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68年宁夏“土达”叛乱，杀“一伯三都指挥”，一年才告平定
明朝是推翻元朝而建立的，但是明朝在各方面受元朝的影响都很深，在军事上尤其如此。明军中的精锐骑兵，很多都是归化的蒙古人，比如朱棣在靖难之役中倚重的朵颜三卫。有明一朝，蒙古军户一向是明军兵员的重要来源。
然而蒙古人与汉人不同，他们桀骜不驯，很难驾驭，经常会发生反叛。成化四年，也即1468年夏，在属于九边重镇之一的固原地区，当地蒙古首领，平凉卫正千户满四，就发动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反叛，朝廷调集10万大军，耗时近一年才将其平定。在战斗中，明军伤亡惨重，多员大将伤亡，“杀一伯三都指挥，官军死者数千人。”
满四的祖父巴丹，曾在元朝为官，任陕西平凉万户。朱元璋率军进攻陕西时，巴丹于1378年率部众请求内附，被授予世袭的平凉卫正千户官职，部落全体定居在固原周边各县，明朝从各户抽取壮丁，组成平凉卫军。
明朝时，汉人称蒙古人为“达子”，而那些归附后在中原定居，并实行内部自治的蒙古人被称为“土达”。明朝政府给“土达”的条件十分优厚，他们只需自行耕种，自给自足，不用服徭役，也无需缴纳捐税，还可以保持游牧习俗，在领地内放牧射猎。因此，他们的生活比一般明朝百姓要富足悠闲得多，就满四而言，他拥有几百匹马，数千只羊，是当地的殷实富户。
到了明朝中期，随着国力的衰弱，朝廷对草原的控制能力下降，北元蒙古铁骑又开始频繁侵袭内陆，地处边关的固原也屡遭受蒙古人的抢掠，牲畜损失严重。同时北元还不断联络煽动这些内陆的同胞起来响应他们，共同反明。
1460年，北元小王子的太师孛来和大将毛里孩率领蒙古骑兵侵入固原，“土达”牲畜被掠者十之八九，生计陷入困境。1466年，孛来再次大举进兵固原，“土达”中有个叫李俊的人献上羔羊美酒向他示好，孛来很高兴，对他赞赏有加，还赐他马匹，李俊就产生了北归草原的想法。
当时，有个退休的都督张泰住在鸣沙州以南，与“土达”相邻，由于蒙古人不断南下，他的牛马也多次遭抢。但他怀疑，实施抢掠的不是北元军队，而是“土达”中的张把腰等人假扮的，他把这事告诉了巡抚宁夏的都御史陈介。
1467年，陈介巡抚陕西，张泰正式将张把腰告上了公堂。陈介就命令抓捕张把腰，这令张把腰非常恐惧，为了脱罪，他诬称自己是受了满四的指使。
这事发生前，巩昌府通渭县有人户因犯罪而逃进了满四的领地，满四接收隐匿了这些人，让他们为自己耕作。通渭县派里长来抓人，结果被满四所杀。于是通渭县就去陈介那里控告满四，陈介就发文给平凉卫，要求他们捉拿满四。满四知道这次犯了王法，罪责难逃，心中十分惊惧。恰在这时，新任的靖虏镇参将都指挥刘清来到固原，他和守备指挥冯杰都很贪婪，他们向“土达”索要马匹、猎鹰等物。满四有罪在身，对他们既恨又怕，就在暗中与李俊商议，打算北逃，投奔北元 。
时任平凉卫指挥佥事一职的，是巴丹的曾孙满璹，他是满四的侄子，接到上司的命令后，感到很为难，但禁不住一再催逼，只得从命。1468年春，他带了二十多人暗中携带刑具，前往满四那里，准备伺机将其抓捕。满四已经知道他的来意，故意殷勤接待，他利用分开用餐的办法把满璹带来的人全部杀死，然后劫持满璹逃进固原西面山中的石城，自号招贤王，李俊为顺理王，带领数百人马举兵反叛。那些苦于官吏压榨勒索的“土达”纷纷加入，满四很快拥有了万余人，其中有四千骁勇的骑兵。
满四盘踞的石城，是一座高50多米的石山，山上筑有城堡，城墙高达6到10米，城外有3米深的堑壕。石城始建于唐朝，安史之乱后被吐蕃占据，并在城里驻兵。宋朝时，宋军也将这里作为抵御西夏的堡垒。此处属于丹霞地貌，四周险峰壁立，地势陡峭，令人望而生畏。参与指挥战事的陕西巡抚马文升说：“城外皆乱山，形甚恶，人至此毛发耸然”。石城东西两面都是山，东山峭壁高百米，无路通行，上山需要拽着绳索攀登，西山上的平顶可容纳数千人。城中无水源，但有几个蓄水池。城外设栈道，栈道下筑有一座小城提供防御。石城前有一座小山，高也有数十米，如一道拱形墙壁，两傍空缺处都筑有城墙，高七八米，墙上开有一个小门，仅容单人独马通过，石城的险要，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满四平时经常在这一带围猎，对石城及周边地形很熟，他一进入这里，如鱼得水，纵横自如。
满四的突然叛乱，使驻扎在周边的明军措手不及。满四的主力虽然只有四千骑兵，而且他们归化明朝已经百年，但蒙古人的祖先血脉仍得以延续，作战凶猛异常。他们主动出击，直达河西的甘州，将遭遇的明军逐个击溃，还获得了大量物资和武器。期间李俊也四出活动，他亲自前往劝诱另一股“土达”的首领东孛合泥，希望他的人马入伙，但他的游说失败，被那里忠于明朝的人所杀。
明朝本来就担心南下的北元势力与内陆“土达”勾连，满四的反叛，更加剧了朝廷的这种焦虑，于是就派遣军队去剿灭满四。
靖虏镇参将刘清的部队离此最近，他受命后，立即领军进攻石城，但一战之下，却被满四击败。
战败的报告传来，陕西镇守太监黄泌大惊，他马上调兵遣将，做了重新部署。随后，在他与宁远伯任寿以及都御史陈介的共同组织下，再次派遣都指挥邢端、申澄率陕西各卫军队前去征讨，双方在石城下激战，结果申澄战死，邢端逃了回来，官军再次大败。
两次战败令朝廷震惊，兵部要求陈介、任寿以及宁夏总兵官广义伯吴琮、延绥都御史王锐、参将胡恺各率所部人马共同前去围剿。陈介与吴琮率领的宁夏兵首先到达，他们认为满四的“土达”兵只是一伙乌合之众，所以并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为了抢功，陈、吴两人不等延绥镇的兵赶到，就率军从固原疾行至趋蔡祥堡，夜里二更，才筑好营垒，全军已经人困马乏。第二天拂晓，明军便开始进兵。在离石城十里时，数千叛军出来请降。军中有一位作战经验丰富的幕僚叫冯信，他对各位将领说：“叛军投降真伪难辨，我军夜间未休息，凌晨即行军，士兵们已极度干渴且缺乏饮水，士气不高，不利于作战，应暂时退兵，徐图进攻。”吴琮斥责道：“大兵已至此，怎么可以因怀疑有诈就后退？”于是挥兵前进。叛军见状就后撤了。官军追到石城下，突然从城里冲出来几千头牛羊，搅乱了官军阵型。正当官军手忙脚乱时，满四的人马从牛羊后面突然杀出，他们都是刚投奔满四的“土达”，没有兵器衣甲，却勇不可挡，每人手持大棒猛击，官军被打得死伤无数，狼狈败退。
任寿、吴琮率残兵退入东山自保。陈介自觉难辞其咎，定会被朝廷处罚，就想自杀，被左右劝阻，然后保护他下了山。
此战，官军遗失军资器械不计其数，两尊大将军铜炮也没来得及拉走。被围在山里的明军，悉数被满四所杀。
战后，满四的势力迅速膨胀，凡是“土达”都被他逼着进入石城，还在静宁州的大路上抢掠运往甘州的冬衣棉布万余匹以及大批粮食。
当时，朝廷派兵部主事阎让到固原督促围剿满四的军事行动，适逢这场惨败，他写了一份详细报告递交了上去，其中提到，满四正与北元勾结，准备联合进攻陕西，这让朝野更加震动。陈介与任寿、吴琮、刘清、冯杰都因战败的责任，被押解京师问罪。
1468年8月，朝廷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项忠为总督，镇守陕西太监刘祥为监督，凉州副总兵刘玉为总兵，都督佥事夏正为左参将，监察御史邓本端监军，兵部武选司郎中刘洪纪负责验功，增调五千京营神枪兵，又调甘、凉、延绥、宁夏、陕西官军共五万前往讨伐。时年四十四岁的南京大理寺卿马文升正在家丁忧，9月5日，他被朝廷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协助项忠平叛。马文升一生先后在代宗、英宗、宪宗、孝宗、武宗五朝为官，宦海沉浮五十六年，被后人称为“五朝元老”，与王恕、刘大夏合称“弘治三君子”。战后，他根据这次战争写下一部笔记《西征石城记》详细记录这次战争的经过。
马文升
各路人马到齐后，官军吸取前几次失败的教训，先侦查周围环境，画出了石城的山势地形图。围绕图纸讨论后，决定兵分六路，项忠与刘祥、刘玉、马文升、巡按御史任佐、姜孟伦、右布政使余子俊、左参政庞胜率领中路，延绥镇守太监秦纲、都御史王锐、参将胡恺、副使郑安屯兵酸枣沟，伏羌伯毛忠、镇守陕西都督白玉、御史邓本端驻扎木头沟，参将夏正、布政司右参议严宪驻扎打剌赤，宁夏副总兵林胜、参议崔忠驻扎红城子，陕西都指挥张英、巩昌府同知罗豫驻扎羊房堡。开始的三天里，各路军都派出少量精兵展示武力，同时试探地势，然后才大举进兵。
大军到达城外后，满四派兵出来迎敌，延绥镇官军首先发起进攻，结果被击败，阵亡者二十余人，满四方面伤亡也不小。
13日，官军再次出击，满四仍派兵迎战。交战一阵后，满四的人马突然撤退，官军中有人判断满四是诈败，但是时年75岁的伏羌伯毛忠说：“贼能有几多？速进兵剿之！”于是官军分东西两路奋勇向前。毛忠进攻的东路地势险隘，行进艰难，满四在此部署了重兵，对困在其中的官军猛烈打击，官军败退，许多人坠落悬崖，毛忠也中箭身亡。但是在神枪营的火炮和火枪打击下，满四军也伤亡惨重，被斩首数百级。
这一战，毛忠虽贵为伯爵，而且年过古稀，却仍然身先士卒，战死疆场，足见其忠勇本色，也证明那时的明军中不乏血性敢战之将，战斗力与后来见了倭寇望风而逃的卫所军队不可同日而语。
满四在东路获胜后，立即回兵西路，将总兵刘玉的人马合围在城下。这路官军也支持不住，开始溃退，刘玉中箭受伤，他的亲兵拼死护卫，阵亡三四人，才护着他突出重围。眼看官军就要崩溃，督战的项忠当场斩杀了一名溃逃的甘州千户，这才稳住阵脚，全军得以全身而退。
战斗中，明军神枪营的大将军火炮给石城上的满四“土达”兵以很大杀伤，却无法轰开城墙，而奥斯曼军队在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时，威力巨大的乌尔班大炮却重创了君士坦丁堡坚固的城墙，有几段城墙甚至被完全摧毁。同一时期的两场战斗表明，明朝的火器技术，在15世纪中后期，已经落后于西方了。
战斗结束后，项忠递给朝廷的战报讳言失败，却强调“伏羌伯忠义奋发，争先登山，毙于流矢，贼势已穷蹙。”着力渲染明军的英勇和叛军即将被平定。而朝廷也“即令宣捷”，马上宣布了平叛战争的胜利。从这里可见明朝的官僚集团已经非常腐败，虚报、瞒报，讳败言胜，已经成为常态，满朝文武没人质疑这种所谓的“胜利”。
然而，朝廷虽然宣布平叛战争已经取得胜利，但他们心里清楚，这场战事还远远没到尽头。最令他们焦虑的是，冬季即将来临，黄河就要封冻，北元骑兵将越过黄河进入河套，如果他们前来援救满四，或满四渡河突围，向北元靠拢，那麻烦就大了。于是兵部和前线将领要求增兵，赶在冬季前尽快扑灭满四。《西征石城记》记载：“兵部及抚宁侯朱永、定襄伯郭登议以满四骁勇，恐其渡河与北虏连和，祸不止西陲，乃交章拟益兵赴援。”朝廷接到增兵的要求后，又从大同调五千精兵前来支援。项忠每日督军进攻石城，但满四在城内坚守不出，官兵每天都无功而返，士气愈加低落，项忠焦急异常。
这时马文升献上一计，“贼城中既无水，而刍粟亦渐乏，若绝其刍汲，则彼若釜中之鱼，当自毙矣。”就是断绝城中的水源和饲料，让满四无以为继。于是官军就放火烧了石城周边的草木，城里马匹没有草料，很快就饿死了一大半；官军又用人马的尸体堵绝水源，满四不得不派人在夜里出来汲水，而官兵在水源附近设伏，结果满四派出去的人大多被擒获。
满四见形势越来越不利，便诈称愿投降，提出与官军谈判，以便拖延时间到黄河封冻时突围。项忠，马文升等大员按满四的要求来到石城下与满四见面，满四在城楼上宣称他原来不愿造反，是被参将刘清和指挥冯杰的勒索压榨逼反的。谈判中，被满四劫持的满璹突然逃出来请求投降，马文升立即表示同意，对他说：“尔被逼劫入城，非反者。”
满璹的投降让满四懊恼不已，自此不再与官军谈判，双方陷入对峙。官军无法攻破石城，只能每天用大炮朝城内轰击，满四的部众虽有伤亡，却仍能坚守。眼看黄河封冻的日子日益临近，官军却一筹莫展。可正在这时，形势却突然出现了转机。
由于石城内水粮断绝，而且战马大多饿死，满四的骑兵失去了威力，无法出战夺取水源和给养，只能困守愁城，部下士气低落，开始出现逃亡，而官军又让会蒙语的人在城外喊话招降。虽然满四军法森严，严惩逃亡者，但军心已经浮动了。
满四有个最得力的部将叫阳虎力，是个回民，骁勇善战，足智多谋，满四将他视为臂膀，很是倚重。但阳虎力觉得满四大势已去，他要为自己的家人着想。就在11月16日夜里，趁着出城取水的机会，来到官军大营请降。明军将领喜出望外，刘总兵当即与他立誓：“尔若能生擒满四或杀死来献，朝廷有榜文赏白银五百两、金一百两，升尔指挥！”然后双方商定，第二天一早行动，由阳虎力将满四诱至东山口，官军在此设伏，一举将其拿下。第二天，满四果然中计，率领精锐出东山口袭击官军，结果落入官军的包围圈。经过一场激战，满四和他的妻子，以及他的死党马骥、南斗、火镇等两百多人全部被擒。
满四落网后，石城里的余部群龙无首，失去了斗志，在官军进攻下，于11月25日完全崩溃，在夜里出城溃逃，官军在追击中斩杀了数千人。石城内被抓获的男女老幼也有数千人，其中十三岁以下的被分配给官军为奴，其余释放。击败敌人后，收对方的未成年人为奴，是明军的传统，郑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了朱棣的太监。而战斗中被生擒的千余“土达”士兵，则有八百人在营中被斩杀，以绝后患。
满四虽然被剿灭了，但是这次战争官军也死伤近万人，一位伯爵和两位指挥战死，项忠和马文升等人心有余悸，觉得石城太过险要，今后仍有可能被其他叛乱者利用，因此调万余士兵将其彻底拆毁。
满四还有百余名残部在毛哈剌带领下逃进了彗箒山，凭险据守。项忠本想派兵追进山里，将他们斩草除根，但得到消息，北元小王子的人马已经进入河套。几位官员商议后认为，明军连续作战已经非常疲劳，无法再与蒙古铁骑对抗，因此决定班师。12月2日，大军回到了固原。满四及其党徒被押解北京献俘，然后全部处斩。
因贪酷而激起“土达”叛乱的参将刘清和指挥冯杰被论罪处死；任寿、吴琮、陈介等官员因战败之责被发配两广；满璹被恢复官职，调陕西西安左卫任职。
战争结束后，明朝政府加强了固原的防务，将固原千户所升格为固原卫，同时在石城以北的西安州增设西安千户所，在固原城里设永宁驿站，提高信息传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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