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如何理解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

“知行合一”是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之一，梁启超高度评价其为王阳明留给中国学术界最有价值的口号。但是后世学者中不乏一知半解之人，误会者有之，诋毁者也有之。我是阳明先生的忠实粉丝，极不愿意阳明先生遭人误解，特唠叨几句。

首先应当明确，“知行合一”的知，乃良知，不包括见闻之知（知识和技能）。孔子云：“吾有知乎哉？无知也。”阳明先生接此话题，言“良知之外，别无知矣”。阳明先生还说：“圣人之学所以至易至简，易知易从，学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复心体之同然，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意即圣人之学，原来只是致自家的良知而已，简单易行。《传习录》中多次出现知识、闻见之知，便是为了与“知”和“良知”有个区别。但后世学者据此认为阳明先生轻视知识技能，空谈性理，则近乎污蔑。阳明先生说：“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而求见闻之末，则是失却头脑，落在第二义。”只是表明德性之知要重于见闻之知，他反对的也只是不在天理上著工夫、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的人。事实确实证明了：知识技能，不由良知统率，则易为祸社会。以高精尖武器屠杀平民，用高深化学知识制造毒品，利用网络从事色情活动，哪个不是拥有知识技能之人？即便阳明先生说：“学者学循此良知而已。谓之知学，只是知得专在学循良知。” 此言又何曾有半点毛病？何曾说要废弃知识技能？学管理、学技术、学军事、学艺术创作，哪个离得了循良知。华人神探李昌钰当年在尚有种族歧视、白人至上的美国成为第一任华裔警察厅长，深得上司赏识下属爱戴民众拥护，且成绩斐然，就在于他坚信“管理之本就是管人，管人就是要管心，管心就是管己，管己之根就是待人，做人处世一向都是以诚相待”。有良知，做刑警的自然会努力学习侦破技能，努力学习格斗技能，保社会一片安宁；做外科医生的就会努力学习医疗技术，认真对待每一台手术，还病患一份健康；做学生的自然会为将来报效社会而努力学习。至于阳明先生本人，在治理地方、平叛靖乱、教育弟子等方面事功显赫，又哪像个轻视知识技能的人？

其次，该明白“知行合一”也不是在努力探讨知行先后问题。知行并非无先后。阳明心学沿袭孟子性善论，主张“心即理”，也即良知天赋，则自然也就承认知在行先。如初生的婴儿，虽尚无孝悌的行为，但早已有天赋的孝悌之知，故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并未着笔墨于知行先后问题。陶行知因错会“知行合一”之意，才会在改名“陶知行”和“陶行知”之间反复，才会在1933年3月发表的“创造的教育”篇中有这么一段文字：“我们知道王阳明先生是提倡'知行合一’说的，他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的意思是先要脑袋里装满了学问，方才可以行动，所以大家都认为学校是求知的地方，社会是行动的地方。好像学校与社会是漠不相关的，以致造成一班只知而不行的书呆子。所以阳明先生的二句话，很可以代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教育的思想。现在我要把他的话翻半个筋斗……”陶行知从信奉到怀疑，到宣扬“行先知后”，是因为将“知行合一”误解为了理论和实践、知识和行动。但即便是知识，也是知先行后的。且不说爱因斯坦在发现E=mc²之前，E=mc²是一个有待发现的客观存在。即便认为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理论，爱因斯坦科研中的每一步行动，也都有其深厚知识的支撑。再如因纯属偶然而发现的青霉素，若没有知识，弗莱明怎能在看到霉菌周围的葡萄球菌菌落已被溶解的现象，而得出霉菌的某种分泌物能抑制葡萄球菌的结论。人类的成就，总是在知识──行为──新知识中不断螺旋式上升。而最初的知识，就是天赋的良知良能。人类就是在不断致良知良能的过程中，伴随着身体的发育，而习得了更多的知识和技能。程朱倒是意识到了“知先行后”，但反而谈出了问题。如程颐说：“君子之学，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至，所谓自明而诚也”。朱熹继承程颐的学说，也主张“知先行后”。他说“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程朱的致知是格物穷理的意思，强调人只有不断学习才能明理。因此，信奉程朱学派的人，终身都忙于探究事理，而缺少行为和担当。即便朱熹也比较强调道德的实际践履，认为“论轻重，当以行为重”。但因立言宗旨有偏差，后世学者难免会跟着出错。还是阳明先生的“致知”简易可行，既然良知天赋，故“致知”就是扩充自身天赋的良知于万事万物。

再次，还得知晓“知行合一”并非在探讨难易问题。在回答门人关于《尚书》中提出的“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提问时，阳明先生说：“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乍看以为阳明先生也认同“知易行难”，但若我们真正理解“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便能明白，阳明先生的意思并非是比较知行的难易，而是强调真知实行的重要。明显，重要性和难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更何况，“知行合一”，知行不可分，怎么作难易之分？虽说有“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困知勉行”之分，但那仅是实践“知行”的主体，即圣人、贤者和学者在资质上的差异。至于孙中山先生提出“知难行易”，完全是出于革命需要，要天下热血男儿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革命。但对于“知”和“行”的阐释，孙中山先生完全是按着自己的思路来，已非中国古代哲学的“知”和“行”。

至此，终于可以简单归纳“知行合一”的真正内涵和意义。

内涵：“知”是德性之知，“行”是道德实践。“知行合一”就本体来说，“只是一个”；就工夫来说，也“只是一个”，知行不可分作两事。“知行合一”的说法也是无奈之举。若当初阳明先生能像陶行知先生一样发明一个合体字，就无需说那么多常人甚至学者都难免会误读误解的话了。王夫之批评阳明先生“销行以归知”，一来是因为阳明先生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二来是因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更重要的是因为一句“一念发动处即是行”。其实，这是误读。关于“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阳明先生的本意是：只有付诸了道德实践（行），才算是知之真切笃实。并非后人误解成的“道理知晓得透彻了，就算是有所行为了”。至于最后一句，阳明先生是担心人有了私欲恶意后，若不及时克制消除，难免会酿成恶行，故作如此警戒。不过，后人对文字有种种误读，也在阳明先生意料之中。所以传习录开篇就有段话：“圣贤教人如医用药，皆因病立方，酌其虚实温凉阴阳内外而时时加减之，要在去病，初无定说。若拘执一方，鲜守为成训，他日误己误人，某之罪过可复追赎乎？”我们后人看书，要识得宗旨，方能避免类似教训。

意义：“知行合一”有深远的学术价值和深刻的现实意义。阳明先生曰：“'惟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智’，旧看何等玄妙，今看来原是人人自有的。耳原是聪，目原是明，心思原是睿知。圣人只是一能之尔，能处正是良知。众人不能，只是个不致知。何等明白简易！”人，生而有知，圣人普通人在本体上并无区别。如果我们能时时将良知推广到身边的万事万物，能够提醒自己的行为必须符合道德良知，那么凡人也能升华为圣人。那蹬三轮车省吃俭用却资助了几百位贫困学子的93岁凡人白方礼，不正是个圣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