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
茅盾(1896年7月4日-1981年3月27日)，原名沈德鸿，字雁冰，笔名茅盾、郎损、玄珠、方璧、止敬、蒲牢、微明、沈仲方、沈明甫等。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乌镇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化活动家以及社会活动家，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中国革命文艺的奠基人。茅盾出生在一个思想观念颇为新颖的家庭里，从小接受新式的教育。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入商务印书馆工作，从此走上了改革中国文艺的道路，1920年接编《小说月报》，1921年参与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转为正式党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1927年8月失去与党组织失去联系。9月，于上海以茅盾为笔名发表小说。1928年7月，东渡日本，1930年4月，回上海，不久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7年2月，偶遇周恩来恢复与党组织的联系，但党员身份已不明确。抗日战争时期辗转于新疆，延安，重庆，香港等多地，宣传抗日。1946年，赴苏联访问。1947年归国到达上海，年末再赴香港，参与《小说月刊》的编委工作，9月，主编《文汇报·文艺周刊》。1949年2月，达北平。7月，被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和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长职务，主编《人民文学》杂志。1961年，《茅盾文集》十卷出齐。“文化大革命”中，茅盾始终与党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1981年3月27日，逝于北京。3月31日，中共中央根据茅盾的请求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1984年-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38卷本的《茅盾全集》。他的代表作有小说《子夜》、《春蚕》和文学评论《夜读偶记》。他捐出稿费25万元人民币设立茅盾文学奖，以鼓励当代优秀长篇小说的创作。
《七律·母亲》
乡党群称女丈夫，
含辛茹苦抚双雏。
力排众议遵遗嘱，
敢犯家规走险途。
午夜短檠忧国是，
秋风落叶哭黄垆。
平生意气多自许，
不教尔曹作陋儒。
王若水点评：
茅盾的这首《七律·母亲》诗是颂扬他的母亲陈爱珠女士的一首诗，写于1970年秋天。始终赞扬了母亲的伟大人格和对孩子们的谆谆抚育教养之情。
诗中的“短檠”是一种油灯的代称，“檠”指的是托灯盘的立柱，旧时照明用油灯，上面是灯盘，盛油放置灯芯，下面有立柱，叫做灯檠，以立柱的长短而分为长檠和短檠，长檠只有富贵人家才能使用，一般人家多用短檠。“黄垆”指坟墓，诗人的弟弟沈泽民 (1902年-1933年) 是中共早期重要的领导人，鄂豫皖边区的创立者，1933年11月20日，因病在黄安县天台山芦花冲逝世。“尔曹”意即你们。
这首诗是说，母亲深得乡里敬重，人称女中丈夫。她含辛茹苦，抚育着教导着两个儿子。她在遵守遗嘱问题上能够力排众议，在让儿子选择生活道路上敢于违犯家规。母亲生活在半封建半的旧中国，她时常在午夜面对一盏陋灯忧心国家大事，关心民族的命运，每逢深秋叶落的萧杀季节就更加怀念自己的儿子沈泽民。她意志坚强，为国为家，不让儿子们作浅陋迂腐的读书人，定要教导两个孩子真正走上革命的道路。
此诗赞扬母亲个性好强，对儿子教育有方要求严格。“平生意气多自许”与首句“乡党群称女丈夫”相呼应，说明母亲性格坚强，且富进取精神；“不教尔曹作陋儒”与“含辛茹苦抚双雏”相呼应，说明母亲对儿子不仅是抚养尽责，而且有明确的教育方向。一代文学大师茅盾和革命烈士沈泽民，正是在这位伟大的母亲教育、影响下，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巨大贡献。
《留别云妹》
云妹，半磅的红茶已经泡完，
五百枝的香烟已经吸完，
四万字的小说已经译完，
白玉霜、司丹康、利索尔、哇度尔、考尔辫、斑度拉、硼酸粉、白棉花都已用完，
信封、信笺、稿纸也都写完。
矮克发也都拍完，
暑期亦已快完，
游兴是已消完，
路也都走完，
话也都说完，
钱快要用完，
一切都完了，完了，
可以走了！
此来别无所得，
但只饮过半盏“琼浆”，
看过几道飞瀑，
走过几条乱山，
但也深深的领受了幻灭的悲哀！
后会何时？
我如何敢说！
后会何处？
在春申江畔？
在西子湖边？
在天津桥畔？
李都蔚点评：
这首诗写于1927年8月12日，发表于8月19日孙伏园主编的《中央日报·副刊》第146期，署名“雁冰”。这是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背叛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茅盾奉命撤离武汉，拟参加筹划中的南昌起义途中，因疾滞留江西庐山期间，闻知“八一”南昌起义已经发生后写的“留别诗”。“留别”这个字眼释义，通常多是“指以诗文作纪念，赠给分别的人”。诗中的“云妹”，当属“虚拟”，并非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所在。但这个“云妹”，亦非随手拈来充数的。她是作者心目中的精神偶像，寄寓着作者的人生追求和政治倾向。这是一首极其典型、极其成功的“留别诗”。它既对失败了的大革命做了痛苦而又无奈的诀别，又对革命事业的最后成功，满怀希望，有着美好的憧憬。
全诗分两节，两节句行不等。诗的第一节，写作采取虚、实结合。作者把文化人惯常嗜好的烟茶，使用的文化、生活、保健用品（这是虚指）以及经历的季节更替、游兴的消减，乃至译的书（这是实指他译的西班牙作家柴玛萨斯的小说《他们的儿子》）、走的路、说的话、使用的钱等一一罗列，句句以“完”字收尾，最后以“一切都完了，完了，可以走了！”为结束。这长达十三句的一节诗，形象而又真实地反映了滞留庐山期间，作者生活和思想上的种种感慨和无奈。他既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而痛心、叹惋，也为自己错失参加南昌武装起义的机遇，和党断了组织联系而感到彷徨和失落。
诗的第二节前五句，以自己饮酒、赏景的感受做诗情的前后过渡。大革命的失败，困于庐山的作者感到美酒索然无味，庐山佳景黯然失色。他“领悟”到“此来别无所得”，有的只是“深深地领受了幻灭的悲哀！”在革命斗争处于劣势、困境的时刻，何去何从？这是每个参与者必须抉择的问题。诗的后六句，从“时”“空”两个角度，反映了作者对中国革命追求、探索的认知和对未来前途的展望。三个连续的设问句，其实质就是一个问题，即中国革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春申江畔”指上海；“西子湖边”指他的家乡浙北；“天津桥畔”泛指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华大地，灾难沉重的旧中国，引自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和友人洛中有感》诗“莫愁金谷园中月，莫叹天津桥上春；若学多情寻往事，人间何处不伤人？” 慰劝友人，不要因观旧景、忆往事而沉溺于已逝的岁月不可自拔。反映了作者对中国革命最后必胜信念的坚持。当然，从这首诗的精神陷落和悲观情绪极浓的调子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的思想在当时的确处于一种暂时的“低落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