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填四川刘氏家谱，有多少人知道？
作为一个300年前的移民后裔，我深知“湖广填四川”这一历史事件所蕴含的艰辛、悲壮、欢欣、痛苦与惆怅。那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十一二个省的移民怀着各自的理想和对于天府之国的憧憬匆匆踏上背井离乡之路。在夕阳西垂的古道和潮湿幽暗的渡口，操着各地口音的移民踽踽而行，他们迷茫而坚毅的身影在已然褪色的传说和故事中若隐若现。
300年过去以后，我依然能够清晰地看见他们的身影，看清他们背上的行囊和衣襟上的尘土，甚至听清了他们的谈话。那些飘散在艰辛旅途的话语如同瑟瑟秋风之下的树叶，带着飘零的姿态和成熟的颜色落满我的稿纸。更多刘家人，想进入刘氏家族群，请用用VX 搜一搜，搜索关键词“家族总群宗亲总群” ，马上加入刘氏家族群，和各界宗亲欢聚一堂。
明末清初，天下大乱，明军、清军、农民义军在四川持续鏖战。作为清军在四川的头号劲敌，张献忠的大西军令清廷头痛不已。为此，清军的精锐部队和临时招募的地方武装被紧急调往四川，对那支擅长流动作战的农民军进行围剿。顷刻间，四川的城市乡村开始遭受铁蹄的践踏和战火的摧残。
当时领军来镇压张献忠大西政权的清军将领名叫李国英，出于战事所需他派遣军营中的幕僚刘达到西北购买战马。刘达到达西北购买战马用了整整一个月时间，当他兴冲冲地带着一批战马返回四川时，沿途的情景令他惊疑不已。他后来在自己的文稿中写道：“见乎尸骸遍野，荆棘塞途。昔之亭台楼阁，今之狐兔蓬蒿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瓦砾鸟鼠也；昔之桑麻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顿非，里党故旧，百存一二，握手惊疑，宛如再世。”这是刘达途经家乡四川阆中时的亲眼所见，短短一个月的残酷战事已将他原有的记忆完全颠覆了。
刘达的这段话写于清初顺治十五年，正是大西政权风雨飘摇行将崩溃的特殊时期。大规模的战争将盆地中的许多城镇夷为平地，原有的居民大半死于战事，侥幸逃生的人都隐藏到荒山僻野和贵州、云南，苟且偷生。
连续不断的战争像天空的云飘走以后，整个四川盆地呈现出的荒凉凄惨景象令人心痛。《荒书》记载成都城遭受劫难后的情形说：“成都空，残民无主，强者为盗，聚众掠男女屠为脯。继以大疫，人又死。是后虎出为害，渡水登楼，州县皆虎，凡五六年乃定。”这样的情景在成都是不多见的，人们记忆中的成都是何等繁华热闹啊，怎么会跟老虎和人吃人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呢？
然而事实的确如此，从战火中偷得残生的人会变得脆弱和失去理智。本来残存的百姓就寥寥无几，这自然给里巷豪强提供了发泄兽性的机会，他们啸叫一声，像绿林好汉般聚集起来，然而面临的现实却是十室九空，没有金银也没有粮食，于是他们就把活人杀掉，腌成腊肉似的肉干充饥。残垣壁间的腐尸经过风吹、日晒、雨淋，发出阵阵恶臭，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瘟疫的流行。在人烟稀少的城市中，野草慢慢从街道和住宅的废墟间生长起来。被称做“吊睛白额大虫”的斑斓大虎也从野地来到城市，它们懒洋洋地迈动着粗壮的四肢，有时在城市的中心散步，有时也登上诗人们曾经登临的楼台，望着这片残破的土地引颈长啸。
《四川通志》总结当时的情景说：“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据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
9万余人，还不及现在一个大乡镇的人口数。成都平原残留的极少量人口，大多藏匿在交通不便、战火不易滋扰的荒山野谷中。
简阳人傅迪吉曾经写过一本《五马先生纪年》，这是一本既令人伤痛又令人欣喜的见闻录，文字异常朴素温馨，详尽记载了作者避难时的所见所闻。傅迪吉的家乡在简阳五马桥，虽然位置偏僻，但也未躲过战火的侵袭。“房屋尽烧……吾家众人，即在寺庐共居矣。”一家子无存身之地，都跑到深山野岭的寺庙中结庐共居。不久，简阳开始闹饥荒。“谷一石值银四十两，糙米一斗值银七两。贺家场甚至有杀人吃、卖人肉之事。”傅迪吉因为故乡生活十分困难，便带领全家向蒲江和邛崃方向迁徙。当时战乱已经平息，但局势仍很混乱，因此傅迪吉一家采取昼伏夜行（“潜行”）的方式进行。“过了大山，又过大河。至蒲江董家山，闻鸡鸣声，不觉欢欣之怀顿开。”如此寻常的日常生活细节，对于饱受战争惊吓的人来说是那样亲切。
清朝康熙年间，经历过兵荒马乱、刀光剑影的四川盆地终于平息下来，一批批新任地方官员也开始走马上任了。在这些踌躇满志的官员眼中，四川不知是怎样的丰肥沃土。然而当他们骑马、坐轿赶到新的官邸以后，才发现传说中的天府之国竟然是这般的荒凉残破、千疮百孔。
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忧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表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说：“我被皇上荣幸地任命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员，来到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地方一展宏图。但现在当我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款难征，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寝食俱废。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惟有精忠报国效忠朝廷。经过几日思索，我觉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明清史料·户部题本》】。
与此同时，张巡抚还在奏折中提及了一些移民办法。比如，可以命令与四川相邻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记注册，然后由四川“差官接来安插”。或者直接由政府出台一项移民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民移来四川。康熙皇帝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也正为全国的税收和重建问题焦头烂额。他接二连三地接到四川地方官的奏折，召集相关部门听取有关汇报，正式颁布了一份名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
当然，类似这样的诏书或行政指令在清初还有不少。清廷的意图已然明确，那就是通过各种手段鼓励地方官参加到移民的行列中来。为了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康熙十年规定：“无论本省外省文武各官，有能招民三十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与纪录一次；有招募六十家者，量与纪录二次；或至一百家者，不论奉满，即准升转。”把移民的成绩和地方官员的政绩及升迁结合起来，无疑是切中了重振四川经济的要害。
政府的号令抵达民间以后，我能想像我的十二世先祖在位于广东梅县的老屋内是怎样的夜不能寐。他望着天幕和闪亮的星星，默默地思索着家族、人生、创业等大问题。当时，有的人主张勇敢地响应政府号令，迁徙到四川，因为故乡广东许多地方人多地瘠，生存境况不是十分良好。有的人反对移往四川，原因是遥远而陌生的异地可能隐藏着许多难以预料的艰辛，故土虽然贫瘠，但喝一口自家庭院中的井水也能甜到心底，为什么要背井离乡？然而我的十二世先祖还是打起了背包，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悄悄起程了。
在清朝初年广阔的南方，一股移民的浪潮在暗暗兴起。湖南、湖北、广东、江西、云南、贵州等省的移民队伍源源不断地朝四川涌来。
300年前的华夏大地，我似乎听到了移民们杂乱的脚步声，这些声音既匆忙又坚定。我似乎看见路旁的树木和船上的凉篷为他们遮挡着毒辣的太阳和突如其来的风雨。这是一次怎样的旅行？风餐露宿而心怀壮志，扶老携幼而团结一心。
随着外省移民陆续入川“插占”落业，一些好的信息被反馈回故乡了。前人的经验和见闻证实了四川确实是一块肥美之地。于是，亲朋邻里间、家族间悄悄酝酿着更大的移民浪潮。但是，此时政府已经意识到进入四川的移民数量趋于饱和状态，就开始向各省发布禁止继续移民的通告。
雍正年间，广东省龙川县的通衢大道上戏剧性地出现了一份告帖。高铁对官府阻止广东人去四川深为不满，号召广大南方的移民团结起来，一定要冲破官府的层层阻挠，从而达到他们移居天府之国的目的。张帖告示的人中，有的是已经在四川安居乐业的人，这次回到广东是为了迎接故乡的父母亲人来川，或是移祖先的骨骸。
跟这次大规模移民事件紧密相连的一个词语是“插占”，它的意思是说，可以采取插立标志物的形式自由圈占土地。当然，这仅仅是针对这次移民事件的首批移民。据相关文献记载，首批移民落脚四川以后，面对荒芜的城镇和杂草丛生的土地，的确可以采取自由圈占的手段获得大量的土地资源。他们成了移民运动中的受益者。
清初顺治年间随军来到四川的贫苦农民或退役的士兵，甚至可以“伐树白之为界”。
民国《刘氏族谱》记载他们的祖先刘廷奇在中江圈占土地时的情形说：“定居之初，人烟稀少，林密山深，鸟兽纵横”。因此刘氏家族很轻易地获取了大片土地。由于地界过于宽阔，边远一些的领地甚至“月余不能履”。随着移民数量的逐渐增多，刘氏地界内不时有闯入者“窃居”，刘氏便佯装打猎，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每星期定期在自己的领地上巡游一次。
但后来的移民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尤其是那些来自广东、江西、福建等省的南方移民，他们大量入川是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动身时间既晚，加之漫漫长途的艰辛跋涉，来到四川盆地以后，大量的良田沃土已被湖南、湖北、陕西、云南、贵州等省的移民占据，等待他们的只有丘陵山地和不利于耕作的粘土区。
晚进的移民要想获得土地的使用权，已不能像先期的移民采取圈占手段，他们一方面通过地方政府“安插”，一方面只能通过“租佃”的办法，在站稳脚跟以后，再通过若干年艰苦的垦殖，逐渐积累起自己的土地和家产。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比如成都《江氏族谱》记载说：“因无资斧，路上停留多，前进缓；至蜀时，已无无主之田……公等忍苦耐劳，为人佣工，勤俭异常。”
《廖氏谱族》记载祖先廖吉周于乾隆初年带领儿子从广东兴宁县迁往成都，落户以后，“仅存银十两，佃到水田五十亩零”。
《彭氏谱族》也说他们的祖先于雍正丁末正月初六由广东海丰县起程入川，“来人共八口……初居简阳观音堂，佃田耕种”。
10年后，才在金堂县龙门桥购置田地，“新修瓦房以乐晚年”。
其实，他们的祖先比我的祖先幸运百倍。我的十二世先祖是于雍正年间从广东起程入川的，这个木讷迟钝的祖先没有为后人留下任何家业，直到我的曾祖父那一代，还过着一半是乞丐一半是佃农的生活。然而不管命运是如何的不济，但是整个四川盆地自大批移民涌入以后，的确赢来了它历史上少见的飞速发展时期。残破的城镇得到了修复和重建，荒凉的农田得到了开垦和灌溉，昔日虎狼出没、荆棘丛生的乡村市镇变成了繁华热闹的街道社区。在移民的初期阶段，各省移民为了在政治、经济、文化权益上保持紧密团结，以抵御可能出现的土地、财产和人权纠纷，他们纷纷以乡谊为名联合建庙，这就是所谓的“会馆制度”。那么何为会馆呢？
《威远县志》解释说：“清初各省移民来填蜀者，暨本省遗民，互以乡谊连名建庙，祀以故地名神，以资会合者，称为会馆。蜀都曰惠民宫，两湖曰禹王宫，两粤曰南华宫，福建曰天后宫，江西曰万寿宫，贵州曰荣禄宫……察各庙之大小，即知人民之盛衰。”
这些供奉着故乡神祗的屋宇如同黑夜中的星星，布满从劫难中渐渐苏醒的巴蜀大地，成为各省移民在一种新环境中的精神皈依。人们定期在自己的会馆中看戏会合，相互倾诉移民历史中的酸甜苦辣。作为会馆来说，解决本省移民和其它省份移民之间的纠纷，也是一项重要功能，人们通过谈判和协调的方式解决新环境的新问题，这就使得社会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一种理智和有序的态势。
移民们还从故土携来优良的物种和先进的耕作方式，比如甘蔗、辣椒、番薯等的引进，就极大地推进了四川农业经济的发展。由于优良物种的成批种植和引进，一些地区甚至形成了特色经济与产业。最著名的例子是内江因甘蔗和蔗糖技术的引进而号称“甜城”，攀枝花也因木棉的引进而名噪四川。戏迷们知道，川剧的形成也跟其它省份的地方剧种有着亲密的关系。
最重要的一点是，省份和人种的界线被打破以后，一种新的文化渐渐被培育出来。《成都竹枝词》中说到一个新的移民环境中的家庭时，曾经以戏谑的口吻说，大姨是陕西人，二姨是广东人，三姨是湖北人……这样一个家庭多有趣啊。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们对外来者的感觉和记忆逐渐消除，他们当之无愧地成为了这片土地的主人。这种无限的包容和文化上的风云际会，使四川赢来了历史上难得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