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兰芳：评书背后的人生
1979年鞍山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评书《岳飞传》，这部评书在日后所引起的社会反响，以及对播讲人的影响，在评书史上都是空前的。而《岳飞传》的播讲者便是评书演员刘兰芳。在事业上，刘兰芳无疑是极其成功的。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那些接连不断的佳作、好评如潮的反响、接踵而来的荣誉背后，又有着怎样曲折辛酸的故事？
一部评书，创造空前纪录
当年《岳飞传》播出的时候，刘兰芳得了一个绰号——净街王。尤其是鞍山地区，老百姓都说只要刘兰芳的《岳飞传》一开始，街上的人立刻就少了，“这个钟点儿小偷儿都不偷东西了，都要听评书”。据说当时播《岳飞传》时，鞍山市铁西区维护交通秩序办公室把刘兰芳评为积极分子，还给了物质奖励。刘兰芳一听这个事都很奇怪，想不明白自己跟交通秩序有什么关系。后来人家一说才明白，原来以前每天下班时，小孩儿也正放学，很多孩子贪玩，在马路上打球、做游戏等等，交通秩序不好维持。《岳飞传》一开播，小孩儿全不出来玩了，放了学就往家跑，等着听评书，这样一来，交通秩序维持得非常好，所以人家就给刘兰芳颁了个积极分子的奖。
而《岳飞传》第一次播出后不久，由于刘兰芳自身的水平和经验不足，围绕评书播出的意见纷至沓来，原鞍山人民广播电台评书编辑李喜元说，《岳飞传》第一次在鞍山播出是在1979年，播到中间，就有听众反应说这个《岳飞传》牵扯一些民族政策问题。刘兰芳对此印象深刻，她说当时自己没想那么多，“也确实没有那个水平”，说书说到两军阵前一打仗，精忠岳飞手中一抖大枪，军兵喊：北坡的番奴，过来受死！“那会儿说书人都是这么说，'番奴野犬’之类的。后来，我们的少数民族听众听了就有意见。”刘兰芳说还不止这一件，那时候说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一百单八帮联合兵丁，兵犯大宋，金兀术一看军兵不行，大喊一声：巴图鲁，撤！“又有听众反应，这巴图鲁是蒙古语，不是满族话。我说老师就这么教的，巴图鲁就是勇士们啊。”
更令刘兰芳没想到的是，她的这部评书除了在百姓间掀起了热议，还引起了很多老干部、专业人士的关注。当时，时任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的陶钝就告诉她，他们征求了一些中央首长的意见，大家普遍反应《岳飞传》说得挺好，只不过其中仍有不足之处，需要修改。陶钝建议刘兰芳最好从岳飞童年开始说起，把故事和人物完善起来。针对各方面收集来的意见，刘兰芳对作品进行了重新修改和调整。不久之后，面貌一新的《岳飞传》面向全国听众播出了。
毫不夸张地说，刘兰芳在当时名气很大。但她并没有被名气冲昏头脑，相反她非常冷静地知道，自己业务方面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必须努力改进。那时候，针对刘兰芳的作品开过太多次研讨会，大伙儿非常直接地给她提了不少意见，有些问题也是刘兰芳自知自己很欠缺的。“每一个让我脸红的意见都是我要努力的方向，而我后来全都解决了。”刘兰芳说得笃定。
其实，时至今日，对于来自大众的各种评价，刘兰芳坦言依旧非常在意：“一直以来，我在意的都不是出名不出名。说实话我没必要再出名了，我还往哪儿出名去？足够了！倒是应该让更多的年轻人出名。我在意的是我的业务水平够不够，大家认可不认可，能不能对得起大家给我的名声、荣誉。”
一部评书在全国近70家电台几乎同时播出，这创造了评书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纪录。而这也让一名评书演员达到了空前的社会关注度。从此，刘兰芳的人生进入了一条她意想不到的轨迹上。
初唱大鼓，改行说起评书
1944年，刘兰芳出生在辽阳一个艺人家庭，母亲是唱东北大鼓的演员。在旧社会，人们受到落后观念的影响，刘兰芳的父亲得知妻子生的是女孩儿时，就再也不露面了。而母亲不得不为了生计而改嫁。尽管怕重蹈母亲的覆辙，但命运的安排最终还是让刘兰芳走上了曲艺的道路。
刘兰芳15岁那年。一次偶然的茶馆听书经历让她结识了鞍山曲艺团的杨呈田老师。杨呈田老师让她去试着考一下正在招生的鞍山曲艺团。刘兰芳听了很心动，到家里跟母亲说完，就背着小行李包到鞍山曲艺团了。谁知道她一张口，就被曲艺团收下了。在曲艺团里，刘兰芳见识了评书、大鼓书和相声等多种曲艺形式，但她最感兴趣的还是从小在母亲那儿听来的东北大鼓。她跟母亲那里学会了十几段唱段，当时曲艺团里有十几个人唱西河大鼓或者评书，却只有她一个人唱东北大鼓。按照曲艺团的规定，新学员要经过5年的学员期才能以演员的身份登台。而刘兰芳只用了3年的时间，便已成为团里的尖子演员。
1963年刘兰芳与团里的快板书演员王印权相恋了。“东北大鼓是说说唱唱，我找了个不会弹弦儿的先生，没办法才改说评书。”刘兰芳笑着说。原来，过去的大鼓演员，为外出方便往往都找家人或师傅作为演出时伴奏的弦师。而由于自己的恋人是快板书演员，刘兰芳只能从东北大鼓改说评书。“我和我的先生认识之后，他就说了，咱们认识好几年，该结婚了。我说不行，你等我会说两部书再提这事儿吧。后来我说了《三侠五义》、《杨家将》。他说你会说书啦，那咱们结婚吧。”
岳飞书稿，成于灶台之上
生活中，刘兰芳与王印权可以说是相濡以沫、珠联璧合，事业上的紧密捆绑更让他们的感情越来越深。“有首歌唱道'军功章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我觉得，我所有的荣誉有三分之二都是家人的。”刘兰芳特别感谢老伴儿和儿子的陪伴、支持。
她说，1979年录制《岳飞传》时，其实他们一家生活得并不轻松。因为老家地震，总共不到20平方米的小房子，公公婆婆、王印权夫妇还有两个幼小的孩子六口人只能住在一起。那时白天，夫妇二人得完成曲艺团的正常工作，王印权带着一个相声队去演出，刘兰芳则去茶馆里说书。晚上，两个孩子睡了，夫妻俩才能开始抓紧时间创作。“家里太挤了，根本没地方让你写书稿。”刘兰芳说，她和王印权就在一个窄窄的“嘎斯台”上创作。“那会儿东北人管煤气叫'嘎斯’，嘎斯台就是类似灶台的东西，我们自己用水泥做的，焊个铁架子，底下养两三只鸡，上面摆灶台做饭。”
当时经济条件实在有限，刘兰芳夫妇就是靠这两三只鸡下的蛋，给孩子补身体。晚上写书的时候，他们就把灶台往旁边摆摆，然后趴在上面写。刘兰芳前半夜把第一稿写出来，然后把王印权叫起来帮她修改，俩人就像交接班一样。天亮之后，她再顺一遍稿子，早上8点就去电台录音。“录一段书，28分半，酬劳是3元钱，给曲艺团交1元钱，我们得2元钱。120集书，我们挣了240元钱，全国观众听我的书，我没要版权，谁爱播谁播。时至今日，这240元钱是我说《岳飞传》全部的收入。”
作为母亲，总是心有歉疚
对于两个儿子，刘兰芳每每提起，总显得有些黯然。当年鞍山曲艺团还算是民营单位，如果不演出就没有工资，更没有什么产假，基本上只要休息就不挣钱，刘兰芳记得很清楚，生下老大才44天，她就上台说书了，孩子白天就托付给别人帮忙带。“白天他在人家那儿睡足了，晚上不睡觉折腾，上半夜我抱着，下半夜他爸爸抱着。我抱还好，他爸爸把他放腿上，然后也不管了就呼呼睡。我没办法，又抱过来了。”刘兰芳无奈地说。
不到3年的时间，1969年，二儿子出生了。当时刘兰芳赋闲在家，没有任何收入，一家四口就靠王印权42块5的工资过日子。没过一两年，剧团又恢复经营了，夫妇俩开始了紧张的演出，为此两个幼小的孩子只能送到乡下爷爷奶奶家生活，直到1976年，一家四口才再次生活在一起，大儿子王岩已经上小学四年级了。在农村上学的时候，虽然不能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但是他却能通过生产大队操场上的大喇叭里听到母亲说的长篇小说，《海岛女民兵》、《新来的小石柱》、《战地红缨》等等，早上上学、中午放学都在放。
而因为离开父母的时候，年纪太小，导致二儿子王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跟父母都不太亲近。但让刘兰芳更心疼的是，王玉才上了半年学，就得了猩红热，“那次他差点没死了，小胳膊小腿就一点点细，病得人事不省”。“一般孩子生下来都是两拃半长，我们老二生下来整三拃，9斤呐，比别的孩子都壮。就是这猩红热把他耽误了，没长起来，比老大小一圈。”刘兰芳对于小儿子心存愧疚，一直不停自责。
年逾古稀，停不下的工作
去年一年，刘兰芳到各地基层演了超过百场演出，平均3天一场，有时候一天两场。要是赶上感冒生病，嗓子哑了。“哑了也得演，你不能失信于观众。每场观众几千人甚至上万人，人家乘兴而来，你怎么能让他们败兴而归？”已是古稀之年的刘兰芳凭借着执著的敬业精神，以饱满的热情完成了每一场演出。即便是在侧目条边还打着点滴，只要主持人一报幕，她拔了点滴就精神饱满地上台表演。
王印权印象特别深的一次是，刘兰芳不慎把脚崴了。“她就一只脚金鸡独立地站在桌子后面说书，一场演出两个小时，中间只休息10分钟，大幕合上。我们和医生都在舞台边上看着，就怕她站不住、撑不下来摔了，万一真摔了我们就第一时间冲过去把她搀回来。”王印权描述得简单，却很有画面感，按说如果不想取消演出，也可以和主办方提出坐着表演，可刘兰芳并没有这么做。她解释说，因为当时的桌子是高桌，若坐着演出，桌子得到胸口了。“缩着演，形象不好。再说，坐在那儿，桌子挡着，你做什么动作也拉不开架势，观众更看不见，所以我怎么能坐着？”刘兰芳说，崴脚不是一两天就能好的，脚肿得老高，此后一个多月的演出，她都是这么金鸡独立地完成的。
如今，已过古稀之年的刘兰芳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紧张工作状态，用她的话说这种状态她已经习惯了。虽然年纪大了，但还想发挥自己的余热，只要说得动，就继续说下去 （信息源自中国电视报《视点周刊》李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