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失去400年的“燕云十六州”，为何只有这位名将能收复？

公元1368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明朝建立，二是燕云十六州重新回到中原王朝手中，朱元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目标初步得到了完成。此时元朝的残余势力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拥兵十万的扩廓帖木儿便摆出了坚决不受明朝招抚的态度，然而光燕云十六州被收复一事，便足以让这一年在汉家历史上具备无与伦比的意义了。

400多年前，燕云十六州被“儿皇帝”石敬瑭作为一件礼物送给了辽太宗耶律德光，以此换取契丹人对其皇位的支持。这件事不仅让石敬瑭自此后遗臭万年，更让中原王朝失去了抵抗北方游牧民族入侵最为关键的天然屏障，但凡看看地图山川形势便不难发现失去这片包括如今山西、河北、天津、北京部分地区的后果多严重，没了它，河北腹地防御体系形同残废。

两宋屡屡在游牧民族处吃亏，并最终亡于游牧民族之手落得个“弱宋”之名便与燕云十六州的丢失有着直接关系，不单单是宋朝皇帝脑子有坑的问题。

而明朝开国这一年，朱元璋以名将徐达为主帅，常遇春为副，终于直接攻入元朝大都，为汉家雪了前耻。这是非常让人惊叹的历史功绩，因为明崛起于南方，从南至北打统一的战争向来难如上青天，诸葛亮的北伐也好，两宋时期的数次北伐也好，最后都以失败告终，明初的北伐是古代最成功的例子，岳飞泉下有知，也一定会为之感到欣慰。

作为这次北伐最主要的指挥者，徐达究竟占了哪些天时地利人和的要素，才得以在历史书页写下如此浓墨重彩一笔呢？

如果要和岳飞相比，徐达的第一个优势便是他碰上了元廷日衰的历史时机。元末乱世群雄并起，除了朱元璋之外还有陈友谅、张士诚、明玉珍、方国珍等，这些人个性不同，对待元的态度也不尽相同，据守的地区不同，彼此之间甚至打得不可开交、你死我活，但他们无疑削弱了元在全国地区的统治力量。

如方国珍这般一会儿倒向元一会儿又讨好朱元璋的墙头草，如果元朝统治集中，绝不会容许他像海大王似的割据浙东称霸，要换了洪武时期，只怕他连名字被写到碑上的机会都没有。

然而《明史》记载，方国珍起事时，响应朝廷征募与之对抗的民间壮士居然拿不到官方的犒赏，钱基本都流入了贪得无厌的地方官吏手中，方国珍等为乱者却被授予官职以作招抚，于是出现了“民慕为盗，从国珍者益众”的滑稽局面。

一个党争倾轧乱七八糟、官吏贵族忙于捞钱、财政问题突出、为维持朝廷支出又把手伸向底层民众、又遇上天灾不断、矛盾大面积爆发却无力缓和的末路王朝，是没办法和朱元璋的北伐班子比组织力的。

其二，朱元璋的战略布局能力、长远眼光更不是当时理政水平不行吃喝玩乐一流的元顺帝可比。事实上，徐达北伐时昔日纵横欧亚的蒙古军团并没有彻底沦为渣渣，只是少了如忽必烈时期那样指哪打哪统一作战的整体指挥。再强悍的军队没有好指挥也不过一盘散沙而已，后来和徐达做对手的名将王保保，在元顺帝的“英明指挥”下明知收复大都短期不可行、还是硬着头皮上，结果被徐达围太原以救大都之计杀得落荒而逃。

反观朱元璋却大不一样。在北伐开始之前，朱元璋听了常遇春直奔元大都而去的建议后并没有采纳，而是选择了更稳固的办法：先取山东，再取河南，攻下陕西潼关，如此一来，元大都便成了一座被团团包围的孤城，这比领着军队直奔坚固的大都城，内有坚守外有元援军威胁要有利太多。

事实证明，朱元璋的策略是十分高明的。真正优秀的战略家绝不会逞兵强马壮之能，纵然对手颓势已露，也绝不会轻敌。君不见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前秦皇帝苻坚自夸“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却输给了兵力远不足秦军的晋还留下“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历史笑话。

而朱元璋的高明，碰上了徐达这样综合素质出色的主帅简直就是上天打造的无敌之剑，徐达与常遇春不同，《明史》对他的评价是“持重有谋”，他不像常遇春热衷杀降；擅长指挥大军团作战；更在军民中有好口碑，自至正十三年（1353年）跟随朱元璋作战以来，身先士卒屡战屡胜，1363年的鄱阳湖水战，徐达除了在交战之处奋勇杀敌，更在后续被朱元璋派去守后门应天时表现极其出色，使得张士诚不敢在后面搞小动作。

这样的能力再加上征战多年立下无数大功的资历，作为北伐主帅实在是再好没有。应该说徐达能直逼元大都收复燕云十六州不是运气，而是对手相对太次（元顺帝在徐达逼近时居然战也不战，直接收拾行李跑路了），明军本身又上下齐心、军需供给源源不断多重因素综合的成果，这些都是诸葛亮与岳飞等曾尝试过北伐者没有全部具备的优势。

《孙子兵法》中说：“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燕云十六州在大明天团手中重冠华夏之名，便是朱元璋一方占了五胜之道后的结果，历史的奇迹，其实并非奇迹，没有人为努力，上天不会将胜利白白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