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诞生记，与你想象的大不相同
孩子们每天八时起床。一小时后托尔斯泰同他们共进早餐。他早上一向脾气很坏,孩子们都想办法躲着他,不跟他讲话。他总是狼吞虎咽地吃了两个煮鸡蛋,端着一杯茶,拿上几枝香烟,就回到书房去了。香烟是索尼娅亲自为他卷的(她每月还在出现新月的时候为他修剪胡须)。他不到下午五六点钟不露面,在他走出书房的时候,全家突然变得生气勃勃,孩子们也都可以尽情玩耍了。
晚饭后是全家聚会的时间。十点钟饮茶,然后孩子们就上床了。托尔斯泰通常在两小时后也去睡觉,只剩下索尼娅一人在全家安睡的寂静中开始她的工作。
午夜,万籁俱寂,这静静的几小时,是索尼娅一人的世界。书桌上闪烁的烛光在墙上留下摇曳的暗影,她紧紧裹着一条毛围巾工作,但是到了凌晨三时,炉火已经化为灰烬,她的手脚冻得冰凉。她长时间地低头抄写,颈项和肩膀都僵硬了。她已经是睡眼惺忪,可还是小心翼翼地用吸墨纸把稿纸上的墨水点吸干,盖上墨水瓶,把烛台上的蜡烛吹灭,仅留下一支。她一手端着烛台,一手拿着托尔斯泰的手稿本(里面夹着她刚刚抄好的稿子),蹑手蹑脚地走进他的书房,把手稿本放在桌上,等他几小时后醒来工作时用。索尼娅然后悄悄穿过夜寒袭人的、黑沉沉的走廊,回到她的寝室。她先把床旁的闹钟拨好才上床,因为她三小时后还得给婴儿喂奶(她怀中仿佛总有个吃奶的婴儿)。每天的日程是很紧的,但是,索尼娅为自己能够参与她丈夫的工作而感到欣慰,《安娜·卡列尼娜》的情节也深深吸引着她。
《安娜·卡列尼娜》一书的写作即将完成,对此,托尔斯泰跟索尼娅不同,他的感觉是如释重负,因为他始终觉得这本书不令人满意。他曾在一八七五年写道:“我现在又动手写我那本使人厌烦的、俗不可耐的《卡列尼娜》了。我只有一个愿望,越快脱手越好。”
索尼娅当初和托尔斯泰结婚时,他是个不信宗教的人,现在却是个虔诚的正教教徒。索尼娅同意信奉俄罗斯正教,对它的教义没有提出任何疑问,但它在她的生活中不占重要地位。
不论她作出怎样的努力,她也不能象托尔斯泰那样成为一个笃信宗教的信徒。他定期斋戒,长时间地祈祷,越来越经常地到教堂去,他要求索尼娅陪同他到教堂去向神父认罪忏悔,当她终于同意陪他去的时候,他又告诫她:“神父一定会问你,是不是在四旬节斋戒了。”
“我知道。”
“那么,你就不能开斋,要不然就得对他说假话。”
索尼娅却选择了第三种做法:她陪他向神父认罪忏悔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她写信给塔尼娅说:“我们现在真正是在从事《安娜·卡列尼娜》的写作了,那就是说不间断地写。列沃契卡(托尔斯泰的爱称)此刻是精力充沛,专心致志的,他每天都写好整整一章,我拼命抄写,在这封信下面就是昨晚我为他新誊写出来的一章稿子。”
索尼娅一家在那年夏天是异常忙碌的,她的妹妹塔尼娅全家住在曾经开办过学校的厢房里,以后每年夏天她都来小住,整栋房子成了大小年龄不等的孩子们、他们的家庭教师、保姆和老师的天下。两个青年人每星期六和星期天来额外给男孩子上课。索尼娅又怀孕了,十二月初临产。
在玛莎出生之后,她就不愿再怀孕了,她主张采取某种节制生育的措施。她的要求使托尔斯泰感到震惊和厌恶,他们不止一次地在这个问题上激烈争吵。
索尼娅对于托尔斯泰抛开一切、一心一意地修身养性的做法,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对宗教真理的追求,是一种“狂热的、真诚地探索”,但是她不想跟着他在精神上彷徨游荡。
一八七七年十二月中的那一天,一个以她的父亲名字命名的男孩安德烈诞生了。索尼娅说,这个孩子的出生,似乎把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从心灵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了”。
他开始写一本关于十二月党人的小说,在一段不长的时期内,他恢复了他的精神高昂的老样子。可是不久,他又把这本小说扔在一边,重新撰写有关哲学一宗教的著作。在孩子们面前,他现在是“一个严厉的、吹毛求疵的道学先生”。他时常叫谢廖沙、伊留沙、塔尼娅和廖瓦坐下来,向他们提出一大堆令人困扰不安的论点和问题。
他的感情发的言论使孩子们害怕,他们往往看见他就吓得“悄悄溜走”,索尼娅看到孩子们无忧无虑的愉快心境被他破坏了,不禁产生一种怨恨情绪。她在安德烈诞生后写信给她的妹妹塔尼娅说:“我像一架机器一样,从早到晚,从夜间到白天,为教育和照料这一家子片刻不停地工作。”
后来,多年辛勤工作的报酬从天而降,《安娜·卡列尼娜》一书带来巨额版税。他们当年的收入(其中一部分应归功于索尼娅对农庄的精明管理)将近三万卢布。他们的生活是富裕的,索尼娅的梦想之一至少已成为现实。
她的心情仿佛是一个刚刚摆脱多年服丧生活的寡妇。她艳羡地望着时装杂志上的新装:带有波纹的丝绸和色泽鲜艳的软缎礼服,开得很低的领口装饰着手工精致的花朵。但是她知道托尔斯泰无论如何是不会赞同其中任何一种款式的。她派人去圣彼得堡买来一件流行的黑丝绸长裙,作为去莫斯科旅行时穿著的新她把几间房屋整修一新,又增加了佣人。她还雇了两名专门看门和侍候客人的男仆,让他们穿上红背心,戴上白手套,这使托尔斯泰大为反感。
在一个短时期内,索尼娅似乎是无比幸福的。自然,每当她看到窗户外面远远的三座小小坟墓(她的不幸夭折的孩子们的安息地),心里还会感到一阵刺痛,不过她膝下那时已经有了六个漂亮的子女。
突然,正象托尔斯泰当初笃信正教那样,他决绝地摒弃了宗教。他再也不理解和祈祷。他猛烈抨击教堂的种种仪式和作风,而且拒绝去做礼拜。在这之前,在奥普蒂纳·帕斯特延寺院发生的一件事使他大失所望。他同一个仆人谢尔盖·阿尔布佐夫长途跋涉地步行到那里去朝圣。寺院僧侣把托尔斯泰当作一个穷苦农民,让他住在一间肮脏的、满是虱子的小房间里，谢尔盖·阿尔布佐夫眼见托尔斯泰伯爵受到如此贱的待遇,不禁勃然大怒,他气冲冲地把他主人的身份告知寺院的僧侣。他们连忙把他请进最好的房间并设宴招待。这种谄媚权贵的作风使他深恶痛绝的教会曾经具有的魔力顿时消失殆尽。
托尔斯泰不再信奉正教之后,仿佛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他由于自觉犯了大罪、亟需忏悔而痛苦万状。他多次谈到自杀,而且担心自己会猝然采取轻生的行动。他不再去郊外狩猎,唯恐自己可能会把枪口转向自身。
孩子们感到迷惘不解。他们的世界似乎骤然分成两个阵营:托尔斯泰属于一个阵营,索尼娅和“所有其他人属于另一个阵营”。他们的儿子伊利亚后来写道,这是托尔斯泰“焚毁偶像的黑暗时期”
他过去曾把家庭生活理想化,满怀亲爱之情地在三本小说里描绘了一个同他本人境遇相似的贵族的生活经历,突然之间他却开始抨击并公然反对这种生活。他曾经按照当时的风尚,让他的儿子们接受正统的大学教育,后来却对当时评定学术成就的准则提出责问;他曾经经常求诊于扎克哈林医生,还派人去莫斯科为他的妻子儿女请大夫来看病,后来却突然对医药大肆攻击;他一向热爱体育运动而且专爱猎取狼、熊和其他各种野兽,后来却又把打猎说成是“追逐猎犬”的无聊游戏;他曾在十五年之内积蓄金钱,从萨马拉的巴什基尔人手中廉价买下他们的土地,后来却又把财产称为罪恶的渊薮,把金钱视为贪污得来的不义之财;最后一点,他曾经毕生献身文学,后来却又懊悔自己不该从事这种活动而且简直要与文学一刀两断。
托尔斯泰在五十岁的时候成为一个痛悔过去的罪人,但是曾经在三十五年的一半时光内完全为他而生活的索尼娅,却没有什么可悔罪的。她眼看托尔斯泰在精神上受到折磨,可是他却不肯向她寻求慰藉。他们再没有任何共同兴趣。更糟糕的是,他鄙弃她的兴趣,而且“对他们的同居生活”痛加斥责。全家发现,他整天“沉默寡言,愁眉苦脸,而且动不动就发火。”
每当孩子们由于举办戏剧晚会、兴致勃勃地打槌球或者吃上一顿丰富的晚餐而兴高采烈的时候,他却往往要对孩子们长篇大论地做一番说教:“我们肚子里塞满了炸肉片和糕点,可是在萨马拉,正有成千上万的人饿得肚子肿胀而死去。”…我们现在坐在炉火熊熊的温暖房间里,外面却有人冻死,只是因为没有人让他们借宿一夜。”
当时谢廖沙十五岁,塔尼娅十四岁,伊留沙十二岁,廖瓦九岁,玛莎七岁。他们根本不可能以托尔斯泰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强烈的同情和尊敬的心情来对待农民和香客。他的孩子们不曾按照他的新信仰的模式改变他们的生活,这使他沮丧和失望。他觉得他们都不理解他。
托尔斯泰以后在醒着的每一时刻,都把自己埋在哲学和宗教书籍以及条约堆成的“大山”里。他日夜阅读、写作和思考他一心关注的精神方面的各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