镜:
晁以道言,当东坡盛时,李公麟至为画家庙像。后东坡南迁,公麟在京师遇苏氏两院子弟于途,以扇遮面不一揖,其薄如此。故以道鄙之,尽弃平日所有公麟之画于人。
晁以道(1059—1129)即晁说之,他说,苏东坡居于高位时,李公麟主动为苏东坡的家庙画像,然而当苏轼被贬之后,李公麟却在大街上见到苏轼兄弟的子女时不打招呼,还故意用扇子遮住脸装作看不见,这让晁以道特别气愤,回到家中,即将李公麟的画都送了人。
倘若这一记载是事实的话,那李公麟的人品真的还不如米芾。那么,苏轼对李公麟又如何呢?
苏轼曾经见过西域所贡分别名为“凤头骢”“照夜白”和“好头赤”的三匹宝马,“首高八尺,龙颅而凤膺,虎脊而豹章。出东华门,入天驷监,振鬣长鸣,万马皆喑,父老纵观,以为未始见也。”他极其喜爱这三匹马,就请李公麟画下来,直至被贬惠州之时,他还随身带着。
绍圣四年(1097),苏轼再次展卷欣赏这幅画时,以澄心堂纸在在卷上题了一个长跋,此即《三马图赞》:
吁鬼章,世悍骄。奔贰师,走嫖姚。今在廷,服虎貂。效天骥,立内朝。八尺龙,神超遥。若将西,燕西瑶。帝念之,乃下招。籋归云,逝房妖。
文中提到的“鬼章”,即青宜结鬼章,是北宋时期唃厮啰的将领,他曾在熙宁七年(1074)率军数万出河州,以计杀景思立,重创宋军;然而在元祐二年(1087),他被宋军俘获后送到京师,哲宗亲手将他释放,授陪戎校尉。
李公麟完成此画,同时也得到鬼章的帮助。
元符三年(1100),北归途中的苏轼遇到李公麟的弟弟李公寅,还向他打听李公麟的身体状况。《与李亮工六首》的第二简,即提及此事:
见孙叔静言,伯时顷者微嗽,不知得近信否?已全安未?(《苏轼文集》,第1761页)
对老友的关切之情,跃然纸上。
苏轼在北归途中,在选择住在什么地方最适合的时候,大概想起了他以前写过的那篇与龙眠山庄有关的文章,甚至想住到李公麟所住的舒城那里去:
某更旬日乃行,逾远,怅望。意决往龙舒,遂见伯时为善也。(同上,第1762页)
不知李公麟在得到苏轼对他仍然一如继往的感念时,又做何想。
李公麟为苏轼画过不止一幅画像,孔凡礼《三苏年谱》卷五十二就不太相信晁以道的说法,认为苏轼在被贬儋州时,还曾为他画了两张像,有一幅名为《东坡乘槎图》。
关于苏轼的长相到底如何,李公麟版应该是最接近的,黄庭坚对李公麟画的一幅东坡的坐像有描述:“庐州李伯时近作子瞻按藤杖,坐盘石,极似其醉时意态。此纸妙天下,可乞伯时作一子瞻像,吾辈会聚时,开置席上,如见其人,亦一佳事。”能够得到黄庭坚的认可,可见此像形神俱肖。黄庭坚一共有三首《东坡先生真赞》,其二是题在李公麟画上的:
岌岌堂堂,如山如河。其爱之也,引之上西掖銮坡。是亦一东坡,非亦一东坡。槁项黄馘,触时干戈。其恶之也,投之于鲲鲸之波。是亦一东坡,非亦一东坡。计东坡之在天下,如太仓之一稊米。至于临大节而不可夺,则与天地相终始。
李公麟的画,黄庭坚的赞,苏轼的人格魅力,配在一起,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最完整的中国文人的形象。
北归途中,苏轼曾经与朋友一起到金山寺,在金山寺中看到了李公麟给他画的画像,无尽感慨涌上心头,写下了那首含泪带悲的《自题金山画像》: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首诗是东坡一生的总结——四句诗除了表明东坡晚年的心境之外,同时也更像是东坡对让他无法把握的人世的告别!

文|刘墨   刊于《艺术市场》2020年10月号

编辑|梁毅   排版|田甜

来源:艺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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