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刘德华哽咽的摄影师,改变了几百万孩子的命运

原创 叉少 往事叉烧 今天

1991年,安徽省金寨县桃岭乡三合中心学校。纪实摄影师解海龙把镜头推近女孩儿苏明娟,记录了一双渴望知识的大眼睛。
有人对解海龙说:“是你的照片为希望工程真正打开局面。”
希望工程于1989年10月开始实施,没有在社会上引起足够的关注,捐款不足1千万。
这张照片发表后短短几个月,善款超过一个亿。截至2019年9月,希望工程累计接受捐款152.29亿元,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599.42万名,援建希望小学20195所。
很多人好奇,希望工程之后,解海龙去哪儿了?
拿奖专业户
“天天看着月亮圆了又缺了,特别想家。”
解海龙算了算,他在部队三年多,连续三十七个月没有休假。当兵的日子既辛苦又枯燥,唯一一件新鲜事,是战友探亲时带回一台华山牌相机。
大伙儿很兴奋,解海龙尤甚。夜里熄灯后,他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研究相机的结构,很快学会了怎么上胶卷、怎么摁快门。
第二天午饭后,全连的战士一起上山拍照。大家拿出刺刀,绑着武术带,还牵出大狼狗,在树林中表演格斗。一直拍了两个多钟头,他们才下山。
所有人都期待成片是啥样,谁知照相馆洗出来全是白板——因为拍照时曝光没搞对。解海龙自责:“当时我就傻了,大家都在嚷嚷浪费感情。”
退伍之后,解海龙一直想拥有一台相机。但在70年代末,想买一台相机得下血本。
解海龙在工厂上班十几年,工资不高。改革开放后,他涨了工资,单位一次性追补一年的工资差额,发给他70多块钱。
他紧攥着这笔钱,想是给爱人买一块手表,还是给孩子买一件衣服。爱人跟他说:“不然你给自己买件大衣吧,整天在外面跑挺冷的。”
他犹豫片刻,跟爱人说:“不如买一台相机,咱们每天都可以拿它照相,给你照,给咱孩子照。孩子现在一岁了,如果从现在开始,照到他20岁,照到他结婚,就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影集,咱们把这个影集交给他的时候,这是多珍贵的一笔资料啊。”
爱人同意了,解海龙又凑了点钱,花87块5毛钱买了台海鸥牌照相机。
有了照相机,每次拍完照还得出去放大、冲洗,也是成本很高的事情。解海龙又萌发一个愿望——买一台放大机。
每天下班后,他就跑到柜台上看,摸摸自己的口袋,又悻悻离开。店员都笑话他:“那人又来了。”
直到一天,解海龙看到同仁医院门口排了好长的队。他问了问身边的大哥,才知道是某单位组织义务献血:“给点面包鸡蛋,补助50块钱,还有三天假。”
解海龙眼睛冒了光:“能不能我替你献血?吃的你留下,补助给我,你回去还可以休假。”大哥同意了。解海龙拿着献血的补助去买放大机,店员跟他说:“哎呀,总算有钱了。”
凑足了装备,解海龙准备大干一场。白天照常上班,晚上到摄影学习班听课。每天晚上九点钟放学,老师骑自行车回家,解海龙便骑车跟在后面,一路上交流摄影问题,直到老师家门口都不舍得走。
后来解海龙参加了摄影比赛,获得几个全国大奖。
一张获奖作品是《爱与乐》。他在文化馆附近抓拍一个小女孩在吹泡泡,吹完了泡泡,母亲抱着她,她伸手去抓。解海龙说:“这个照片反映了计划生育好。”
还有一张获奖作品,主题是《祖国的春天》。他跑到工地上拍了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长城饭店。照片把周围的古建筑与现代的长城饭店作对比,起名叫《古与今》。
解海龙觉得自己掌握了一个技巧:“你想获奖,一定要拍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生活美好,妇女儿童。”
转型
这时解海龙已经不在工厂上班,转到了文化馆。
工作之余解海龙经常出没“北京广角影会”。广角影会的创始人是摄影师刘加瑞,那时玩摄影的大多是富家子弟,刘加瑞主张更多普通年轻人投入这个领域:“用广泛的角度,记录人民的生活。”
广角影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波澜,前后成立了十个地域分会,年轻人摄影的热情空前高涨。刘加瑞带着这帮子弟,想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一次展览,却被婉言拒绝:“中国美术馆是国家级展馆,可广角影会只是一个民间组织。”
刘加瑞坚持道:“这些年轻人凭借一股热情潜心学习。买不起相机,他们就拿别人的照片一遍遍模拟,想象自己身临其境会怎么拍。终于有了相机,不管风里雨里,只要有时间有机会,省几餐早饭,省几趟车钱,都想方设法买一个胶卷。这帮年轻人感动了我,我才为他们说话来了。今天,也让我感动你们吧。”
他一边说着一边掀起上衣,露出心脏位置一个大大的U字型伤疤:“这是我先天性心脏病留下来的手术疤痕,二尖瓣狭窄,瓣膜关闭不全,上两层楼都心慌气喘。但今天为了他们,我拉下脸恳请你们,满足他们的心愿吧。”
中国美术馆的工作人员被刘加瑞的坚持感动,加上广角影会的作品出色,破格让他们在这座国家级艺术殿堂举行影展。
解海龙作为广角影会的活跃分子,深受刘加瑞的器重。刘加瑞身体不好的时候,就让解海龙带着大家外出创作。
可在他看来,解海龙更适合做组织宣传工作,而不是一个优秀的摄影人。有一次解海龙拿着获奖作品向他报喜,却遭到批评:“这些片子虽然美,但你不觉得有点浅吗?藏则深,露则浅。如果长期这样,你要考虑自己是否适合摄影创作。”
刘加瑞顿了顿,又说:“你的摄影基本功虽然扎实,但掌握技巧后又去迎合比赛,这些比赛要什么你给什么。令人喜不如令人思。你要明白,摄影更大的作用在于记录,在于传播,给人以感染和思考。”
解海龙头一回被人这样否定,感到大脑一片空白。回家之后,他找来刘加瑞推荐的刘易斯·海因、尤金·史密斯、多萝西娅·兰格的摄影作品,看到纺织厂童工、战火和移民的纪实照片。
他静静坐了一会儿,起身用报纸把自己的奖杯包起来,塞进床底下。
不久后,一个外地人找到解海龙,请他指点摄影。大提包一拉开,咵嚓一下,倒出来2000多张照片。大小不一,有的皱皱巴巴,有的曝光不准确,有的构图有问题。
按照专业标准,肯定不是好照片。解海龙问:“这些照片拍的什么意思?给我讲讲。”
那人说:“凤阳那边有花鼓戏,我拍他们的民俗。后来看那边的农民特别苦,孩子吃啊、上学啊都有困难,所以我从那开始追踪,从1979年拍到了1989年,整整十年。”
解海龙被镇住了,当场选出100张照片,跟那人说:“我们要给你办展览!”这就是后来轰动一时的《汪强十年说凤阳摄影展》。
< 摄影师:汪强 >
在这之后,解海龙觉得自己该转型了。
1991年3月5日学雷锋日。解海龙带着相机到街上,看到戴红领巾的孩子在擦栏杆,解放军战士给路人理发,还有社区服务队免费修理自行车。
他没有拍照,而是被书店门口的两行字吸引住了,上面写着:“每人每天少抽一支烟,少喝一杯酒,节约一元钱,帮我一少年”。
询问后,他才知道这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的“希望工程”公益活动。活动发起后,送出去几十万封募捐信,才收到二十万元捐款。
解海龙一听就激动了,这不就是自己之前想做的题材吗?1990年的冬天,他和朋友到乡村采风。晚上6点多钟,他看到一个孩子拿着小煤油瓶,背着破书包上夜课。当时,他便萌生了拍摄贫困地区教育现状的冲动。
朋友说:“你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成功之路,拍了片子就能发表。你一拍这个,容易发生一些误解,比如说土老破旧,老少边穷。灰色的、阴暗面的东西多,人家会说你对社会不满。”
解海龙急了:“面子,谁的面子?这帮孩子的教育问题不解决,以后就是到处抢到处偷。现在少盖学校,省下的钱将来就得盖监狱啊。”
思绪拉回到当下,解海龙对负责人说:“请允许我以摄影的形式,做希望工程的志愿者。”
走入山区
和希望工程协定好目的地后,又和文化馆请了一年长假,解海龙踏上了旅程。
因为没钱,他一路上能省则省。有时借宿在老百姓家,有时住两元廉价旅店。一顿饭只花两毛钱,一毛钱买饼子,一毛钱买鸡蛋汤。
尽管路上很辛苦,可一看到学生的身影,他便两眼发亮。在安徽金寨,他看到几个小孩背着破烂的书包,便跟了上去。
一个小孩问:“叔叔,你为什么跟着我们?”解海龙说:“我想看看你们的学校。”另一个小孩问:“叔叔,你的衣服怎么这么多兜?”解海龙说:“这是摄影背心呀。”他一边说着,一边掏出一只镜头盖。小孩儿们很好奇,纷纷围了上来。
解海龙注意到一行人中个头儿最小的女孩,询问她的名字。女孩说:“我叫苏明娟。”因为口音太重,解海龙没有听清。他一边伸出手心,一边问女孩:“你会不会写字?”女孩在他手心里一笔一划地写起来。搞清楚后,解海龙模仿女孩的口音:“原来你叫苏明娟啊!”逗得几个孩子哈哈大笑。
聊开之后,解海龙知道这些小孩每天上学要往返二十四里路。他在心里粗略地算了一下,读完六年小学,他们得走两万多里路。这路上要爬山,还要过河。
他和孩子们来到一间寺庙改造的学校。学校特别破旧,只要有微风吹过,木门就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解海龙看到上课时的苏明娟,她握着笔,盯着黑板。那双眼睛特别大,特别亮,既有对知识的渴望,又有说不出的忧愁。
他立刻换上80mm-200mm的变焦镜头,抓拍下这个画面:“这就是我要寻找的感觉!”
拍完苏明娟,解海龙仿佛顿悟了什么。
如果我只拍那种拖着鼻涕、衣服烂烂、惨兮兮的孩子,我们这个民族根本没有救。我想拍出一种精神,一种战胜困难的精神。”
接下来,解海龙一直专注于寻找这样的画面。
他从金寨县去南溪镇。在一间昏暗的教室里,解海龙突然觉得眼前一亮,定睛一看,原来是个光头的小男孩。小男孩渴望知识的眼神,一下子吸引住解海龙的注意。
他托稳相机,咔嚓一声按下快门。几个孩子齐刷刷看向他,他露出一个歉意的眼神,赶紧猫着腰退出教室。
在山东省黄石坡,解海龙看到一个捏着粉笔头,在大石板上照着书本写字的女孩。一只小羊拴在旁边的树上,乖乖吃草,也不惊扰它的小主人。
解海龙看着稚气又工整的笔记,久久难以迈开脚步:“以地为席,以天为幕。这个孩子在一块大石板上编织自己的梦想呢。”
再后来,解海龙来到河南省新县一个学校。他从裂开的窗户纸上偷看,老师在讲台上领读:“山石田土,日月水火。”孩子们在下面大声跟读。
一个小男孩眉头紧锁、脖子上青筋暴起,好像要把全身力气都注入到朗读中去。过于专注,以致于流出两串鼻涕都浑然不觉。
他不仅大声朗读,还挥舞着手臂:“竖,横折,竖,山!横,撇,竖,横折,横,石!”动作比周围同学幅度都大,一不小心就撞到别人。
趁着孩子手速慢下来,解海龙赶紧透过裂开的窗户纸拍了一张照片。下一秒,他的相机包就被老师抢了过去。老师一边盯着窗户纸,一边质问他:“你做什么?”
解海龙才发现自己过于投入,把原本已经破洞的窗户纸捅得更破了。
这一路上除了学生,解海龙还拍了很多老师。
在落梅河乡野菊坳小学,他认识了一个叫作朱冬明的老师。朱冬明刚来山区的时候,不知道条件这么苦,吃土豆蔬菜要自己种,喝水要到河里挑,柴火还得上山去砍。房子透风漏雨,冬天冷得像冰窖,夏天又会被蚊虫叮咬。
解海龙问他:“这样的条件怎么能忍受九年?”朱冬明笑着说:“孩子太懂事了,他们总是悄悄地关注我。夏天一开门,我就看到一把把扎得整整齐齐的驱蚊草摆在门口,冬天一进教室,就看到两颗烤熟的小土豆放在桌上。”
解海龙留意到朱冬明的抽屉,被一堆大大小小的借条占据了,写着“某某学生本学期欠朱老师学杂费若干元”。解海龙问:“这些钱他们还得起吗?”朱冬明说:“还不上,他们就给我背来几捆柴,或者给我扎两把扫帚。你看,这么多扫帚,我大概一辈子用不完了。”
临走之前,解海龙给朱冬明拍下一张照片。照片里的朱冬明刚完成家访,出门后他的肩膀上多了一个打了补丁的土布挎包,那是一个孩子交的“学杂费”。
比起朱冬明老师,何文广老师的故事更让解海龙唏嘘。
何文广在当地教书30多年。有一天山里下了大暴雨,他发现两个学生没来上课,担心他们出了什么事,撑起一把破伞便去找学生。到了夜里十二点,家人不见他回来,打起火把沿路寻他。
村民在悬崖边的老树上发现了一把伞,顺着藤条爬下去,发现摔得血肉模糊的何老师。
何文广被送到医院后没有抢救过来,村民和学生用两块门板把他的遗体抬回村里。由于走得突然,家里没有准备棺材,他的学生们带来家里最好的木料,连夜赶制了一口棺材。
解海龙在跋涉途中听说这个故事,当即想去给何文广上坟。当地干部劝阻他:“一路过去要100公里,还下着大雨。”
解海龙心里很堵,说什么也要去,但登上山顶那一刻,他却突然平静了,对着起起伏伏的山峦拍了几张照片,心想:“何老师,请你放心,孩子们一定会有书读。”
< 解海龙 >
当然,解海龙也遇到过不配合的老师。
在湖北省红安县周七家小学,一场大雨过后,教室满是泥泞。解海龙准备拍下师生下大雨淘水,坚持上课的画面。
老师发现后,抢他的相机,抽他的胶卷。接着,孩子们跑出去喊人,三四个老师和一个校长进来了,一大帮人围攻他。他赶紧抽出介绍信,上边写着“团中央”,这群人才停下来。
解海龙很生气,但他也理解当地居民的反应:“他们认为我会添麻烦,不会真正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拍完走了,拿人家当例子,最后说人家一大堆不好,真正钱来了也到不了他们手里。”
历时一年,解海龙走遍了12个省,100多所学校,形成2万多公里的路程,更坚定了一个信念:“承认贫穷有什么羞耻的 ?不为改变贫穷而努力才是可耻的。”
轰动全国
回到文化馆,解海龙马不停蹄地冲洗照片。
馆长看着还没烘干的照片,被苏明娟大眼睛的照片吸引住,当即掏出50块钱:“太有震撼力了!我捐,我要把钱捐给照片上这个女孩。”
希望工程也看中了这张照片,将它印刷成宣传照,贴遍了全国大街小巷,一时间吸引来了很多捐款。希望工程的志愿者们每天忙着登记、汇总、入账、跑邮局。那所赶走解海龙的周七家小学,也盖上了希望小学。
刘德华在演唱会上举起一张大照片,里面是解海龙拍的《放羊的女孩》。
华仔说:“大家看,她瘦瘦小小的,头发麻黄,身体细弱,她像小猫一样蜷在大石板后面干嘛呢?她在写作业。再看小羊,习惯了小主人每天在这里做功课,懂事地陪着她,不吵不闹,乖乖吃草。”
讲到这里,他哽咽了一会儿,接着说:“请大家给我一个自我表达的机会,给这个女孩子送一些纸和笔,别让她在石板上写字了。”演唱会结束后,刘德华捐了40万元,很多人在他的倡导下也跟着捐助。
有人问解海龙:“为什么愿意拍摄这样苦涩的题材呢?”
解海龙说:当我的影像给城里人、富人看的时候,有些人感动了,想做好事,盖学校、买东西,我就是个架桥的。中国人容不得别人生活得比自己难,看到别人家过不去,心里就不好受,愿意拿出一点来帮人。摄影就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是谁呢?是社会。”
< 解海龙 >
多年之后,“大鼻涕”胡善辉成为一名军人,“小光头”张天义成为企业技术骨干,“大眼睛”苏明娟成为银行干部,更多孩子因为希望工程改变了命运。
解海龙拍了那么多张著名的照片,但他最念念不忘的,是一个白血症小孩的照片。
那个小孩得了白血症,正在找脊髓配对。他父母听说解海龙拍《大眼睛》,让苏明娟改变了命运,希望解海龙也为他们的孩子拍一张照片。
母亲一看解海龙来了,跟女儿说:“快起来,给叔叔唱一个黄梅戏吧。”女孩唱了起来,解海龙静静听着,为孩子拍下了照片。
照片发表后,他拿着报纸跑到人民医院找那个女孩。护士说:“你不知道吗?前天已经死了。”
解海龙在门口呆住了:“我拍谁就欠谁的。拍了谁,就是一种负债感,我一定要还你。黄梅戏你听人家的了,你没有还人家。”
在路上
完成希望工程的拍摄计划,解海龙没有停下脚步。
1998年张北地震,5月阿尔山大火,7月湖北抗洪救灾,2003年抗击非典,2008年汶川大地震,都有解海龙的身影。
但近十年,人们很少看到解海龙再出作品。他在做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影像调查。
他做了一张提问表格——家里有几个人?老婆在哪儿?工资多少钱?有没有劳保?跟家里面用什么方式通信?打电话?写信?还是上网?多长时间打一次电话?什么时候到城市的?做几年工?是第几次打工?以前干过什么?现在干得如何?
像希望工程一样,他想把握人物身上“希望”的瞬间。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总是:“你希望得到什么?”
在北京,他拍了一个安装空调的工人。那人四岁时,父亲出车祸撞死,妹妹不满一岁。母亲不堪生活重负离家出走,把兄妹俩扔给爷爷奶奶。
他考上高中,却无法继续上学:“我不能让爷爷奶奶继续受累了。”哪里能挣到钱,他就往哪里去,不管危不危险都要尝试。
到了北京,他在某家电器行当空调安装员,一天最多能够安4个空调,一个月挣3000多块钱。每次听说有电器工人高空意外的新闻,他都胆战心惊,但为了生活,还要继续下去。
解海龙问这个工人,你现在的希望是什么?“他说:“我还在攒钱,我最希望的就是赶紧把钱攒够,把我妹妹从延安带到北京,来看看她坏掉的腿,能不能矫正。”
在青岛,他拍了一个粉刷墙壁的小伙子。小伙子干了十一年的“城市美容师”,戏称自己是“蜘蛛人”。有一次在粉刷墙壁时,看到房间里冒烟,拴着绳子的他蹬破窗户跳进去把火扑灭,还救了一个老太太。
电视台都报道他是个好人。解海龙问他的希望是什么?他说:“我已经在这个城市待了十一年,如果你们说我是好人,那就吸纳我吧。”
摄影评论家顾铮说:“现在中国的社会在剧烈地变革,但纪实摄影却陷入了相对的沉寂。”
尾声
1990年,是解海龙成为希望工程志愿者的前一年。
他的恩师刘加瑞准备进行第二次心脏手术。
一帮广角影会的成员去医院看望他,刘加瑞说:“我才五十多岁,我还想工作,必须做这个手术,最后一搏。手术成功了,我还可以和你们再干几年,如果没能从手术台上下来......我看你们都成长了,都接上班了,我心里也踏实了。”
解海龙眼眶湿润,在手术室外死盯着红色指示灯,默默为老师祈祷。但那天,刘老师永远地留在了手术台上。
解海龙觉得五雷轰顶,把手指头塞进嘴里,用牙齿拼命地咬着,脑袋一片空白,耳边是乱糟糟的轰鸣声。
“解海龙!解海龙!”医生连续叫他好几次,他才从悲痛中惊醒过来。医生递给他恩师留下的一封信:
“我觉得大家一起拿着相机记录社会,记录时代,反映人民的生活,这个方向是对的。要坚持出作品,出人才,走正路。”

部分参考资料:

[1]、《捧起希望:解海龙自述》,解海龙

[2]、《我要上学》,解海龙

[3]、《解海龙:请别再谈“大眼睛”》,大师

[4]、《专访纪实摄影家解海龙》, 系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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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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