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司马迁的《史记》为中国史学开创出一个全新的时代？
及至西汉，作为史官之后并身为史官的司马迁，继承了通变的史学思想，并将它发扬光大，他以毕生的精力，“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终于“成一家之言”，撰成一百三十篇、五十余万字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巨著。在这部史书中，司马迁“综其终始”“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总结了中国数千年历史过程的盛衰变化，并提出了“承弊易变”的观点，将通变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
作为二十四史的开篇，司马迁的《史记》以“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主旨，“不溢美，不隐恶”， 继承秉笔直书的原则，以实录精神取材、五种体裁编纂，忍辱发愤，写成记述中国自传说时代至汉初数千年历史的第一部完备巨著，标志着中国史学取得了划时代的进展，为中国史学开创出一个全新的时代。
《史记》，全十册，司马迁撰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称其父、自称均为“太史公”。后人也附会汉武帝时设太史公一职，是位在丞相之上的高官。但实际上太史仅是奉常的属官，名列九卿之下，更不可能在丞相之上。司马迁父子前后相继担任的都是“太史令”的职务。在上古时期史官地位尊崇，所以“太史公”应该是当时普遍流行的人们对史官的敬称。在汉武帝建元、元封年间(前140—前110)长期担任太史令的司马谈，早就有绍续先人、恪尽史职的志向。他希望能够接续孔子著《春秋》的传统，记述汉兴以来“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事迹，使之显扬于天下，并且已经着手完成了部分书稿。然而，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封禅泰山，作为史官的司马谈却未能随行，这让他感到了无比的耻辱。封禅的实质是接通天地，沟通天人。但武帝却将史官摒弃在外，无疑是对这一职位最大的侮辱，由此，司马谈“发愤且卒”，临终之前 “执迁手泣”，悲叹“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他仍不忘谆谆告诫司马迁要延续家族的荣耀，继承父亲的志向，“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得到司马迁的承诺后才不无遗憾地舍下毕生志业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