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一生虽历尽坎坷，但以古人的寿力评估，他生于1037年，卒于1101年，足足活过了一个甲子还多几年，也算长寿。
苏轼的四个学生，著名的苏门四学士，其实也是苏门四友，黄秦张晁，阳寿都不如老师。这其中固然有个人身体素质的缘故。但苏轼的养生之道和达观的人生态度，也是保障其生命的重要质素。
尤其是苏轼人生结局到来前的几年，生存环境异常恶劣，生命力却依然顽强。
我们在查阅史料后甚至可以推断，假设苏轼在儋州未被诏北归，他有极大可能在海外活得更久。这皆因一个道理，老人不宜奔波，苏轼其实已经逐渐适应了海岛水土，乍返内陆，诸多不适。
苏轼的人生结局被命运安排在富饶的常州，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辞世。
算来，距今已经九百二十年整了。
本人不才，自年初开凿识苏篇以来，至辛丑年，已月余。
今儿个正好应景儿，就让穿越近千年的东坡先生陪伴我们罢了。
于是，即以苏轼人生六十余岁统计，寻出他人生的七个除夕与新年的瞬间，也勉强算是与学士一道过年了。
今天，我们的春节是在正月十五差不多告一段落，该离乡的离乡，该返工的返工。和现代人不一样，唐宋新年的高潮恰恰是在正月十五前后，即上元观灯。正月十四至十六日，城开三日，天子与民同乐，共庆升平。《宋史·礼志》记载：唐以后，正月望后，开坊市门，燃灯，宋因之。上元前后各一日，大内正门结彩为山楼，天子先幸寺观行香，遂御（宣德）楼，或御东华门及东西角楼，饮从臣，四夷、蕃客各依本国歌舞，列于楼下。《东京梦华录》更是将北宋最繁华的虚假盛世全数记录下来：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内前绞缚山棚，游人集御街两廊下，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诸幕次中，家伎竞奏新声，与山棚露台上下，乐声鼎沸。……华灯宝炬，月色花光，霏雾融融，动烛远近。元宵，宣德楼上垂黄彩帘，中为御座，两垛楼各挂灯球一枚，方圆丈余，内燃椽烛。主要介绍南宋京城临安的《梦粱录》中也记录了当年汴京灯会的繁华：汴京大内前缚山棚，对宣德楼，悉以彩结山沓，上皆画群仙故事，左右以彩结文殊、普贤跨狮子白象，各手指内五道出水（是谓水灯）。其水用辘轳绞上灯棚高处，以木柜盛贮，逐时放下如瀑布状。又以草缚成龙，用青幕遮草上，密置灯烛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之状。上御宣德楼观灯，令百姓同乐。这些繁华景象，却都不是来自当时亲历者的记载，而是南渡宋人或元代史官的记录整理。还好，我们拥有苏轼。苏轼的一生，历北宋五朝，亲身感受着帝国从清平繁华一步步自作自受地变得混乱不堪。二十几岁时的除夕，苏轼曾在汴京寒窗苦读中度过，也曾在凤翔对亲人的思念中度过；四十几岁的除夕，苏轼已经蜕变成那个遗世而独立的坡仙；五十岁整的除夕，苏轼处在人生仕途的巅峰之位，享受着最后的恬静时光；再然后，就是六十几岁谪至海外的除夕，他竟可以苦中作乐，自酿待客。人生总是苦乐交织，无论如何，这年总是要过的，来看看苏轼是如何在每一个生命节点上的守岁罢。权当我们陪着他，他亦陪着我们，度过这个依然缺乏确定性的辛丑新年。嘉祐五年的秋天，朝中大臣举荐二苏参加制科，这是宋朝最顶级的也是最难的考试，一朝得中，即为名副其实的天子门生。这一年的除夕，二苏仍在汴京西冈度过，但到了嘉祐六年的新年，便移到京师丽景门外，汴河南岸的怀远驿去专心备考去了。这一年的除夕之岁，深陷在思念弟弟的愁苦中，苏轼写下了三首以岁为题的五言，分别为馈岁、别岁、守岁，关于这些场景与心情，在《近苏》文章中专门写了。嘉祐七年冬 三岁慰乡愁王安石新法正在如火如荼之际，苏轼时任杭州通判，以一个反对者、保守派的角色离开了中央权力中枢，但亦要被迫执行新法。除夕之日，身为通判，苏轼有一项清点囚犯的常规任务，但拜新法所赐，当时衙门内突然增收了大批囚犯，所以苏轼也被迫在这年夜加班值守。他一边看着身披镣铐的犯人逐一来去，想到自己也是身不由己要在此当差，其实又何尝不是人生囚徒呢？苏轼突然心生一念，假释这些犯人归家过年如何？但也只是一个小心思，哪里敢自己做了这主？公元1083年，苏轼已经脱胎换骨，成为遗世而独立、名垂于千秋的坡仙，并且继精神突围之后，这肉体终于也能从黄州实现突围，渡淮河，经山阳来到泗州（今江苏盱眙）时，一年已经到头，除夕将至。算来，自离开黄州后大半年了，风尘仆仆，终于可以安顿几日。十二月十八日，苏轼来到泗州雍熙塔（又或者是僧伽塔）下，当地官员告诉他，本地风俗是在每年腊月十八日取淮河水沐浴，以洗身垢与不祥，并祈来年平安顺遂。说起来这风俗还真是灵验，到了次年，苏轼就迎来了人生仕途的巅峰，几乎到达了帝国权力的最核心位置，官运亨通。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俱无有。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自净方能净彼，我自汗流呀气。寄语澡浴人，且共肉身游戏。但洗，但洗，俯为人间一切。这词写得实在太接地气，生动活泼，一幅东坡居士被“蹂躏”地爽歪歪的图景跃然纸上。黄寔的舅舅叫章惇，就是苏轼半生挚友半生死敌的那个章惇，黄寔的女儿嫁给了苏轼的弟弟苏辙的儿子为妻。所以论起来，苏轼和黄寔也算有姻亲加友亲的关系。当晚，黄寔带了两樽扬州私酿美酒（扬州厨酿二樽），一大碗熟肉（雍酥一奁）来到苏轼的公寓，与苏家一同守岁。当时苏轼已经漂泊很久，财务捉紧，大感雪中送炭之情，作诗答谢元祐二年，二苏同在汴京朝中为官，兄弟难得可以同城而居。但是，这一年的除夕，苏辙被安排值班，没法回家过年，家中孩子见不到父亲，非常失望。正月初一日，苏轼早早给皇上拜年之后，收下御赐的银幡，插在帽子上就急忙赶去弟弟家陪侄子们过年。这个银幡应该是宋代的一种民间手工艺装饰品，即银制的幡胜/彩胜，过年时戴在头上增加喜庆气氛之用。标注一下，那一年苏轼的年龄确实是50岁，诗中说的“五十三”，很可能只是为了诗韵需要。苏轼写此诗时心情非常愉悦，正在与侄儿们逗笑，随口就念唱出了一首有些打油范儿的七言。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苏轼人生最后一次在汴京过年，也是人生中最后一个祥和喜乐、温馨安逸的新年。自此之后，他将被一贬再贬，至岭南，渡海波，成一海外儋耳民，此生不沾中原，直至灵魂皈仙，那肉身才得能回到中原腹地。这一年的上元节，58岁的苏轼以近臣身份陪侍皇上在宣德楼上观灯，并作当时的荒蛮之地儋州的酒文化匮乏，苏轼要想喝酒，最好的途径就是自酿。其实，苏轼尝以自酿自饮为平生之酒趣，但在海岛上却日渐乏味。因为爱交朋友的苏轼，酿酒的最大乐趣并不在自饮，而是酿好了送给朋友们共饮，可在这里实在没有几个可以说得上话的好友。无客，自然无酒。直到了元符二年（1099年）的新年之前，苏轼终于又有了酿酒的兴致，自酿美酒自己尝，还在酩酊之际制诗一首：两年半之后，苏轼终于回到了常州，他理想中可以买田终老的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