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生命

[意]吉奥乔·阿甘本 著
王立秋 试译

报纸说的清清楚楚（没有留下怀疑）：从现在开始，带签证去美国的人将备案且必须在进入这个国家的时候留下他们的指纹。我个人无意服从这样的程序，这也是为什么我马上取消了我计划三月到纽约大学教授的课程。

这里，我愿意对此作出解释，也就是说，为什么，尽管怀着多年来对美国的同事们，以及他们学生的同情和支持（正是这种同情和支持把我们联系起来），我还是认为，这个决定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无需申诉的，我也希望其他欧洲的知识分子和教师们也和我一起分享这个决定。

这不只是对一个长久以来一直施加于罪犯和政治犯身上的程序直接作出的表面上的反应。如果仅仅如此的话，我将毫无疑问地在道德上获得分享，在团结中分享这种为许多人所共有的羞辱性的境况。

关键不在于此。问题超过了个人的敏感，而只涉及我们生活其中的，所谓民主国家的公民的司法-政治的身份（也许，说它是生命-政治的，会更加简单）。

过去几年有这样一种尝试，它要让我们接受，控制的实践（一直以来，这些事件都被恰当地思虑为非人的、例外的）是我们存在的人道的、正常的维度。

因此，没有人不会意识到，为国家所实施的，通过电子设备——如信用卡或手机——来进行的控制已经达到了先前不可想象的程度。

尽管如此，在对身体的控制与操纵下，跨越某些特定的门槛而无需进入一个全新的生命政治纪元，无需进一步走进米歇尔·福柯称之为——通过最精密的科技来实现的——人的逐步动物化的境地，却是不可能的。

指纹和视网膜的电子档案化，皮下的文身，与其他相同类型的实践一样，都是协助界定这道门槛的元素。被用来为这些举措正名的安全方面的原因不应该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它们与之无关。历史告诉我们，从对外国人实施开始的（控制的）实践是如何再后来被用到其他公民身上的。

这里，与我们利害攸关的，完完全全就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那种新的“正常的”生命-政治关系。这种关系与对公共领域自由而积极的参与再无关系，而仅仅涉及对主体性最私密、最不可交流的一面的登记与归档：我指的是，身体的生物生命。

这些登记、识别赤裸生命的技术设备，与控制、操纵公共言论的媒体设备是一致的：这两个极端——无言的身体与无身体的言语——之间，是我们一度称之为政治的那个空间变得更加浓缩而狭小。

因此，通过把这些为危险阶级而涉及的技术与设备用到公民身上，或者说，用到一个人的本身之上，本应构成政治生活空间的国家，却把人变成了想象中的嫌疑犯——确切地说，人本身变成了那个危险的阶级。

几年前，我曾这样写道，西方的政治范式不再是城邦国家，而是集中营，我们从雅典走到了奥斯维辛。这明显是一个哲学论题，而不是对一系列历史事实的描述，因为我们不能混淆理应加以区分的那些现象。

我想再提醒诸位，奥斯维辛的纹身看起来无疑是管理对运进集中营的个人的登记与注册的最正常也最经济的方式。现在美国强加在进入其领土的人身上的生命-政治的文身，也可能成为一种先兆：它预示着不久之后我们即将被迫接受的，作为国家设备与国家机器中的良民的正常身份登记的那种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反对它。

原载《世界报》
2004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