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需求很简单,用什么肥,打什么药,你能满足吗?

同心庄园停着的BBA
我是第二次到同心庄园,从周晓杰家出发,沿渭河大道到这里不过50公里,再往前走30公里,就是西岳华山。冯武杰和他的合伙人早早就等在葡萄园中,门口停着几辆BBA。我玩笑般地问道:“这些都是五亩换的大奔吗?”
“对啊!”冯武杰开心地介绍道:“我们去年4个人每人分了40万元,一个买了奔驰,一个买了奥迪,一个盖了楼……”
2017年9月,计划种葡萄的冯武杰和合伙人一起考察了几个葡萄园,最后相中了被不少当地人称作为“骗子”的周晓杰。听了周晓杰的建议,把面积从原计划的124亩减少到50亩,种了40亩“阳光玫瑰”和10亩“夏黑”(已挖掉改种“阳光玫瑰”);把株距从原计划的80厘米提高到2米。2018年3月建园,投资了120万元,第二年收回成本;2020年卖了220万元,留了40多万元用作今年的开销,剩余的利润就变成了房和车。
周晓杰(右)在同心庄园指导修剪
“说句真心话,真的是他改变了我们。”冯武杰拍了拍周晓杰的肩膀:“我们全是按照他的方法来的,没有走一点偏路。”
我笑了笑,我此行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听他们互吹互捧,而是想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周晓杰的技术服务模式的可持续性。我问冯武杰:“以你现在的技术水平,假如跟周晓杰脱离合作关系,你觉得在技术上有没有问题?”
“技术上没问题。”冯武杰说:“但我不会脱离的,只要是我认准的人,我会跟到底。”
“如果在技术上没有多大需求,一年交这么多钱,你觉得价值在哪儿?”我追问道。
周晓杰(左)和冯武杰在果园交流
“价值就是我们不用走弯路。要是没有他,我们有可能现在还深陷泥潭拔不出来。”冯武杰面露感激,接着说,“再就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品牌梦。”
“你现在的诉求点主要在品牌。”我若有所悟,转身又和冯武杰的初中同学李二雷聊了几句。
李二雷今年刚种了5亩“阳光玫瑰”,葡萄园就在同兴庄园的马路对面。冯武杰在建园的时候就曾劝他种“阳光玫瑰”,当时没听,和老婆外出打工,这两年时间也积蓄了10万元。在冯武杰的劝说下,他也成为含之公司的种植合伙人,一次性交了3.75万元。一亩地7500元,由公司提供定植当年到第二年的苗木、肥料和农药等投入品,但不包括基础设施、有机肥和人工费用。
周晓杰(右)在指导李二雷(中)种植当年的管理
“一次性拿出这么多钱,你心里有纠结吗?”我问道。
“当然纠结啊!”李二雷说:“搞农业跟风太严重了,一看到别人挣钱大家都跟着一起种,最后行情就搞砸了。”
说这话时,李二雷可能没意识到自己就是众多跟风种植者的一员。四年前,当冯武杰劝他种“阳光玫瑰”时,他不屑一顾;当周晓杰“五亩换大奔”时,他一笑而过;当众多BBA出现在同心庄园时,他终于挨捺不住,挑了一个“阳光玫瑰”苗木卖脱销的年份“入坑”了。
我不好当面泼冷水,只是问道:“你的期望收益是多少?”
同心庄园第四年的“阳光玫瑰”树形
“明年5亩地能卖15万元左右。”李二雷说了一个金额,并解释道:“这两年我差不多要投10万元,到第二年卖15万元我只挣了5万元,我要在家耗两年时间,要是卖不到15万元我觉得不划算。”
我也不敢评价,这是一个种植和行情都差不多要打满分的期望值。
“你觉得你能满足他们各自的诉求吗?一个期待品牌,一个期待效益。”我问周晓杰。
“都很难。”周晓杰直言道:“因为做品牌需要好品质,加上好运营,条件很多……我感觉未来有机会。我一直强调葡萄种得好不好取决于你,不是取决于我。我只是提供一个标准化的技术方案和物料,最后的结果还取决于各自的执行力。”
已退出合作的葡萄园
还没等我吐槽,冯武杰就帮着解释道:“就像一个班级里面的学生,既有成绩好的,也有成绩不好的,成绩不好的你不能说老师教得不好。”说完,他又指了指不远处的一家葡萄园,“像这家葡萄园在第一年的时候是跟我们一样都跟'含之’合作,但他的管理没到位,树没长好,他就怪公司的技术不行,肥料也不行……”
我笑了笑,这本就是我想问的问题——技术服务的差评率。我换了个角度问周晓杰:“在你服务过的基地中,你们自己的满意度能达到百分之多少?”
“不到50%。”周晓杰实话实说:“方方面面的原因,有些是因为执行力不够,有些是因为产量太高,有些是因为加了化肥……只有不到50%的面积接近我们的理念和要求。就像同心庄园和旁边的园子,一模一样的物料和技术,但是最终的结果却差别很大。”
一年生葡萄园及有机肥
这也是我对技术服务行业的最大担心。因为除了最终效益,没有一个可衡量的标准,而最终效益的影响因素又很多,所以很容易形成一个相互扯皮的评论。特别是随着品种红利期的消退,这种不和谐的结果会越来越多,也意味着周晓杰的路会越来越难走。
“那你觉得这条路能持续走下去吗?”我旧话重提。在我的潜意识中,还有一条路是乘着“阳光玫瑰”这波红利期,认真地割一轮“韭菜”,然后见好就收,也能挣个钵满盆满。
“你知道之前的农民都是怎么施肥、怎么打药的吗?”周晓杰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向我介绍了农村的现状:“看到别人施肥他也跟着施肥,看到别人打药他也跟着打药,他不知道为什么?包括我爸妈,他们都算是有文化的农民,种了这么多年,脑袋都是一团浆糊,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施什么肥,氮磷钾、中微量元素怎么搭配……”
农民在铺设防草布
“以前肥料种类少,要么尿素,要么复合肥,看别人撒,我也跟着撒就行了。现在又是中微量元素肥,又是菌肥,还有特肥,对他们来说,难度就更大了。”我刚才和李二雷在聊天时,他就提到这个难点。
“对!”周晓杰接着说:“而且各个物候期用的肥料配比还不一样,有高氮中磷低钾,也有高氮高磷低钾,也有低氮中磷高钾……”
“你配给他们的肥料,包装还在吗?”我忽然想到关键点。
“我们用的都是'含之’包装。”周晓杰说。
我恍然大悟,“你的核心点是在这些配方上。”除了肥料之外,周晓杰还把无法拆封的各种杀虫剂、杀菌剂和叶面肥组合成套餐,封上外包装,写上兑多少斤水,再和肥料一起配送到用户手中。相比于其他竞争对手,从5亩葡萄园中磨练出来、具有很强品质和品牌意识的他在这方面上具有比较优势。
周晓杰(右2)在现场指导
“还有一点。”周晓杰说:“跟我合作一亩地一年的费用是4500元,如果把我提供的物料拆分后去农资店买,这笔费用可能需要5500元,甚至超过6000元。我是做了农资之后,才发现从厂家到农民手里,价格可以相差数倍,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生命力。”
“你的核心点在于技术的物化,并实现你和服务对象的双赢。”我听到的大部分做“阳光玫瑰”技术服务的人都是采用这种方式,而不是收技术服务费。
周晓杰也有单纯收技术服务费的合作模式,999元,不论面积,进群学习。相比于这块蛋糕,技术物化之后从农资商手中切下的这块蛋糕不知道要大多少倍。
笼罩在雾霾中的风陵渡口,对岸是潼关
离开同心庄园之后,我们从风陵渡沿黄河一路向北直到韩城。那天有雾霾,天河一色,都是黄的。路上,周晓杰跟我调侃,说我的粉丝大部分是有实力、有文化的果园老板,而他的粉丝大部分是没实力、没文化的农民,差别很大。
“农民的需求很简单,种什么品种?用什么肥?打什么药?”我概括道,“他们很难看懂我的文章。”
“对!”周晓杰说:“农民需要的就是这种简单的、易操作的生产技术,我们就是为他们提供这些技术的,让他们光知道如何使用就行了,不需要看懂'花果飘香’的文章。”
果园中的简易打药机
我笑了笑说:“如果他们都像你这样能看懂'花果飘香’的文章,估计也不会当普通农民了。”
“他一定会想成为比我更厉害的人。”周晓杰也露出难得的笑容。
联想起这两天在渭南见到的农民,我忽然明白他的价值所在。“对普通农民来说,让他独自在这个行业中拼杀是不现实的,他需要这种社会化服务,而你们现在做的就是社会化服务的一部分内容。”
“是的。”周晓杰说:“我感觉中国农民需要组织,不然只能听别人的忽悠。种地的反而去听一些没种过地的人,这不是笑话吗?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事情,说小点,是想让种植合伙人都能赚到钱;说大点,是解决社会问题。”
中国果业需要这样的社会化服务组织
我想起2017年曾以“没有帮主的丐帮”来形容中国果业,想起2019年在日本与山梨县农协的交流,想起2020年在渭南和贺民军聊“产业工人”的话题,想起今年3月在云南宾川听王汝荣介绍“果园托管”的模式……当这些镜头一一闪过之后,我豁然开朗。
“只要中国农民在,技术服务这碗饭肯定是能吃的,中国果业需要社会化服务组织。至于能做多大?那另当别论。”我对周晓杰说。

2021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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