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进行时——写好看的历史195

第十二章 庆历新政(一)

195 三冗

庆历三年（1043）三月，宰相吕夷简罢职回乡。

从天圣七年（1029）到庆历三年，十多年里，吕夷简一直是执掌中枢的首席宰相（期间有两年外放），在位时间仅次于开国功臣赵普。无论赵祯身边的宰执大臣如何走马灯式地更换，他却总能奇迹般地屹立不倒。

吕夷简在位时期，正是宋朝最为鼎盛的时光，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然而，无论是王朝还是个人，都逃不出盛极而衰的规律，当一个个体发展至最繁盛的时候，也往往是它弱点积弊到最深的时刻，一旦越过巅峰，所积累的矛盾会不断释放，个体也会逐渐走向衰落。

进入庆历年间，精明了一辈子的吕夷简终于有了迟暮之感。西北的战火，将这个看似繁盛的王朝的弱点完全暴露出来，朝野上下都充斥着不满的声音。人们不敢把失败归咎到皇帝赵祯身上，而吕夷简无疑成了众臣宣泄不满的最佳目标。

庆历二年的一个冬天。一向行事谨慎的吕夷简犯了一个小错误。那是在一次大型的朝会上，吕夷简作为领班大臣带领群臣叩拜时，鬼使神差地少拜了一次。古代的朝会礼仪是非常讲究的，根据不同的身份和场合，众臣在排序、穿着、动作都有详细的规定，一旦出现差错，就要接受责罚。

吕夷简犯下了一个低级错误，为反对者提供了口实。于是，他立刻招致了御史的猛烈攻击，再后来，礼仪问题逐渐演化成了对吕夷简执政成果的大批判。一通口水狂淹之后，赵祯不得不下决心放黜这位陪伴了自己多年的老臣。

庆历三年，六十五岁的吕夷简以太尉衔致仕，并于一年后病故。

吕夷简退出了历史舞台，与此同时，范仲淹、韩琦从西北前线回到朝中，赵祯对宰执班子进行了大规模地换血，人员调整之广堪比亲政之初。一切都预示着，一场变革巨浪即将涌来！

在历史上，很多王朝都会走到一个变革的关口。这就好比你的一辆车，开久了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毛病，必须修理一下，才能继续上路。如果你拒绝修车，强行开着破车上路，迟早会出交通事故，到那个时候，修车恐怕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你只能换一辆新车。

修车就是自上而下的变革，换车就是自下而上的革命。修车费钱，换车却要付出铁和血的代价。

时间到仁宗时期，大宋牌汽车也出现了不小的毛病—— “三冗”问题。

冗官、冗兵、冗费。

所谓“冗官”，就是当官的人太多了。我们此前说过，宋朝信奉“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信条，立国以来大开科举之门。科举取士一多，当官的人自然就多了。再加上优厚的恩荫制度，使得官吏数量急速膨胀。以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为例，当时宋朝的官员人数是一万名左右，而到了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3），官员人数已经达到两万余人，短短四十年间，整整翻了一番。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统计的只是在编官员情况，并不包括那些编外的小吏，如果把武都头、宋押司等人都算在内，吃皇粮的人就更多了。

伴随着官员数量的增长，宋朝的官僚机构也在不断膨胀。原因很简单，如果不增加些机构和岗位，如何安置那么多凭空多出来的乌纱帽？然而，官位变多了，官员要办的事还是那么几件，于是一件事被分割成了多个机构和人员来干，机构与机构之间，岗位与岗位之间，职能交叉重叠，反而导致了行政效率的低下。所谓“叠床架屋、十羊九牧”是也。

如果大家对抽象的说理没有直观印象的话，我们可以看一段文学家王禹偁的记载。王禹偁称，自己还是个穷书生的时候，家乡济州只有两个官：一个刺史和一个司户，等科举中第回乡，发现一下子冒出刺史、通判、副使、判官、推官、兵马监押等六个官员，后来还增加监酒税、司理等官员。于是，王禹偁哀叹：一个州尚且如此，全国就不用说了（一州既尔，天下可知）。需要说明的是，王禹偁是宋朝初年的人物，在真宗初年就去世了，他所反映的还只是赵匡胤、赵光义统治时期的情况。

可见，宋朝从立国开始，就成了最慷慨的乌纱帽批发店，导致官员数量成倍猛增。较为讽刺的是，尽管宋朝的官僚机构不断增扩，但还是满足不了官员数量的直线上升，官位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以致出现了“排队当官”的滑稽场面。

宋代官员实行定期轮任制。比如，你是一个地方上的小知县，当你干满三年后就得回到开封述职，然后坐等上边给你安排一个新岗位。然而，这次等待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很可能一下子消耗掉你几个月时间。当你伸长脖子左顾右盼，终于等到一张委任状的时候，不忙，你也别急着赴任。因为，很可能你要去的新岗位上还有人占着呢。我们说过嘛，这里“官多位少”。

所以，宋朝的一个官位经常会同时批发给好几个人，大家必须遵守秩序，排队等候，等别人到期走了，才会轮到你。当然，前提是你必须是这个官位第二顺位等待者，否则你还得继续耐心等。这种排队当官的现象称为“待阙”。宋朝初年的时候待阙现象还比较少见，此后越来越严重，以致出现了“三四人守一阙”的奇观。

宋朝除了官多，还有就是兵多，是为“冗兵”。

宋朝长期边患不停，导致士兵数量也不断攀升。比起官吏的数量激增，兵员的增长速度更加触目惊心。咱们还是以数字说话，宋朝枢密院曾统计过太祖开宝年间、太宗至道年间、真宗天禧年间、仁宗庆历年间的全国军队数额，分别是37.8万、66.6万、91.2万和125.9万，七十余年里，增幅达到233%。

宋朝的兵员在不停增加，但军事实力却不增反降。在宋朝，当兵并不是一个光荣的行当，所以大多数将士都缺乏工作积极性，平时好吃懒做，战时军纪散漫，毫无战斗力可言。

宋朝的商品经济很发达，一些将领打仗的水平不怎么样，做生意的水平却很高，把属下的士兵当成了私人工具，指使士兵从事运输、营造等生意，为自己谋取暴利，甚至还有人专门组织手巧的士兵搞织绣赚钱。

你没看错，我说的就是绣花。说实话，每每看到这些记载，我都会浮现一排五大三粗的汉子埋头做针线活的样子。如此看来，宋军一败再败，真是一点都不冤。

于是，军事羸弱的宋朝却养着出奇庞大的一支军队，这成了又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现象。

冗官、冗兵的结果直接导致了“冗费”。这点非常容易理解，吃皇粮的人多了，国家财政自然会吃紧。宋朝的官吏不但数量多，待遇也非常优厚，除了固定俸禄以外，隔三差五还会给点恩赏，如此一来，当然是一笔大开销。相比官员俸禄，军费的开支更大，因为宋朝实行的是募兵制，士兵就相当于政府的雇佣兵，平时并不屯田耕作，朝廷不但要全额负担粮饷，还要为他提供武器装备。战事一起，军费的支出还会成倍增加。庞大的军费开支甚至一度占到了财政支出的六分之五。

官冗于上，兵冗于下。尽管宋朝的经济发展迅速，财政收入大幅增加，但是赚钱架不住花钱快。根据宋朝的财报，在太宗赵光义时期，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刨去开支，还能余下大半，到了真宗赵恒时期，只能是略有结余。如今轮到赵祯这里，只能是收支勉强相抵，如果继续放任这种情况恶化下去，势必将要出现财政赤字，赵氏公司就将面临破产倒闭的风险。

“三冗”问题已然成了宋朝牌汽车继续行驶的最大障碍，车主赵祯为了不出事故，决定找人对车进行一番大修理。至于请谁当修车师傅，他的心中早已有了合适的人选。

庆历三年九月，赵祯再次大规模调整宰执大臣，最终确定了一套全新的执政班子。众望所归，范仲淹、富弼分别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和枢密副使（韩琦短暂出任枢密副使后又外任陕西宣抚使）。此时担任宰相和枢密使的分别是章得象、晏殊和杜衍，几位老臣名义上是两府的最高长官，实际上却不怎么管事。于是，范仲淹和富弼成了真正的掌舵者，他们成为支持赵祯开展革新的基础力量。

与此同时，赵祯又果断重用了一些年轻官员，为宋朝政坛补充大量新鲜血液。这些官员大都富有朝气和理想，拥有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状况强烈意愿。在这些政坛新锐，有两个人的名头最为响亮。

欧阳修和包拯。

一个大名鼎鼎的文豪和一个鼎鼎大名的清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