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爱茗：写在《围城》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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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围城》边上 

奚爱茗

浮生近甲子，以为人生乐事莫过于三：吃茶、抽烟、读《围城》。《围城》数读，以为最合宜的反应是会心而笑，到此忘机，然后吃茶去，抽烟去，至于边上的附会文字则大可不必。然而，看到某学者将《围城》主题界定为“身不由己”，某杰将《围城》中的人物对应为那时代的具体人物，并因此宣布要破了钱先生本人早已破拆的“钱锺书偶像”的文字时，一时竟技痒。大概终究还是与“城”相关的人，那就在边上写写吧，也许只有写写，才能真正不写。

某学者以“身不由己”界定《围城》之主题，举证不少，颇具创见，但总觉意犹未尽，《围城》的意旨似乎主要不仅于此。我想，关于这个意旨最有发言权的首先应该是作者本人，钱先生在《围城》序中这样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很显然，钱先生关注的是人——在围城中主要是知识分子的根性，而这根性纠合着众多的矛盾，其中包括了理想与现实、追求与幻灭、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环境、入与出、意义与虚无等纷繁的内容，由此构成了人生在世（城）的根本性。

因此，就理论的逻辑而言，身不由己只是这根性中的某一种情况，而钱先生以“围城”为题为喻触动的是这根性的整体。《围城》初发后，有人说钱锺书自比上帝笑人类，其实，钱先生连上帝都要笑（参见钱著《人.兽.鬼——上帝的梦》），这个笑是在哲学性的超拔和批判的高端处俯视而来的。的确，借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想象，当我们站在月球上看地球上进进出出的人类，不正会生发看蚂蚁忙碌蠕动时那般的笑吗？日常在世的我们，往往将意义、理想、愿望、追求、自尊、自我看得很重，在世俗之城忙里忙外行进如驰，到头来，便觉苶然疲役、兴味索然。于是我们似乎应该会悟到，钱先生通过《围城》揭示的正是被我们所夸大所迷恋的意义、理想、愿望、追求、自尊、自我等的乏味性、幻象性、虚无性和可笑性。否则，《围城》中为何要多处出现如下高度提炼的喻言呢？

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结婚好像)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狗为着追求水里肉骨头的影子，丧失了到嘴的肉骨头！跟爱人如愿以偿结了婚，恐怕那时候肉骨头下肚，倒要对水怅惜这不可再见的影子了。

适才火铺屋后那个破门倒是好象征。好像个进口，背后藏着深宫大厦，引得人进去了，原来什么没有，一无可进的进口，一无可去的去处。

烤山薯这东西，本来像中国谚语里的私情男女，“偷着不如偷不着，”香味比滋味好；你闻的时候，觉得非吃不可，真到嘴，也不过尔尔。

事情没有做成的人老有这类根据不充分的信念：我们对采摘不到的葡萄，不但想像它酸，也很可能想像它是分外地甜。（《围城》前言）

显然，这些喻言传达的正是“城内城外”这一在世人的基本生态，具体而言，这种生态很象叔本华所说的人受意志欲望驱动，追求意志欲望的满足，不满足痛苦，满足之后又空虚和无聊。事实上，正如钱先生所揭示的，在人那里，不满足的欲望不光痛苦，而且可能是分外的美好。这就象初恋之所以美好，是因为未被满足或未被完全满足，方鸿渐对唐晓芙的感觉就是如此。因此，不妨可以这样说，《围城》就是围城，就是城内与城外，就是人的希望——一个比较上台面的词，由生发到运作到落实或不落实再到幻灭的在世的过程与结构的揭穿（不落实是幻灭，落实似乎更是一种幻灭，当政治家将社会理想落实为土豆加牛肉，我们难道不幻灭？《神探亨特》中亨特与某女夜情后说：早上醒来，追悔莫及，更属幻灭）。

诚然，这个在世的过程与结构充斥着身不由己的状态。但能否因此就可以将这种情节中的“身不由己”上升为围城的主题而置上述钱先生精妙的喻言于背景中呢？果如此，《围城》岂不简化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红楼梦》岂不浅化为大家族盛衰兴亡的通识境界了吗？

在下以为，“城内城外”这个钱夫人的解读是妥贴的，问题在于对这个解读怎样解读。围城之城就是人生之城，一旦为人，便已入城，此次入城确是爹妈给定、身不由己。然而，人生之城是座复合之城——城中复有诸城，诸城之间冲进与冲出，有由己和不由己、积极和不积极。方鸿渐于鲍小姐是欲动，于苏文纨是被动最后终于拒动，于唐晓芙是积极主动，于孙柔嘉是不太积极但多少有点互动，于三闾大学是既有希冀又感疑惑灰心之下的动，并非全是身不由己。可见，冲进与冲出的“冲”字，不光是 “兴冲冲”或“气冲冲”这两种简单的状态。冲进与冲出，也不在于整个过程的完成，有个意思即可。

实际上，《围城》中也并不缺乏完整的冲进与冲出的过程：就小说的整体而言，从法国邮轮“子爵”号驶过红海到方鸿渐家那不与时俱进的钟声响起，无疑是一大的进出的完成；就具体情情节而论，当看到下船后的鲍小姐挽着未婚夫时，方鸿渐尽管很郁闷，但实际已经冲出了；此外，方鸿渐于三闾大学的过程，也可视为完成，与孙柔嘉更是一完整的过程。未完成的主要就是与唐晓芙了，但这是另有深意的，钱先生或是不忍心这样写，杨绛先生曾指出过这点，或是不愿意这样写，如果真这样写的话，就与《围城》之名太机械对应了。

更重要的是，这个未完成的过程使我们对围城可以有更多的寻味：我们可以侥幸而无需任何想象力地去想象方鸿渐与唐晓芙终成眷属，从此过着幸福的人生，以此构筑一篇类似于“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式的才子佳人小说；更可以按照围城的逻辑或上音陈钢先生关于婚姻是“三追”即追求、追打、追问的经验教训去试想方鸿渐出城后重归唐晓芙，与之爱得死去活来，最后却由浓到淡由淡到厌然后分道扬镳再度冲出围城……

行文至此，愈发沉吟。记得叔本华曾说过：人生在整体上是场悲剧，只有在细节上才具有喜剧的意味。叔本华本人一脸悲剧相，他对悲剧的解决方案更是悲剧，但他的这句话却在悲剧中留置了喜剧的因素，用来解读《围城》是基本合适的。钱锺书先生消解了传统悲剧与喜剧的分立和界域，《围城》既是喜剧又是悲剧，既具喜剧精神，更具悲剧精神。钱先生深受叔氏影响，但又与之不同，他把悲剧当喜剧来写，用喜剧性的《围城》来解构悲剧性的围城，这是智者的能耐，也应是处于城外与城内的我们去应对人生之城的智能。这智能，也就是萨特所说的——笑的能力。

不觉之中，《围城》边上的文字渐多起来。也许，关于《围城》，最该写的还是：《围城》就是围城，一如《红楼梦》就是红楼梦。

打住了，该进城去杀掉几节哲学课了。

end

作者简介

奚爱茗，上海浦东人，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任教于上海音乐学院，上海市哲学学会理事，东方讲坛讲座专家，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兼职教授。长期从事哲学和艺术哲学教学与研究，合作出版专著三部，在《学术月刊》《复旦学报》《党政论坛》等核心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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