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一个小学老师被军统骗到训练班，两年后，32名特务被抓
1940年10月的一天，陇东中学教师吴南山迈着沉重的步伐进了副校长陆为公的办公室，当时陆为公正在批文件，他放下手中的工作，热情的让吴南山坐下，然后问：“小吴，你找我，是工作中遇到了什么难题吗？”
吴南山低下头沉思了好一会，陆为公也不催促，他一直耐心地等着吴南山开口。
吴南山想了想，抬起头来对陆为公说：“陆校长，其实，其实……我之前和你说过我出去学习了一段时间，其实是被骗进了一个所谓的战时游击战术干部训练班……”
陆为公脸上的笑容消失，他变得严肃起来，打断吴南山的话问：“战时游击战术干部训练班？这是个什么样的训练班？”
陆为公之前曾在延安中央组织部训练班、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陕甘宁边区政府政权训练班等学习，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战时游击战术干部培训班，他敏锐的察觉到这个训练班很不寻常。
吴南山赶紧说：“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特务训练班，从训练班毕业之后打入陕甘宁边区，然后等待唤醒，执行特殊任务。”
陆为公脸上的表情很凝重，他对吴南山说：“小吴，你将这个训练班的具体情况仔仔细细地说给我听。”
于是吴南山就开始从一年前说起。
吴南山是甘肃庆阳人，庆阳城是四省枢纽，北通宁夏银川，南达四川汉中，东到陕西延安，西至甘肃兰州，也因此，庆阳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1939年的庆阳城内，既有国民党的县政府、县党部，也有共产党的抗日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
而吴南山高中毕业之后曾在樊家庙短期义务小学任教师，当时的吴南山虽然只是一个小学老师，但也算是当地比较有文化的年轻人，他和共产党打交道还是比较多的，当地的农会主席和地保等都是共产党，他们经常让吴南山帮忙写材料。
一来二去，吴南山对共产党比较有好感，同时对国民党却相比比较反感，尤其是国民党政府停发教师工资后，吴南山还带着一些老师去闹过，也正是这个原因，吴南山不久之后就失去了自己的工作。
1939年12月份，陇东地区国共之间摩擦不断，庆阳县教育局局长认为吴南山心向共产党，所以不给他分配工作，失业的吴南山不得不另寻出路。
他在思考了几天之后，对自己的未来有两条不同的设想，其一就是报考一个学校，再次进入学校读书，毕业之后出来继续从事教育工作；其二就是加入到抗日队伍中去。
在他的想法中，无论选择哪一条，都通向一个地点，那就是重庆，他和几个老乡离开家乡，去重庆寻找出路。
但当他走到汉中做短暂停留的时候，在汉中结识了一个人，吴南山和这个人相谈甚欢，并表达了自己想要学习和参加抗日战争的想法。
那人就告诉吴南山，汉中有一个战时游击战术干部训练班，就是免费培训抗日干部的，从那里毕业之后就可以去抗日前线。吴南山一听很感兴趣，那人还给了吴南山一封介绍信，让他在住的地方等着，会有人来接他入学。
不久之后，杜长城就寻到了吴南山的住处，然后带着吴南山到了汉中东郊十八里铺陈家营的一处院落里，这是一个地主庄园式三进的院落，吴南山去到这个院落已经是1940年的春天，他被安排进第四期的训练班，进行为期两三个月的学习和训练。
吴南山是带着满腔的热情进入这一处院落的，然而现实却让他失望了，他以为这是一个抗日干部培训学校，却没想到这其实是一个军统负责的特务训练班。
1938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这就是我们熟知的军统。军统成立之后，负责人戴笠开始大肆培养特工，于是就有了特种技术训练班，简称特训班。
特训班有地域特色，每个地方的特训班都冠上地名，比如说甘肃兰州的兰训班、湖南醴陵的陵训班、四川重庆的渝训班等。
这些特训班虽然都是军统用来培训特务的，但各有侧重，从特训班毕业之后，会被派往沦陷区、国统区、军统本部以及共产党根据地等。根据分配地方的不同，他们的训练就会有不同，各有侧重点，比如被派往共产党根据地的特训班成员，就必须坚决反共。
在众多的特训班中，兰训班和汉训班都是用来培养打入边区的特务的，相对来说，兰训班的名气比较大，成立得也比较早，但兰训班的学员却很难打入边区，原因就是兰训班里曾有我党人员潜伏其中，因此兰训班的学员很难完成边区的潜伏任务。
而汉训班则不同，汉训班是真真实实培养了很多潜入边区的特务的，汉训班成立于1939年的9月，创始人是国民党特务程慕颐。程慕颐一向做的就是针对共产党的工作， 他曾打入一个江苏的地委组织，这次从戴笠那里接下了专门对付共产党根据地的特别侦察组。
程慕颐最开始是在温州老家创办了一个特训班，等到了1939年9月，程慕颐将特训班迁到了边区附近的汉中，于是就有了汉训班，汉训班就是专门针对陕甘宁边区的。
戴笠很重视汉训班，因此汉训班的配置是相当的高，戴笠任班主任，当然他并不具体管理汉训班，管理工作是由程慕颐这个汉训班的创始人和副主任来负责的，程慕颐的副手是政治指导室主任沈之岳。
汉训班的政治教官是曾在1938年打入过延安的朱增幅，他曾在抗大二期学习，在汉训班主讲中共问题。而特技教官则是军统的爆破专家杜长城，杜长城自己也曾是特训班的学员，他曾在兰训班第一期学习训练，后来又在汉训班的第一期接受训练，毕业之后直接成为教官。
汉训班的军事教官王绍文也曾是汉训班的高材生，毕业后在汉训班负责射击等的军事训练，可以说，汉训班的这些领导都是军统的高手，他们的任务就是培养优秀的特务，然后打进边区，在适当的时候被唤醒，执行任务，获取我党的重要情报。
吴南山参加的是1940年三月左右开始的汉训班第四期的训练，随着训练的开始，吴南山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其实，和吴南山一样被骗的人不在少数，因为汉训班的特殊性，他们在招生的时候都是针对边区量身定做的，边区欢迎抗日热情高涨的知识青年，所以汉训班就从边区附近的学校里招收学生和当地的一些进步青年。
为了让他们进入训练班，军统将汉训班包装成战时游击战术干部训练班，目的是培养抗日干部，热血青年和学生自然很容易被打动，于是就进了这个训练班，等他们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之后就晚了。
想离开是不可能的，因为汉训班生进死出，也就是说进了汉训班，就是国民党特务，必须接受训练，否则就是死。
汉训班的基础课程有政治社会课和专业技能课。
前者包括总理遗训、总裁言行、国际政治、中共问题、西北民情和群众生理等；
后者则有政治侦察、交通学、爆破学、射击学、兵器学、药物学、通讯学、擒拿术、化妆术以及卧底知识。
暗杀啊、投毒啊、照相啊、跟踪什么的都要学会，还有秘密联络法、密码和电报技能，以及万能显影液和汞爆炸药配方等等，总之学的都是如何做一个优秀的军统特务。
学员的训练强度是很大的，除了睡觉其余时间基本都用来训练，其实即便不训练，他们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因为学员在汉训班是没有自由可言的。
汉训班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学员在里面都是以代号为称，在汉训班必须要遵守班规，里面有十不准，比如说不准外出、不准写信、不准在院子里单独行走，也不准和熟人打招呼等。
总之就是不准与外界联系，要认真遵守汉训班的一切规定，如果违反，轻则鞭笞、关禁闭，重则失去生命。
除了遵守这十不准之外，他们还必须严格遵守作息时间，早上五点半起床，升完国旗之后就开始一天的课程，课程一般都持续到晚上。
中间吃饭的时候也有严格的规定，大家早饭桌前静等程慕颐的到来，他宣布“开饭”，大家才能吃，而且吃饭时间只有五分钟，如果五分钟还没有吃完那就会遭到毒打。
在这些规定之下，教官动辄打骂学员，过几天就会消失一名学员，当然，这学员并不是逃了或者毕业了，而是死了。可以说，学员每天都在胆战心惊中度过的。
其实，即便没有参加汉训班的人，也知道汉训班的可怕，就说附近的百姓吧，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一个军统的特务训练班，在他们的印象中，这是一个戒备森严的军队“疯人院”，时不时就从里面传来一些让人胆战心惊的威胁话语，比如说“竖着进去，横着出来。”
最可怕的是晚上，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经常会传出呼天抢地的声音，仿若闹鬼，百姓们是躲着这个“疯人院”的。
那么，在这样严苛的训练和非人的对待下，学员毕业之后真的会为军统效力吗？军统真的敢用他们吗？难道不会害怕被出卖了？
实际上，汉训班不仅有残酷的训练和非人的折磨，还有教官们的洗脑，戴笠就曾在1940年专门赶到汉中慰问学员们，对学员进行精神洗脑，许以高官厚禄，让他们不要家人也要忠于蒋委员长。
他说：“汉训班的学员都是特殊人才，都要做出特殊贡献！”
他还说：“汉训班的学员将来要出任国家的财政部长、交通部长、内政部长和外交部长！”
他也说：“汉训班的学员都要做无名的英雄，都是政党的灵魂、领袖的耳目。”
等等，当然除了精神洗脑，还有物质奖励，有了这些，大部分学员都对国民党深信不疑，再加上很多人对我党并不了解，自然是军统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
但吴南山不在此列，他对我党是了解的，知道我党是真心为人民的，并不是军统说的那样，他不愿意和我党对着干。他对汉训班感到心寒，同时也很反感军统宣扬的反共思想。
吴南山想过要逃，他是真的不愿意继续在那里待下去，但不待又能怎么办呢？他根本出不去，吴南山是个思想活络的年轻人，他突然想到，既然无法逃出去，那就假装积极训练，赶紧毕业，这样就能脱离这个地方。
所以他在日常的训练中非常的积极，也非常优秀，同时为了早日离开汉训班，他还对教官表示，他要尽快回到家乡，这样可以说自己出来报考学校没有考上，如果在外面时间长了，再回去可能就会被怀疑。
程慕颐对他的印象不错，所以很快批准了他的毕业，吴南山是第四期学员中最早毕业的。
在离开汉训班之前，吴南山有了自己的“海底”，就是他的身份情况，包括真实名字、化名、别名、通讯地址等等，还有情报对象的化名、密语等，当然还有他们的誓言。
这个“海底”，需要留下纸质版放在汉训班中，这样便于以后唤醒联络，而学员也要将自己的“海底”记在脑子中，便于开展特务工作。
就这样，吴南山离开了汉训班，他先后到军统西安站和陇东西峰镇建立联系和接头，然后回到庆阳老家，准备在庆阳寻找工作。
吴南山到庆阳之后，庆阳已然变了模样，国民党早已经被赶走，吴南山找工作，首先想到的就是以前的熟人陆为公，当时陆为公刚从延安学习回来不久，被边区政府委派到庆阳创办陇东中学，为边区培养师资和文化教育干部。
陆为公让吴南山加入到陇东中学的创办中来。
1940年9月，陇东中学正式开学，校长是陇东分区党委书记马文瑞，副校长是曾任大学教授、担任过地下党领导工作的赵梅生。
而陆为公任陇东中学的教导主任，吴南山则成了陇东中学的教师，以及学生生活大队副大队长。
吴南山没有想到自己曾经小学老师的工作都不保，现在却受到了陇东中学的重视，这是我党对人才的爱惜，让吴南山大受感动。
他现在能更加近距离地接触我党，对我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根本不愿意执行军统的潜伏任务，相反，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觉得自己应该交代自己的问题，绝不能辜负我党对他的信任，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吴南山将自己在汉训班训练的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陆为公，两人彻夜长谈。陆为公听完之后对这件事很重视，第二天，他将这件事汇报给了校长马文瑞，马文瑞不仅是陇东中学的校长， 更重要的是，他是陇东分区党委书记。
我党不是不知道军统一直在派特务打入边区，比如兰训班的学员，但很多都在可控范围之内，而我党对汉训班却一无所知。
要知道吴南山参加的是汉训班第四期的训练，也就是说，在吴南山之前，已经有三期学员奉命打入边区，他们很可能已经成功打入我党内部，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问题。
马文瑞又找来保安科科长李甫山，三人一同找吴南山谈话，谈话的目的就是鼓励吴南山弃暗投明，吴南山很可能是我党找出汉训班学员的一个突破口。吴南山本就对我党有好感，现在又被我党信任，自然非常愿意弃暗投明。
所以吴南山成为陇东保安科的秘密外勤人员，直接受李甫山领导，这层身份是保密的，他还要和军统保持联系，这就是在敌人内部建立情报力量。
李甫山将吴南山秘密接到陇东保安科写了两天材料，并奉命与军统西安站取得联系，保持他在军统的那条联络线不断。
为了揪出汉训班的特务，李甫山对吴南山的工作要求有这么三点：“钓”，通过与西安的正常联系引敌上钩；“诱”，利用公开身份诱敌投靠；“查”，利用曾在汉中培训的条件发现特务。
这三点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很快就有了效果。通过吴南山，保安科获取了几个与吴南山联系的特务信息，但吴南山毕竟只是汉训班的一名学员，他能联系和发现到的特务是非常少的，所以还需要突破。
1941年春天，根据吴南山的表现和便于开展工作，李甫山将他提拔为庆阳县三科科长。
1941年10月底，吴南山到延安参加边区教育科长会议，会后，他没有停留，直接返回庆阳，当他走到富县附近的时候，突然遇到了一个熟人，即他在汉训班的同期同学祁三益。
熟人见面自然要有一番寒暄，他们虽然都是汉训班的学员，算起来都是军统特务，但即便如此，也不能交心。
祁三益对吴南山表示，自己要去延安学习，但对具体的任务只字不提。
而吴南山则知道祁三益一定有任务，不能让他就这么离开，所以他告诉祁三益，自己现在是庆阳县的教育科长，可以帮祁三益找到一份工作，然后再想怎么去延安。
祁三益觉得这样也好，自己去延安未必顺利，不如靠着吴南山的关系，先找个工作，然后再弄个去延安的通行证。
就这样，祁三益就跟着吴南山到了庆阳县，吴南山给他找了一份工作，方便控制他，然后将祁三益的情况告知了李甫山。李甫山让吴南山稳住祁三益，看看他究竟为什么要去延安，有什么重要任务。
祁三益是一个很谨慎的事，在庆阳县待了二十余天也没有任何的行动，并没有和谁联络，但他却一直催促吴南山给他办理去延安的通行证。
他如此急迫要去延安，必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做，李甫山将这件事上报给了边区保安处，延安对祁三益很重要，派布鲁到庆阳侦破此案。
布鲁是边区保安处保卫部部长，有“红色福尔摩斯”之称，是延安三大侦察专家之一。
布鲁到达庆阳之后，对祁三益进行突击审讯，祁三益没有坚持下来，交代了自己的任务，原来汉训班的学员毕业之后进入边区分散到了不同的地方，与军统失去联络，很难真正发挥大作用，所以程慕颐就派出了几位联络员，到延安去联络他们，然后执行一个大任务。
程慕颐一共派出了四名联络员，赵秀为总联络员，祁三益为第一小组联络员，杨超事第二小组的联络员，李茂春是第三小组的联络员，他们将自己负责的特务“海底”背熟之后就去往延安进行联络工作。
祁三益还交代了自己的身份，他是汉训班第四期学员，毕业之后在汉训班做了爆破教官，后面的第五期到第八期的爆破课，就是祁三益做教官教的。
祁三益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在布鲁的要求下，他写了两天材料，并被吸收为陇东保安科的外勤人员。
他向保安科提供了更多的消息，比如延安有很多的特务，而且可能会执行大任务，布鲁将这些情况汇报了周兴，然后带着祁三益回了延安，这次案件是相当大的，李克农做了具体的指示，要求化敌为我、穷追到底。
祁三益弃暗投明，被安排在新市场小学工作，查找特务，尤其是与他一起奉命联络的那几名联络员。
联络员是重中之重，通过他们，必定能查到大批的特务。
1942年1月份，祁三益在市场沟转悠的时候，发现了一名汉训班毕业的特务，通过这名特务，又知道了另外两名成功潜伏的特务，这还不是最大的发现。
很快，祁三益在市场沟天生衡锅贴店发现了第二小组的联络员杨超，他已经是这个锅贴店的管账先生。
不久，第三小组的联络员李春茂也在市场沟被发现了，当时李春茂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做护士，实际上，自从他到达延安之后，思想就发现了很多的变化，他不愿意继续为军统工作，也不敢找我党交代问题，一直做缩头乌龟。
这一次遇到祁三益倒是有了机会交代问题，三个小组联络员就这样全部在我党的控制下，不过总联络员赵秀却一直没有消息。
布鲁分析，赵秀既然有联络任务，必然会在五一的纪念大会上出现。1942年五一，延安各界三千人在文化沟举行纪念大会，布鲁将祁三益安排在会场入口处秘密查看。
很快，祁三益就发现了人群中的赵秀，并与他对上暗号一起离开了会场，赵秀以为祁三益有联络工作要和他汇报，就同祁三益到了一个无人的地方，然后被我党控制。
就这样，联络人员全部在我党的掌控之下，通过他们，我党获知了大量的特务信息，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为我党“反用”，为这次的特务侦破案件立下了大功。
1942年6月，布鲁、钱益民等人宴请祁三益、李春茂、赵秀等五人，庆贺他们成为延安谍报战线上的一员，这是我党大胆反用的结果。
1942年年底，这起由吴南山主动交代引发的汉训班特务案件告破，共发现军统潜伏特务32名，其中主动交代1人，经过侦查发现20人，被捕人员供出11人，还有7件物证，这次案件引起来相当大的轰动。
毛泽东还特意表扬了布鲁，他说：“我们需要布鲁这样的人，有十来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