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阵 | 强势的主体：杜拉斯笔下的女性

1984年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作品《情人》获得法国文学的最高奖，龚古尔文学奖。

早在颁奖之前，这位一向被认为是枯燥的，知识分子式的女作家就凭借这部作品获得了超高人气，在很短的时间内，创造了作品销量过百万册的奇迹。

人们被小说中丰富的情感，力量和激情所震撼，同时也因为这部自传性的作品记住了一个善于写作情爱的女作家。

但这远非杜拉斯的全部，她一生写了70多部作品，拍了20部电影，还有好几段引发公众关注的非同寻常的爱情经历。

杜拉斯1914年出生于法属印度支那西贡西北部的嘉定，18岁之前一直生活在那里，作为一个成长于殖民地的底层白人，她的种族，身份和经历造就了她与众不同的视角和眼光。

那片雨水丰沛气候炎热的殖民地，被她称为自己的“水乡祖国”，这里也成了她人生和写作的底色。

在她的一部作品《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她讲述了这个困窘的白人家庭的一次悲惨的遭遇。

她的母亲为了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倾尽所有买下了一片300公顷的水稻种植田的租让权，但没有想到的是，她被骗了，这是一片被海水侵蚀的盐碱滩，根本没有办法有任何的收获。

作为殖民者的白人反过来沦为了殖民主义的受害者，母亲哭诉无门，决定建造一座对抗海水的堤坝，这一行为天然带有一种西西弗斯式的荒谬与悲壮，也凸显了殖民地白人家庭的困窘与无奈。

在后来的作品中，杜拉斯深情回忆道：“她是让贫穷给活剥了的母亲，或者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在一生各个时期，永远对着沙漠，对着沙漠说话，对着沙漠倾诉，她永远都在辛辛苦苦寻食糊口。”

据说杜拉斯的母亲很不喜欢这部作品，但这部作品却让杜拉斯收获了众多的关注和追捧，真正让杜拉斯获得世界性声誉的《情人》也是一部自传性小说。

人们通常把它看成是一部细腻大胆的情爱小说，精华是对一场热烈而隐秘的情事充满深情的回忆，但读完作品你会发现，其实描写爱情的部分是克制的。

爱情中的女主人公是异常冷静甚至出离的，她最强烈的感情反倒是投入了对家族亲情的叙述中。

在作品中，女主人公对家人的厌弃，对大哥的憎恶随处可见，而对“小哥哥”的深情远远超过了对男主人公的爱情。

所以也有人认为这部作品中还藏着一段不伦之恋，这显然也是与杜拉斯的人生经历高度契合的。

放下事实的考辩不论，回到作品的世界中来，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其中的叙述主体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年轻姑娘，但是她却拥有一种与她的年龄不相符的早熟与世故。

这个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只是主人公自我建构的一个工具，就像那顶宽边礼帽一样，用以标明主体的身份，或者强调某种特征，这显然与人们通常理解的浪漫爱情大不一样。

这个小说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开头：“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

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的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

那时候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我们知道，很多作品的气质和特点，在开头的第一段就透露出来了，这个开头之所以能被反复传颂，奉为经典，就是因为它很独特。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究竟独特在哪里？

一：这个开头首先奠定了第一人称叙事的基本视角，而这个视角又叠合上了回忆的时间维度，这个时间还不是很短的时间，从少女到老妇，对一个个体生命来说，这几乎就是两头了。

从这里开始整个作品就奠定了一个双时间并行的奇特结构，就是回忆的主体时间和回忆中的故事时间是同步并行展开的，回忆的主人公会随时跳出来发表议论。

二：这就好像“我”同时拥有了少女和老年的两个分身，从而产生一种奇妙的叙事效果，这个开头预示着一场绵延几十年的爱情，想必一定是铭心刻骨的爱情。

这个爱情是过去时的，但一直延伸到现在，并且影响了“我”对自己的认识。

三：这是一个完全从女性角度叙述的自白，是非常自我中心的，甚至有点自恋，这种绝对的，大写的自我，是杜拉斯被视为女性主义作家的一个重要标志。

接下来，作者用一段一唱三叹的，甚至接近诗歌一样的语言将读者带入到了几十年前闷热潮湿的一段往事之中。

叙事从湄公河上的一个渡轮展开，在这个十五岁半的白人少女眼里，这里既没有春天，也没有季节的更替嬗变，生活一成不变，平静得令人绝望。

她的家人虽然是法国殖民者，但是也是没落贫穷的社会底层，他们保有着殖民者的傲慢，努力维持着自己的尊严，但同时又不得不面对破败不堪的生活。

其实看不到一点希望，在这种绝望的镜框中，一家人互相伤害，互相折磨，但是她说，我们不是那样，我们没有挨过饿，我们是白人的孩子，我们有羞耻心，我们还雇有一个仆役，我们有时也吃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确实如此，就算这些东西，也是仆役弄的，他伺候我们吃饭，所以在渡船上，这个白人女孩发现一辆黑色豪华汽车中，有一个风度翩翩的男人正在注视自己。

她其实看到了一个生活的转机，同时这也暗示着一种天然不平等的关系，女孩面对汽车中的男人，她的第一个看似客观的印象是“他不是白人”。

这个看似客观的描述其实带出来的是一个殖民主义的主题，小说中的“我”是属于殖民者的阵营，虽然生活过得极度困窘，但是面对汽车里的男人，就觉得他是来自一个弱势种族。

尽管他是来自于一个非常富有的家族，这就使得两个人的关系有一种天然的错位，但即便如此，故事中的“我”仍然是这段关系中的绝对主宰者。

因为我的这个情人软弱，他的财富来自于他的父亲，他不敢也无力反抗，而在“我”的家庭生活中，父亲这个强势的男权符号是一直缺失的。

所以我从心底里是看不起这个懦弱无能的男人的，这又是一种与传统性别关系相反的错位，“我”不爱他，“我”对这个男人是一种怜悯与依赖交织的奇特感情。

但是这种双重错位的关系，使得这段交杂着情欲和憎恶的感情变得与众不同，铭心刻骨。

小说中着重刻画了两人初见时，女主人公戴着一顶特别的帽子，那是一顶平檐男帽，玫瑰木色的，有黑色宽饰带的呢帽。

在这顶男人戴的帽子下，女主人公形体上那种讨厌的纤细柔弱，童年时期带来的缺陷，就换了一个模样，那种来自本性的原形，命中注定的资质也褪去不见了。

正好相反，它变成了一个女人有拂人意的选择，一种很有个性的选择，在叙事者看来，这鞋和帽子本来是不相称的，就像帽子同纤弱的体形不相称一样。

正因为这样，我反而觉得好，我觉得对我合适，这个带有强烈男性符号的帽子，是叛逆又倔强的女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外化，同时也是杜拉斯独立精神的写照。

终其一生，她都拒绝被任何一种标签或潮流裹挟，不断地用强硬的姿态坚持自我，与外界对抗。

其实除了情爱之外，构成杜拉斯人生和创作的最显赫的平行主题是政治，特别是她对于殖民，女性，犹太人，共产主义的关注一以贯之。

但她又不完全从属于任何一个政治组织，她曾经被法国共产党开除，但她声称自己骨子里信仰共产主义。

她曾经被视为当代女性主义的一面旗帜，但她又刻意与女权主义运动保持距离，她曾经积极奔走，营救二战中的犹太人，但也曾经全力歌颂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

种种矛盾之下，是她奔涌的生命之河中不竭的激情，在《情人》中，她曾经写道：“激流是那样凶猛有力，可以把一切冲走，甚至一些岩石，一座大教堂，一座城市都可以冲走。

在河水之下，正有一场风暴在狂吼，风在呼啸。”

这是一个少女眼中，雄伟凶猛的湄公河，又何尝不是对表面平静之下汹涌澎湃激情的写照。

杜拉斯传记的作者曾经说过，贯穿她一生的关键词其实是“激情”，对政治，对情爱，对自我，她都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激情。

这种激情使得她冲破了时代和身份的束缚，张扬出特别的个性，这或许正是她被视为现代女性精神象征的真正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