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对古代军事谋略文化的重大影响
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智慧的伟大民族，有着悠久的文化发展史，有丰富的谋略文化发展成就，在中国古代，由于古代战争比较频繁，而且古代军事家们又善于总结战争经验，所以，中国古人在军事谋略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古代军事谋略作为中国谋略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促进中国整体文化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古代军事谋略是文化智慧的靓丽体现，它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之光。
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兵法理论，出现过很多兵法著作，而在众多的兵法著作中，《孙子兵法》对古代军事谋略文化的影响是最为显著的。孙武被人奉称为“兵圣”，《孙子兵法》被称为“兵学圣典”，孙武的兵法理论是古代谋略思想的瑰宝，它对于推动军事谋略文化的系统发展和创造更新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孙子兵法》是古代军事智慧的集中表现，是古代战争经验的理论精华，时至今日，乃很值得关注和探索。
《孙子兵法》
第一，《孙子兵法》打破了以往军事著作就军事论军事的惯例，以宏观的理论视角来讨论和探索军事问题，拓展了古典兵学的研究范围，丰富了古代军事谋略的理论内容。
《孙子兵法》深刻地分析战争与国家存亡、战争与政治、战争与经济、战争与外交、战争与自然环境等的密切关系，探索了这些关系之间的客观规律，全面论述了战争的普遍规律和具体战争的特殊性，阐述军事统帅指挥战争的基本原则。
《孙子兵法》提出了关于战争与国家关系的论断，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始计第一》）孙武在他的兵法理论中，强调了战争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头等大事，是事关民众生死的重大行动，是不能不认真进行考察和研究的。在孙武看来，战争不仅仅是军人们的事，不仅仅是军事问题，而是事关整个国家的大事，战争涉及到政治、外交、经济等各个方面，讨论战争问题，不能仅仅限制在军事角度，而是应该从更广阔的视野去分析，应该把战争当成“国之大事”去看。这种站在军事范围之外来讨论战争问题的观点对后来军事谋略的发展起重要作用。战争是通过军事手段来实现的，但是，要讨论和解决好战争问题，仅仅从军事角度是远远不够的，孙武在广阔的视野下来探索军事问题，这明显地拓展了古代军事谋略的理论范畴，促进了军事谋略文化往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所以，在《孙子兵法》中，孙武不仅论战争策略、战略制订和战术指导等，而且还论述了将帅的道德修养、政治谋略、外交策略和经济措施等。孙武拓展了兵法的研究范围，这对于军事理论家们探索军事智谋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后世的军事家们不能不注意到战争与国家，与政治等之间的关系。
兵者，国之大事
第二，《孙子兵法》逻辑结构严密，它所表述的军事思想具有很强的理论系统性，它是古代兵书中理论体系最为完整的一部论著，也是中国古代军事谋略思想严密性的一种体现。
《孙子兵法》是很系统的兵法著作，全书的内容逻辑性非常强。《孙子兵法》全书十三篇，由联系十分紧密的四个部分组成：从第一篇到第四篇是第一部分，主要讨论战争的宏观战略问题，包括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战争关系到国家的存亡等；从第五篇到第六篇是第二部分，主要讨论指挥战争的策略和智谋，比如，关于如何用兵、如何作战、如何攻防等军事问题，这一部分讲的主要是古代将帅的指挥韬略，犹如兵法中讲的“战可知而不可为”“奇正而受敌无败”“虚实而获压倒优势”等等；从第七篇到第十二篇是第三部分，这部分主要讨论战争中所涉及的比战略问题更低的有关问题，比如战术技巧、后勤保障、攻防技术、地理气象因素等，几乎涉及战争的各方面策略；第十三篇为第四部分，这一部分独立成篇，专门讨论战争中的“用间”策略，也就是说，孙武把战争中的谍报工作看成是军事谋略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战争离不开情报，情报常常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孙武对“用间”的看法是非常睿智的看法，这表现了孙武比古代别的军事理论家更高明，古代兵书讲谍报工作的很少，孙武却在兵书中专章论述，这很值得注意。
不难看出，《孙子兵法》全书的逻辑结构很严谨，论述的顺序很合理，孙武从谈宏观战略开始，论及战争与政治，与国家等之间的关系，接着，在书的中间部分详细论述战争的几乎所有的重要问题，探索用兵韬略、指挥策略以及后勤、技术、地理等因素，最后，以对谍报工作的探索作为结尾。全书从讨论战略开始，经过各种策略的分析，最后以谍报工作的探索结尾，形成了很系统很有远见的兵法理论体系。如此古老的一部兵书，竟能有这样的真知灼见，实在是非常罕见的。《孙子兵法》让现代军事理论家感到非常惊奇，
如此完整的兵法理论体系，如此丰富的军事谋略思想，对于中国古代谋略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历代军事家和政治家们都对《孙子兵法》十分青睐，比如，北宋时期由官方校刊颁行的《五经七书》，便是把《孙子兵法》列为第一本兵书，将它和《吴子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六韬》《黄石公三略》《唐太公李卫公问对》列为最重要的七部兵书。而古代军事家们还常常把《孙子兵法》和《吴子兵法》称为“孙吴兵法”，视为最重要的兵书经典。
孙子
第三，《孙子兵法》的“慎战”思想确立了中国古代军事谋略的基本立场，强调对战争的决策应十分谨慎：面临战争，决策者一定要冷静、谨慎地对待，千万不能盲目地发动战争；遇到上了战争，不要“好战”，而应尽量争取能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来获取胜利。
中国古代的军事谋略中，一直有“慎战”的思想，而孙武的“慎战”理论是最仔细而深刻的。《孙子兵法》的《作战篇》分析说：“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孙武的这种“久暴师则国用不足”以及“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的观点是对战争冷静而又深刻的思考，所以，孙武提醒战争决策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强调对战争要特别谨慎。他的“慎战”理论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孙武劝诫战争的决策者和指挥战争的将帅不能盲目发动战争，他：“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 不合于利而止; 怒可以复喜, 愠可以复悦, 亡国不可以复存, 死者不可以复生。”（《孙子兵法·火攻篇》）他认为君主不可以因一时的怒气而发动战争，将帅不应该因一时怨恨而挑起战事，怒气消了可以有欢喜，怨恨没了可以有喜悦，但是，国亡了就永远恢复不了，人死了也就无法复生。所以，发动战争是千万要小心谨慎的，盲目挑起战争是对国家对民众的不负责任，最终将导致国家衰败。
孙武（剧照）
其次，“慎战”并不是“惧战”，遇上战争，便要勇敢迎战，而为了避免因战争而遭受更大损失，务必应争取“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兵法·谋攻篇》曰：“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这就是说，在孙武看来，衡量战争胜利的标准，以敌国完整无损地降服于我方为上策，而靠攻破敌国使敌方降服，只能算是次一级的策略；以使敌人全军将士完整降服我方为上策，而动武击溃敌人军队只能算是次一级的策略。能让敌人全员降服，才是全胜，而靠武力击溃敌人，便是略逊一筹了。所以，百战百胜虽算高招，但并不是最高明的绝招；只有在攻城开战之前，能让敌人无法抵抗而甘愿降服，这才是最高明的绝招。凡战必有死伤，攻城必有破损，无需开战而能让敌人屈服，这才是真正的胜利。战争指挥员要明确，不是为战而战，而是为赢而战，能不战而使敌屈服，这才是真正的赢，才是大胜。决战，乃不得已而为之，不战而能使敌屈服，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这也是“慎战”理论的内容。
中国古代兵法历来重视“慎战”原则，古代多数兵家对战争持谨慎态度，比如，有的军事家认为：“夫战者，凶器也; 战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尉缭子》）有的军事理论家强调：“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可马法》）有的谋略家指出：“兵者不详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老子》）只是，孙武对于“慎战”理论的阐述更仔细更深刻，曹操在注《孙子兵法》时强调：“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孙武认为：“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作战篇》）在孙武看来，战争的危害性很大，对待战争要特别谨慎，所以，在《孙子兵法》中，“慎战”观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是用兵最基本的原则。其实，当代国际战事正在验证孙武的深刻见解，“慎战”能保全国家，而无原则好战，国终究必衰。
第三，《孙子兵法》将“出奇致胜”视为是军事谋略的第一原则，不主张靠武力“硬拼”，而主张以智取胜。这种观点对于古代军事谋略的发展影响非常大。用兵靠出奇制胜，而要“出奇”就须有奇谋，有奇谋才能出奇招，靠奇招智胜，若靠武力拼杀，损耗必然很大。所以，孙武的兵法特别重视“上兵伐谋”，而这种以智取胜的用兵原则，应用于长期的军事实践中，便大大地促进了军事智谋理论的发展。
以智取胜
首先，孙武认为，兵分奇正，用兵制胜，关键在于能用好“奇正之道”，孙武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兵势篇》）战场用兵作战，多是以“正兵”迎敌，而以“奇兵”制胜。“正兵”靠的是实力，用的是“硬拼”的办法，这是常规的战法，虽办法简单但很是耗损实力；“奇兵”靠的是出奇制胜，重在以智取胜，不靠实力“硬拼”，靠的是变化多端和奇异的战术来取胜，贵在能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以奇计对付敌人，将让敌人防不胜防，所以，孙武说：“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兵势篇》）
用好“奇正之道”便能于奇战中制敌，于无形中克敌，所以，孙武说：“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兵势篇》）
其次，孙武认为，要出奇制胜就需靠预先的谋划，因而，“庙算”就显得非常重要，孙武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始计篇》）未开战之前先谋划盘算，才能更有胜算，胜利的可能性也就更大；反之，未开战前缺少谋划盘算，胜算少，胜利的可能性也就更小。制胜之道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预先分析的，重视以智取胜，能预测战争胜负。
再次，孙武主张用兵主要靠“智取”，他提出“兵以诈立”（《军争篇》）的观点，强调用兵打仗必须依靠诡诈多变来争取成功。孙武说：“兵者，诡道也。”（《孙子兵法·计篇》），他提出了“诡道十二法”：“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始计篇》）这皆是强调用智勇谋，千变万化，出其不意，以智取胜。
《孙子兵法》从《始计篇》至《谋攻篇》《虚实篇》《九变篇》，再到《用间篇》，皆是重点在论如何出奇制胜，中国古代兵法对以奇取胜特别重视。
第五，《孙子兵法》极力主张战争的制胜之道就在于能趋利避害，孙武认为，用兵就应“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君王、将帅统兵作战，应考虑到，于国有利方能战，于国不利便不能战。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以利为主”，不利之战，应尽量避免。其实，这“以利为主”的原则也成了古代军事谋略的至上原则，举兵之要，重在于国于民有利，用谋之要在于对用谋者有利。
首先，《孙子兵法》认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这主要强调的是战争必须以国家利益为重，务必坚持“以利为主”的原则。在孙武看来，用兵之道，最先要考虑的是是否利国利民，对于战争，“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这即是说，对国家不利，便不应起兵；没有利益就不该用兵，不是到了国家面临危险境地之时，不能轻易出兵。对待战争，“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火攻篇》）有利于国家才战，不利于国家不战，这才能保证国家安全，保证军队强盛，这即是用兵的根本原则。
其次，从战术上看，要力争每一场战斗都能于我有利，于敌有害。在战争中，要充分争取决战的优势，把握战争的主动权。孙武说：“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谋攻篇》）要根据战场的态势和敌我双方的兵力状况，灵活机动，积极应变，力争主动，保证于我有利。
孙武认为，为了在争战中获取有利结果，“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九变篇》），用兵争战，务必要坚持“以利为主”。
可以说，《孙子兵法》“以利为主”的战争原则对中国古代谋略文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古代谋略文化所诉求的就是于用谋者有利，智谋之道重在能趋利避害，施用谋略，所追求的就是让使用谋略的人能达到对自己最有利的目的。孙武的“兵以诈立，以利动”的思想其实也是古代谋略思想的核心原则，很值得当代谋略家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