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不平等中的合理

宋太宗雍熙北伐失败以后，宋辽战争的主动权逐渐转移到辽军一方。辽军开始频繁骚扰北宋边境，但双方互有胜负，一时难言谁占了上风。真宗即位不久，辽朝便在在咸平二年（999）深秋南下侵宋。其后三年，辽军每年都会发动南侵，更像是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作试探性准备。

宋景德元年（1004）九月，辽圣宗和母亲萧太后率二十万大军再次南下。真宗最初也企望对辽战争中打个大胜仗来确立自己的权威，可实际上却并无胆量。在寇准的坚持下，真宗不得不同意亲征。尽管宋辽之间战火越来越旺，但辽军进展并不顺利，“宋河北诸城都奉命全力守城，辽军连攻数城，皆未得手，便绕道攻打瀛州(今河北河间)。承天太后亲擂战鼓，指挥攻城，都被宋军以大石巨木击退，辽军死者达三万余人，伤者更多。”（虞云国《戏说宋朝》）而宋真宗一拖再拖，直拖到十一月才勉强“亲征”。

当宋辽两军主力终于在澶州夹河对阵后，辽军忽然发现形势变得很微妙。本来在是否南下征战，辽国内部意见是并不统一的的，好不容易进军到澶州，可先锋大将萧挞凛又被宋军的床子弩射死，全军士气顿减。而宋真宗虽然亲征澶州，也登上北城劳军，但始终难以克服恐辽心理。如今两军虽夹河对阵，但时值隆冬，倘若辽军再采取迂回战术，放弃澶州，从别处渡过黄河直逼开封，形势就更不堪设想。因此，宋真宗背水一战的决心并不充分。

值得一提的是，辽军出发之际，萧太后就通过宋朝降将王继忠，保持着与宋朝讨论议和的渠道。王继忠是真宗藩邸时的旧臣，在一次战争中被辽军俘虏，便成为沟通辽宋议和的最佳人选。两军在澶渊对阵以后，萧太后见军事上难以占到便宜，和议趋向日渐明确，便命王继忠从多渠道向宋真宗传递和谈信息。而宋真宗本就畏战，既然辽已经求和，那真是遂了他的心意！在双方君主都御驾亲征的前提下，两方高高抬起、轻轻放下，顺顺当当地达成了“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对辽宋双方来讲，都难说究竟谁是胜利者。表面上看，“宋每年向辽赠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双方开展自由贸易”这一条，为辽朝每年带来了数额可观的岁币，这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胜利。但同样是这一条，也为宋经济战的实施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辽国只能用牲畜作为向北宋进行交易的商品，而北宋的手工业产品则是辽所必须的。并且，辽是禁止对宋出售马匹的，这就导致了对宋贸易的巨额逆差。辽每年所接收的岁币，被宋通过贸易重新赚回，并且自己还要贴入大笔的金钱。更为严重的是，到了后期，辽国就已经不发行货币了，而认为北宋的钱币方为正品。宋便由此掌握了实际的财政大权。辽境内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大量涌入到南方，成为了北宋源源不断的资源。北宋通过货币战，就成功地掏空了辽国，辽国也因此日益衰弱。

应该说，澶渊之盟是宋辽双方在特定时空下，根据各自的国情达成的妥协，虞云国先生对此有着非常透彻的解读，“从历史的长时段来考察澶渊之盟，就不仅仅是辽宋恩怨和你我是非的问题。既然在宋辽金元时期，汉民族作为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间的冲突融合，构成了历史的主题之一，绝对的平等和正义在这种冲突融合中往往难以体现；相反往往会以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外表呈现在历史暂时的表象中，但从长时段来看，其间却有着历史的合理性。”（虞云国《戏说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