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闳：“于天上看见深渊”
一、《野草》中的“深渊意识”
鲁迅的文章以言辞犀利而著称，如他的那些被称之为“匕首和投枪”的杂感。这些具有极大攻击性和杀伤力的言辞，其所针对的是外在事物。而他的《野草》则是另一番面貌。《野草》同样是一个语词的战场，但却是语词世界的“内战”，是词与词之间的对峙和厮杀。语词之间的“内战”，乃是言说者主体内部的撕裂和冲突的表征。鲁迅尝言：“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我解剖自己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他使用“解剖”一词来表达自我批判的意愿，显示出其批判性言辞的犀利和严酷。而这种外科手术式的话语行为，在《野草》诸篇——尤其是《墓碣文》——中，表达得尤为充分、尤为酷烈。在《墓碣文》中，那个敞开的墓穴里的尸身，正是以一种解剖学标本的方式展示在人们面前。与此相一致的是，《野草》中的特殊的词法和句法。鲁迅《野草》中的特别的词法和句法，是现代汉语写作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语言现象。
在《野草》中经常表现出一种平行、对峙的词法结构，如《题辞》的一开头就写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感到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沉默/开口”、“充实/空虚”等诸词呈现为一组组相关但又相对立等义项。《题辞》接下来将这一词法和句法表现得更为显豁——
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这是《野草》的基本常见的句法。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平行的，但却是充满对立和冲突的世界，语义上完全对立的语词，却并置一处，构成了一种紧张而又微妙的平衡。我们姑且将这种句式命名为“对冲”句式。“对冲”关系不仅意味着对立、相反和悖谬，同时又是相互依存、相互连结，甚至相互激发并形成可能产生全新语义的空间。
《墓碣文》一篇也不例外。《墓碣文》一开头就写道：“我梦见自己正与墓碣对立……”这句话一开始就揭示了一种“对立”状态，这“对立”，既是对一种“相对而立”的状态的真实描述，又意味着（主体与墓碣之间的）“面对面”的映照关系，仿佛照镜子一般，进而还隐含有一种观念和立场上的“对立”状态。这种“镜像”关系，揭示了主体意识的奇异状态——生命与死亡、自我与非我、梦幻与现实等，相互对峙与映照状态。《墓碣文》继续写道——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这一句子继续沿用了上述“对冲”句法，但值得关注的是，在这里出现了另一种词法关系。“于天上看见深渊”。这一句的对应性的语词是一种垂直关系。或者说，它们依然是一组对立性的语词，但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平面空间上的对应和对立，而是一种垂直的“上-下”关系。“于天上看见深渊”，这在鲁迅的文本中是一个比较罕见的表达，而且，可以说在整个现代汉语文学中，都是一种罕见的景况。这里呈现出来的是“天上”与“深渊”之间的对立关系。
一般而言，鲁迅通常是在广延上思考问题。他具有一种异常强烈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历史感，而是一种关于时间及时间流逝而产生出来的绵延的存在感。众所周知，鲁迅曾经相当信奉近代西方文化思潮中的“进化论”。进化论关注的是诸物种及人类在时间中的演变进程，对于人类来说，即是所谓“历史”。进化论预设了一个线性的时间轨迹，历史事件依照时间顺序，呈现为一种前后相关的秩序。至于历史是否有某个起点和终点，持进化论历史观的人们则观点不一。不过，即便是所谓“终末论”观念，其所强调的也是时间性的维度。也有论者注意到了鲁迅所持有的历史观的特殊性，即所谓“中间物”概念。“中间物”意识既是进化论的，又是终末论的。具体的个体生命的存在，在进化论的时间链条上，乃是一个个的点状存在。鲁迅在这里传达出一种罕见的“深渊意识”。
特殊的空间意识意味着对世界的认知及其生存经验的不同一般。与我们所熟知的与进化论和终末论有关的时间模式不同，鲁迅在《墓碣文》中所闪现的“深渊”意识，则是在另一个维度上展开其存在论意义上的生存哲学。“深渊”引入了一个空间纵深的概念。
“深渊”意味着什么？深渊意味着空间连续性的断裂。深渊所表达的是这样一种空间：它是大地的裂口，在向四方展开的平面，引入了一个纵深的维度，形成了纵深的裂隙，向地心延伸，并难以测度，也难以逾越。重物因引力作用而易坠落其中。深渊是世界在空间上所遭遇的创伤，令平面和舒展的世界陷于危机，并引发不安。在深渊之上，世界呈现为“上-下”关系（而不是“前-后”、“左-右”）。它同时也是时间的停顿和凝结，仿佛时间之树上的一处陡然膨大的结节和疤痕。向着深渊的坠落与沉沦，乃是存在者在时间上的一次事变。深渊的断裂性，切断了时间和空间的连续性。深渊使得事物坠落并失去了重量和时间指向。鲁迅借助梦境所传达出来的“深渊意识”，引出一个更为复杂的存在论难题，这一难题不再是一个时间性问题，而是一个空间的问题。进而，是一个关乎生命，关乎构成生命的肉身与灵魂的重力学问题。
二、临渊际遇的“坠落经验”
就个体生命的存在论意义上而言，“深渊意识”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生存焦虑的征候。人若临渊察看，本能地心生恐惧，头晕目眩而摇摇欲坠。关于临渊感，总是与恐惧战兢、小心翼翼的状态分不开。正如《诗经》中所描述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毛传》训“如临深渊”曰：“恐队也”。“队”，即“坠”，也就是一种对于坠落的担忧和恐惧，是临渊之上且对坠落的恐惧。
坠落意味着与大地脱离，但它不是飞升，而是向着地面裂隙的深处坠落。坠落是物体的一种运动方式，但物体的移动不是前后左右的空间运动，而是向下坠落，因万有引力作用而产生的自由落体运动。但这种“自由”的运动状态却是以失去支撑和顺从重力为代价。坠落失去了大地的支撑，在地心引力的作用下，人的理性和意志完全失去了凭据，只能顺从重力作用，成为“自由落体”。没有凭据的自由，恰恰是失去自由，成为重力学所制约的不自主的运动。
鲁迅在另一处写到过这种坠落经验，他的《七律·亥年残秋偶作》一诗的项联写道:“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从云端失足踏空而坠落，使得肉身存在突然失去了依据。随之而来的身体反应，是一种毛发耸然的寒冷感。踏空失足而带来的失重感，生理反应为“齿发寒”。这种寒冷经验既是坠落的本体感受，又是坠落之后的生存处境，这一点在《野草·死火》一篇中被发挥到了极致。一面是“我”在梦境中，在坠落到冰谷之后所看到的周边世界的变化以及“寒冷”的经验。一面是曾经炽热的火，在坠入冰谷之后，被冻结为死的火焰。酷寒和炽热在“火的冰”那里融为一体，可谓“冰炭同炉”。《死火》是对“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一句的最好诠释。
《死火》中还传达了一种“被抛”意识。做梦者“我”与死火有着相同的际遇，“我”的坠落与死火的被遗弃，同样都是一种“被抛”状态，“坠落”和“被抛”在幽深、苦寒的冰谷中。“被抛经验”是现代性生存经验之一种，也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主题，它揭示了一种极端处境的人类生存经验。《野草·过客》一篇中，过客于这个世界之关系的荒谬性及其身份的不确定性，即是这种经验的更为直接的表达。
坠落焦虑实际上是对自我生命存在的物质性所带来的不安。生命的物质性因着其物理重量，不得不顺应万有引力，而且，这是人靠着自身的理性和意志所不可能克服的有限性。灵魂如果不能脱离肉身的羁绊，堕落的结局就难以避免。因此，西蒙娜·薇依称：“屈从重力，是最大的罪。”（Obéissant à la pesanteur, Le plus grand péché.）也就是说，顺应生命的物理属性，就是向着地心引力的“坠落”，是生命屈从于本能的“原罪”。鲁迅在这里所要传达的并非关于“原罪”及赎罪等关乎灵魂得救的问题的思考，但关于坠落的焦虑，关于生命重力学，关于世界的垂直结构，等等，却已经触及这一类问题的边缘。
“我”得到了死火，甚至试图将死火带出这冰谷，脱离这苦寒处境，但紧接着他们就面临着极端艰难的生存抉择——冻灭或烧完。
“你的醒来，使我欢喜。我正在想着走出冰谷的方法；我愿意携带你去，使你永不冰结，永得燃烧。”
“唉唉！那么，我将烧完！”
“你的烧完，使我惋惜。我便将你留下，仍在这里罢。”
“唉唉！那么，我将冻灭了！”
“那么，怎么办呢？”
“但你自己，又怎么办呢？”他反而问。
“我说过了：我要出这冰谷……。”
“那我就不如烧完！”
他忽而跃起，如红彗星，并我都出冰谷口外。有大石车突然驰来，我终于碾死在车轮底下，但我还来得及看见那车就坠入冰谷中。
“哈哈！你们是再也遇不着死火了！”我得意地笑着说，仿佛就愿意这样似的。
虽然从表面上看，“我”似乎是死火的拯救者，但毋宁说，死火的处境即是“我”的处境映射。“我”从死火那里看见了自身的处境和将来的命运，“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的必然结局。这二者之间有着共同的命运。“我”与其说在救助死火，不如说是其自我拯救，是对其自身坠落焦虑之克服的努力。死火终于以燃烧的方式，以火焰的升腾力量，克服了坠落的重力，与“我”一起“跃起”，得以跃出冰谷口。虽然“我”依然遭遇大石车的碾压，并再度“坠入”冰谷，但在“我”看来，一次拯救的努力，就足以战胜“坠落”。他们是堕落世界的超越者和得胜者。
三、作为对照的“天上观念”
与“深渊意识”相呼应的是“天上观念”。与向深渊坠落的经验相反，“天上”乃是对重力克服的结果，是肉身克服重力、向上飞升的目标。这是属乎灵魂的事务。在《死火》中，作为肉身存在的“我”，再度坠落深谷，而死火以再度燃烧的方式，得以超越深渊，至少作者在梦中觉得是这样。死火可以视作作者所理解的灵魂的象征。
死火之腾空而起，且必然烧完，是否得以升入天国，尚且是一个疑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向上升腾的意向，乃是要抗衡重力，克服坠落，是与“于天上看见深渊”的反向运动。鲁迅《野草》似乎更关注这种相向的“上-下”运动本身，而不是具体的“天上”情况。关于“天上”，在鲁迅笔下很少被提及。在《野草·影的告别》一文中，鲁迅提及“天堂”——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在这里，天堂与地狱及黄金世界等处所一样，都是他所不愿意去的地方，仿佛他很愿意驻留在当下这个世界似的，这个既不属于高天，也不属于深渊，并且，在时间上不属于未来，没有未来向度的处所。其原因归咎起来，则无非是“有我所不乐意的”在那里。鲁迅在这里确定了“自我”的中心地位，而且，这个“自我”是一个以个人心理感受为评判事物之尺度的“自我”。
从“我所不乐意的”经验出发，鲁迅对未来的和天上的事物，都心存疑虑。在所谓“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庆祝会议上，他有过一个演讲，其中也提到“天上”的事——
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听说俄国的诗人叶遂宁，当初也非常欢迎十月革命，当时他叫道，“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说“我是一个布尔塞维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后，实际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像的那么一回事，终于失望，颓废。叶遂宁后来是自杀了的，听说这失望是他的自杀的原因之一。
这里所提及的“天上”的革命，乃是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左翼知识分子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理解，他们将地上的赤色革命，看成是“千禧年”天国的在地上的实现。鲁迅在这里提及的“天国”，与其说是对“天国”的肯定性的向往和描述，不如说是“天国”的否定，至少是对“天国”已然降临的想象的质疑，同时也是对中国左翼作家不切实际的“天国”幻想的警告。鲁迅在文章后面还举了他所一贯崇尚的德国诗人海涅的例子，对诗人在所谓“天国”的特权予以否定。“还有，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举例说，从前海涅以为诗人最高贵，而上帝最公平，诗人在死后，便到上帝那里去，围着上帝坐着，上帝请他吃糖果。”并认为，地上的革命成功之后，诗人也绝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优惠待遇。“恐怕那时比现在还要苦，不但没有牛油面包，连黑面包都没有也说不定，俄国革命后一二年的情形便是例子。”诗人和知识分子对于“天国”的幻想，乃是鲁迅要提醒大家引起警惕的事。
在鲁迅那里，“天国”乃是一幻象，这种虚幻的“天国”观念，实际上与他在同一处所提及的未来的“黄金世界”更为接近。它虽然高高在上，处于一个垂直维度的制高点，但除了作为“深渊”和“地狱”的对应而存在之外，并无更加具体的形态和特征，相反，它倒是有着日常的困苦和属世的罪恶。他在致许广平的信中写道：“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他仍旧愿意在时间的维度上理解这件事，将“黄金世界”理解为“将来”的“现在”，时间虽然是延长了、推进了，但性质仍旧没有变化，仍旧是“现在时”的重复。
四、“地狱幻象”与终极之问
鲁迅更多地写到的不是“天上”，而是其反向的“地狱”。从根本上说，鲁迅是一个无神论者，并无诸如“天堂”、“地狱”之类的宗教色彩的观念，也缺乏关于死后灵魂是否得救、是否存在永生等一系列与宗教相关的意识。尽管如此，他还是常常谈到地狱及地狱中的事物和情形,如《野草·失掉的好地狱》等篇章。
在散文集《朝花夕拾》中，鲁迅曾表达过对儿时的种种鬼怪的传说的缅怀，那些鬼怪是与其儿时经验联系在一起的，通过回忆，被染上了一层迷人的怀旧色彩。这给那些本来面目狰狞的鬼卒带来几分可爱，如那个散淡随便而且多少还有点忠厚的无常鬼。鲁迅晚年回忆性散文《女吊》中的那个被鲁迅称之为“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女吊，也有着同样迷人的特质。
“地狱幻象”构成了《野草》中的特殊图景，是鲁迅关于灵魂处境的描述和理解。在另一篇文章中，鲁迅借谈论但丁《神曲》，披露了其“地狱”想象——一些异端的鬼魂，造就了地狱的某种特殊的美学特质和情感辉光，它充满诱惑，令人迷恋。
那《神曲》的《炼狱》里，就有我所爱的异端在；有些鬼魂还在把很重的石头，推上峻峭的岩壁去。这是极吃力的工作，但一松手，可就立刻压烂了自己。不知怎地，自己也好像很是疲乏了。于是我就在这地方停住，没有能够走到天国去。
不过，这里有一个小小的错误，《神曲》里所描述的情形并不是在《炼狱篇》中，而是在《地狱篇》中，也就是真正的地狱的情形。但更严重的错误还不在这里。这个“西西弗式”的处境，是地狱的刑罚之一种，并非通向天国的努力。受罚者的疲乏是必然的，而且他的徒劳也是必然的，因为，这种徒劳的奋力本就是刑罚。受罚者不可能通过这种刑罚而走到天国。这根本就不是通向天国之路。
尽管如此，鲁迅依然认同这种苦役，他在这个痛苦的地方停住了。他仿佛被这种奇怪的劳役所吸引，或者，他对这种痛苦和疲乏感同身受。
但是，陀思妥夫斯基式的忍从，终于也并不只成了说教或抗议就完结。因为这是当不住的忍从，太伟大的忍从的缘故。人们也只好带着罪业，一直闯进但丁的天国，在这里这才大家合唱着，再来修练天人的功德了。只有中庸的人，固然并无堕入地狱的危险，但也恐怕进不了天国的罢。
事实上，并没有人能够“闯进”但丁的天国，更不可能“带着罪业”闯进天国。但鲁迅在这里强调的是，他不想走中庸稳妥的路线，即便是堕入地狱，也比四平八稳地停留在庸常的世界里要好。如此一来，他就不得不面临一个非此即彼的抉择：下地狱或进天堂。然而，无论是哪一种选择，都等于是承认了二者的存在，也就是说，有地狱就必有天堂，天堂是地狱存在的证据，反之亦然。进而，也就是必须首先承认“魂灵”的存在。
如此一来，更加严峻的问题就被摆放出来了——“究竟有没有魂灵的？”并且，究竟有没有地狱？——这不是无中生有的问题，而是非常切实地遭遇到的。在小说《祝福》中，读书人“我”就迎面碰到了这样的问题。这位思想颇为新派的读书人，在街上偶遇已沦为乞丐的祥林嫂，并被她逼问——
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盯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豫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对于魂灵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样回答她好呢？我在极短期的踌躇中，想，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说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一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
“也许有罢，——我想。”我于是吞吞吐吐的说。
“啊！地狱？”我很吃惊，只得支吾者，“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
“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唉唉，见面不见面呢？……”这时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什么踌蹰，什么计画，都挡不住三句问，我即刻胆怯起来了，便想全翻过先前的话来，“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
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祥林嫂之问”。这是关乎地狱处境与灵魂得救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人类一切知识真理最终所通向的终极问题。但它却是通过一位饱经困苦，走到了人生尽头的的无知村妇之口，被问出来。祥林嫂仿佛就是那女吊的另类化身，真实世界里的女吊。她那黑色的身形，像一个幽灵，一个不祥的幽灵，盘桓在新年祝福的鲁镇的街巷。“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或许有志于寻求真道的人，现在行到了道路的尽头，正如《过客》中的“客”一样。
“我”面对这个问题，就如同面临深渊，一个巨大的幽暗、无底的裂隙横亘在这位读书人面前。“我”也意识到这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是他所有的知识储备所无法应对的难题。他被问得支吾其词，无言以对。
人死之后魂灵入地狱受苦，在祥林嫂看来，是无可避免的。然而，对于“我”及其大多数人来说，并不经常被地狱及灵魂受苦等终极性的问题所困扰。这个世界如同祝福之夜的瑞雪一样，一切严酷的事物都被悄然掩盖，看上去似乎很平安，“在这样的境地里，谁也不闻战叫：太平。”只是在世界突然露出其真面目时，危机才显露出来。平面展开的乃是世界，是日常的生活世界。现实世界有别于天国或地狱，它没有高度或深度，与人的肉身生命平行。人们活动在这个真实的空间当中，固然没有坠落的危险，但也没有属乎灵魂的安息。日常经验在《野草》中，乃至整个鲁迅的作品中，往往意味着生命的沉沦和无意义。世界沉沦状态充满在鲁迅的全部作品当中：路人和看客，闲谈与无意义的言说。鲁镇的人的闲言碎语，路人的扰攘喧闹，构成了人的存在的精神氛围。世界看上去完全被充满，但却是泡沫和空虚。这就是《墓碣文》中所写的——“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
在鲁迅看来，这日常生活的沉沦，就是地狱景观。而沉沦的日常生活，惨酷的现实世界，就是地狱本身。或者说，它比堕落来得更为可怕。鲁迅写道：“我先前读但丁的《神曲》，到《地狱》篇，就惊异于这作者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阅历加多，才知道他还是仁厚的了：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因为在这里没有希望。正如但丁在《神曲·地狱篇》中所警示的——“进来的人们，你们必须把一切希望抛开！”这句镌刻在地狱之门上的警句，是对地狱属性的界定。沉沦之中，没有希望。没有希望，就是地狱。鲁迅在《失掉的好地狱》中，描述了神、人、魔之间为了争夺地狱的控制权，建立一个“好地狱”而相互对抗、斗争。而“好地狱”的得而复失或失而复得的循环往复，更像是鲁迅对人类文明史，特别是中国历史的描述。人类文明史上为“将来的黄金世界”所展开的种种奋斗，无非是争夺一个“好地狱”的控制权的“一乱一治”的循环，并不能改变其地狱属性。
而悖谬的是，恰恰是“坠落”和“沉沦”呼吁着拯救。然而，鲁迅在《墓碣文》中继续写道——“于无所希望中得救”。这个悖谬的表达，揭示了鲁迅在得救问题上的昏昧处境。“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如果拯救是关乎“将来”的事，那么，深渊经验就无法在时间序列中赢得拯救。如果希望只是关乎时间上的将来的事，那么，它就必然只是被暗夜充盈的空虚的“盾”。不仅“希望”如此，甚至其反面——“绝望”——也是一样。纯粹的时间性的填充，并不能改变暗夜的性质，也不能使世界免于空虚。这也就是鲁迅为什么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深渊”处境提示着“坠落”的危机及其获救的愿望，但这将不是在时间的序列中实现。如此一来，拯救是一个关乎灵魂和肉身的力学问题。它是来自一个超验的力量，克服物理世界的万有引力的作用，将存在者从深渊处境和坠落状态中救拔出来。而主体生命作为一种肉身存在，本就在深渊境遇中，就在“坠落”和“沉沦”之中，它不可能成为拯救的力量来源。悬空状态的自我救拔，根本就不可能。一切自我拯救的努力，必然是一种“西西弗式”的结局。它与其说是得救，不如说是刑罚。至此，我们也就能够理解鲁迅所说的：“不知怎地，自己也好像很是疲乏了。于是我就在这地方停住，没有能够走到天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