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制完美人类？披着华美外衣的优生学
Deep-Sci："-sci-"源自拉丁语的"scientia"（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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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人的品质，可以借由选择父母— 即选择来源，有目的地改善人的生理特征与精神层次？
——高尔顿
什么是优生学？
wiki上说：优生学，或称善种学，是研究通过非自然或人为手段来改进国民遗传基因素质的学术领域，主张操纵、控制特定人口的演化进度，以及演化的方向。
这个词汇同样来自英文世界，即Eugenics，这个词根源自希腊语，其中前缀eu的意思是“优秀”，而genesis的意思是“优秀的种族通过遗传获得卓越的品质”，由十九世纪中期的英国遗传学者法兰西斯·高尔顿在1883年最早使用。
高尔顿在其著作中试图回答：“是否人的品质，可以借由选择父母— 即选择来源，有目的地改善人的生理特征与精神层次？”。
追根溯源，一切还是得从孟德尔说起。
2000多年以前，亚里士多德曾经将遗传定义为信息流，这条河承载着遗传密码从卵子进入胚胎。19世纪中期，孟德尔发现了信息流的通用货币。
孟德尔的这一发现打开了一扇窗，也打开了人类的疯狂。
昨天咱们谈到了孟德尔和达尔文，他们的事迹深深影响了一个热血少年，那就是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
高尔顿出生于1822年冬季，与孟德尔同龄，比他的表哥达尔文小13岁。他的父亲是伯明翰一位富有的银行家，而母亲则是博学诗人与医生伊拉斯谟斯·达尔文的女儿，伊拉斯谟斯同时也是查理·达尔文的祖父。出生于这样的家庭，加上非常渴望出人头地，一种难以名状的躁动让高尔顿时常备感焦虑。
1859年，37岁的高尔顿拜读了达尔文的名著《物种起源》。更准确地说，高尔顿如饥似渴地“吞下”了这本书：他仿佛在电闪雷鸣中猛然醒悟，内心的激荡更是溢于言表。
高尔顿热情洋溢地致信达尔文，告诉表哥他“正在驶向知识王国的彼岸”。高尔顿感觉在这个“知识王国”中最想去探寻的内容就是遗传学。
很快，高尔顿意识到达尔文发现了正确的原理，但是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而遗传定律对于理解达尔文的理论至关重要。
遗传与进化相当于阴阳互补。它们天生就形影不离，不仅相互依存而且还需要共同完善。
如果“表哥达尔文”解决了谜题的一半，那么另一半就注定交给“表弟高尔顿”来攻克。
19世纪60年代中期，高尔顿开始研究遗传学。
达尔文的“泛子”理论认为，细胞释放的遗传指令漂浮于血液中，它们就像携带着无数信息的玻璃瓶在海上游荡，这也暗示通过输血可以传递泛子来改变生物遗传。
基于上述理论，高尔顿尝试给兔子输注其他同类的血液来传递泛子。为了深入了解遗传指令的基本原理，他还研究过包括豌豆在内的其他植物。
但是高尔顿在实验方面毫无建树，他缺乏像孟德尔那样的直觉和慈爱。不仅兔子死于休克，就连花园里的藤蔓也几近枯萎。
高尔顿重新调整了思路，他标新立异地将人类作为研究对象。虽然模式生物未能成功揭示遗传的机制，但是高尔顿推断测量人类变异和遗传性状或许能够揭开这个秘密。
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成为通向成功的重要标志：这是一条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他首先从那些最为复杂多变的性状（例如智力、性格、体能与身高）入手。从此之后，高尔顿在遗传学领域进行的研究势不可当。
1883年，也就是达尔文辞世的第二年，高尔顿出版了《人类才能及其发展的研究》（Inquiries into Human Faculty and Its Development）一书。在这部颇有争议的著作中，高尔顿为优化人种制订了一个战略计划。
高尔顿的想法非常简单：他打算模仿自然选择的机制。既然自然界可以通过生存和选择来对动物种群产生显著影响，那么高尔顿设想通过人工干预也可以加速人类进步的过程。
高尔顿曾经认为，只要通过“非自然选择”手段选择出最强壮、最聪明以及“最适合”的人类，然后让他们繁殖后代，那么就可以在短短的几十年里赶上自然界亿万年的脚步。
于是，优生学（Eugenics）诞生了。
高尔顿对这个命名非常满意：“我曾提出采用'大力繁殖学’（viriculture），不过似乎优生学更为简洁……”。
▲1921年的美国某篇社论将优生学描绘成了一棵枝叶繁茂、涉及各行各业的大树
历史学家丹尼尔·凯夫利斯写道：“工业革命技术成为人类征服自然的手段，而高尔顿正身处这个变革的时代。”虽然高尔顿没能发现基因，但是他为基因技术的应用开辟了道路。
高尔顿希望通过人工选择遗传性状与定向繁育后代来改良人种，对于高尔顿来说，优生学只是遗传学的一种应用形式，就像农业是植物学的应用形式一样。
高尔顿写道：“自然选择具有盲目、缓慢与残忍的特点，而人工干预的方式可能更为长远、迅速与温和。当人类拥有上述能力时，他便有义务朝这个方向努力。”
▲1914 年出版的《优生学和性生活中的科学：人种的革新》（ The science of eugenics and sex life, the regeneration of the human race，暂译）中的大脑图。图片来自：flickr
1904年春季，高尔顿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一场公开演讲中提出了优生学概念。高尔顿的演讲持续了约10分钟。他提出，应该把优生学“当成某种新型宗教引入国民意识中”。
优生学的理论基础源自达尔文，他们将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逻辑移植到人类社会。“所有生物都应该遵守以下原则：身体健康会胜过体弱多病，精力充沛会胜过虚弱无力，主动适应环境会胜过被动接受生活。简而言之，同类竞争必然会出现优胜劣汰，这种规律适用于任何生物。人类亦在其中。”
优生学的目标是加速选择主动适应与身体健康的对象，同时淘汰那些被动接受与体弱多病的同类。为了实现这个理想，高尔顿建议要选择性繁育身强体壮的后代。
他还提出，假设该理论能够被社会认可，那么传统意义上的婚姻将被颠覆：“如果社会禁止那些不能满足优生学要求的婚姻……那么以后就没必要结婚了。”
就像高尔顿设想的那样，社会应该记录那些卓越家族中的优秀性状，并且将它们整理成为人类血统档案。高尔顿将其称为“宝典”，而只有从这部“宝典”中挑选出的男女才能繁育出最优秀的后代，从某种意义说这种方式与繁育巴吉度猎犬和赛马没什么区别。
虽然高尔顿的演讲简明扼要，但是在座的人群却已经变得躁动不安。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罗利的一块优生公告牌。图片来自 Wikimedia
英国生物学家威廉·贝特森是当天最后一个演讲者，尽管他的观点令人悲观，但是却非常科学公正。
高尔顿提出要根据身体和心理的性状（表型）来择优进行繁育，但是贝特森认为：真正的遗传信息并不存在于这些性状中，而是隐藏在决定性状的基因组合里（基因型）。
那些让高尔顿锲而不舍探索的身体和心理特征，例如身高、体重、容貌与智力，只不过是潜伏其后的基因特征的外在体现。优生学的真正用途在于操纵基因，而不是凭空想象去选择性状。
高尔顿看不起那些使用“显微镜”的实验遗传学家，可是他低估了这种工具的强大功能，只有由表及里才能了解遗传规律的内在机制。
贝特森警告说，很快人们就会发现，遗传规律将“遵循一种极其简单的精准法则”。
如果优生学家熟知这些法则并且掌握了破解手段，那么他将获得前所未有的能力：优生学家就可以通过操纵基因驾驭未来。
其实高尔顿也知道，“将失败者绝育”的方法隐含着众多道德风险，通过这种手段来清除人类遗传花园中的杂草令他感到惴惴不安。
然而到最后，他将优生学打造成“国教”的渴望还是战胜了对消极优生学的隐忧。
1912年7月24日，第一届国际优生学大会在伦敦塞西尔酒店开幕，而此时距高尔顿去世正好一年。
在全部大会发言中，有两个报告的内容让人不寒而栗。
德国学者在第一个报告中用狂热且精准的语言展示了“种族卫生”理论。
美国显然走在更前面：已经在为不宜繁育后代的人群建立隔离中心（“聚居区”），并成立了某些委员会来评估准备进行绝育的人群，其中包括癫痫患者、罪犯、聋哑人、低能者、眼疾患者、骨骼畸形者、侏儒、精神分裂症患者、躁郁症患者以及精神失常者。
凡·瓦根伦提出：“占总人口数近1/10的人……都具有劣等血统，他们完全不应该成为模范公民的父母……有8个州的联邦政府通过立法或授权相关组织来对这些人进行绝育。”
一个黑暗时代正在到来。
去年今日2017.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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