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决定成败

扁舟晚唐系列之大唐的重构（十五）

刘晏团队恢复了帝国渴求已久的漕运，这无疑值得大书特书。

但如果单纯只是恢复漕运本身，也并不是多么了不得。

要知道玄宗时期，漕运每年最高都到220万石，现在第一年恢复漕运才运了40万石而已。

但我们不光要看漕运如何恢复，还要看这漕运到底花了多少钱。

看了上节，我们就能大体感受到，刘晏团队的新漕运肯定是省钱的。

因为标准化的流程，标准化的工具和标准化的队伍，必然会减少很多的浪费。

比如，原来从扬州长江进扬子运河，由于流程不标准，被迫走陆路要花19每斗。

现在通过标准化的袋装方式，直接水运只要4文一斗。

又比如原来散装，在转运仓卸下来再搬上去，每次都要浪费很多，船由于压得很满，运送时水也会冲走不少。

所以每次运输至少20%的米损耗掉了。

现在袋装加标准大船运送，这20%的损耗就完全省掉了。

原来为了过中流砥柱，被迫改走陆运，每斗都要浪费20-30的运输和转搬的费用。

现在直接冲破中流砥柱，这些钱也都省了。

更重要的是，原来的每百里9或者10文的消耗，都是基于民众自备船只乱哄哄运输得出的。

现在专业队伍专业船只规模化运输，每百里的损耗也会大幅降低。

第十二节算过账，玄宗时期左改革右改革，每斗运费也要三百以上，那么现在刘晏团队运费是多少呢？

以盐为漕佣，自江、淮至渭桥，率万斛佣七千缗

斛就是石，一斛就是1斗，万斛就是10万斗，花七千缗，相当于700万钱，算下来每斗只要70。

也就是说，现在的运费一下子只有以前的四分之一！

然而，真正的收益远远不止于此。

首先，帝国当时大宗货物主要计价单位是绢帛的匹，而不是钱。

玄宗时期，一匹只值550左右，一石（十斗）3000大约要五六匹绢。

现在一匹要二三千，一石700大约不到三分之一匹绢。

出土的唐朝绢帛

还有，上两节我们介绍了，帝国此前漕运运来的米虽多，但是都是一年以前的陈米，而且经常被河水浸泡，米质很差。

这些陈米往往要被扔掉很多，或者实际价值下降。

一般来说，大米作为细粮由于热量高，杂质少，同等重量的大米比通常北方产的栗米要更顶用。

市面上通常1斤大米等价于1.6斤左右的栗米。

但过去的漕米由于质量太差，1斤米的实用价值甚至还不如1斤新的栗米。

新漕运大不一样，首先是速度快，通常三四个月就可以运到，仍然可以算新米。

而且，由于袋装的缘故，米在运输途中基本不会变质。

也就是说，新漕运的这40万石大米，相当于运来了64万石粮食，摊算下来成本进一步大幅降低。

不过我们前两节留了一个悬念，那就是新漕运能不能做到自负盈亏，不再花民间一分钱？

毕竟你新漕运虽然成本大幅下降，每万石也要花7000缗，就是700万文钱啊。

你运40万石粮食进京，再怎么省，那也花了2.8个亿啊。

这里的关键在于“以盐为漕佣”。

安史之乱连载的第三十四节，我们介绍过第五琦为帝国草创食盐专卖。

食盐专卖一年总收入是60万缗也就是6亿文钱，其中盐本、专卖食盐相关从业和监管人员成本大约要2亿，所以每年纯利润大约4亿。

现在的刘晏已经是东部经济区的整体负责人，食盐专卖也自然归他负责。

所以刘晏说的不再花民间一分钱，从这个角度来说是成立的。

刘晏画像

新漕运相当于将帝国现有的东南盐业系统的4亿钱税收，换成了实实在在的40万石大米送到首都。

而在此之前，帝国这4个亿肯定换不来江南的40万石精米。

第一年漕运共40万石到长安花了2.8亿，洛阳还有10万石，运费差不多是到长安的三分之二，算0.5亿。

那么4个亿的盐利还剩大约七八千万，又干嘛了呢？

轻货自扬子至汴州,每驮费钱二千二百,减九百,岁省十余万缗。

轻货就是绢帛，在当时，大宗货物就是拿绢帛当钱用，一驮是100斤。

所以，新漕运的开通意义不仅仅在漕运本身，还代表着一条跨越数千里的新线路的贯通，一支无可比拟的专业运输团队的诞生。

来自东南的税收（包括绢帛和钱）以及其他物资，都可以通过这支专业队伍来运输，大幅减少成本。

这支队伍成熟和壮大后，还可以为沿线所有军头辖地内的大宗货物运输提供便利。

我们今后会看到，这支素质过硬的漕运队伍，是今后帝国翻天覆地般经济改革的重要根基。

随着帝国大动脉的打通，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经济逐渐繁荣，帝国的漕运规模也将进一步扩大，这些我们后面再说。

帝国的新漕运，最关键的成功在于它是在帝国现有框架内解决的所有问题，没有为政府和民间新增任何额外开销：

不发丁男，不劳郡县。盖自古未之有也。

这是各类史书对刘晏团队新漕运的共评，寥寥数语，分量重于泰山。

我们肯定会对这样的问题感兴趣，为什么刘晏团队数月之间就能成此“自古未之有”的大事呢？

经济的逐步发展，尤其是商业流通加剧的大环境，当然是一切功绩的前提。

在帝国初期的府兵制时代，连职业士兵都不能长期供养，想要供养一支专业漕卒自然会难之又难。

但是到了玄宗时期，职业士兵都有差不多50万，新漕运的条件早已完全成熟。

可为什么玄宗时期多次漕运改革，和刘晏团队相比差距甚远呢？

客观来说，当时帝国正处盛世，国力和民力都很丰富，所以尽管浪费无数，也能浪费的起。

所谓不破不立，正是安史之乱把大环境给“破”了，才有了刘晏团队的不得不新“立”。

但任何事情客观因素固然重要，主管能动性也是绝不可忽视的。

刘晏团队在漕运上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根本原因在于对自身定位的转变，在于思维与意识上的蜕变。

历任主持漕运的人，骨子里意识都很明确，那就是，我是官，我是老爷，我是来完成一项任务的。

所以他们永远都是浮在上面的。

他们眼里只有事情和问题本身，对于人从哪来，船从哪来，最后到事情本身是什么，他们并不关心。

因为维系他们奔波的动力，只有任务，他们做这一切的目的，在于完成任务，展现政绩，获得升迁资本。

从这种角度来说，他们之于漕运，最终都只是过客。

既然只是匆匆过客，自然惜身，河边走走可以，可别湿了我的鞋。

而刘晏团队和以上团队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们真正把漕运当成一项事业去经营。

他们此时的自我定位，不再是完成任务的官员，而是以企业负责人的态度，看待漕运，看到盈亏。

只有思维的彻底转变，从自负盈亏的角度去操作和运营，才有可能闯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刘晏团队带来的最大的改革在于，把漕运的运营性与公权力分开！

以前的漕运，帝国的上层建筑总是公私不分，把漕运完全当成公权力的应用和附庸。

在这种模式下，帝国混淆了中央需求与公共事务的界限，把帝国中央的私人需求与公权力模糊处理。

所以帝国的对成本问题的解决，都是基于公权力的扩张与公权力的越界使用。

所以，帝国永远看不到那些看不见的成本。

所以，帝国的漕运永远都只能满足政府粮食需要这样的单一需求，永远都只能劳民伤财。

新的团队，把漕运的需求与公权力剥离开来，这才赋予了漕运独立的生命。

只有这样，团队才能去分析不同的需求，去独立核算真实的成本，去联动，去独立寻找新的收益，去走出一条自己的新路。

漕运路上的九曲黄河

我们可以看到，刘晏真正的把自己沉了下来，不再把自己仅仅当成一个官员。

只有这样，才能具备真正的市场的视野，市场的思维。

从一件小事，可以很清晰的看到这一点：

上节介绍了，漕运有三个标准化，船的标准化是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