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至南北朝书法——求度追韵---书法知识一本通
汉代书法
一、两汉书法概述
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在秦末农民起义的基础上，战胜了项羽，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汉帝国。汉朝前后经历426年，历史上称前段时期为前汉或西汉，汉光武帝以后称后汉或东汉。
汉代是隶书发展的高峰时期，也是定型时期。两汉书法分为两大表现形式，一为主流系统的汉石刻；一为次流系统的瓦当玺印文和简帛盟书墨迹。“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是汉隶成熟的标记。在摩崖石刻中(刻在山崖上的文字)尤以《石门颂》等为最著名，书法家视为“神品”。于此同时蔡鲨的《嘉平石经》达到了恢复古隶，胎息楷则的要求。而碑刻是体现时代度与韵的最主要的艺术形式，以《封龙山》《西狭颂》《孔宙》《乙瑛》《史晨》《张迁》《曹全》诸碑尤为后人称道仿效。可以说，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北书雄丽，南书朴古，体现了“士”、“庶”阶层的不同美学追求。至于瓦当玺印、简帛盟书则体现了艺术性与实用性的联姻。
马王堆出土帛书
书法艺术的繁荣期，是从东汉开始的。东汉时期出现了专门的书法理论著作，最早的书法理论提出者是东西汉之交的扬雄。第一部书法理论专著是东汉时期崔瑗的《草书势》。
汉代书法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汉隶书家，以蔡邕为代表。一类是草书家，以杜度、崔瑗、张芝为代表。
最能代表汉代书法特色的，莫过于碑刻和简牍上的书法。东汉碑刻林立，这一时期的碑刻，以汉隶刻之，字型方正，法度谨严、波磔分明。此时隶书已登峰造极。
汉代创兴草书，草书的诞生，在书法艺术的发展史上有着重大意义。它标志著书法开始成为一种能够高度自由的抒发情感，表现书法家个性的艺术。草书的最初阶段是草隶，到了东汉时期，草隶进一步发展，形成了章草，后由张芝创立了今草，即草书。
二、汉初对隶书的推行与隶书的独立和定型
汉初崇尚黄老学说，主张无为而治，故“汉承秦制”，书体上继承秦书八体，但隶书是官方的正书。近年来出土的汉代文字资料证明，隶书经过汉初整理推广以后很快定型，在实用过程中出现许多优美的书法作品。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分变第五》中认为西汉“绝无后汉之隶也”的结论已经过时了，根据新出土的简书看，西汉文景以后已有成熟的隶书。
1974年发掘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约10万字的帛书，简牍610支。帛书内容有《老子》甲乙本及《易经》《战国策》等文献，简牍则有遗册、医简。从书法看，虽然有些字的结构上还留存篆书的遗意，但已是比较成熟了的隶书，结体由纵势变成横势的扁方形，转折已显出棱角，笔法已经有波磔笔势，其中《老子》乙本，结构严谨，字体端整秀丽，取势自然，章法整洁疏朗，有很浓厚的书卷气，显然非一般书家的作品。《老子》甲本、《战国策》及部分遗册的书法，比较潦草随意，结体笔法中篆书遗意多一些。1976年安徽阜阳出土汉文帝前元十五年(公元前165年)时汉墓竹简，用笔波磔显明，已经出现蚕头燕尾笔意，笔画俯仰分明，笔锋藏露俱备，结体纵长，风格古拙中带有典雅。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汉武帝前期的《孙膑兵法》等竹简将近5000枚，也是带有篆书意义的隶书，字体有端正和潦草2种。端正的相当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的书体，秀丽典雅。1973年在河北定县出土汉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时的一批竹简，有《论语》等8种古籍，其书体已经完全脱离篆书笔意，是定型了的隶书体。结体端整严密，波磔明显，已开东汉标准隶书的先河。同时期青海大通县汉墓出土木简，写得雄强粗犷，自然生动，显示了西北地区书风。
西汉的刻石。数量较少。其书体有的处在篆隶过渡阶段，尚留有篆意，有的是已成熟的隶书，笔画也比较自由。《鲁孝王刻石》，刻于汉宣帝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现藏山东曲阜孔庙，是汉代最古老的一通碑，书体还有篆意，结体质朴，古拙有趣。刻石中两个“年”字竖脚特长，受汉简书法影响，但无明显波磔笔。《莱子侯刻石》刻于新王莽天凤三年(公元前16年)，是现存汉隶中较早期脱去篆书遗意的刻石之一，历来受到金石学家们重视，结体简洁质朴，线条刚劲朴拙，风格姿纵，有自然天趣。从以上刻石和同期简牍书体看，隶化程度是一致的，只是因为镌刻和笔墨的效果不同。简牍书法显得生动秀逸，而刻石则多于朴质古拙。
西晋文学家成公绥在《隶书体》文中说：“虫篆既繁，草藁近伪，适之中庸，莫尚于隶。规矩有则，随便适宜，亦有弛张，操笔假墨，抵押毫芒。”故能在当时大行于世。“隶变”的意义十分深远。它使中国的象形文字进入由点画组成的方块字抽象符号化，篆书最后一点象形的痕迹被泯灭了，把象形符号需要的曲弧线条统统变成规整的点画波磔，字形变成横势的扁方形。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中说：“在字的结构上，初期的隶书和小篆没有多大差别，只是在用笔上有所不同。假如，变圆形为方形，变弧线为直线，这就是最大的区别。”“此外，当然还有些不同的因素，如省繁就简，变连为断，变多点为一画，变多画为数点，笔画可以有粗细，部首可以有混同……这样，写字的速度便自然加快了。”成公绥盛赞隶书体势文彩参嵯，抑扬有态，如花葩之密布，行间排列之整齐，明朗如天上布列的星星，密集如同锦秀的花纹，有轻拂流畅，有徐运振笔，有缓缓地按下去，有急急地挑出来，有挽住横而引出竖画，有左牵右绕之呼应，有浓郁的长波拂笔，其笔势变化轻微而缥缈。黑白分明，如星罗棋布。态势如翘首举尾，有的直刺有的斜击。有的结体密集，有疏朗如裁下的无节的长衫。或如虬龙在盘游，或如鸾凤在翱翔，或如雄鹰将猎物，收缩着身体仰制着愤怒，又若良马将腾跃，正要奔向路途。把它放在远处仰望去，如朝雾潦绕上升，如果俯而察之，则又像清风吹起涟漪的波纹。隶书的结体布白，笔势笔意，可以表达事物的各种神态形势。
石门颂(局部)和武荣碑(局部)
三、汉代主要书法家评介
史游，汉元帝(公元前48～前32年)时人，官至黄门令，传说是章草的创造者。陈思《书小史》引王情的话说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俗急就，因草创之义，谓之草书”，即后人称为章草。其实草书是隶书长期草化的结果，可能史游将民间实用过程中隶草加以规范化。
曹喜，字仲则，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人，章帝建初(公元76～88年)中任秘书郎，工篆、隶，有名天下，尝见李斯的篆势，悲叹不已。作《笔论》一卷。所作垂露篆，垂枝浓直若韭叶，书写章表向朝廷奏事，称其点缀如轻露，善悬针法。袁昂《古今书评》说：“曹喜书如经论道人，言不可绝。”说明其书风清逸而绵延，传邯郸淳篆，蔡邕书取法于李斯和他。
崔瑗(公元77～140年)，字子玉，涿郡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幼年立志好学，18岁游京师学业，与天文学家张衡和马融友好。后任郡吏、汲县县令，官至济北相。善文，著有碑铭箴赋50余篇。《唐书·艺文志》称：“崔瑷撰《飞龙篇》及《篆草势》三卷”，卫恒《四体书势》转载其《草势》一篇。善章草，师杜度。卫恒在同书中称：“崔氏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南粱袁昂《古今书评》说：“崔子玉书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有绝望之意。”可见其书风疏朗瘦硬险劲。庾肩吾《书品》说：“崔子玉擅名北中，迹罕南渡，世有得其摹书者，王子敬(献之)见其称美，以为功类伯英。”可见其对北朝初期书法有影响。其子崔实，字子夏，官至尚书，也工书，章草颇得父风，故父子并称于世。
张芝，其生活年代大约在汉灵帝前后(公元168～189年)字伯英，敦煌酒泉人，后迁华阴(现陕西华阴市)。少有高操，号张有道。与弟张昶均善草书，隶书行书亦善。早学崔、杜，后加省改，遂成今草体势，一笔而成，血脉相通，隔行不断，称“一笔书”，又善作飞白。学书极用功，凡家之衣帛，皆书而后练，临池学书，池水皆墨。庾肩吾《书品》称其“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书，称为草圣”。李嗣真《书后品》评论说：“伯英章草似春虹饮涧，落霞浮浦，又似沃雾沾濡，繁霜摇落”，可见其风格茂密纤劲，飘逸洒脱，流畅而具姿态。作《笔心论》五篇，早佚。
蔡邕(公元133或132～192年)，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少年博学，师胡广，好辞章，工书画，善鼓琴，爱好古物。建宁中拜郎中，校书于东观，后迁议郎。喜平4年(公元175年)邕与杨赐奏定五经文字，与马日碑等数10人校刊后摹写上石，立于国子学堂前，共466通，西行为《尚书》《周易》《公羊传》，计28块，南行为《礼记》15块，东行《论语》2块。碑始立时，观看和临写者，日千余辆车，巷陌为之堵塞。传说他路过鸿都门，见役人以垂帚在刷字，心中喜悦，返家后随创飞白书。灵帝诏邕画赤泉侯五代将相于省，兼写赞词及书，时称画、书、词“三美”。又传说他初入嵩山学书，在石室中得帛书，书呈八角垂芒，学史籀、李斯笔势，三年遂通其理。一日卧室中，恍然有客来，形貌魁梧，传笔法《九势》，书法大进。这是他的女儿蔡琰(文姬)编的故事，以炫耀其父，说：“臣父造八分，其笔法得之神授。”蔡岜的篆书，采李斯、曹喜笔法，又善八分。梁武帝肖衍《古今书人优劣评》曰：“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张怀瓘《书断》列“伯喈八分，飞白入神，大篆、小篆、隶书入妙。”卫恒《四体书势》中引他的《篆势》一篇，其笔迹见《熹平石经》残石。
梁鹄，字孟皇，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西北)人，少即好书，受法于师宜官，善八分书知名，灵帝重之诏在鸿都门，为选部尚书，迁出州刺史，后奔刘表，魏武帝破荆州，募求鹄任选部尚书。曹操爱其书，常悬其书于帐中玩之，以为胜师宜官。宫殿署书多出鹄笔，善写大字，能尽得其势。袁昂《古今书评》说：“梁鹄书如太祖怂寝，观之丧目”，见其书凤神极足。
刘得升，字君嗣，颖川(今河南禹县)人，善行书。桓、灵之时，名于世。《书品》说：“德升之妙，钟，胡各得其美。”说明钟繇、胡昭都继承刘德升行书各有所长。传说他小变楷法称为行书，兼直称为直行，带草称为草行。《书断》说他“以造行书擅名，虽以草创，亦甚妍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
汉代书家还有后汉杜陵人陈遵，以及左伯、毛弘等，陈善篆隶，每书，一座惊叹，时人称“陈惊叹”。汉代以书取仕制度确立，擅长书法的士人随之增多，而书艺高超者大有人在，至于无名书家更为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