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正国：我的同桌是日本女孩
我的同桌是日本女孩
文/钟正国
（一）
1961年9月1日，初中入学的第一天。
班主任老师招呼同学们在教室里坐好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挨个点名，让大家相互认识。被点到的同学，一边答应一边从座位上站起来，对着大家或点点头或笑一笑或面无表情，然后迅速坐下。点名顺利进行，教室里很安静。
“郭丽娜。”老师叫出一个新名字，一个女生怯生生地站了起来。
只见她穿着一身崭新的衣服：雪白的衬衫，红色的背带裙，衬衫的领子上绣着小花，裙子背带上镶有荷叶边，头上扎着鲜艳的蝴蝶结，脚上穿一双黑色凉皮鞋。
那“三年困难时期”，所有的同学甚至老师都穿着破旧的衣服，她这身打扮，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同学们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她，脸上都露出惊讶的神色。
“苏联人。”不知是哪个男生忍不住叫了起来。郭丽娜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她重重地坐下来，双手捂住头埋在课桌上，身体不停地晃动。
同学们小声议论起来，教室里立刻闹哄哄的。
这突如其来的情况，让老师都愣住了。过了一会儿，老师搁下名册，用双手示意大家安静，然后缓缓地说道：郭丽娜确实是外国人，但不是苏联人，而是日本人。
和同学们相比，郭丽娜的个子稍高，手脚粗大，脑袋似乎小了一点，显得有点不成比例。她皮肤白皙，头发粗硬，眉毛浓密，眼睛近视，眼球外突。她特别害怕与人交往，总是低着头，眼睛不敢平视前方。偶尔与她目光相遇，只见她眼神犹疑，没有光彩。有人叫她的名字，她不搭理；给她说什么事，她不置可否。不仅如此，她还会莫名的紧张，脸突然变得通红，一直红到耳根子，显出无地自容和很害怕的样子。
班上有这样一位特别的外国人，让新入学的我们兴奋不已。大家用好奇的眼光打量她，关注她的一言一行，编排她的种种传闻。胆小、害羞、脾气古怪……这是同学们对她的最初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她身上发生了许多故事。
（二）
就说穿着打扮这件事吧，其实入学那天她并不是刻意而为。后来大家发现，她每天穿的衣服都不同样。有同学细心观察后说，她的衣服多得不计其数，春夏秋冬四季分明，花色品种、做工款式让人眼花缭乱。
一天下午，她迟到了，众目睽睽之下，一副窘相地走进教室。大家惊奇地发现，她竟然换掉了上午的服装，又穿上了一件新衣服。这件衣服底色米黄，上面印着三种不同大小的咖啡色圆点花纹。有个同学小声嘀咕道：“她怎么把日本的‘膏药旗’都穿来了？”听到这话，有人笑出了声。
郭丽娜涨红了脸，深深地埋着头，双手用力地在胸前撕扯，又拿起钢笔在衣服上乱画。不消说，这件衣服她从此再没有穿过了。
有一次春游，她穿了一件红色的尼龙外套，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眼中这是一件高档而贵重的衣服。可不知怎么回事，却被她弄丢了。老师着急了，发动大家寻找却没有结果。老师对郭丽娜说：“这样吧，回去后我跟你的妈妈说明一下情况，叫她不要责备你。”
郭丽娜眼睛里流露出不解的神情，说道：“我妈妈根本就不管这些事。”
有同学看见她上学的路上穿着高跟鞋，快到学校门口了，才换掉。
秋天里，学校组织去花溪公社支农劳动一周，老师关照说：“郭丽娜可以不去。”可是她坚决要求参加，带了一大包衣物前往。下雨路滑，同学们都打着赤脚在泥地里行走。郭丽娜穿着当时罕见的塑料凉鞋，鞋子陷进泥里拔不出来，十分狼狈，她顺手就将鞋子扔进了小河里。她换下来的衣服也不知丢在了什么地方，从农村回来时她的行李少了一大半。
郭丽娜中午在学校食堂搭伙，可是她常常不去食堂吃饭，一个人坐在教室里吃从家里带来的食物。她把课桌当成餐桌，摆满各种吃的东西：有早晨剩下的包子、馒头，有面包、蛋糕、饼干，有煮熟的香肠、鸡蛋、咸鸭蛋，还有味精、芝麻油、豆瓣酱，等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她怎么吃也吃不完，剩下的就塞进抽屉里。
她每天都会带这样那样的东西来，过不了几天，抽屉就装不下了。这时她会进行清理，把那些发了霉、变了质的东西统统扔进垃圾堆。那时中国正经历严重的“自然灾害”，食物极度匮乏，同学们大都饥肠辘辘，而郭丽娜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三）
初二的时候，吕耀芳老师教我们班的几何，头一次见面，她操着河南话对大家说：“我姓吕，是名副其实的女老师。”她性格直爽，说话风趣，同学们都很喜欢她。
有一天上课，吕老师突然发话：“谁是郭丽娜？请站起来。”
郭丽娜很不情愿地站了起来，吕老师望着她的那一瞬间，显然有点吃惊，仔细端详了一会儿，才慢慢地说：“我看你白白净净的样子，衣服又穿得这么体面，怎么作业却那么潦草？”她翻开手里的作业本，“你看，这上面画了多少黑圈圈，字也写得像核桃一般大。”
郭丽娜涨红着脸，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吕老师停顿了一下，最后语重心长地说道：“女孩子啊，要秀气一点，细心一些，中不中？”
这对郭丽娜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她哪里受得了。老师让她坐下后，她用双手捂住脑袋，趴在课桌上，伤心地小声哭泣。过了一会儿，她腾出一只手来，翻出三角板、直尺，把它们扳断，又拿着圆规在凳子上猛戳，发泄心中的愤怒。吕老师对此似乎浑然不知，依然用她那浓重的河南口音讲授当天的课程。
一天中午，可能是豆瓣酱什么的泼洒在课桌抽屉里了，郭丽娜忙乱地收拾着。她用报纸当抹布，擦拭里里外外，地面丢满了垃圾和纸团。几个同学吃过午饭走进教室，看着满地狼藉，发现其中有一卷人民币零钞，悄悄捡起来数了数，有好几块钱，这可是一笔巨款，肯定是郭丽娜粗心扔掉的。几个人商量，决定去捉弄她。
一个同学对郭丽娜说：“我没有吃饱饭，借两毛钱给我去买一碗米粉吃。”郭丽娜不说话，从衣服口袋里摸出钱来。这几个人原以为郭丽娜会发现钱没有了，进而好看她慌乱着急的样子。可万万没有想到，她身上竟然还有钱。
这一招没能奏效，第二个人如法炮制，也去找她借钱。她仍然二话不说，又掏出了钱，对丢钱的事毫无察觉。
隔了一会儿，第三个人开口了：“郭丽娜，真对不起，我也想借点钱，不知你还有没有？”郭丽娜虽然满脸狐疑，但还是又拿出钱来，并说：“没有关系，不够的话我还有存折，可以到银行去取。”
听到这话，几个人顿时傻了眼，不过还是不死心，故伎重演，轮番上前借钱。这时郭丽娜才似乎察觉到有什么名堂，于是不再理睬了。
这几个同学自讨没趣，只好道出实情，你一言我一语，说得哈哈大笑，并把捡到的钱和借来的钱全都还给了她。郭丽娜一脸茫然，没有言语，只是脸又红了好一阵子。
郭丽娜的妈妈在重医附二院工作，家也在位于临江门的医院里面。她每天乘公交车来学校；晚上9点钟，她的妈妈会准时在临江门车站等候她。
一天下午，有一个中年男人来到教室门口，小声地叫郭丽娜的名字，她听到了却不予理睬。有同学大声叫道：“郭丽娜，你爸爸来了！”她仍然不搭理。她的妈妈也来过学校，穿一身米黄色的西服套裙，和班主任老师交谈时，不停地点头鞠躬。对于郭丽娜的家庭情况，同学们仅仅知道这些。
郭丽娜从不主动和同学一起玩。课间，她一个人坐着发呆，或者用笔在纸上乱画。中午休息时，她闭着眼睛养神，或者在鸡蛋鸭蛋上画人偶，摆成一排，独自欣赏，显得十分孤独。
（四）
初中二年级之后，女同学匡奕湘和郭丽娜开始有了交往，我和郭丽娜成了同桌，也有了近距离的接触。慢慢地，我和匡奕湘成了她在班上唯二的好朋友。郭丽娜向我们敞开了心扉，展现出她那真实的一面。
郭丽娜告诉我们，那天下午来叫她的那个男人，是她的继父，中国人，江北红会医院的医生。几年前，她的妈妈生了一个妹妹，当时请了一个奶妈来哺乳。不料，这奶妈太过肥胖，夜里喂奶时睡着了，竟导致婴儿窒息夭亡。
郭丽娜邀请我们到她家作客，我因为害羞推辞了，匡奕湘一个人前往。郭丽娜的妈妈亲自在门口鞠躬迎接，泡了甜茶，摆上点心，招待客人。
匡奕湘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隆重的款待，局促不安，手足无措，坐在那一动也不敢动。
郭妈妈见状说：“不喜欢喝茶的话，那我出去买牛奶。”
匡奕湘一听，更是受宠若惊，感到浑身不自在，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语无伦次地说了告辞的话，急急忙忙地退出房门，一溜小跑回了家。匡奕湘告诉我这件事，我心里暗自庆幸没有去。
匡奕湘说，郭丽娜的家很小，但收拾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地板铺的是草席，进门脱鞋，席地而坐。还说，她们家的收音机装在一个皮套子里。这番话引起了我的兴趣，我特别想不明白，那收音机怎么还有一个皮套子？于是后悔那天没有去，不然就能亲眼看见了。
郭丽娜和匡奕湘去解放碑玩，在留真照相馆拍了一套古装像。其中有一张是两人合影，郭丽娜扮成梁山伯，匡奕湘是祝英台。我看到过这张照片，当时的感觉是，不伦不类，其丑无比。郭丽娜却很喜欢，放大后还用水彩涂上了颜色。
郭丽娜还带匡奕湘去拜访过位于小什字的“平壤口腔科”。那是一位朝鲜人开的小诊所，主人姓朴，人称朴大夫。他们两家人是朋友。
每天午饭后，有一段休息时间，我们常在一起看郭丽娜从家里带来的照片、明信片之类的东西。在日本，郭丽娜有几个舅舅，那些照片都是舅舅家寄来的。有好几张工作照，宽大的办公桌，整齐的书柜，墙上的木质挂钟，照片上的人正襟危坐，面无表情。还有几张全家福照片，男女老少十几个人在一起，女人大都穿着和服，男人们则西装革履。
还有好多明信片，是郭丽娜的妈妈两次回日本时和平日里她的舅舅们寄来的。收信地址清楚地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庆市……”。明信片的内容很简单。真正吸引我们的，是背面的彩色画片。在那上面，我们看到了东京的高楼大厦、春天公园里盛开的樱花、古色古香的街市、小巧玲珑的庭院，还有浓妆艳抹的歌舞伎表演剧照。
每隔一段时间，郭丽娜还会带一卷报纸到学校来，那是日本共产党的机关报——《赤旗报》。厚厚的一叠，有好几十版，纸张和印刷都非常好，和我们平时看到的报纸完全不同。我们随意翻看，从夹杂着大量汉字的文章中，了解大致的内容。
我记得，刊头上有一行标语，意思是“为民主、自由、平等的新日本而奋斗！”我猜想，那一定是日本共产党的纲领。那个时候，中苏两党正在进行公开的论战，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也因此分成了两派，而日本共产党是倾向于中共的。我们在报纸上曾看到过日共中央主席野坂参三的文章，还有关于中国和毛泽东主席的报道。在这些文章中也刊登领袖人物的照片，不过只有一张邮票那样大小，也不一定摆在重要版面。报纸上还刊登有大量的广告，不过，我能够确认的恐怕只有“味精”，那上面印的是“味素”。这些和中国的报纸很不一样，我感到很新奇。
（五）
初中三年级的时候，班上建立了共青团支部，好多同学都在争取加入团组织，想不到的是，郭丽娜也悄悄写了申请书。一天，她红着脸，很郑重地对我说：“这是我的入团申请书，只给你一个人看看。”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认真地看了，因此知道了她的身世。
郭丽娜，原名青山稻子。父亲青山稻夫，曾参加侵华日军；母亲青山久荣，曾加入日本反战同盟。两人因此来到中国，战后结婚，并生下女儿。后来，她的父亲回到了日本，母亲留在中国工作。其他的细节，我已经记不清了。我不明白，她为啥要给我看这份申请书，也不清楚她是否正式向团组织递交了申请，只知道郭丽娜最终未能入团。
1964年的夏天，初中毕业，我们都没有考上高中。我报名上山下乡，行程匆忙，没来得及与她当面告别。到了大巴山的社办林场后不久，收到了郭丽娜的来信，她表达了也想来大巴山的愿望。说心里话，我也希望她能够来，可直觉告诉我，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后来，她又来信说，她在“平壤口腔科”跟着朴大夫学习镶牙。我心里想，她性格那么毛躁，眼睛又近视，那不是开玩笑吗？
时间又整整过去了一年，在1965年的8月，又收到郭丽娜的来信。信中说，她和她的妈妈将于10月份去日本探亲，行期与路线已定，先从重庆乘船到上海，再转海轮东渡，现在正办理相关的手续。信中还留有她在日本的通讯地址。
在她出发前后的那几天，我不时翻看中国地图，仔细查看长江沿线的港口，测量上海到日本的直线距离，心里默默地为她送行。
（六）
1966年的春节，我回重庆过年，妈妈拿出一个小包说：“这是你那位日本同学留给你的礼物。”
我打开一看，是一张毛巾、一副象棋、一支竹笛三件东西。见到匡奕湘同学，她告诉我，郭丽娜临走时说，回来时要送纱巾给我们。
不久，中国大地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切旧的秩序全被打乱了，郭丽娜没有再回到中国。
我在那几年的颠沛流离中，把她留有日本地址的那封信也烧掉了，从此，我们之间彻底失去了联系。
匡奕湘同学去过“平壤口腔科”，向朴大夫打听。据说，文革期间，郭丽娜的继父自杀了，郭丽娜从日本回来处理相关事宜，但不知为什么只到了北京，没有来重庆。还说，郭丽娜回日本后，在一家旅行社工作，接待到日本访问的中国客人，也带团到中国观光。仅此而已。
1997年11月，重庆直辖后不久。经中国贸促会牵线，日本贸易振兴会邀请重庆市政府组团到日本作招商宣传活动，我有幸成为代表团成员，第一次去了日本。我们在日本一共呆了12天，访问了广岛、大阪、名古屋、东京四座城市。期间，有一个周末，按惯例没有安排公务活动，主人让我们自由行。
我在大阪繁华的商业街区漫步，穿行在茫茫人海之中。偶然间，看到一家服装店，招牌上赫然四个大字：“青山洋服”。我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随意观看。意想不到的是，竟然有适合我的一套西服，而且打了特价，仅仅4000日元。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虽然原本没有列入购物计划。
回到饭店后，同伴们都说太划算了，要我带他们也去这家店淘货。可是，一行人去了千挑万选，却无功而返。
我知道，此“青山”并不一定就是彼青山。不过，冥冥之中，似乎觉得也有几分蹊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