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有灵魂的,不是吗?

像自由一样美丽:犹太人集中营遗存的儿童画作

作者:林达

京东
1939年, 一位名叫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的女艺术家,放弃了从特莱津集中营出逃的机会,因为集中营有一万多个孩子……弗里德选择陪伴孩子们,和他们一起画画。在纳粹的浩劫中,一万多个孩子最终只留下了一百多人,但他们留下了4500张画和一本叫《先锋》的杂志,上世纪90年代,杂志得以出版,书名叫《我们也是一样的平常孩子》,让我们看到集中营里的儿童绘画。

 画于特莱津集中营的作品

及其小作者

《奉献日》(Hanukkah,pastel on paper)
伊莱娜·卡尔佩莱索娃Irena Karpelesova

伊莱娜是个女孩,她于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十日出生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距离她十二岁生日还有八天的时候,伊莱娜被遣送到了特莱津。在特莱津她住在十三号房,分在A组。她留下了二十八张画。一九四四年十月四日,不满十四岁的伊莱娜,被杀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
在这里,伊莱娜画了犹太民族重要节日“奉献日”点亮的九支烛台。那是纪念两千多年前犹太民族对古希腊人的反抗,因为古希腊人强迫犹太人放弃自己的信仰,改信希腊人的宗教。在胜利之后,犹太人来到自己的圣殿,举行对神奉献的仪式。他们点上犹太人传统的九盏大油灯,可却只有仅够点上一天的灯油。但神奇的是,那一点点油却坚持整整亮了八天,直到他们找来新的灯油。此后的两千年来,每到年底的奉献日,犹太人就会连着八天整夜都点亮着九支烛台以纪念那九盏油灯。
伊莱娜住在集中营里,在过奉献日的时候,她只能在自己的画里,点燃那燃烧了两千年的九支烛台。
烛火,并没有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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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自由一样美丽:犹太人集中营遗存的儿童画作

作者:林达 著

当当

《特莱津的旧营房》(Terezin Barracks)

松娅·瓦尔德斯特诺娃Sonja Waldsteinova

松娅是个女孩,她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出生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一九四三年六月六日,她十六岁半的时候,被遣送到特莱津。在特莱津少年儿童的画作收藏中,至少有四张画是她的作品。她的画很有特色,也非常成熟,和其他孩子的画风格很不一样。一眼就可以看出,她具有很高的艺术天分。非常幸运的是,松娅活到了被解救出来的那一天。她最终回到了布拉格。
这是她画的特莱津旧日的兵营建筑。这房子后来被纳粹用做关押孩子们的地方,兼有宿舍和囚室的意味。纳粹的集中营分做两种。一种更像监狱,就是在集中营内部几乎没有任何自由。另一种是像特莱津这样的集中居住区。它是利用一些旧日的城镇,封锁而成。在居住区内部,有一定的行动自由。可是,这样有限的“自由”,完全掌握在纳粹手里。例如,在特莱津刚刚建立的时候,孩子们除了去食堂,就不准走出这栋房子。后来,虽然活动的时间被放宽,但仍然是有限的。在不准离开房子的时间,孩子们就被囚禁在里面。
一个叫做特奇(Teddy)的孩子,一九四三年被关在特莱津的时候,她写了这样一首诗:
在特莱津
一个新的孩子来到这里,
一切对他都是那么陌生。
什么,晚上就躺在地板上?
吃发黑的土豆?不啊,我不愿意!
我非住这儿不可?那么脏的地方!
这地板——你看,多脏啊,我好害怕!
就让我这么睡在地板上?
我身上就都得弄脏啦!
身边都是尖叫声,还有哭泣,
还有,那么多的苍蝇。
谁都知道苍蝇传染疾病。
啊,什么东西在咬我!这是臭虫?
特莱津,生活就像地狱,
可什么时候能回家,我至今也不知道。
这个孩子把诗写在一张纸上,笔迹稚嫩,却没有语法错误。她在角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Teddy,L410,1943。人们不知道她的故事,也不知道她是多大的一个孩子。只知道,一九四三年,她是特莱津的囚徒,住在这样一个旧兵营改建的女孩宿舍里。他们把那栋房子,叫做L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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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乌托邦小说三部曲:美丽新世界 我们 1984(多一个人读到这套书,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

作者:[俄罗斯]叶甫盖尼·扎米亚京

京东

《院子》(The Courtyard)
巴维尔·松嫩申Pavel Sonnenschein

巴维尔是个男孩,他出生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九日。一九四二年四月八日,他从捷克的布尔诺(Brno)被遣送到特莱津,那是他十一岁生日的前一天。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三日,他被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被杀死在那里。
他在特莱津用墨水和水彩颜料,在一张用过的纸上,画了这幅画。这不仅是一张特莱津现实场景的描绘,他也画出了自己对特莱津封闭、压抑的感觉。
曾经有个特莱津的孩子,用诗写出了同样的感觉,那首诗的名字是:
“闭封之镇”
一切都倾斜了,像一个蹒跚、佝偻的老妇人。
每个人目光闪闪,都盯着唯一的期待
和一个问题“什么时候?”
这里没有很多士兵,
只有被击落的鸟儿在报告战争消息。
你会相信自己听到的任何一点传闻。
屋子更挤了,
气味的身子挨着身子,
有着亮光的阁楼在尖叫着,经久不息。
诗留下来了,作者却没有留下名字。他给我们描述了特莱津囚徒痛苦的生活和内心,我们却不知道他自己的故事。

4.《瓶花》(Flower in Vase)
基蒂·玛尔盖特·帕塞洛娃Kitty Marke ta Passerova

基蒂是个女孩,她出生在一九二九年七月四日。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八日,在她十四岁的时候,纳粹把她从布拉格遣送到特莱津。她是特莱津孩子中很罕见的幸存者之一。一九四五年五月,她被解救出来,现在她居住在澳大利亚。
在特莱津画这幅画的时候,她没有好纸,就利用废纸。这是一张剪纸、勾画和上色结合的作品,画面很美。
她是弗利德的学生。弗利德没有能够活到战后,她被杀死了。可是,她思想的碎片,却依然在闪亮。她的学生回忆说:“弗利德说得不多,可是我记得她确实说过:'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世界。地球上的每个人和每一样东西都有他自己的世界。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独立的体系。当无尽的贪欲抓住了一件事情的本质,它会把你逼疯。美是神秘的。一件美的东西是一个秘密。美不是自然的一个模仿,不是它的一个肖像;它是在变化和多样性中的一个表现。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没有完全固定的美。绘画的宽度,是在过度的细节之中,找出空间。’”

5.《特莱津的房子》(House)

哈娜·科赫诺娃Hana Kohnova

哈娜是个女孩,她出生在一九三一年七月七日。她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从布拉格被遣送到特莱津的。那时,她刚满十岁。一九四四年五月十八日她被转送奥斯威辛集中营,在那里她被纳粹杀死,还没有到她十三岁的生日。年龄小的孩子很难幸存下来,因为纳粹觉得他们还不能干活儿,活着对纳粹“没有用”。
这张画是哈娜用水彩颜料画在一张比较光滑的纸上的。她不可能用水彩纸,因为在集中营没有水彩纸。可是,她还是画出了水彩的感觉。她是一个多么有艺术感觉的孩子。她画着特莱津的房子,却完全忘记了现实的丑陋。她虚化了眼前的世界,把视野和心灵都推向远方。远方——有家的远方。
这张画,让我想起特莱津的一个男孩弗兰塔·巴斯(Franta Bass)留下的诗:
我在瞭望,瞭望着
进入那宽广的世界,
进入宽广的世界、遥远的世界。
我瞭望着东南方,
我望着,望着我的家乡。
写这首诗的男孩弗兰塔,一九三〇年九月四日出生在捷克的布尔诺。他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日被遣送到特莱津的时候才十一岁。三年后的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弗兰塔被杀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刚满十三岁。

6.《特莱津》(Terezin)

鲁特·萨赫苔洛娃Ruth Schachterova

鲁特是个女孩,她出生在一九三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九日,在她十一岁半的时候,她被遣送到特莱津。一九四四年五月十八日,她被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在那里,纳粹杀死了她,她还没到十四岁。
这是一张上色的剪贴作品,用了当时作废的表格纸,贴在一张发亮的黄色纸上。这张剪贴作品的构图、变化和虚实处理都很好。这是艺术化的特莱津景观。
那么,什么又是鲁特生活中现实的特莱津的内核?
一九四四年,一个小名叫做米夫(Mif)的男孩写道:
特莱津
沉沉的轮子碾过我们的前额
把它深深地埋入我们的记忆深处。
我们遭受的已经太多,
在这哀恸和羞辱凝合的此处,
需要一个盲人的标记
以给未来我们自己的孩子,一个证明。
等待了第四个年头,像是站在一个沼泽地的上方
任何一刻,那里都可能喷涌出泉水。
同时,河流奔向另一个方向,
另一个方向,
不让你死,也不让你活。
炮弹没有呼啸,枪声没有响起
在这里,你也没有看到鲜血流淌。
没有这些,只有默默的饥饿。
孩子们在这里偷面包,并且一遍遍地提出同样的问题
而所有的人希望能够入睡,沉默,
然后再一次入睡……
沉沉的轮子碾过我们的前额
把它深深地埋入我们的记忆深处。
没有人知道,这首诗的作者米夫是怎样的一个孩子。
这是特莱津的儿童艺术教育者面对的困境。艺术家弗利德认为,在这样畸形环境的不断刺激中,孩子们的心灵会非常自然地失去常态。她知道,在这样的窒息中,你不需要时时对孩子说,你要记住苦难。即便你喝令他们忘记,记忆仍然如“沉沉的轮子碾过前额”,已经“深深地埋入记忆深处”。仇恨是自然发生的,很快地,它就会堵住孩子的胸膛。在这样的时候,更重要的,是引导孩子保留一双正常的眼睛,仍然能够看到和理解什么是美;引导他们保留爱的能力,把这样的种子播入孩子们的心田,期待它慢慢地萌芽和生长。
在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了解了真实的特莱津生活,再看弗利德引导的孩子画下的特莱津,我们才能够懂得,弗利德在集中营的儿童艺术教育观的意义。

7.《纳粹威胁犹太人》(Nazi Threatening Jew)

伊日·贝乌特列尔Jiri Beutler

伊日是个男孩,他出生于一九三二年八月九日。一九四二年九月十八日,他刚满十岁,就被遣送到特莱津。一九四四年五月十八日,还不满十二岁的伊日被纳粹装进货车,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在那里,他马上被送进毒气室,杀死了。
从这张画里,可以看到一个才十岁的孩子,感受到的屈辱和面对暴力的恐惧。才十岁的伊日,把那个纳粹的冲锋队员的装扮画得很仔细,制服、帽子、皮靴,还戴着袖章。他稳当地提着棍子站着,面对弱者,冷酷地胸有成竹。画面上的犹太孩子,当然是静止的。可是,从静止的画面中,你却能感受到她的颤抖。她的胸前挂了一个犹太人的六角星标记。伊日在画面下,就像是一个注解,画了这个标记的放大图样,让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上面标明的“Jude”(犹太人)的字迹。这黄色的六角星、“犹太人”的字样,都是由纳粹逼迫犹太人佩戴特殊标记的时候,给出的标准式样。
伊日,一个刚十岁出头的孩子,实在不是画这样的画的年龄。可是,很不幸,那就是他的童年生活。纳粹规定,只要超过六岁的犹太孩子,上街就必须佩戴这个标记。对一个敏感的孩子来说,一个黄色六角星,不是佩戴在胸前,而是烙在心上了。恐惧和耻辱的感觉令他感到窒息。
在特莱津,伊日终于得到艺术家老师的支持,通过画笔,描绘出自己的经历,倾诉自己的害怕。他得到老师的安慰,他渐渐释放了自己深藏在内心的痛苦感受。相信伊日在画出这张画以后,他开始从震惊中试着找回自己,试着理解发生的一切,也有了更大的勇气面对邪恶。

8.《检查虱子》(Checking for lice)

赫尔加·维索娃Helga Weissova

赫尔加是个女孩,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日,她出生在布拉格。十二岁的时候,她被遣送到特莱津。在那里,她是孩子们羡慕的对象,因为她是和爸爸妈妈一起被送来的。赫尔加有很高的艺术天赋,在来到特莱津的时候,她也已经有了很好的绘画基础。因此,她没有参加儿童的绘画课,而是独自练习绘画,经常写生。
这是一幅钢笔淡彩,描绘了特莱津的成人囚徒居住的地方,画面上是一个男人正在检查一位妇女头发里的虱子。特莱津的居住环境拥挤而肮脏,没有必要的消毒药物,寄生虫很普遍。赫尔加非常生动地记录了特莱津的这个生活场景。
后来,赫尔加的父亲在集中营里悄悄写了一本书,书名是《上帝来到特莱津,他看到这里很糟》。赫尔加还为父亲的这本书作了插图。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五岁的赫尔加被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她进入了那里的劳动营。一九四五年,她和母亲成为被解救的幸存者,回到了布拉格。她的父亲却没有能够活下来。战后,赫尔加开始接受正规的艺术教育,她后来一直住在布拉格,成为一名艺术家。
在特莱津,住过一万五千个十五岁以下的孩子。我们从特莱津儿童画中可以看到,有那么多的孩子有艺术天分,也热爱艺术。可是,在他们中间,只有一百多个幸存者,侥幸活下来。只有几个人,实现了做艺术家的梦想。

9.《遣送的火车》(Deportation train)

彼得·赫尔兹鲍尔Petr Holzbauer

彼得是个男孩,他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出生,被遣送到特莱津的时候,还不到十一岁——那是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一个冬日,也是彼得生命中最寒冷的日子。遣送的火车是所有特莱津孩子们的噩梦,火车永远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轨迹。
一年半以后的一九四四年五月十八日,彼得又一次上了遣送的火车,这一次,他被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他被杀死在毒气室时是十二岁。

10.《有着长胡子的人》(Man with a Long Beard)

爱娃·麦德奈洛娃Eva Meitnerova

爱娃是个女孩,她于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出生在捷克的普洛斯捷约瓦(Prostě jova)。在刚满十一岁的一九四二年七月四日被遣送到特莱津。根据住房的记录,我们知道她住在第十四号房子的第四组。
爱娃还是个小女孩,可是很喜欢画画。在特莱津留下的孩子画作中,有她画的二十二幅作品。大多是铅笔画和粉彩画。其中最有意思的是粉彩画《家庭聚餐》(Seder)。《家庭聚餐》不仅是聚餐,还是犹太人为特殊的宗教传统节日逾越节举行的仪式,纪念将近两千年前,摩西带领犹太人从埃及人的奴役下出走。在特莱津的儿童画中,有好几幅画,都是孩子们用不同的方式,描绘逾越节聚会的情景。这可以看出爱娃是一个很有观察力的女孩,也可以想见,她是多么怀念全家团聚过节的日子。
这张画是用铅笔把一个典型的传统装束的犹太人画在一张有色纸上。爱娃下笔天真,她塑造的人物却是那么生动。那是她印象中的爸爸?叔叔?还是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犹太人?她已经无法告诉我们了——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八日,爱娃被纳粹杀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年龄十三岁。

11.《花园》(Garden)

鲁特·切赫娃Ruth C echova

鲁特是个女孩,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九日,她出生在捷克的布尔诺。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九日,在距她十一岁生日还有整一个月的那天,鲁特被遣送到特莱津。在特莱津犹太人博物馆的儿童画收藏中,有鲁特留下的十二张画作。有粉彩,有水彩,有铅笔素描。她的大多数画作,都是在一九四四年四月至六月之间画的。留给她作画的时间是那么短暂,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九日,十二岁的小女孩鲁特,被杀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
可是在这幅画中,我们看到了:鲁特在集中营里仍然没有放弃她童年美好的梦想。她画的是一个傍晚,在一个花园里,树在绿着,花儿在红着,两个小女孩铺下一条毯子,躺在青青草地上。她们望着紫色的天空和落日余晖,想着:长大后,我要……。画这幅画的时候,死亡的阴影已飘到她们的头上,可是鲁特用自己的画告诉这个世界:我们是孩子,我们有梦想。
是什么引起了鲁特创作的想象?在特莱津,没有花园和草地。另一个和鲁特一起生活在特莱津的孩子,留下了一首诗,描绘了空间有限的特莱津,孩子们能看到的、仅有的一点美景——开花的栗子树和紫色的天空。也许,正是大自然给孩子们送来的这份礼物,触动了鲁特的回忆和创作的灵感?
一个日落余晖的傍晚
在紫色的、日落余晖的傍晚
在一片开着大朵栗子花的树林下
门槛上落满花粉
昨天、今天、天天都这样。
树上的花在散发着美
又是那么可爱,树干苍老
我都有些害怕去抬头偷窥
它们绿色和金色的冠冕
太阳制作了一顶金色的面纱
如此可爱,让我的身体战栗起来。
在上苍,蓝色的天空发出尖利的声音
也许是我微笑得不是时候。
我想飞翔,可是能去哪儿,又能飞多高?
假如我也挂在枝头,既然树能开花
为什么我就不能?我不想就这样凋谢!
这首诗和鲁特的画作一样,也创作在一九四四年。绝大多数特莱津的孩子就在那一年被杀害。人们只知道这个小诗人曾经住在特莱津的L318或者L417的老兵营房子里,却不知道他的姓名。小诗人的年龄当在十岁至十六岁之间,因为住在那两栋房子里的孩子,一九四四年都在这个年龄段里。

12.《有着架子床的房间》(Room with Bunkbed)

埃丽卡·陶西戈娃Erika Taussigova

埃丽卡是个小小的女孩,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她出生在布拉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她被遣送到特莱津的时候,还只有七岁。她先是住在编号CIII的房子里,后来搬到第四街区。埃丽卡留下了十六张画,其中有一张还题写着,是送给她的艺术老师弗利德的。她留下的画作中,最后一张注明的日期,是在一九四四年的六月,仅仅四个月以后的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六日,埃丽卡被纳粹杀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那一天,距离埃丽卡的十岁生日还有十二天。
在这张画里,埃丽卡既记录了自己的生活,也画出了一个小女孩的憧憬。她们的居住环境始终是拥挤的。埃丽卡却把架子床“推”得远远的,也把现实生活远远地推开,她在画面前面留出了很大很大的空间。在这个她留给自己的幻想空间里,小埃丽卡放上了特莱津所没有的鲜花,她让蜜蜂围绕着花朵,在美丽的花瓶上,刻上了她对生活的爱的印记。那几朵花,不论是颜色还是姿态,都生动而平衡。时时处于饥饿之中的埃丽卡,在花儿的旁边,放上了满满的、美美的一盘果实。
而埃丽卡现实生活中的有着架子床的房间,却是充满哀伤。孩子们饥饿、寒冷、经常生病。一个小男孩在宿舍里生病,他曾经写下一首诗,幻想着妈妈来到身边:
生病
屋子里哀伤而又寂静。
在中间,有一张桌子,还有床。
在床上,有个发烧的孩子。
他的妈妈坐到了他身边。
妈妈手里拿着一本书。
她念了一个他最喜欢的故事
马上,
他就开始退烧。
这个躺在男孩宿舍的铺位上,在病中幻想着妈妈的男孩,叫做弗兰塔·巴斯,你已经认识他了,就是他写下了前面那首名为“家”的小诗。特莱津所有的孩子,都像弗兰塔那样,始终在想家、想妈妈。

13.《特莱津的住处》(Dwellings in Terezin)

哈娜·格龙费尔多娃Hana Grunfeldova

哈娜是个很小的女孩,她出生在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四日,被遣送到特莱津时她才六岁半。当时她住在特莱津第六街区。一九四四年,她被杀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只有九岁。这张画就是在她死去的那一年画的。画的右上角注明了姓名日期等,字迹老练,我猜想可能是因为她太小,由老师来替她写的。
哈娜,和刚才画《有着架子床的房间》的作者埃丽卡一样,都把房间画得很美。她用暗红色处理地板,她给床上的被褥加上了鲜红的颜色,鲜亮的色彩,永远是小女孩最喜欢的。哈娜一定不喜欢生活中那脏脏的墙,于是,她在画中的墙上,一道道地加上了她喜欢的彩色线条。她和埃丽卡一样,一定要在桌子上,放上一瓶花儿。也许因为她们记得,在家的时候,妈妈是一直在桌子上放花儿的。
在没有花园和鲜花的特莱津,花儿却是孩子们永恒的主题。
我却想起一个生病的孩子的诗:
特莱津的痛苦,在我身上击出火花
十五个床,十五个装着名字的格子,
十五个人,没有一点亲属联系。
十五个身体,病痛和药片对他们折磨,
床上污染着陈年的红色血迹。
十五个身体渴望在这里活下去。
三十只眼睛在寻求着安宁。
剃光的头,是我们和外面世界的鸿沟。
忍受折磨的圣洁,和我没有关系。
空气显得可爱,一天天,
闻着带点焦油味儿,有点奇怪。
护士拿着体温计,
母亲们在微笑之后慌张地摸索。
食品在这里如此稀缺。
长长的夜晚,跟着简洁的白天。
可是,不管怎么,我不想离开
这明亮的房间和这发烧的脸蛋,
护士留给他们的只是一个空影
也帮了这些小小的受苦人。
我愿意留在这里,一个小病人,
等着医生每日的访问,
很久很久以后,我又会重新好起来。
然后,我愿意活着
直到重新回家的一天。
没有人知道,这个生病的孩子,最后是否走出病房。他没有留下姓名。

14.《瓶中的花》(Flower in Jar)

埃丽卡·陶西戈娃Erika Taussigova

这是前面那幅《有着架子床的房间》的作者,画的另一幅瓶花(局部)。瓶中盛开的是鸢尾花。
小埃丽卡仔细地描绘着记忆中鸢尾花的细节。也许在埃丽卡家,妈妈在屋后的小花园里,就种了大片的鸢尾花。
鸢尾花有着宽宽的美丽的叶子,它的根茎很强健,在最差的条件下也能够顽强生存。只要春天来临,鸢尾花就一定会伸出细细长长的花茎,顶着那花儿,大片大片、大朵大朵地盛开起来,放出生命的光彩。

15.《长胡子的男人》(Man with a Mustache)

哈努什·克劳贝尔Hanus Klauber

哈努什是个男孩,他出生在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二日。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八日,他才九岁半,就从捷克的皮尔森(Plzen)被遣送到特莱津。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八日,他被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在那里被杀时才十二岁。
他画完这张画之后,又把它剪了下来。也许,他本来想把它带在身边?那是爸爸的模样吗?
这让我想起另一个特莱津孩子写给父亲的书信体诗:
还有,爹爹,快点来
而且看上去显得快活点!
您不高兴的时候,妈妈就很伤心。
而我是多么想念她闪闪发光的眼睛。
您答应了给我带书的
因为,真的,我没有书可读。
所以请求您,明天就来,就在日落之前。
我肯定会很开心。
现在我必须打住。妈妈让我捎上她的爱。
听到您的脚步响起来,我会欢天喜地。
在您没有和我们团聚之前,
我送上我的问候和亲吻。
您忠实的儿子
不知道这首诗的作者是谁。只知道,和许多孩子相比,他已经算是幸运的,因为他的母亲也在特莱津。许多特莱津的孩子们,双亲都在遥远的地方,甚至生死不明。

16.《鸟和蝴蝶》(Bird and Butterfly)

作者未留下姓名

那些鸟儿和花朵,都是孩子用废旧的表格纸涂色以后,剪贴而成。可是,画面却是那么生机勃勃。他们的艺术老师弗利德一直相信,在正常环境中,儿童们更容易具备健康的心态,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成人世界中滋生的一些邪恶和欲望所污染。她主张在儿童教育中,尽可能多地让孩子们保留这样的心灵状态,使他们在进入世界、参与塑造世界的时候,也尽可能多地保留那片心灵的净地。
在集中营的世界里没有蝴蝶的时候,弗利德想让孩子们在记忆和想象中艺术地再现出美丽的蝴蝶。
可是,弗利德面对的是一个最邪恶的世界。整个犹太民族更是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可能的心灵扭曲。这个时候,弗利德仍然相信要用真善美的观念来进行儿童教育。她要坚持维护犹太民族的未来,维护那些孩子们的幼小灵魂。因此,她竭力用艺术教育、用可能的一切艺术手段,使得孩子们保持正常儿童对美的敏锐感受。她在为民族保存一个未来。虽然在那个时候,她的想法,听上去是那么不可思议。
今天,所有的孩子们,而且,不仅是孩子,所有善良的人们,都看懂了弗利德和她的孩子们的画。
特莱津一个年轻人的诗在今天传唱着,人们也读懂了这首诗:
蝴蝶
那一只,就是上次那一只,
那么丰富、明亮、耀眼的黄色,
或许,那是太阳金色的泪水
滴在白色的石头上……
那样、那样的一种金黄
轻盈得翩然直上。
它离去了,我相信,这是因为
它自己要告别这个世界。
我在这里住了七个星期,
被囚禁在这个集中营。
可我已经发现,这里有我喜爱的东西。
蒲公英在招呼着我
还有院子里开着白花的栗树枝条。
只是,我再也没见到另一只蝴蝶。
那只蝴蝶,是最后的一只。
蝴蝶不住在这里,
不住在集中营。
这个写诗的年轻人叫做巴维尔·弗里德曼(Pavel Friedmann),一九二一年一月七日,他出生在布拉格。他被遣送往特莱津,是在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六日,那年他刚满二十一岁。一年以后的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他被杀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二十三岁。
巴维尔和那些特莱津的孩子们,用他们留下来的诗和画,让我们相信,实现弗利德的追求、孩子们的追求——是可能的。

17.《夜空》(Night sky)

海伦娜·曼德洛娃Helena Mandlova

海伦娜是个女孩,她于一九三〇年五月二十一日出生在布拉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她被遣送到特莱津,那时她才十一岁半。她住在L410的二十八号房间。她是艺术家弗利德的学生。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她十二岁半的时候,被杀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
海伦娜的铺位也许是在窗边,能够透过窗户,看到特莱津的夜空。她和她的同伴们,许多人一起挤在狭小的空间里,唯有窗外的夜空让她暂时忘却可怕的现实。
另一个女孩(爱娃·舒佐娃Eva Schuzova)写道:
于是,有一些人争执起来。
其他人试着让她们安静下来。
最后,一个又一个,她们不再作声,
她们睡着了。
还有多少个夜晚
我们要住在这里?
我不知道,
只有上帝有数。
爱娃出生在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日。天天想回家的爱娃,再也没有能够回家。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十二岁的爱娃,被杀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

18.《逾越节聚会》(Passover Seder)

多丽丝·维塞洛娃Doris Weiserova

多丽丝是个女孩,她于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七日出生。一九四二年六月三十日,她刚满十岁,就从捷克的奥洛穆兹(Olomouc),被遣送到特莱津。一九四四年十月四日,她再被遣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被杀死在那里,当时她十二岁。
这张画是用蜡笔和铅笔画的。在特莱津留下的儿童画中,有不少孩子,画过家庭的逾越节聚会。逾越节是犹太民族的一个重要的宗教节日,纪念他们信仰的神把他们从埃及人的奴役之中解救出来。在此之前,他们只是没有希望的奴隶,在此之后,他们跟随着神的使者摩西,历经千辛万苦走出埃及,获得了自由。因此,这也是一个纪念民族的自由和重生的节日。自由,对于犹太人来说,是最为宝贵的。
因此,在逾越节那天,犹太人家庭总是聚集在一起,郑重地穿上节日的服装,举行传统的仪式。他们会轮流朗读那本一代代传下来的经书,上面记载着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故事。他们因此重温祖先被奴役的历史,感受自由的可贵,感激神的恩惠;也因此传承了民族的历史,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逾越节也可能是几个有亲属关系家庭的共同聚会,所以,有时人很多。在这张画上,多丽丝画了十一个人的聚会。在那一天,妈妈总是端上最好的食物,有一些传统的食物是不可缺少的,那些食物有着一定的象征和含义,都是和这段历史有关。
多丽丝和她在特莱津的小伙伴们,再也不能按照传统,在家里过逾越节。亲人四散,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在哪里。可是,多丽丝和其他一些孩子,用笔在纸上画下了他们的逾越节聚会,那不仅是对家的怀念,也是用另一种形式,表达他们的民族认同和宗教信仰。
我注意到,多丽丝,还有所有的特莱津犹太囚徒和孩子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和其他一些地区遭受迫害的人们,有着很大的不同。
有一些地方,那些遭受厄运的人们,面对迫害者不断重复的强盗逻辑,会完全失落了自我,失落了判断的能力。渐渐地,他们开始顺从这样的逻辑,相信自己是有罪的,开始相信迫害者掌握着某种他们还不十分理解的真理。在这样的时候,他们会心理崩溃,失去对善恶的判断能力。不要说孩子,就是成年人的精神都被拦腰斩断,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撑起他们。
而特莱津集中营里的囚徒和他们的孩子们,精神是健全的。尽管纳粹一再试图证明,犹太人是一个罪恶和肮脏的民族。可是,即使是一个十岁的女孩,她都对自己的民族充满自信。孩子们毫不迟疑地握住长辈和老师们伸过来的手,从他们那里汲取知识和文明的养料,汲取力量。他们相信,即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的精神、心灵依然是有所依托的。
多丽丝是有信仰的,特莱津的孩子们是有信仰的。

19.《女孩向窗外望去》(Girl Looking out of the Window)

妮娜·列德雷洛娃Nina Ledererova

妮娜是个女孩,一九三一年九月七日,她出生在布拉格。一九四二年九月八日,十一岁生日的第二天,妮娜被遣送到特莱津,分在第二组。她总共留下了十张画作。她的最后两张作品画于一九四四年五月九日。六天以后,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五日,妮娜被杀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她还不到十三岁。
不知你注意到没有,这些孩子,我们都不知道他(她)们长得是什么样子。大多的孩子,连同他们的整个家庭,都成了这场浩劫的死难者。他(她)们的形象、故事,就这样从地球上消失了。看着这张画,我总觉得,画里的女孩,就是妮娜。也许她自己就曾经梳着这样的发式,有一件这样的花衬衫,还有她喜欢的一条裙子。也许,她的家里,以前就天天都插着这样一瓶鲜花。那个大大框子的暗红色,就是妮娜家里窗框的颜色吗?在妮娜的记忆里,她家的窗子一定很大很大。她可以看到窗外美丽的风景,绿色的河岸,有着大鱼的蓝色河流,还有那个划船的勇敢小伙子,那是妮娜的哥哥吗?妮娜,你有没有一个哥哥?
我们再也无法从她那里找到答案了。
另一个女孩,阿莱娜·森科娃(Alena Synkova),写出了特莱津女孩站在窗前的更多思绪:
我要独自离去
我要独自离去,去到一个地方,
那里的人不一样,他们更为善良,
那个地方很远,谁也不知道在哪儿,
在那里,一个人不杀死另一个人。
也许,我们更多的人
一千倍的坚强,
就能达到这个目标
在为时太晚之前。
这首诗的作者阿莱娜,于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出生在布拉格。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她十六岁的时候,被遣送到特莱津。一九四四年五月,她被解救,回到了布拉格。

20.《拿着棍子的警卫》(Guard with Stick)

索尼娅·斯波特佐娃Sona Spitzova

索尼娅是个女孩,她出生在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七日。在她还不到十一岁的时候,就被遣送到特莱津,那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日。三年后的一九四四年十月六日,她又被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在那里,纳粹杀死了她,虽然她只有十三岁。
由于得到纸张很不容易。所以特莱津的孩子们经常用废纸作画。这张剪贴画,是索尼娅用废表格纸创作的。她在画出特莱津的现实:她自己和同伴们在台下,听那个拿着棍子在威胁他们的警卫训话。这是一幅经过了艺术剪裁的画作。
在特莱津,不仅有警卫的威胁,还有疾病和死亡的威胁。另一个叫做爱娃·波兹科娃(Eva Pickova)的十二岁女孩,曾经用诗写出了她感受到的惊恐和害怕。
恐惧
今天,集中营有了一种新的惊恐,
被它攥在手心,死亡挥舞起冰刀。
邪恶的病菌活跃地散布着恐怖,
在它阴影下的牺牲者,在哭泣挣扎。
今天父亲的心跳,在传达他的搏斗,
而母亲们,在用手盖住她们低下的头。
现在,这里的孩子们抽搐着死于伤寒。
这是从父母那里取走的一笔痛苦的重税。
我的心仍然在胸腔里跳动,
当朋友们在告别,去往另一个世界。
或许这样更好——谁知道?——
今天就死,免得看着发生的一切?
不,不,我的上帝,我要活着!
别看着我们的编号都被熔化掉。
我们要一个更好的世界,
我们要工作——我们不能死!
写下这首诗的爱娃也是个女孩,她于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七日出生在捷克的宁布尔克(Nymburk)。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六日,还不到十三岁的爱娃被遣送到特莱津,这首诗是她刚刚到达以后不久写的。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八日,爱娃被杀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热爱生命的爱娃,没有能够看到自己的十六岁生日。

21.《黑屋子里的星光》(Starlight in Dark Room)

索尼娅·斯波特佐娃Sona Spitzova

上一幅幅《拿着棍子的警卫》的画作者索尼娅,还创作了这样一张画:《黑屋子里的星光》。
这张画没有像前一幅作品那样,直接地描绘警卫、棍子以及站在威胁面前的特莱津囚徒,而是画了一个非常静谧的场景。然而,这幅画却更深地打动了我。一个小女孩画出了这样一种心情,表达着包围在她四周的黑暗和她内心的惶惑。她又害怕黑暗,又希望在黑暗中隐藏起自己。那空无一人的、孤零零的桌椅台灯,传达着无法挣脱的孤寂。但她并没有被窒息,那微弱的星光,就像希望一样,透过唯一的窗户,在黑暗中引导,点出一条出路。
看着孩子们留下的画,我常常暗暗惊叹弗利德这样的艺术家,在对孩子们的艺术教育中起的作用。因为这里有那么多超越孩子们年龄的、有深度的艺术表达。尽管笔触有时或许是幼稚的,可是产生的视觉效果却震动人心。我也想到,成年的艺术家们只是起了点拨的作用,是非常时期的生活体验,使得孩子们不可避免地提早离开童年,过早成熟起来。在这里,我再录下一个特莱津孩子的诗:
黎明沿着集中营的街道匍匐前行
拥抱着每一个路上的行人。
只有一辆车,就像是来自久违世界的一个问候
用挚热的眼睛吞下黑暗——
那甜蜜的黑暗覆罩在灵魂之上
医治那些被白昼照亮的伤口…… 
沿着街道,光亮在走来,而人的队列
像一条黑色的缎带,抹上了朦胧的金色。
从笔迹辨认,这个孩子一共留下了四首诗。这首诗的下面,注明了写于一九四三年。在另外的一首诗下面,作者写了L410,那是女孩住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诗作者是一个敏感的女孩。她没有签名,所有关于她个人的信息,就都是缺失的。

22.《夜色中的房子》(Building at Night)

迪塔·波拉霍娃Dita Polachova

迪塔是个女孩,她出生在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二日。在她十三岁的时候,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她被遣送到特莱津,又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八日,被遣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非常幸运的是,迪塔在一九四五年被解救。今天,迪塔生活在以色列。
迪塔在夜色中想些什么?我们不知道。可是,有一个孩子写了一首诗,也许在夜色中,她们会有一些共同的感受?
集中营的夜晚
又一天离去了,被保存在
时间无底的深坑里。
它再次伤害了一个人,他被
自己的同类俘获囚禁。
黄昏之后,他急切地找寻绷带
寻找那柔和的手,遮住他的双眼
这样,就躲避了瞪着他的白天。
可是,在这集中营里,就连黑暗
也是一种令人厌倦的眼睛,你昼夜
都无处逃遁。
还记得我在讲上一幅画《黑屋子里的星光》时,提到的那首诗吗?这两首诗是同一个作者写的,就是那个住在L410的敏感女孩。在这首诗下面,她还是没有签名。

23.《帆船》(Saiboat)

莉莉·博巴肖娃Lilly Bobasova

莉莉是个女孩,我不清楚她的情况,可是,这是一张令人印象深刻的画。每次看到它,总使我想起一个特莱津孩子埃德娜·阿米特(Edna Amit)对艺术教师弗利德的回忆。弗利德在教她画画的时候,对她说:“你要用光明来定义黑暗,用黑暗来定义光明。”
这张画似乎在告诉我们,特莱津的孩子们,从集中营里犹太民族最杰出的人那里,究竟学到了一些什么。
那个十三岁被杀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男孩,弗兰塔·巴斯,在用他的诗回答:
我是一个犹太人
我是一个犹太人,永远不会改变,
纵然我要死于饥饿,
我也不会屈服。
我要永远为自己的人民战斗,
以我的荣誉。
我永远不会因身为犹太人而羞耻,
我向你起誓。
我为我的人民骄傲,
他们是多么自尊。
不论我承受怎样的压力,
我将一定,恢复我正常的生活。

24.《日落》(Sunset)

赫尔加·波拉科娃Helga Pollakova

赫尔加是个女孩,她出生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一日。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她十四岁半的时候,被遣送到特莱津。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她再次被遣送出去,却幸存下来了。她画下了多么动人的一幅“日落”。
她回忆自己的艺术教师弗利德时说:“并不是绘画教学的技艺使得孩子们变得不一样,而是她给孩子们传达的自由的感觉——是她自己内心对自由的感情,而不是技艺。”
一个无名特莱津孩子写过这样一首诗:
暮色
暮色乘在傍晚的翅膀上飞来……
是不是从那里来,替他捎来了问候?
你能不能替他亲吻我的嘴唇?
我多么想回到我出生的地方!
也许只有你,静静的暮色,
知道我衣襟上的泪水
从我那渴望的眼睛里淌出
渴望见到棕榈树和橄榄树
站在以色列的土地上。
也许,只有你会明白
这个神的女儿
在为她的埃尔伯河上的小城哭泣
甚至害怕再见到它。

25.《人在船上》(Man on a Boat)

埃丽·赫列洛娃Elly Hellerova

埃丽是个女孩,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五日,她出生在布拉格。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十二岁的埃丽被遣送到特莱津。她被分在第四组。
她留下了九张画作,都是在一九四四年上半年画的。这个女孩的色彩感觉真好,画面布局也恰到好处。她在画出她的梦想,天地和河流,自由的一叶扁舟。
另一个特莱津的女孩在她的诗里也写到了船:
给奥尔加(Olga)
听啊!
船上的笛声响起来了
我们一定要扬帆
去一个未知的港湾。
我们要驶出很远很远
梦想就会实现。
噢,那地名多么甜蜜,摩洛哥!
听啊!
是时候啦。
风儿在唱着远方的歌,
只要抬头看着天空
再想一想紫罗兰。
听啊!
现在,是时候啦!
这首诗的作者,就是写了我曾在前面念给你听的《我要独自离去》的那个女孩阿莱娜·森科娃。在这首诗里,她已经在大声呼喊着,心在飞向自由。
阿莱娜和埃丽,这两个都幻想着自由远航的女孩,她们的命运是如此不同。阿莱娜活到了一九四四年五月,被解救出集中营。而十四岁的埃丽,却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六日,被纳粹杀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

26.《火》(Fire)

库尔特·科拉列克Kurt Koralek

库尔特是个小男孩,他出生在一九三二年。我们不知道他怎么来到特莱津的,只知道他来的时候还不满十岁,因为在他十岁的时候——一九四四年,他已经被杀死了。
库尔特画的这张画真美。构图、色彩都很舒服。那是一个美丽安静的村庄,山坡上,站着大树。可是,库尔特的主题是“火”。那个美丽家园是“火”的反衬。也许,这是库尔特对家乡生活的回忆?在很多农村有烧荒,或者烧出防火道的习惯。也许,小小年纪的库尔特,就曾经站在这山坡旁,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慑。和平、安宁、美好,是那么迷人。可是,在远处,是舞动着的、滚动推进的浓烈火焰和硝烟的威胁。这样的强烈对比:宁静的美和被毁灭的威胁,都给库尔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在库尔特想家的时候,也许,他很自然地就画下了记忆中印象最深的一幕。可是,画完之后看着画面,他或许想到眼前的这个世界,悟到了一些别的什么?
在死亡的威胁下,孩子们的心里,永远装着自己安宁美丽的家。那是他们勇气的来源。
一个叫哈努什·哈申布尔克(Hanus Hachenburg)的孩子写了这样一首诗:
我的乡村
我在心里装着我的乡村,
那是为我的,就为我自己!
美丽的纤维在编织起来
它保存了一个永恒的梦。
我亲吻拥抱我的土地,
在它面前,多少岁月流过。
这土地不仅在地球上
不论在哪里,它也在我们心中。
它在蓝色天空中,在星星里,
只要是有鸟儿生活的地方。
今天我在我的灵魂里看到它,
我的心立刻沉沉地盛满了眼泪。
终有一天,我要高高地飞翔。
从我身体的重负中解脱,
自由地在广阔中飞翔,自由地飞出很远很远,
和我在一起的,是我自由的村庄。
今天那是一个小小的、捧在手心里的梦
围绕着它的却是遥远的地平线
在这些沉甸甸的梦里
还微微闪着战争暴怒的反光。
有一天,我要走进我的村庄,
我要享受我的家乡,
那是我的乡村!那是你的家乡!
那里没有“我”和悲伤。
写诗的哈努什是个男孩。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八日,他和妈妈一起,从特莱津被遣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所谓“家庭营”。当纳粹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准备好大规模的毒气室以后,曾经欺骗囚犯们,谎称那个等候毒杀的住处是专为改善囚犯处境的“家庭营”。哈努什在集中营的文字材料上留下的最后记录,就是他的这次遣送。从此,他和妈妈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了无痕迹。战后,他幸存的伙伴们想尽一切方法,怀着最后的侥幸寻找他。他们求助于红十字会的失踪人员寻找机构,查找能够得到的所有的幸存者名单,都没有哈努什的任何线索。他的小伙伴们都记得,十四岁的哈努什曾经写下一首在特莱津广为流传的诗,那首诗的名字是“钟声”。在特莱津,每天清晨,囚犯们都是被一个起床的钟声惊醒。在这首诗里,哈努什写到囚犯们的梦,写到他们如何在梦中回到自己的家。可是,最后,那起床的钟声把他们带回没有悲悯的现实之中。
那些幸存的小伙伴们绝望了。他们说,那“钟声”,就是我们的哈努什用文学语言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告别。

27.《特莱津小院之景》(Court of Terezin,anonymous)

作者未留下姓名

那是萧瑟的冬景,我们不知道作画的孩子是谁。从画面的视角,可以看出来,这个孩子是站在另一栋楼的窗口。他在往下看着。这时候,他在想些什么?
我们已经熟悉的小男孩诗人哈努什,写过他在窗前的思绪:
思绪
我站在一个角落,望着窗户
看着这个让我心碎的地方
在床上是海德跛行的影子,
一个失常的孩子突然举起手,哭叫着:
“妈妈!……
妈妈,来这里,让我们一起玩
让我们亲吻,我们一起说说话!”
可怜的人们,失去常态的人们,悲惨的形象,
被冬天包裹,他们走着
冻得发抖,想要大叫一声
在他们的末日之前:
“妈妈,抱着我,我是一片快要凋落的树叶。
看看我是多么枯萎,我觉得好冷哦!”
当这可怕的合唱在老兵营的房子间回荡,
我——也推开窗户——和他们一起嘶唱。

28.《公园》(Park)

哈娜·图尔赫夫斯卡Hana Turnovska

哈娜是个女孩,她出生在一九三二年。一九四四年被杀死的时候,她十二岁。哈娜在特莱津集中营里画出了她梦想中喜爱的公园,她想念过去快乐的日子。
一个无名的特莱津男孩,写过这样一首诗:
遗忘
对你嬉戏的记忆、安静的记忆一直在缠绕着我
只是为了提醒我,曾经对你倾注过多少爱。
也许,当你再次甜蜜地亲近我,我会微笑起来,
你是我的信心,我最亲爱的朋友。
对你的甜蜜记忆,讲着一个童话故事
我的小女孩怎么迷路和失踪,你看。
讲着,讲着一个珍贵宝贝的故事,
叫来小鸟,把她带回给我。
飞回去找到她,轻轻地、缓缓地,问她,
她是否有时也怀着爱,想起我,
在你离开之前,也问问,她好吗?
我是否还是她最亲爱的宝贵鸽子。
然后快快飞回来,不要迷路,
然后我才能去想别的事情,
可是,你太可爱了,多半不会留下。
可我已经爱过你了,再见,我的小可爱!
这里的孩子们都曾有过美丽的家园、快乐的时光。

29.无题

米兰·埃斯莱尔Milan Eisler

米兰是个头发剪得短短的、胖墩墩的男孩,一九三二年出生。十三岁那年,他被解救,幸存下来。
米兰是个很有天赋、也非常喜欢画画的孩子。他收集了一些旧纸,给自己做了一本小小的速写本,画着铅笔和水彩的速写和风景。他把这本速写本一直保留到今天。他记得,一个大人很惊讶他的绘画能力,就把他带到艺术家弗利德面前,告诉她,这是个特别有天分的孩子。他记得自己是到女孩们的宿舍里去见弗利德的,从此,弗利德给了他很多帮助,在一张水彩的花卉下面,他诚实地注明:“在弗利德太太帮助下画成”。
米兰的画大多都是写实的。也有抽象剪贴。弗利德在教学中善于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幻想能力,也鼓励他们对新的艺术形式作自由的探索。所以,特莱津孩子们留下不少抽象的画作。
这是米兰·埃斯莱尔的照片,还有他速写本的封面和里面的两张画。

30.《风景》(Landscape)

埃丽卡·斯特兰斯卡Erika Stranska

埃丽卡是个女孩,她出生在一九三〇年。我不知道她来到特莱津的日期,只知道,在一九四四年埃丽卡被杀害,那时她十四岁。
我愿意相信,画上是埃丽卡记忆中的家。她剪贴的时候,用的还是被废弃的表格纸,但色彩是多么明朗。在埃丽卡的心中,家和童年,也曾经是那么明朗。她还没有忘记她心爱的小猫咪,在作画的时候,她一定很想念它。
埃丽卡知道,正常的世界应该是美好的。
一九四一年,一个不知姓名的特莱津孩子写道:
小鸟的歌唱
他一点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样
他待在他的窝里,从不出去。
我不知道他在唱着什么,
这个世界充满了爱。
当露水在青草上闪光
大地飘浮着晨光,
一只黑色的鸟儿在枝头歌唱
在夜晚之后,向黎明问候。
于是我知道,活着是多么美好。
嗨,向着美丽,试着打开
你的心:哪天去到树林里
假如泪水模糊了你的小路
你会知道,活着,
是多么美妙。

31.《风景》(Landscape)

贝特日赫·霍夫曼Bedrich Hoffmann

贝特日赫是个男孩,出生在一九三二年,一九四四年被杀死的时候,他十二岁。画面上是他记忆中的家乡。在冷冷的特莱津,孩子们却画着、剪贴创作着这样暖暖的艺术作品。
一个叫做兹德涅克·奥尔内斯特(Zdenek Ornest)的孩子写道:
只是一点温情
我羡慕你那一点点暖意,我的朋友,
当我带着冷冷的编号数字,爬出我的床,
当我除了冷,没有别的感觉
却仍然被我可爱的梦想环绕。
没有想到要被迫在冰冷的龙头下冲洗
慢慢地,我被淹没,不是在我的羞耻里,而是污秽。
哦,可爱的一点温情,哦,如此亲切得到的温情,
我愿意在你的仁慈中温暖我自己。
当我最终醒来,带着一颗沉重的心,
我饥肠辘辘,我哭了
想到我现在必须放弃所有的希望。
我希望自己睡着,睡着,只是睡着。

32.《台阶上的花盆》(Flowers on Steps)

安娜·格龙瓦尔多娃Anna Grunwaldova

安娜是个女孩,出生于一九三〇年。一九四四年被杀害的时候,她十三岁。
这是一幅剪贴涂色的画。大块的颜色用得很重,对比强烈。色块的比例恰到好处,窗子使得整幅画构图均衡。画是抽象的、象征的,又是具象的。那一盆盆的花儿,重复却并不单调。整个画面很完整。
在看着这些特莱津孩子的绘画时,他们后面的艺术教师呼之欲出。是他们发掘和引导了这些孩子潜在的艺术才能。身处集中营的特莱津孩子们,没有机会像正常学校里的孩子们那样,做很多训练。可是,他们的艺术感觉、判断力和表达是那么好。而这些,又是出于一种平和的心境。在艺术教学的时候,教师力图把孩子们从恐惧、焦虑、惶惑的心理状态中引开,让他们拾起他们失落的、最宝贵的东西。

33.《花儿和蝴蝶》(Flower and butterfly)

莉莉亚娜·弗兰克诺娃Liliana Franklova

莉莉亚娜是个女孩,她出生在一九三一年。一九四四年,她死去的时候,十三岁。
你已经熟悉的男孩弗兰塔·巴斯,他还写过一首名为“花园”的诗:
一个小花园
充满芳香,长满了玫瑰。
窄窄的小路
有个男孩沿着小路散步
小男孩,甜甜的小男孩,
就像盛开的花朵。
花儿再次开放,
小男孩却不见了。

34.《城市》(The Town)

约瑟夫·克劳茨Josef Kraus

约瑟夫是个男孩,他出生在一九三〇年。一九四四年他被杀死的时候,十四岁。
约瑟夫一定是个城市孩子。他在画中仔细地描绘了一个城市的边缘。他一定也像许多男孩一样,喜欢火车,所以,他的记忆中才会有那么多的细节。在家的时候,他一定常常去看他喜欢的火车。可是,他没有想到,遣送的火车把他的生活送上了另一条轨道。

35.《风景》(Landscape)

玛尔吉特·盖尔特玛诺娃Margit Gertmanova

玛尔吉特是个女孩,她出生在一九三一年。一九四四年她被杀死的时候,十三岁。
这是玛尔吉特记忆中的家乡吧。这也是最寻常的捷克风景,那是个美丽富饶的国家。和欧洲的其他国家一样,每一个村庄、城镇的中心,总是矗立着一个教堂。在玛尔吉特的画中,人是渺小的,而天地山川是舒展而宽阔的。你可以感受到清晨湿润的空气,万物在晨雾中萌发。这就是孩子心中的和平。和平不是抽象的,它就是家和家乡,就是花草树木,就是虫鸣鸟叫,就是自由自在地在大自然里漫游。

36.《风景》(Landscape)

盖里特·克雷洛娃Gerti Kleinova

盖里特是个女孩,她出生在一九三〇年。她是特莱津很少的幸存者之一。

这张画也是利用废旧的表格纸做成的。几个非常简单的色块,就成为一张美丽的风景画。被那块黑色的山一压,画面就稳住了,而山后半露着脸的太阳,又打破了这黑色带来的沉闷。那一点点黑色的飞鸟和树干,在另一个方向作出了呼应。

37.《我和你》(You and Me)

基蒂·布龙内洛娃Kitty Brunnerova

基蒂是个女孩,她出生在一九三一年。一九四四年被杀害的时候,她十三岁。
那是在艺术课上,老师要大家画水彩画。也许,基蒂以前从来没有画过水彩画,她照着老师教的方法,先在纸的一边,画上了一块块的色标。寻找对水彩颜色的感觉。然后,她大胆地开始下笔了。她画上了两个人,也许那个有着爆炸式蓬松头发、惊讶地望着这个世界的小孩,就是基蒂自己。

38.《有圣诞树的桌子》(Table with Christmas Tree)

爱娃·沃斯特内沃娃Eva Wollsteinerova

爱娃是个女孩,她出生在一九三一年。一九四四年被杀害的时候,她只有十三岁。
爱娃一定是个细心的小女孩。她认真地画了一张堆满杂物的小桌子,很特别的是,这张桌子上放着一棵小小的圣诞树,在圣诞树的顶上,还有着一颗飘着缎带的小星星。这是人们在装饰圣诞树的时候通常的做法,说它很特别,是因为在犹太民族的宗教节日里,是没有圣诞节的。
在捷克,信奉自己宗教的犹太人和基督徒们,经常都是混合居住在同一个社区里,他们的孩子们在一起上学,成为好朋友。我记得曾在一本书里,读到对不同信仰的孩子们交往的描写:在犹太人过节的时候,犹太孩子邀请基督徒小朋友来一起聚餐;在基督教的节日里,犹太孩子好奇地跟着与自己信仰不同的小朋友,去他们的教堂玩。爱娃一定很喜欢圣诞树,也许,她很羡慕自己的小朋友,能有这样一棵可爱的小圣诞树,一直希望也能够得到一棵。所以,在画画的时候,就想起了它。我想,爱娃是个没有什么宗教偏见的孩子。

39.《特莱津》(Terezin)

玛尔吉特·盖尔斯特曼诺娃Margit Gerstmannova

玛尔吉特是个女孩。她出生在一九三一年。一九四四年被纳粹杀死的时候,她十三岁。
这是玛尔吉特画的特莱津。这里并不是她的家,她在这里饿着、冻着,可是,她仍固执地在这里创造着美。也许,那个写《我的乡村》的小诗人哈努什·哈申布尔克写过的另一首诗,就是为玛尔吉特的画写的。
你们特莱津的画家们,
让一小刷子的水
浸入一个小小的碧色碟子,
你们这些上帝的造物,要有同情心。
你把兵营大块背景的黄色,
默默地、均匀地,
和屋顶的红色混在一起,
在那有着阳光的日子里。
这并不是辉煌的事情
你们正在画画。
这里唯有小小的云朵、梦想,
还有被死亡诅咒的围墙。
这不是世界。这只是画的屏障,
一个色彩的嘉年华会,一个太阳和宝石的世界。
这是伟大的太阳,光照宇宙
和苦涩的美,苦涩、令人害怕的图像。
你们特莱津的画家们,你们要把窗户敞开
面对世界,飘浮在
你们田园诗的云朵的背景上:
有一天,你可能跌入痛苦的口子里。
要挣脱那通向深渊的轨道,
要活着,在黑暗中,仍然创造!

40.《有房子的风景》(Landscape with House)

贝特日赫·霍夫曼Bedrich Hoffmann

贝特日赫是个小男孩,他出生在一九三二年。一九四四年被杀死的时候,他才十二岁。
这是他的家吗?一个搭着木头平台的简朴小屋,小屋旁边种着树。近处是平原,远处是山脉。这个小屋很平常,却是我们的小男孩日夜思念的地方。
一个无名的特莱津孩子,写出了贝特日赫心里的话:
想家
我在集中营住了一年多,
在特莱津,现在的黑色小镇,
每当我想起我亲爱的老屋子,
我就心疼得不得了。
呵,家呵,家,
他们干吗把我和你扯开?
这里,人死轻如鸿毛
他们死了,就永远不被人知道。
我愿意再回到家中,
那让我想起春花的芬芳。
以前,我一直就住在家里,
竟然没觉得那是多么了不起。
我现在都记得那盛开的花园,
也许我很快能回到那里。
这里人在街上走,
你碰到的人,马上就又看到。
这就是集中营,
邪恶和害怕的地方。
这里没什么吃的,需要的却很多,
你被一点点吞噬,生长着恐怖。
可是,我们都不要放弃!
世界会转变,时间在更新。
我们都在等待那一刻
重新回家的一刻。
现在我知道家是那么可爱
我常常想起家来。

41.《阴影》(Shadow)

伊日·麦兹尔Jiri Metzl

伊日是个男孩,他出生在一九二九年。一九四四年被杀害的时候,他只有十五岁。
这是一张铅笔画。也许,在德国入侵捷克的时候,伊日家所在的村庄曾经遭到过轰炸?也许德国飞机的轰鸣,给这个孩子的记忆留下了最可怕最深刻的印象?在构图的时候,他把村庄安排在一个小小的角落上,而整个画面的重心,就是阴影——这是战争在这个孩子心中留下的阴影。

42.《风景》(Landscape)

伦卡·琳托娃Lenka Lindtova

伦卡是个女孩,她出生在一九三〇年。一九四四年被杀死的时候,她十四岁。
这是伦卡面前的真实世界,我们希望她在用绘画表达出来以后,心里的感觉能够好一点。这张画是那么有力度,或者说有厚度。她在画面正中的位置上,郑重地放上了一棵象征生命的绿树。
面对同样的世界,我想起我们已经熟悉的小诗人哈努什·哈申布尔克写过的这样一首诗:
先锋
我,一个微不足道的造物,在乞求这个世界的施舍,
也许不用你的象足,把我踩倒,
也许不用你的火烙,将我烧焦
让我长大,大到不需要喂养,
像一个男人在这场战斗中挣扎。
我要活!我饥渴。我对知识饥渴,
可命运在柔滑地递给我的
像是一袋塞了苦药的糖果
我,一个有着甜甜牙齿的小孩,品尝
一颗糖,先是甜的,接着,只是教训。
时代浪潮也是同谋,而命运在缓缓地
嘲笑我,笑着。在云层中雪在燃烧。
时间在垃圾堆上的假花中穿过,
而我知道许多人必须如此生活。
我吸着,喝着,命运提供给我的哺育,
虽然这喂我的乳汁已经没有甜味,
现在,我和我的思想单独在一起
我们吞咽下的,比需要的更多,就像
是在上瘾。

43.《风景》(Landscape)

哈娜·图尔诺夫斯卡Hana Turnovska

哈娜是个女孩,她出生在一九三二年。一九四四年她被杀害的时候,只有十二岁。
我真感到惊讶:一个小女孩,却画出了如此“宏大”的一张画。她用简单的色彩创造了丰富、辽阔的世界。她竟然就会懂得,这——已经足够了。

44.《有树的风景》(Landscape with Trees)

阿丽采·西蒂戈娃Alice Sittigova

阿丽采是个女孩,她出生在一九三〇年。一九四四年她被杀害的时候,只有十四岁。
这是一张用废弃的表格纸剪贴、涂色制作而成的画。这张画的虚实处理得很好,那留白的地方,你会感觉有一汪池水静静地起着漪涟,枝条轻拂着池水,仿佛有风在吹过。远处枝条上的那一点红,就像是那只叫做“红衣主教”的小鸟,在明亮地叫着。远山的颜色是那么漂亮,又那么沉稳、压得住。近处的春景的颜色美得鲜活,却又是素雅、和谐的。
阿丽采的心里,一定有一个春天。

45.《河边的风景》(Landscape of the Riverside)

埃迪塔·波拉科娃Edita Pollakova

埃迪塔是个小女孩。她出生在一九三二年。一九四四年被杀害的时候,她只有十二岁。
在特莱津这样一个完全封闭的世界里,埃迪塔却在拥抱着整个世界。这里有天空和大地,有云彩和小鸟;太阳、月亮和星星,都在齐放光明!水流滚滚的河里,走着大船和小船,天上飞着飞机,地下跑着火车,有城市,也有乡村。太阳在微笑,星星在舞蹈,院子里长着树,烟囱里冒着烟。
那是一个被囚禁的孩子在画着她再也不能看到的世界,她似乎在用生命告诉今天的人们,要珍惜自己享受的生命、自由和生活。艺术家弗利德的一个幸存的学生,埃德娜·阿米特(Edna Amit)回忆说,那时,大家都要把我们关进盒子里去,只有弗利德在把我们领出来。

46.《餐会》(Seding)

鲁特·维索娃Ruth Weissova

鲁特是个女孩,她出生在一九三一年。一九四四年她被杀害的时候,仅十三岁。
这是又一张家庭逾越节餐会的记录。鲁特家的聚会,一定来了很多亲戚,她认认真真地一个一个地试着描绘他们。在画着的时候,鲁特一定在心里,一个个地念着他们的名字,呼唤着:爸爸,妈妈,叔叔,姨妈……
这是每一个犹太孩子生命中经历过的最重要的聚会。他们没有聚会时的照片,特莱津的孩子们用自己的笔,生动记载了这样活生生的民族历史,也成了这些家庭最后的图画记录。
也许,看了这些画,会有一个生活在今天的、喜欢画画的孩子,也开始用笔记录自己家庭生活的细节,记录自己的生活,记录一段正在发生的历史。只要是真实的,画得不好不要紧。很多很多年以后,那会成为你和你的家庭最最宝贵的东西。

47.《我在公园里》(In the Park)

维耶拉·洛约娃Vera Lowyova

维耶拉是个小女孩,她出生在一九三一年。一九四四年她被杀害的时候,只有十二岁。
这是我在这本书里最后介绍的一个小女孩。我一次次地写下孩子们出生的年份,并且报告他们死亡的消息。他们大多在同一年死去,都是被杀死在毒气室里。我很想讲出他们更多的故事,我想放上他们每一个人的照片,给人们讲他们过去的生活细节、在特莱津的细微感受以及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最后的呼喊和遗言。可是,没有了,就像秋风扫过的落叶。一万五千个孩子,走过特莱津,消失了。
幸而,还有这些诗和画留下来。在那个晚上,有一位年轻的女艺术家弗利德和她的朋友,抱着这些稚拙的儿童画,心怦怦地跳着,爬上了最高的阁楼,把它们藏起来;还有那些十来岁的孩子们,在煤堆里,把他们的文字埋起来。希望今天生活幸福的孩子们,能够理解这些过去发生的故事——理解过去,这是一种很重要的能力:那就是历史感。
这些特莱津孩子的生活无疑是不正常的。在他们作画之前,他们和自己的家庭,已经长期在纳粹的蹂躏之下,他们又被遣送到特莱津,经常处在饥饿、疾病的状态中,在死亡的威胁下。可是,他们在弗利德这样的艺术家的引导下,在善良的信念的支持下,正在逐步理解眼前发生的事情和善恶之间的关系,他们理解到,正常心态、正常生活,是培育善良和建立一个正常世界的基础。他们表达痛苦,却尽可能不让它淤积。在如此扭曲的一个世界里,当他们的身体被侵犯的时候,他们用生命的力量,把正常健康的精神,坚持到了最后一分钟。
这张画,就是特莱津孩子们在坚持要恢复的生活。那不是外在的财富和功名利禄,那是自然的和平环境,在天空上,太阳懒懒地躺在云朵上,大雁南飞;金黄色秋叶,在轻轻地落下来;戴着蝴蝶结、穿着花裙子的小女孩,捡起一片美丽的落叶,跑着回去,告诉妈妈公园里的故事,再小心地把叶子夹在她心爱的书本里。那不是焦躁的欲望,那是平和的心情,能够辛勤地劳作,自由地呼吸,自由地歌唱,自由地写诗、画画,自由地创造,知道在路的尽头,有一个家在等着自己。画面传达出的是爱的能力,能够给爸爸妈妈和弟弟妹妹一份爱,能够给别人带来一点快乐,能够体验、欣赏和珍惜平平常常的生活,能够因生命的给予而感恩。
不论长到什么年龄,哪怕你已经年老,不能奔跑,你依然能够走在这张画里,为那枚秋叶而惊喜,你忍不住地叫着,看啊,这树叶,它是多么美丽!
这就是特莱津集中营囚禁中的孩子,留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遗产。
希望你一直保存着这本书,哪怕你在一年年地长大,哪怕它在书架上放了很久,落满灰尘。
只要你再次打开,你一定会庆幸,你并没有把它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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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自由一样美丽纪念版(林达作品集)

作者:林达 编著

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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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男孩: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的回忆

作者:[美]托马斯·伯根索尔

京东

1898年7月30日,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出生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一个普通犹太人家庭。母亲在她4岁时去世。父亲是文具店助理。他最喜欢看着小弗利德迷失在色彩和纸张的世界里。她从小就迷画画。她成长的年代,维也纳是欧洲的文化中心,正处在黄金时期。公园、咖啡馆常常举行音乐会和诗歌朗诵。她不用买门票,就可以整日流连在博物馆,和名家对视,也可以久久地坐在书店,从昂贵艺术书籍上,把自己喜爱的大师作品临摹下来,不会受到干涉。

在绘画的同时,她满怀热忱地投入了对难民儿童的艺术教育。她已经不能放弃在维也纳开始的艺术教学实验。那是她的专业。她以前的一个学生是一位幼儿教师,不久也加入了她的工作。弗利德的教育显然是成功的,她的学生作品展让人们看到,那不仅仅是一些美丽的图画,同时还呈现了孩子们的内心。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三十八岁的弗利德结婚了,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经过多年孤独的长途跋涉,如今,在每天路途的尽头,终于有了一盏专为自己点亮的暖暖灯光,蒙蒙的窗帘后面,有了一份单纯的感情和期待。

并非只有弗利德凭着自己的本能,理解自由的艺术思维对人类进步的意义。

捷克斯洛伐克已经不再是一个安全的国家。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德国纳粹在这个夜晚,大规模地袭击犹太人,无数犹太人拥有的商店被捣毁,玻璃橱窗被砸碎,满地都是闪亮的碎玻璃,这是历史上有名的水晶之夜。维也纳也传来消息,弗利德当年设计的作品,不论大小,几乎被尽数砸光。弗利德所有的朋友都在做进一步逃亡的准备,周围是一片惊慌的气氛。不论是已经逃离,还是在准备逃离,朋友们都关心着既是犹太人又是知名艺术家的弗利德,告诉她必须尽早离开。
可是,人们发现,所有这一切噩讯对弗利德几乎没有影响。她仍然在忙着她的绘画和儿童艺术教育。她以前的合作同伴已经逃亡到伦敦,来信希望她去;她的老朋友安妮和她丈夫,给她寄来了移民巴勒斯坦的证书;她手里持有随时可以离开的护照。她不走的原因只有一个:逃亡对她的丈夫巴维尔已经太晚,他不可能再取得护照了。她没有离开步步逼近的危险,只是循着自然也是必然的选择,她要和丈夫留在一起。她坚守的是自己的一个世界。她没有清晰高扬的目标,只是顺从自己已经成为本能的逻辑。
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二年,弗利德和丈夫巴维尔离开布拉格,开始往乡间躲避。他们来到罗诺弗(Hronov),那是巴维尔出生的小镇,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弗利德写道:“这里是如此祥和,哪怕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都坚信,有一些东西,是邪恶永远无法战胜的。”
美术界依然在关注弗利德。一九四〇年,住在伦敦的美术经纪人,提出要展出弗利德的作品,并且把她带到伦敦去。那年八月,《弗利德画展》在伦敦的圆拱画廊开幕,展出了她的风景、静物和花卉,弗利德本人却没有到伦敦出席。
一九四二年,希特勒决计大规模扫除犹太人。这年春天,巴维尔的母亲和大哥大嫂,被驱离遣送。他们后来很快死在不同的集中营,巴维尔的母亲在毒气室被谋杀。
在那里最后的几个月,弗利德停止了绘画。巴维尔家的三口人分别死在集中营的消息陆续传来,而越来越多的人被遣送走。一九四二年的深秋,弗利德和巴维尔被遣送的通知,终于到达了。对许多犹太人来说,他们不是非常清楚遣送的意义,但弗利德和她的丈夫,由于亲人的厄运,对自己的命运更少抱有幻想。可是她异常平静,当地的小店主回忆说,弗利德走进她的商店,对她说,“希特勒邀请我去赴会呢,您有什么保暖的衣服吗?”小店主给了她一件灰色的外套,又暖和又结实,怎么都不肯收钱。弗利德最后送了她一张画。
她的朋友希尔德闻讯特地从汉堡赶来,为着给老朋友一点支持。她们一起装箱,又一次次拿出来,重新装过。一个人只能带五十公斤,她们无助地犹豫着,是带一个勺子,还是两个?为了耐脏,弗利德把床单染成深色。希尔德发现,弗利德是那么自然地又在想着可以继续她的儿童艺术教育。她染着被单说,这些也可以在孩子们演戏的时候做道具,假如染成绿色,孩子披着,就可以象征森林。弗利德还在盘算,是不是给她未来的学生带了足够的纸和笔。
“有那么多需要考虑的细节,”希尔德说,“她连害怕的时间都没有。”
巴维尔和弗利德经过中转站,在那里,他们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搜走了。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他们抵达特莱津,成为囚徒。弗利德的编号是548,巴维尔是549。同时抵达的共有六百五十名犹太人,在一九四五年“二战”结束的时候,他们中间只有五十二人幸存。
弗利德住进了汉娜所在的L410楼,那是一栋女孩子的宿舍。汉娜和那里的孩子们,成了弗利德的学生。弗利德完全忘记了自己的遭遇,立即全身心地投入了对孩子的艺术教育。她拼命收集有可能用于绘画的任何纸张,其中多数是被废弃的用过的旧纸。
他们一起大哭了一场。然后,他们跟着弗利德去洗手,弗利德像一个教师那样严肃地说,你们一定要把手洗干净,否则不能画画。接着,她拿来纸和颜料,很快把孩子的注意力吸引到她的课程中。
所有来到这里的孩子,都有过自己非常的经历。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巨大的心理损伤。纳粹所代表的邪恶,毁灭着文明的物质存在,更在毁灭人的心灵。在弗利德看来,保护人类内心真纯、善良和美好的世界,保存人的创造欲望和想象力,浇灌这样的种子,让它开花结果,是最自然和重要的事情。因此,她的儿童艺术教育,是在引导孩子们的心灵走出集中营,让他们闭上眼睛,想象过去和平宁静的生活,想象看到过的美丽风景,让自己的幻想飞翔。她带着他们来到房子阁楼的窗口,让他们体验蓝天和观察远处的山脉,画下大自然的呼吸。
她热爱孩子,也热爱艺术,探究艺术怎样被引发和生长,怎样表现和丰富人的内心,怎样从心理上疏导释放和打破对自由思维的囚禁,那是她一生都在迷恋地做着的事情。是的,这里的孩子需要她,而她也需要这些孩子。是他们使她在如此可怕的地方,心灵不走向枯竭。
她依然在创造着,在思索着,她也在坚持画画。与其他所有集中营画家的显著区别是,他们都在用画笔记录集中营地狱般的生活,唯有她,依然在画着花卉、人物和风景。她在记录和研究儿童艺术活动的意义和目的,在探讨成人世界应该怎样对待儿童的世界。她问道:“为什么成人要让孩子尽快地变得和自己一样?我们对自己的世界真的感到那么幸福和满意吗?儿童并不仅仅是一个初级的、不成熟的、准备前往成人世界的平台。……我们在把孩子从他们对自然的理解能力中引开。因此我们也就阻挡了自己理解自然的能力。”她还在考虑根据自己的教育实践,写一本《作为对儿童心理医治的艺术》。
在地下室里,她为孩子们悄悄地开了画展。还参与了组织他们排演儿童剧。在最恶劣的现实条件下,她坚持让自己的精神生活在一个正常的世界里。同时,也让这些孩子通过她指导的艺术活动尽量做到:身体被囚禁的时候,精神还是健康和自由的。
和弗利德一样,在特莱津,有一大批艺术家和学者,在利用一切可能,持续他们的文化活动,他们举办音乐会、举办学术讲座、排练歌剧,当他们在歌剧中唱出“我们为什么不应该欢乐”,身为囚徒的观众们热泪夺眶而出,继而响起掌声。他们在宣告自己绝不放弃快乐的权利,宣告他们的精神不会死亡。他们画画和写诗,也教会了孩子们画画和写诗。孩子们是弱小的,他们的心却在美的教育下坚持善良。
确实很难令人相信,像纳粹这样手中掌握着军队的强大政府,会害怕艺术,会害怕一群艺术家,会害怕孩子们学习艺术和掌握知识。这种内在的虚弱和恐惧,也使得他们在特莱津不断迫害艺术家。
纳粹并不是不清楚自己的行为是反人类的,他们因此才需要掩盖真相、“宣传”假象。雷姆的另一个宣传,是他答应了国际红十字会视察特莱津。对于他来说,那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他手里有枪,不必担心会出什么“纰漏”。他先确定了红十字会参观的路线,在这一条线路上,他命令加以粉饰。
就在这个时候,纳粹风闻特莱津犹太人艺术家不仅在画风景,还偷偷地画一些“危险”的画,他们的绘画作品很可能记录了特莱津的真相,也可能偷带到外部世界去。于是,在国际红十字会离开仅仅几个星期之后,一场对艺术家的迫害开始了。
那是一九四四年七月中旬,特莱津的四名艺术家接到通知,第二天早上去冲锋队的办公室报到。通知他们的是犹太人委员会的人,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是,也许他也感觉是凶多吉少,所以,虽然是七月天,他还是对他们说,你们一定要多穿些衣服。这四名艺术家,是弗利塔(Bedrich Fritta)、布洛克(Felix Bloch)、乌加(Otto Ungar)和哈斯(Leo Haas)。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七日一早,四名艺术家去冲锋队的办公室报到,那里的人告诉他们,雷姆的司令部的秘书,将负责对他们的案子作调查。这时,又有另外两个囚徒前来报到。一个是年轻的建筑师特劳勒(Norbert Troller),他在集中营给许多孩子画过肖像,他是那天临时被通知来报到的,因为是个大热天,他只穿了短袖衣服和凉鞋。另一个被叫来的是斯特拉斯,在这次“出事”的人中间,只有他不是艺术家,可是,他也和艺术有关。斯特拉斯原来是一个商人,他非常热爱艺术,迷恋艺术收藏。在特莱津,他是很少的几个经济条件相对好些的囚徒。因为他有一些不是犹太人的富裕亲戚住在布拉格。他们想方设法给他带些食物、用品和现金进来。而他身为囚徒,却不久就忍不住故态复萌,开始用他的食物和现金,向集中营里的画家们换他们的作品。所以,他在这里悄悄地收集了一些艺术家的画作
显然,他在特莱津收藏画的事情,并没有瞒住德国人,那年三月份,冲锋队突袭搜查了他的床铺,从他的床垫下搜出几张画,都是风景画。当时,对画作的追查没有进行下去,只是因为迎接国际红十字会,对纳粹来说是更紧急的事情,转移了他们的全部注意力,使他们暂时放下对绘画的追查。斯特拉斯只是得到纳粹的严重警告,不准他以后收藏绘画。
斯特拉斯并没有停止收藏,他只是把画藏到更可靠的地方。他收藏的画中,有十来张画描绘了特莱津的生活,其中几张他还设法托人偷运出去,带给了他在布拉格的亲戚。替斯特拉斯带画出去的,是担任警卫的两兄弟,是捷克人。也许,就是这几张画惹了祸?他当然紧张,在等候的时间里,他们都很紧张,也很发愁。
弗利塔(Bedrich Fritta)是最初来到特莱津的艺术家们之一。他和妻子带着他们唯一的婴孩托马斯,一起来到这里。托马斯生下来不久就进了特莱津,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弗利塔就给孩子画了一大本儿童课本。年轻的弗利塔在集中营里,仍然充满热情地用幽默、精彩的卡通画,把牙牙学语的孩子,尽量和这个集中营环境隔离开来。
四个冲锋队的高层官员,开始了对四名艺术家的侦讯。一开始,他们还和艺术家们谈哲学和艺术史,试图在松懈的气氛中,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特莱津内部有没有政治组织?不论是在内部还是外部,有谁在帮助这些艺术家?他们要找出更多的牺牲品。艺术家们拒绝回答他们的问题。
在艺术家们被押上车的时候,有一个囚徒恰巧看见,当她知道他们是因为绘画而被抓的时候,她赶紧回去,消息传开了。只要是有画的人,都在紧张地把自己手头的画用各种方式藏起来。
哈斯却非常侥幸地活下来。原因是纳粹突然需要有高超技艺的绘画人才,为他们制作伪币。他突然被运到奥地利,被勒令参与画制假英镑的工作。一九四五年五月,他在那里被盟军解救。
当然,国际红十字会要来视察的消息,曾经给特莱津的囚徒们带来希望。但他们却亲眼看到,纳粹的铁幕,可以轻易遮挡住事实真相。宣传是有效的。外部世界不伸出援手,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也就更肆无忌惮了。
在这个小镇,三年里有三万三千多名囚徒死于恶劣的生活环境,其中包括女艺术教师弗利德的父亲和继母。在他们死去之后,弗利德才得到消息,知道他们也曾在这里住过。更恐怖的是关于遣送到死亡营的传闻,所有的人都知道,遣送通知是最可怕的东西。
终于,汉娜也接到了被转送的通知。她行装简单,只有那只箱子。里面是她的几件衣服,她自己画的最喜欢的一张画,还有集中营里同宿舍的小朋友送给她的一本故事书。她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一线希望:也许,能在前方追上她的哥哥乔治;也许,还能在那里,和爸爸妈妈团聚。她这么想着,提起了她的手提箱,爬上了遣送的闷罐车。
最后一个见到艾辛格教授的,是一个幸存的他的学生,他说,他在奥斯威辛的队列里远远地看过教授一眼,他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了。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在送往达豪集中营的途中,艾辛格教授被德国冲锋队员枪杀。
可是,特莱津犹太人在默默坚守的他们民族的文化,在坚守的一种精神,纳粹却没有力量扼杀。
人,是有灵魂的,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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