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

　　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奥如兰。”

　　“子曰：'君子之道’”，孔子看了这爻辞后，就说：“身为君子，立身行事的方法。”“或出或处'，“出”本来是指从家中外出，引申就是在社会上做事。古代所谓在社会做事，即是在朝廷做官，因此这个“出”字，在古代就是指在朝廷做官、为人民服务。“处”就是处身家中、居住在家中，意思是没有做事，只是留在家中，一般是指未曾在朝廷、政府做官。这个意义一直沿用到今天，凡是饱读诗书，尚未在政府任职的人，古代称之为“处士”。这句是说：有些人出来朝廷做官，有些人则隐居进德修业。

　　“或默或语”，“默”就是沉默不发言，“语”就是言语。“默”也就“潜龙勿用”，进德修业以待时。“语”就是发挥有影响的言论，教导世人。“默”和“语”是君子两种不同的做法。

　　“二人同心”，假使这两个人，他们的心意是相同的话。“其利断金”，可以变成一股力量，这种力贵很锋利，甚至坚硬的金属都不能阻拦它，会被它斩断。

　　“同心之言”，心意相同的人所说的话。“其臭如兰”，“臭”是气味的意思。“臭”字本来没有香或臭的意义，只是指我们嗅到的气味，气味就是“臭”。后来凡是嗅到好的气味就不提了，嗅到不好气味的机会总是比较多的，就说“ft”。因此，“臭”字取其多数的意思，就指臭味。这里是说，它的气味好像兰草那么髙雅、芬芳，言外之意是指他们言谈的内容高雅（知识和道徳），像兰花的香味，使人乐于听闻。

　　孔子体会到这个先不能“同人”而后能“同人”的情况，所以就想到了先异后同的问题。为何最初是异，而后来是相同？这可以从人情上来说，把人类思想行为归纳、简化为两大类，其实所谓同与不同，只有两种，一种是指我们“心”的相同，一种是指我们“形迹”的相同。我们的“心”，是内在的想法，而“迹”就是表现出来的行动。同人因此可分为“心同迹异”和“迹同心异”两大类别。因此，说到人之同与不同，我们要分清楚究竟什么叫真正的同，什么叫虚假的同。究竟“心同迹异”较好，或是“迹同心异”较好？

　　首先我们可以说，心和迹要表现出来的话，完全都是心所起的作用。大家还记得“言为心声”这句吗？言是心之声，行就是心之迹，都是心的作用。因此，在“心同迹异”或者“迹同心异”中，真正的“同”应该是“心同”，所以《易经》所重的是“心同”，而不是“迹同”。

　　于是再进一步推想，为何他最初会号哭，后来却快乐？因为人外在的行动，有些已经做官，有些仍然在读书、修德；有些巳经发表言论，有些仍在默默进徳。外表呈现出不同的出、处、语、默，你能一下子从人的行动了解到人真正的内心想法吗？不是这样容易吧。因此，君子要找寻同心之人，是否首先需要从不同人群的不同行动中，体会背后与自己同心的人，然后才能结交？最初彼此不同、外表动作不同，例如一个专唱西方歌剧，一个专唱粤曲，根本是两个极端，这就很难相处下去了，但最后发觉大家欣赏音乐有共同原则，这便比只从唱歌剧或唱粤曲分别同异高了一个级次，于是大家可以讨论乐理，用乐理来分析粤曲或者歌剧的好坏，用同一个道理来交谈，大家都高兴极了。因此，最初受到外表形迹不同的限制，不想结交，但最后看清楚他内心与我是一样的，于是大家就结交。结交后，大家同心而感到快乐。再进一步，从这个为何相异、为何相同，是心同迹不同、或是迹同心不同等各种情况设想，最终得出要与人和同，最重要的是“同心”这道

　　理。“同心”须透过外表的不同，去找出真正同心可以结交的朋友。

　　孔子当然是赞成“迹异心同”的，孟子也有类似的想法。《孟子·离娄下》就说到大禹和后稷在天下太平时，他们都为了要认真为国家办V,三次经过家门而不人，原文是“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人，孔子贤之”，孔子特别赞扬他们这种公而忘私的精神。“颜子当乱世”，颜子即颜渊，在春秋乱世时，“居于陋巷”，居住在一个简陋到极点的房屋之中，“一箪食，一瓢饮”，用一个竹或苇草制成的盛器盛载着食物，用一个瓢盛水，“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于是孟子就说“禹、稷、颜回同道”，意思是大禹、后稷是为人群工作，而颜回这个读书人什么也没有做，只是进德修业，表面上大家的表现不同，即迹是不同的，但他们的心相同，所以叫作“同道”。孟子说得很对，这里的“同心”的“心”，不是一起去做坏事的心，而是“同道”的意思。具备懦家最高的道德，才称为“同道”。同心者，同道也。

　　题外话，“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句中的“平世”是指太平盛世。西汉司马迁《史记·夏本纪》也说到禹为了治理洪水，三过其门而不人。到了今天，变成了大禹治理洪水，公而忘私，完全忘记了孟子当年不是这样说的。孟子所说的是，不独在乱世、困难的时候，甚至是太平盛世，大禹都认真为同家工作，三次应该回家的时候也不回家，这比国家有危难不回家还伟大。后世的说法是把大禹降了级。由古到今，读书人没有读过《孟子》的很少，为何大家都不作出修正（清代焦循《孟子正义》已提出，可惜注意的人不多）？很不合理！各位读读《孟子·离娄下》，就会知道大禹不独治理洪水是伟大的，即使太平盛世时，所作所为也是伟大的。

　　回到正题，于是孔子就由一个初异后同的简单例子，提升到人亊上较高层次的心和迹之间的异同，再由心与迹之间的异同，说出了“心同”比“迹同”更重要。随便举一个不太好的“迹同”的例子来说吧，很多慈善机构挂着慈善招牌，说解救人类的痛苦，结果是所有职员都变得生活舒适，剩下的捐款才拿去救济穷人，穷人所收到的，只是捐款的少数而已。另外有一“傻子”，同样去救人，将自己所有的金钱捐出（伟大！）。同样是做慈善事业，这便是“迹同”，但大家想法不同，一个为自己，一个为别人，做出来的事就不同了。“迹同”是儒家最反对的，“心同”才是儒家所赞同的。不过这个“心同”不是做坏亊，而是说“道相同”。所以请各位从这里细心体会。我们做事情最重要的是动机，我们动机好，做的亊无论成功或失败都是好的；动机不好，即使成功也不值得赞扬。所以儒家不说事情的后果，认为立心(动机）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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