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旧事系列》 之 我与仰韶酒厂的故事 第七部分 | 陈豫闽

作者简

小城旧事系列

之

我与仰韶酒厂的故事

第七部分

陈豫闽

写在前面的一段话：

记得伟人说过两句话：一句是“想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亲口尝一尝。”另一句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仰韶酒厂的领导中，就属茹炳坤书记的情况我掌握的最少。

采访完张云霖厂长，当我想去采访茹炳坤时，仰韶酒厂的朋友告诉我，老人已经93岁了，前几年还能自己做饭吃，如今已经做不动了，脑子也糊涂了，估计是老年痴呆，听说请了个保姆在照护。你最好不要再去了，去了也白去。

听了这些，我仍不死心，二月一日上午天气不错，我独自一人摸到了茹书记家中，没想到老人虽然已经行走不便，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很少外出，但脑子却异常清醒。不但一下子认出了已经胖得变了形的我，还记得我兄弟几个的情况，包括哪一个哪一年考上的大学，哪一个哪一年结的婚。他询问了我家的情况，问了我父母的情况，最后连我岳母的情况也问得很仔细。

采访进行的异常顺利，在身边伺候老人的女儿也很配合，帮助我了解到了许多仰韶酒厂的珍贵史实。

抖音的功能真强大，二月一号上午采访完，下午五点我把茹书记的几张照片制成视频发到抖音上，没想到，一天时间浏览量就达到了10万左右，点赞也过千，眼下浏览量已经超过19万，点赞数也过了2000。

我一直苦于没找到一张有关韶州酒的照片，有人看了关于茹书记的这个抖音，马上就把自己保存的有关韶州酒的照片给我发过来了八张，里面除了有韶州酒的照片，还有工人装酒和韶州酒获奖的照片。

韶州酒与奖杯

47、更正一些史实

（一）

我在第五部分曾写到：《渑池县志》上记载，韶州酒厂1985年成立后，1987年设计年产量100吨，实际生产了80吨，年产值240万元。

老茹听我说后，马上发火说，这是放屁！1988年时，我们大酒厂建成两个大车间，249条池子，9个班组日夜不停，一年才生产500吨，他们南场就10条池子，一个班组，还时常停产，他们一年能生产80吨？即使他们生产了80吨，当年仰韶酒每瓶价格才两块多，韶州酒比我们的酒卖的便宜，哪来的240万产值。

为此，第二天我专门去了一趟县志办公室，负责人告诉我，史志上的数字，当年都是各单位自己报的，县志办并不清楚真假，但80吨产值240万，估计是某个环节上出了问题，很可能是把24万，不小心多写了一个零成了240万,，《渑池县志》再版时会更正过来。

（二）

《渑池县志》上明确载明：1992年至1999年仰韶酒连续八年产销量全国第二，全省第一。但我找了仰韶酒厂有关人士求证后，他们告诉我，不是这样的，是当年有人迎合上头，把数字夸大了。是连续八年高速增长不假，但在全国的排名不太好说，但肯定没有达到第二名。现在统一的说法是曾经达到过第三名，但不是连续八年——就是这个说法，也非常不可靠，因为没有任何官方的背书。

据说仰韶酒业目前的全国排名已经进不了前20了。但仰韶酒在河南的名次估计不假，有可能是第一名，是当然的豫酒排头兵。但百度上在2019中国白酒企业影响力与创新力排名中，杜康酒业排名16，宝丰酒业排名26，仰韶酒业只排名31。

2020年10月24日“醇香河南豫满中华”河南名酒推介会在长沙举办，省有关部门官方介绍，豫酒前六名分别是：仰韶、宋河、杜康、赊店、宝丰、张弓。但豫酒17家企业加起来的120多万吨产量只能排在全国第三名。这么看来，仰韶酒不到10万吨的产量，不可能排到全国第三，因为即使产量最高的2000年也没突破10万吨（对外宣称10万吨，县志记载8.3万吨），而2019年五粮液酒业产量高达45万吨，这个厂光发酵池就29882条，蒸锅978个，这个数字很怕人，说傲视群雄、空前绝后似乎不错。按目前仰韶酒厂的设施人力和只有249条池子，几乎是永远不可企及的。

我希望全国第二的话再也不要说了，这和五八年河南在全国放卫星一个样。

48、探索仰韶酒厂领导交替经过——茹炳坤

由于家里住处窄狭，1984年我结婚后，就把我的两口之家，安在了商业局办公楼上我爸的那间办公室里，那时候好多单位都是这样，也没人说什么，如今肯定不行了。

茹炳坤家在农村，在县城没有房子，也一直住在商业局办公楼上一间办公室内，尤其是他退休后闲来无事，经常在商业局办公楼出入，因此我能经常碰见他。

茹炳坤1980年1月至1984年2月这四年多，一直担任仰韶酒厂支部书记，是一把手，和他搭班子当厂长的是张玉林。此前的1978年3月到1980年1月，他一直担任副书记，和翟有贞书记搭班子，乔文宣是厂长。

茹炳坤这人有一个明显特点，那就是无论见了谁，问候语和套近乎的方式永远都是骂人和开玩笑。他几乎每次见了我，总要来这么一两句：娃子，想老伯没有？你他妈的，最近在忙啥哩走路恁快，见了老伯也不打招呼，是不是欠揍？……毕业了吧，上班了吧，有孩子了吧，你妈身体好吧？……

他这人有个好处，就像酒厂一位朋友说的那样，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当狗待。只要他骂了你，你求他办的事一准成。如果他一直不理你，那你就完了，这辈子别打算进步了。

在我的印象里，茹书记有两个爱好：一是下棋。二是看打篮球。

他下棋或者看别人下棋，大多是在商业局门内大厅里和大门口台阶上，后期商业局办公楼上开设了一间老干部活动室，他就老在那里下棋。

据我观察，他棋技一般，棋风也不太好，下棋时总爱咋咋呼呼吆三喝四，看棋时也爱参言出注意。他那种火爆急脾气，永远做不到观棋不语。

他会不会打篮球我不知道，但他爱看打篮球倒是真真的，因为我是球迷，他也是球迷，在县灯光球场看台上，我时常能看到他。

茹炳坤面相较老，年纪却没有乔厂长大，革命经历不太长，在《渑池县志》上也找不到有关他的任何介绍。如果他是解放前参加工作的，就应该也像乔文宣厂长和翟有贞书记一样，在县志上的享受副县级以上待遇名单上有记载。

我注意到，酒厂博物馆内的酒厂老领导照片上，他名下的介绍最少，只说他扩建了厂房，扩大了生产规模，提高了酿造技术。前后不到四行文字。

我能想象的到，茹书记应该是一个守业循旧的人，踏踏实实的人，按部就班工作的人，他不善于创新和大刀阔斧地搞改革。

由于和茹书记只是在商业局打交道，没有在他酒厂工作时打过交道，所以对他在酒厂的一切并不了解。

49、采访茹炳坤

无论什么事情，如果只看表面，往往会与实际相距很远。

——这是我两次采访茹炳坤以后得出的结论。

二月四日我再次采访了茹炳坤，并带去了一袋大米和几副对联。咋也没想到，茹书记是个身上故事很多的人。

他1928年农历9月19日出生于渑池县礼庄寨村，属龙。1951年参加工作就在县供销社下属的一区供销社（续海露烈士当时是一区副区长主持工作），1955年担任了一区供销社副主任，主任先是李士杰，后是李祥云。

当年全县一共七个区，每个区都有一个供销社和一个主任几个副主任。他所在的一区供销社，除了管辖着城关之外，后来天池供销社老是赔钱，也合并到一区供销社，一下子过来了三个正副主任（主任姓詹），加上一区供销社原有的主任、副主任，加在一起一共七个主任。

一区供销社1951年时，是在老东关刘少奇旧居对面的院子里办公，三间门面，三间堂屋，六间厦房。1952年搬到百货楼对面一段时间，老茹说，这里的房子少，他们晚上都是打地铺的。再后来才搬到老县社那个院子很长时间。后来县社和商业局合并就归了商业局，再后来又归了县社，再再后来，又归了商业局。他说这个院子是西阳一个地主家被没收的房子。那个时候搬个家很容易，一晚上就搬好了。因为没啥东西可搬。条件很艰苦。

茹炳坤说，后来张祥云主任被派出去搞社教了，邵南星副主任抽出去审干了；李朝栋（音名）副主任抽出去搞土改了……到最后就只剩我一个副主任在家，等于把整个一区县社的担子全担起来了。

张祥云后来调到英豪供销社被打成右派了，1962年平反后去了县蔬菜公司。李朝栋后来调到万寿农场当了一把手，他是刘郭人，去年还来看过我。（邵南星和我家是邻居，后来升任县社副主任，好像也到化肥厂工作过，已经病故）

老茹坐起来告诉我：我们一区供销社开始没有设立党支部，后来从县社调来一个叫张爱娟的当支部书记负责。1957年时，有一天我的痔疮病犯了，屁股上有一疙瘩疼得不能挨床，当时办公都是寝办合一，社里开班子会时，我就斜着靠在被垛上，结果张爱娟说我是不尊重党和领袖，就报上去把我划成了右倾，并且免了我的职。

这个女人后来和地区一个领导结了婚，调回洛阳了。

我被划成右倾免职后，从1958年3月18号开始干采购员，一直干到1962年把我调到贸易货栈任经理。干采购员时我非常有名，别人搞不到的东西，我几乎都能搞到。当年商业局想办肥皂厂，咋也买不到食碱，后来我出马到甘肃、内蒙、青海四处寻摸，终于在内蒙买到了。那时候我全国各地到处跑，光武汉就去过几十次，工作起来倒也省心。大饥荒那几年，别人吃不饱，南乡还饿死人了，我肚子却也没受啥罪。到后期我出差时都背着一块小菜板，无论到了哪里都是自己做饭吃，出差费也并不超标。（老茹真的是“祸福相倚”“福星高照”。文革时，他因右倾再次被撵到乡下，期间又被抽调去修焦枝铁路，少挨了不少打骂和批斗游街。）

虽然没多长时间我的右倾问题就平反了，但我已心灰意冷了，上级多次让我回单位重新担任领导，我都没答应。总觉得还是当一个大头兵自在轻松，每次运动来了，也不用担惊受怕。

一直到1962年，县委常委财委主任段启耀（同时还兼任着县供销社主任）很高看我，通知我回县城到贸易货栈任经理时，我仍不愿接受，仍然想干我的采购员，“将在外不由帅”多美。但段问我：“你还是不是党员了？”我说：“是”。就这样我只好服从命令回到了县城到贸易货栈担任经理了。

那时候物资特别紧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县上特批我们贸易货栈可以“高进高出”，不受计划限制。这样做的好处是能搞来一些紧俏商品满足大家需要。

两年后政策改变不允许“高进高出”了，贸易货栈撤销组织上又把我调到县外贸公司任经理（无配备书记），外贸公司当时也在县土产公司院子里办公。

——我罗嗦半天写这么多，就是为了一件事。那就是探究一下，为什么酒厂筹建处一开始的三年内没有设立负责人，为什么酒厂筹建处需要一下子调来好几个中层领导过来，但又都没给明确职务。

50、调到仰韶酒厂筹建处

1975年，商业局（与县社合合分分）在肖鸣皋在位当局长期间，响应省商委号召，拍板成立了酒厂筹建处，因此老茹才会说，肖鸣皋局长应该也算是仰韶酒厂的功臣。

商业局当年一下子把我和乔文宣、翟有贞、白福、李万胜、赵立渊、孙新法这几个二级机构负责人都抽出来参与了酒厂筹建，但谁也没有被明确职务，负责人一直是商业局郑经唐史国凡两个副局长兼着，一直持续三年，到了1978年6月，才下文明确乔文宣任副厂长主持工作。

我和乔文宣、白福、李万胜这几个人都被划过右倾（翟有贞例外），赵立渊在服务公司也挨过斗，孙新法原来在老公安局西边的烟酒专卖处负责，爱喝酒也懂酒，后来反右时被打成右派回去了，六几年平反后才重新归队。可能是想让他来酒厂品酒，就把他也调了过来。后来的计委孟文亮主任，当年就是跟着他干的。老孙的女儿后来也被招进厂里干了化验员，我退休时孙仍在厂子里工作，当年的办公室和我隔壁。

由于我们是这样一群有问题的人，工人们中间便有人戏称酒厂筹建处为“劳改队”，说我们几个是劳改犯，都是下来接受教育改造的。

茹书记说到这里，使我想起了县上的一种惯常做法：每逢有大事，每次都要组成工作队下去驻队“督战”，选派工作队员时，县里文件上往往都写明，各单位一定要抽调素质高的，有培养前途的苗子下去接受锻炼，以便将来被提拔。实际情况则多是，各个单位谁都不愿意把骨干抽调出来下乡当工作队员，抽调的人多是单位犯了错误的、吊儿郎当不听话的、平时工作很闲的、刺儿头一类的人。

工人们戏称我们是“劳改犯”也有一定道理，要不，哪有一个即使建成也是股级部门的酒厂，会一下子调来这么多股级中层领导，将来如何安排职务都是问题，连我们自己也纳闷。

大概干了一两年吧，（白富比我调入筹建处早几个月）白福平反后就回去当起了土产公司与食品公司合并后的食品公司书记，我和老乔老翟三个人，从1978年起，也都担任了书记、副书记和厂长，工人们这才不再说什么闲话。

白福是偃师人，六几年才调到渑池工作。他是在土产公司书记位置上被划成的右倾，成了右倾分子后，他被免职发配到南猪场当工人做酒，时间长了可能懂一些造酒技术，酒厂筹建处成立把他也抽调过去大概是这个原因。至于你问的，他1952年就生产“渑池老白干酒”，仰韶酒厂大厅里的展板上把他当成仰韶酒之父一事，我实在是不能理解。是不是同名同姓不是一个人，因为他1952年还没调来渑池。

渑池刚解放时做酒的小作坊很多，我老家附近的阳光沟就有几家，都没有发酵池子，都是用大锅发酵的。是不是他们中间有谁也叫白福。

51、茹炳坤落泪诉说

我到仰韶酒厂家属区采访茹炳坤，一进他家门就被震惊到了。

一个国家大型一级企业的曾经的一把手，一个93岁的酒厂元老，工作了一辈子，竟然住在这么小的一个连厨房餐厅都没有的房子里。

屋子里非常杂乱，说成是连下脚空都没有也不算夸张，说成是“家徒四壁书侵坐”也不过分。墙壁门窗十分陈旧暗黑，就连窗帘也是酒厂的宣传品改作的。仅有的几件家具，女儿说还是她们家撤下来后拉来的，家里如果抛去电冰箱电视煤气灶这三样东西，还不如一般人家六七十年代的房子。

房子的建筑面积说是32平方，实际使用面积我量了一下只有24平方，里间放了放了两张床，一张老茹睡，一张折叠床放杂物，放了柜子、桌子、沙发、冰箱和电视机，就满当当的。外间有一个小卫生间，其余地方做了厨房和过道，当地放着一张打开的折叠床，供轮流来家伺候的儿女们睡。做饭时旁边都没地方站人。

我在里间自己找到一把旧藤椅坐下，由于暖气太热，门窗紧闭，我一坐下就脱下了外套，但四下找了许久，都找不到一个放的地方。

虽然已经上午11点了，茹炳坤仍在床上睡觉，女儿把他喊醒，他一眼就认出了我，躺在床上没起来就和我攀谈起来。

老茹除了耳朵聋交谈需要大声外，我们的交流没有别的障碍，他的脑子也一点不糊涂，甚至可以说十分清醒。他对往事记得非常清晰，叙述也很流畅。

女儿告诉我们，他爸去年身体还可以，儿女们轮流伺候时，还可以领他在院子里到处转一转，晒晒太阳。今年以来几乎不出门了，主要是腿脚不灵便，但仍可以下床在室内挪动。并不是像我听说的那样是请了保姆，而是他们兄弟姊妹六家，一家轮换一个月伺候。

由于房间逼仄，老茹遇风腿疼不让开窗，暖气又太热，很快我就感到闷热难受，尽管已经脱了外套。

52、茹炳坤细说当年

虽然由于疫情我戴着口罩，但屋子里那种老年人特有的味道还是很明显。我没忍住点了一支烟，刚点着，发现老茹开始咳嗽，就赶紧把烟掐灭了。

相互寒暄结束，我首先从房子谈起。

老茹这样说道：1984年2月我57岁时，从酒厂支部书记岗位上退了下来。当时正好商业局筹建仰韶大厦，组织上看我一直住在商业局办公楼上没事干，就让我发挥余热协助筹建大厦。大厦建成后我赋闲了几年，后来老伴生了病需要儿女们来伺候，一间屋子实在是住不下了，我这才找到了厂里张嘴要房子，厂领导老费就把这套房给了我，后来房改我花一万多把这套房子买了下来，然后一直住到今天。

我问老茹，厂子里这几年建了那么多新的家属楼，价格也比社会上低不少，你为什么没有自己买一套住，那样有卫生间厨房餐厅，岂不是方便许多，儿女们过来也不用再撑起折叠床了。

老茹嗫嚅半天才说，还不是没钱嘛，有头发谁愿意装秃子？

53、性格决定命运

我早就听说，仰韶酒厂的销售员和厂长一个个都发了，百万千万资产都不稀奇，作为曾经手握大权的一把手，厂子里的书记，他怎么会如此穷困潦倒呢？他会在其他地方没有房产？县城干部们，许许多多人都有两套以上房产，难道老茹会如此寒酸？——一个抖友在跟帖上发问。

听了我代表抖友发出的疑问，老茹女儿做了肯定的回答。老茹也给我讲了三件事，以此来说明他为什么会如此寒酸。

我当书记时，有一年地区副书记解铃（音名）来厂子里检查工作。临走时说想要四瓶仰韶酒，我让手下给他拿了，当时出厂价是两块多一瓶。

解铃刚刚离开，我一问手下人说没有给钱，我马上就后悔了。让厂子里报销吧不合适，我个人把钱掏了吧兜里没钱。我就赶紧让中层领导李振亚追到厂子大门口，把酒钱给要了回来并入了账。

市工业局领导王万有，1947年渑池刚解放就在我村搞土改，一开始是三区副区长，后来是五区区长，1949年是县民政科副科长。然后一直到1953年都是担任县文教科科长、一中校长，然后才调到市里任职。我们是老熟人。八几年我在酒厂主政时，人家到厂里来检查工作，我吓得躲了起来，生怕人家张嘴要酒。

厂子里人说我，我们是拿着猪头还怕寻不着庙门，你这是人家想要猪头你却躲着不给。又不是让你个人掏钱，送领导几瓶酒算啥？我说，给他酒那没法入账，我个人也没钱垫付，还是不见面好。

还有一件事更要说说，说了你们就知道我为啥这辈子混成这个样子。

1979年7月28日，我手下的财务人员左中贤家里盖房子，在酒厂旁边的乔岭村砖瓦窑上买了些瓦，想使用一下厂子里的车帮助拉一下。当时厂里除了一部拖拉机还有一部小罗马汽车，这部车质量很差，三天两头坏。

司机是商业局肖局长的儿子肖洛萌，这娃办事有些冒失，进厂后我一直不同意他开汽车，那时候汽车非常少，司机很牛气。但架不住厂子里其他领导们都同意，最后只好让他当了司机，但我嘱咐他开车一定要小心谨慎。

答应老左用车后，老左让保卫科门岗上刘振岳的儿子刘金锋一起上车去帮忙装卸。谁也没想到，“越是怕，狼来吓”，偏偏那次肖洛萌就把汽车翻到沟里去了，我听说后吓得赶紧去了现场，而后一直在医院里守着。肖洛萌的伤不重，没住几天医院，老刘的孩子刘金锋伤情重住了一个多月。

别人都说，老左是中层，人也不错，这次用车你还让人家掏了油钱，这回出事的医疗费，厂子里就全给报销了吧。我说，肖洛萌是厂子里派出去开车的，出了事自然厂里给报销医疗费，但小刘是老左自己找的人，他的医疗费厂里不能出。你想想，我这样做，下面的人会是啥想法。

我之所以这么做，是这辈子经历的事太多，运动太多，吓怕了。公家的便宜，一分钱也不能贪，不能占。不但我不能，你们谁也不能，只要我还是领导，还是我说了算。

54、固守清贫一辈子

我这一辈子一共生养了六个，都是男孩，没办法了，老五生下来四十天，我便和我九弟家的闺女换了，就是现在正好轮到伺候我的这个姑娘。她家在义马住。

娃们多，负担重，咱又不贪不占，手头一直紧张不宽裕，加上我心大，年轻时只知道工作，心里也从没想过盖房买房，这辈子也没给娃们买过房盖过房。

退休后，我一直住在商业局的那间办公室里对症，反正也没人撵过我。直到你娘娘生病后，我才发现，我那办公室这一间房实在是地方太小了，娃们想来伺候我们，磨个身子都困难，更别说住了。

1998年，我厚着脸皮来酒厂找到费厂长，他是我一手提拔的，人家也算不赖，啥话也没说，就给我了这套房子，虽然没有厨房，但总算是两间屋，比在商业局楼上多一间，娃们来了在外间撑一张折叠床也算有地方睡了。

里间这一张折叠床，你大娘走了之后，一直也没人睡，娃们也不敢睡，上面只能放一些报纸杂志和杂物，我没事了爱看报纸，爱看书，时间长了扔的到处都是，我也不舍得卖废品了，生怕有一天我还想再翻翻看看。

这房子前几年房改时我买下了，这才算一辈子快九十了，才真正有了自己的窝。费书记干着时，每年过年都代表厂子里来看我，除了厂子里给发的东西，费书记每年自己还偷着给我一千元，他一再叮嘱我不让对外人说。今天我终于当着女儿的面说出来了，不让说我心里头憋得慌。人，好就是好，坏就是坏。在这一点上，费书记还算是一个有良心的人。

前几年我能动弹，是我一个人做饭吃，虽然有两个儿子都在酒厂上班，就住在附近的家属楼上，但我不想麻烦孩子们，也舍不得我的这个小窝。去年到今年，腿他妈的不听使唤了，走不动了，买不了菜了，这才叫娃们轮换一个月来伺候我。

我一辈子对不起娃们，所以也不愿多麻烦娃们，现在是不麻烦他们真不行了。说到这里，我看到老茹的眼眶湿润了，我的眼泪也快要流出来了，就赶紧转移话题。我也怕万一老茹伤心出了啥好歹，我也脱不了干系。

老茹女儿接着说，我爸以前没钱，他原来的工资比席厂长高，后来县上看仰韶酒厂效益好贡献大，就奖励了席厂长好几级工资，人家就比我爹工资高了不少。

我们姊妹几个买房他也没帮啥忙，倒是最近几年，退休工资涨了几次，如今已经4000多了，他才开始给我们姊妹几个分钱，每人每年分5000，这几年陆陆续续每人分有两三万吧。

我是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我来的次数多一些，旧家具是我的，平素常我也会花些小钱给老爸买些东西。我爸以前由于我妈生病住院，也没积攒住钱，所以这屋一直也没装修，这几年宽裕些了，我爸又说，瞎好能睡觉就行了，别花那冤枉钱，有钱了还是给我娃们积攒住。我这个当爹的一辈子没啥本事，也没给娃们安排啥好单位，一个是我退休接班进酒厂的，另一个是招工进来的。娃们条件都不好，一个下岗了，另一个马上就要买断工龄了。我问，不买断不行吗？老茹女儿摇了摇头。

55、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老茹女儿接着说，天暖和时，我也会把我爸扶到轮椅上去院子里转转，和一发人排排闲话。现如今我爸除了吃饭，最萦记的就是按时吃药和看报纸，看《老人春秋》，看《中共党史》。一本《中共党史》，他颠过来，倒过去，都快翻烂了，仍像宝贝一样放到床头不让别人碰。他现在还经常说一些自己思考之后悟出的道理，一直在总结自己的一生，在总结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失误，我也不方便向你学说，犯忌讳。

老茹感觉到累了，表示了歉意然后重新躺到了床上，我要离开他不让，他告诉我。我已经是今天脱了鞋，还不知道明天能不能再穿的人了，请相信我不会说瞎话，谁好谁赖我不会瞎说，你耐心听我把话说完。

文革开始后，由于我是一把手，是当然的“走资派”，人家自然要说我的问题。磨道里寻驴蹄，没事也要找你些事。单位造反派没有查出我自己啥问题，但他们仍不死心。

我的一个手下统计叫崔某某（名字是我隐去的），文革开始后成了单位造反派头头，他曾亲自对我说过，我记你的笔记已经两本了，你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造反派的眼睛。我说，那你就好好记吧，最好一点也别漏掉。他后来把我的门上贴了好多大字报，逼我搬到楼上去住。我觉得楼上更清净也没说什么。这人后来在大县社仍是干统计，一直干到退休。你说说，这都是啥人啊？平素常我对他也不错，也没刻薄过他，更没仇没怨，文革一开始，这人咋都成了这了？

崔某某他们找不到我的问题，就说我是包庇犯，包庇了贪污犯。我问谁是贪污犯，贪污了啥？

老茹气愤地说，一个是业务员马铁成，人家就是负责搞过一段基建，他们造反派就想当然地说人家可能贪污了。另一个是单位炊事员，他们看人家胖，便说人家一顿饭可能会多吃两个馍，一天就是六个，一年就是两千多个。然后按一个馍二两折成粮食让人家退赔，人家没啥可退。啥证据也没有，就把人家说成是贪污犯，我不同意，就被说成是包庇贪污犯了。他们后来派人盯着人家吃饭，结果那人的饭量小，连自己每个月的免购点也没吃完，按理还应该给人家退饭票哩。

56、荒唐年代荒唐事

我问，还有真荒唐的事？老茹说，那当然。接着又告诉我一件事。

1957年副县长史明文来我们单位调研，在伙上没吃几顿饭就发现了大问题。严厉地对我说：“你这人过不去社会主义关，是要被淘汰的。你干不了几天了，等着马上接受组织上的处理吧。”

我问我咋了？他说，人家别的单位，凡是在伙上吃饭的，都要交饭票，为什么你们单位不要饭票？这不是变相占国家便宜贪污吗？我说，月初时，职工们就把这个月的生活费和免购点都交给单位了啊。史副县长说，饭量有大有小，你们这样放开吃，就不怕超支？超了咋办，是不是单位给补上了？这不是占国家便宜是啥？我说我们单位特殊，从来没有超支过，不信你查账……

史副县长也是坡头人，在南村领着放过钢铁卫星，在一条大沟沟里，放进去大树和铁矿石，浇上柴油点着炼过钢铁，也是一个大吹牛蛋。他后来调到漯河去了。

老茹对着我说，娃子，当年别说史副县长不相信，换做你，你也不会相信吧？我们单位有九个女同志，她们饭量小，加上我们男的吃鸡蛋吃腻了，后来饭量也都不大了，所以才不会超支。

你问为啥老吃鸡蛋？说来话就长了。

1956年那时候，我们供销社还负责收购鸡蛋和生猪，食品公司统购统销那都是后来实行“一条鞭一把刀”政策之后的事了。我们一区供销社管着下面好多个点，东关西关三个门市他们每天收鸡蛋时，总会不小心弄破一些鸡蛋，每天晚上交账时，三个门市都会把破蛋统一都交上来顶账。那会儿鸡蛋的收购价才一毛钱一斤，我们把破鸡蛋按三分钱一斤，想卖给好多单位人家都不要，都说时间长了，破鸡蛋都坏了，臭了。比如邮电局、粮食局这些单位。至于县委、人委、公安局、法院这些单位我们畏惧，就没敢往人家伙上送过。眼看着把破鸡蛋扔了怪可惜，最后没办法，我们就按一分钱一斤，统统交到我们自己伙上自己吃了。

一开始大家都很高兴，觉得有便宜鸡蛋吃了，鸡蛋捞面、炒鸡蛋吃的时间长了，饭量自然也就小了，到最后，鸡蛋让谁吃谁都不吃。你说这算毛病也行，但总不能说我贪污吧？

老茹歇了一会儿，女儿给剥了个橘子吃了吃接着说。

大概是一九七零年吧，在单位被批判监督了几年后，我又被弄到坡头乡当工作队员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改造，当时坡头公社是茹宗继负责，人家对我也不赖，毕竟是一个茹字嘛（这人后来调任县信访办主任）。农村人很实在，觉得我不是啥坏人，所以我在坡头那几年也没受啥大症。虽然先后也被批判斗争过多次，但从没有像老乔、白福那样被挂过牌游过街挨过揍，我也没坐过“飞机”。老乔挨整时还背过沙袋哩。

我接受批判时，多数时间是造反派开完会的晚上八点钟左右，他们没事了就把我揪出来开心一会儿。但还是会让我坐下来交代的。我这人很自觉，一般情况下，只要身体不是太难受能坚持，我都还是老老实实地站着接受批判，咱也不能坏人家的规矩。每次大概是斗我一个多小时，就说一声“滚蛋吧！”，我就回去睡觉了。

这一切可能与我平时习惯嘻嘻哈哈有关吧，人缘好也帮了我大忙，挨批斗时，人家都没有过分地难为我。但嘻嘻哈哈也给我惹了麻烦，有一次差点把我吓出病来。

那次是我家里老人有病还是其他啥急事我忘记了，我当时请假在家。突然接到电报说，你的经济问题犯了，速到营部接受审查。我战战兢兢地回去了，谁知道是老茹他们几个头头嫌太寂寞，让我回来陪他们讲笑话，我啥也没干，一直讲了一个月。你说说这算啥啊？那时候我们是在孟津铁谢修建焦枝铁路，我被分在五营二连任支部书记，茹宗继是营长。

再说一场事，你看看那时候的人被洗脑成啥样子了，看看他们还有没有人性。

1969年10月20号，县上动员5000民工前往孟津县铁谢修建“焦枝铁路”，当时我被分在五营三连，上级要求我们提前去打前站。坡头公社通知我17号走，我大儿子正好是19号结婚，我去请假想晚去两天把孩子的婚事给办办，19号下午就赶过去。但我们营长茹宗继当时说了一句话，差点把我噎死。他说，这是给毛主席修铁路，你自己看着办吧？我只好按时去了工地，也没参加成儿子婚礼。

我在1962年前当采购员时，也遇到过一场没人性的事。当时我妈病重我请假回来看我妈，我妈已经水米没搭牙好几天了，还没好转单位就逼着我返回到洛阳继续出差，谁知道我才刚到洛阳，还没走进招待所大门，我妈病亡的电报就到了，我马上又二返身回到家里……

不说了，我累了，你在这吃饭吧？我让闺女给你擀面条吃……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陈豫闽，男，64岁，退休干部，文学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