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室 | 陀思妥耶夫斯基 / 开普饭

选自[俄]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Записки из подполья

手记的作者与《手记》本身当然都是虚构的。然而考虑到我们的社会赖以形成的环境，像作者这样的人，在我们的社会中不仅可能存在，而且还一定存在。我想比一般更为清楚地将不久前那个时代的一个典型人物公诸于众。他是至今还健在的那一代人的代表之一。在冠以《地下室》的这一片断中，这人将介绍他自己和他的观点，又似乎想要说明他之所以出现以及必然出现在我们中间的原因。下一个片断才是这人的《手记》，记叙他生平中的几件事。——作者原注

我是一个有病的人……我是一个心怀歹毒的人。我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我想我的肝脏有病。但是我对自己的病一窍不通，甚至不清楚我到底患有什么病。我不去看病，也从来没有看过病，虽然我很尊重医学和医生。再说，我极其迷信；唔，以至于迷信到敬重医学。（我受过良好的教育，决不至于迷信，但是我还是很迷信。）不，您哪，我不想去看病是出于恶意。您大概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可是，我明白。当然，我向你们说不清楚我这种恶意损害的到底是谁；我非常清楚，我不去找医生看病，对他们丝毫无损；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这样做只会有损于自己的健康，而损害不到任何人。但是我之所以不去看病，毕竟是出于恶意。肝疼，那就让它疼好了，让它疼得更厉害些吧！

我很早以前就这样生活了——大概二十年了。现在我四十岁。我以前在官署供职，可是现在已挂冠归隐。我曾是个心怀歹毒的官吏。我待人粗暴，并引以为乐。要知道，我是不接受贿赂的，其实应当受贿，来犒赏一下自己。（蹩脚的俏皮话；但是我不把它删去。我之所以写它，是因为我想这话一定很俏皮；可现在我自己也看到，我不过可憎地想借此炫耀一番罢了——我故意不把它删去！）当有人来找我办证，走到我坐的办公桌前——我对他们恨得咬牙切齿，如果我能让什么人感到难过，我简直感到是一种莫大的享受。我几乎永远都能做到这点。这些人大部分是些胆小怕事的人；当然，因为他们有事求我。但是也有一些自命不凡的人，其中，我尤其受不了一个军官。他怎么也不肯低声下气，而是令人极其反感地把马刀弄得山响。为了这马刀我跟他足足斗了一年半。我终于制服了他。但是，诸位，你们可知道我最生气的是什么吗？最让我生气，最让我恶心的事就是，甚至我最恼火的时候，我心中还时时刻刻可耻地意识到，我不仅不是个心怀歹毒的人，甚至也不是个怀恨在心的人，我只会徒然地吓唬麻雀，聊以自娱。当我气得唾沫横飞的时候，你们只要给我拿来个洋娃娃，给我来杯糖茶，说不定我的气就消了。甚至会打心眼里感动，尽管以后我大概会对自己恨得咬牙切齿，羞得好几个月睡不着觉。我就是这脾气。

我方才说我是一个心怀歹毒的官吏，这是冤枉我自己了。因为我心中有气。我不过是存心胡来，拿那些有事来求我的人和那个军官开心，其实我从来也不会变成一个心怀歹毒的人。我时时刻刻意识到，在我心中有许许多多与此截然相反的因素。我感到这些相反的因素在我心中不断蠢动。我知道，这些相反的因素一辈子都在我心中蠢动，想要显露出来，但是我不让，不让它们出来，偏不让它们显露出来。它们折磨我，使我感到羞愧；把我弄得跟抽风似的——终于把我弄得烦透了，烦死了！诸位，你们是否觉得，我现在似乎是在向你们忏悔，在请求你们宽恕呢？……我相信，你们肯定是这样想的……然而，我要告诉你们，即使你们这样想，我也无所谓……

我不仅不会变成一个心怀歹毒的人，甚至也不会变成任何人：既成不了坏人，也成不了好人，既成不了小人，也成不了君子，既成不了英雄，也成不了臭虫。现在，我就在自己的这个栖身之地了此残生，愤恨而又枉然地自我解嘲：聪明人绝不会一本正经地成为什么东西，只有傻瓜才会成为这个那个的。是的，您哪，十九世纪的聪明人应该而且在道义上必须成为一个多半是无性格的人；有性格的人，活动家——多半是智力有限的人。这是我积四十年之经验形成的信念。我现在四十岁了，要知道，四十岁——这是整个一生；要知道，这已经是风烛残年，超过四十岁还活下去就不像样子了，就卑鄙了，不道德了！谁能活过四十岁？——您说真话，老实回答！我告诉你们谁能活过四十岁：傻瓜和坏蛋。我要把这一点当面告诉所有的老人，告诉所有那些德高望重的老人，告诉所有那些鹤发童颜、精神矍铄的老人！我要当面把这点告诉全世界！我有资格这样做，因为我自己会活到六十岁。活到七十岁！活到八十岁！……且慢！先让我喘口气……

诸位你们大概以为我想逗你们发笑？这就错啦。我绝不是像你们以为的那样，或者像你们可能以为的那样是个非常快活的人；不过，假如你们被我的这套胡扯激起了兴趣（而我已经感到你们被激起了兴趣），想问我：我究竟是何许人？——那我可以回答你们：我是一名八品文官。我之所以在官署供职，纯粹是为了混饭吃（但也仅仅为此），当去年我的一房远亲立下遗嘱给了我六千卢布之后，我就立刻申请退职，蛰居在自己的角落，做起了寓公。以前我就住在这角落，现在则定居在这角落。我的房间很坏，很糟糕，在城边。我的女仆是个农村来的老娘儿们，又老又凶又蠢，而且她身上还常常发出一股臭味。有人对我说，彼得堡的气候对我的身体有害，以我这点微薄的资产住在彼得堡就显得太昂贵了。这一切我都知道，比所有那些富有经验而又聪明绝顶的谋士和摇头派知道得更清楚。但是我还是留在彼得堡；我绝不离开彼得堡！我之所以不离开……唉！我离开不离开，还不完全一样吗。

不过话又说回来：一个正派人最爱谈什么呢？

回答：谈自己。

那我也来谈谈我自己吧。

诸位，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不管你们是否愿意听），为什么我甚至不会变成一只臭虫。我要郑重其事地告诉你们，有许多次我曾经想变成一只臭虫。但是连这也办不到。诸位，我敢向你们起誓，意识到的东西太多了——也是一种病，一种真正的、彻头彻尾的病。人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拥有普普通通的常识就够了，即只需拥有我们不幸的十九世纪的思想发达的人（此外，尤其不幸的是他还住在彼得堡这样一个在整个地球上最抽象和最有预谋的城市之中——城市也有预谋和没有预谋之分）【影射当时存在于俄国社会中的政治迫害，秘密警察，人人自危。】所占份额的一半或四分之一就足够了。比如说，所有那些所谓不动脑子的实干家们——他们拥有的那点常识对于我们也就完全足够了。我敢打赌，你们一定以为我写这些是出于矫情，为了说俏皮话，挖苦那些实干家，而且还是出于一种拙劣的矫情，把马刀弄得山响，就像我提到的那位军官一样。但是，诸位，谁会吹嘘自己的疾病而且还以自己的疾病来炫耀呢？

不过我又算老几？——这一切人人在做，连疾病也有人在吹嘘，而我说不定比他们有过之无不及。我们无意争论；我的反驳是荒唐的。但是我依旧深信，不仅过多的意识，甚至任何意识都是一种病态。我坚持这种看法。我们先暂时撇开这一话题不谈。请你们先告诉我：为什么在那时候，是的，在那时候，即在我最能意识到像我们从前所说的一切“美与崇高”【“美与崇高”这一提法源出十八世纪伯克和康德的美学论文，后在1840—1860年间对纯艺术的美学观进行重新评价时，已惧讽刺意味。】的所有微妙之处的时候，偏偏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我已经不是去意识，而是去做这样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事呢？……是啊，一句话说完，虽然，也许，这些事大家都在做，但是为什么偏偏在最清醒地意识到根本不应该做这种事的时候，我却偏要去做这种事呢？我越是认识到善和这一切“美与崇高”，我就会越深地陷入我的泥淖以致完全不能自拔。但是关键在于我身上的这一切似乎并非出于偶然，而是好像理应如此。似乎这倒是我最正常的状态，而绝对不是一种病，也不是中了邪，因此到后来我也懒得再跟这种邪门的事作斗争了。最后，我差点要相信了（也许，还真相信了），这正是我的正常状态也说不定。然而起先，开始的时候，在这斗争中，我吃过多少苦，受到多少罪啊！我不相信别人也会这样，因此一直把这当做一件秘密隐藏于心，隐藏了一辈子。我感到羞愧（也许，甚至现在也感到羞愧）；以致发展到这样一种状态：常常，在某个极其恶劣的彼得堡之夜，我回到自己的栖身之地，强烈地意识到，瞧，我今天又干了一件卑劣的事，而且既然做了，也就无法挽回了——这时候我竟会感到一种隐蔽的、不正常的、卑鄙的、莫大的乐趣，然而内心里，秘密地，又会用牙齿为此而咬自己，拼命地咬，用锯锯，慢慢地折磨自己，以致这痛苦终于变成一种可耻而又可诅咒的甜蜜，最后又变成一种显而易见的极大乐趣！是的，变成乐趣，变成乐趣！我坚持这一看法。我所以要说这事，是因为我想弄清楚：别人是否也常有这样的乐趣？我要向你们说明的是：这乐趣正是出于对自己堕落的十分明确的意识；是由于你自己也感到你走到了最后一堵墙；这很恶劣，但是舍此又别无他途；你已经没有了出路，你也永远成不了另一种人；即使还剩下点时间和剩下点信心可以改造成另一种人，大概你自己也不愿意去改造；即使愿意，大概也一事无成，因为实际上，说不定也改造不了任何东西。而主要和归根结底的一点是，这一切是按照强烈的意识的正常而又基本的规律，以及由这些规律直接产生的惯性发生的，因此在这里你不仅不会改弦易辙，而且简直一筹莫展。结果是，比如说，由于强烈的意识：不错，我是个卑鄙小人，既然他自己也感到他当真是个卑鄙小人，好像对这个卑鄙小人倒成了一种慰藉似的。但是够了……唉，废话说了一大堆，可是我又说明了什么呢……能用什么来说明这种强烈的快感呢？但是我偏要说明！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话说到底！因此我才拿起了笔……

比如说，我这人非常爱面子。我就像个驼背或侏儒似的多疑而又爱发脾气，但是，说真的，我常有这样的时候，如果有人打我一记耳光，我甚至会引以为乐。说正经的：大概我能在这里找到一种特殊的乐趣，当然，是绝望的乐趣，但是在绝望中也常有一种十分强烈的快感，尤其是当你非常强烈地意识到你已经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时候。再说挨耳光——你会痛苦地意识到，你简直不是人，你成了鼻涕。主要是，琢磨来琢磨去，结果仍旧一切都怪我，我永远是罪魁祸首，而最气人的是，可以说，根据自然规律，我永远是个无辜的罪人。我之所以有罪，首先因为我比我周围的人都聪明。（我常常认为我比我周围的人都聪明，而有时候，你们信不信，我甚至对此感到惭愧。起码，我一辈子不知怎么都望着一边，从来不敢正视别人的眼睛）。最后，我之所以有罪，是因为我身上尽管不乏宽宏大量，但是这宽宏大量实在无益而且有害，由于意识到这点，因而带给我更大的痛苦。要知道，我如果宽宏大量，大概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既不能宽恕（因为侮辱我的人也许会根据自然规律揍我一顿，而对自然规律是不能宽恕的），也不能忘却（因为尽管忘却也是自然规律，但毕竟很气人）。最后，即使我想根本不宽宏大量，而是相反，我要向侮辱我的人报仇，恐怕我在任何方面对任何人也报不了仇，因为我大概拿不定主意当真会去做什么事，即使能够做到也罢。为什么拿不定主意呢？关于这点，我想单独说两句。

要知道，那些善于替自己复仇以及一般善于保护自己的人——比如说，他们是怎么做到这点的呢？我们假定，他们陡地充满了复仇情绪，除了这种感情外，这时在他们身上已经没有了任何别的感情。这样的先生会像一头发狂的公牛似的，低下犄角，直奔目标，除非前面有一堵墙才会使他止步。（顺便说说，这样的先生，即不动脑子的实干家们，撞墙后就只好真心实意地认输。对于他们，墙不是一种遁词，比如说，不像对我们这样一种只会想却什么事情也不做的人；对于他们，墙也不是一种走回头路的借口，对于这样的借口，像我们这样的人虽然自己也不信，但却总是很欢迎碰到这样的借口。不，他们是真心实意地认输。这墙具有一种使他们平静，道义上使他们释然和一了百了的力量，很可能还具有某种神秘的魔力……但是关于墙我们下面再说。）对，您哪，这样一种不动脑子的人，我才认为是真正的、正常的人，他的慈母——把他仁慈地生养到人世间来的造化，希望看到他的也正是这样。对于这样的人我十分嫉妒，嫉妒到肝火上升，不能自己。这样的人很蠢，对此我无意同你们争论，但是，也许，一个正常人就应当是愚蠢的，你凭什么说不呢？这甚至太美了也说不定。我更加坚信我的这一怀疑是正确的，比如说，我们试举正常人的反题为例，即这人具有强烈的意识，当然，他不是来自自然的怀抱，而是来自蒸馏罐【蒸馏罐在此象征科学。】（这已经近乎神秘主义了，诸位，但是，我也对此存有怀疑），那这个从蒸馏罐里出来的人，有时候在自己的反题面前甘拜下风到这样的地步，尽管他带着自己强烈的意识，却心甘情愿地认为自己不是人，而是只耗子。尽管他是一只具有强烈意识的耗子，但他毕竟是一只耗子，而这里说的是人，因此……如此等等。主要是，他自己，他自己硬要认为自己是一只耗子；谁也没有请他非做耗子不可；而这一点十分重要。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只行动中的耗子。比如说，我们假定，它也受到了侮辱（而它几乎总是觉得受了侮辱），也想报复。它满腔怨愤，甚至积蓄的怨愤比I’homme de la nature et de la vérité还多。【法语：自然与真实的人。源出卢梭在《忏悔录》中的自况。】那种对侮辱它的人以恶报恶的卑劣而又低下的愿望，在它身上心痒难抓的程度也许比在I’homme de la nature et de la vérité的身上更卑劣，因为I’homme de la nature et de la vérité由于自己与生俱来的愚蠢，认为自己的报复无非是一种正义行为；可是这耗子，由于它那强烈的意识，却否认这是什么正义不正义的问题。它终于到了采取行动，实施报复的时候了。这个不幸的耗子除了自己起先的卑劣以外，又在自己周围以问题和疑虑的形式制造了一大堆其他的卑劣：它给每一个问题又加上了许许多多没有解决的问题，不由得在它周围积聚了一大片要命的、腐烂发臭的污泥浊水，即由它的疑虑构成的污泥浊水，最后，还有庄严地站在它周围、大声嘲笑它的不动脑子的实干家们以审判者和独裁者的身份向它身上连声啐出的轻蔑。不用说，它只好挥一下自己的爪子，对一切不予理睬，脸上挂着连它自己都不相信的、假装轻蔑的微笑，可耻地溜进自己的洞穴。那里，在它那个极端恶劣的、臭不可闻的地下室里，我们这只受人侮辱、惨遭毒打和被人讥诮的耗子，便立刻陷入一种冷酷、恶毒，主要是无休止的怨愤之中。它会连续四十年一点一滴地回想起它受过的一切侮辱，直到最后一个让它感到奇耻大辱的细节，而且每次还凭借自己的想像故意增添一些更加可耻的细节来恶毒地撩拨自己和刺激自己。它自己也将为自己的想像感到羞耻，但它还是把一切细加回味，逐一琢磨，还凭空捏造，把一些不曾发生过的事硬加到自己头上，借口是“莫须有”，因此它什么也不宽恕。也许，它也会动手报复，但常常是鸡零狗碎，小打小闹，躲在炉子后面，偷偷摸摸，连它自己都不相信它有资格报复，更不相信它的报复会取得成功，而且它预先知道，由于它的这种想要报复的企图，它本身所受的痛苦将会百倍于它想要报复的人，而被它报复的那人恐怕连感觉都没有。它在临死的时候又会重新回想起一切，并加上整个这段时间积攒的利息和……但是，正是在这种冷酷的、令人极端厌恶的半绝望半信仰中，在这种因痛苦而故意把自己活埋在地下室长达四十年之久的岁月中，在这种刻意营造，但毕竟令人觉得多少有点可疑的自己处境的走投无路中，在这种龟缩进自己内心的愿望得不到满足的怨天恨地中，在这种不断动摇，痛下决心，可是过了一分钟又追悔莫及的忽冷忽热的焦躁中——正是这包含着我所说的那种异样快感的精髓。这事是这么奥妙，有时候是如此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以致于智力稍嫌迟钝的人或者甚至于神经坚强的人，对此都可能莫名其妙。“也许那些从来没有挨过耳光的人，也会莫名其妙的，”你们也许会龇牙咧嘴地加上一句，从而向我有礼貌地暗示，我这辈子说不定也曾经挨过耳光，因此我说这话才会像个行家里手。我敢打赌，你们一定是这样想的。但是，请诸位少安毋躁，我没有挨过耳光，虽然你们对此怎么想我完全无所谓。也许我自己还觉得惋惜呢，因为我这辈子还很少左右开弓地让别人吃过耳光。但是够了，休要再提你们非常感兴趣的这个话题了。

我想继续心平气和地谈谈那些对某种微妙的快感一窍不通的神经坚强的人，在某种特殊情况下，比方说，这些先生虽然可以像公牛般大声吼叫，而且我们姑且假定，这还可能给他们带来极大的荣誉，但是我已经说过，因为不可能，他们也只好立刻偃旗息鼓。这“不可能”是否意味着遇到一堵石墙呢？这石墙究竟又是什么呢？唔，不用说，这就是自然规律，是自然科学的结论，是数学。比如说，他们会向你证明，你是猴子变的，于是你也只好接受这一事实，大可不必因此皱眉。他们还会向你证明，实际上，你身上的一滴脂肪，在你看来，势必比别人身上的与你同样的东西贵重十万倍，由于这一结果，一切所谓美德和义务，以及其他的妄想和偏见，最终必将迎刃而解，你就老老实实地接受这一事实吧，没有办法，因为二二得四是数学。是驳不倒的。

“对不起，”他们会向您嚷嚷，“反对是办不到的：这是二二得四！自然界是不会向您请示的；它才不管您的什么愿望，它才不管您是不是喜欢它的什么规律呢。您必须接受它，因此它引起的一切结果，您也必须如实接受。既然是墙，那它就是墙……以及等等、等等。”主啊上帝，要是我由于某种原因根本就不喜欢这些自然规律和二二得四，这些自然规律和算术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自然，我用脑门是撞不穿这样的墙的，即使我当真无力撞穿它，但是我也绝不与它善罢甘休，其原因无非是因为我碰上了一堵石墙，而我又势单力薄，无能为力。

似乎这样一堵石墙还当真成了我的一种安慰，其中还当真包含着某种刀剑入库，马放南山的和好之意，而其惟一的理由无非是二二得四。噢，真是荒唐已极！如果把一切都弄个明白，把一切，把一切不可能和石墙都认识清楚，那就完全不同啦；你们厌恶容忍、迁就，那你们就同这些不可能和这些石墙斗到底，一个也不迁就好啦；如果利用不可避免的最符合逻辑的推断居然得出令人最厌恶的结论，似乎说来说去，甚至连碰到石墙也是你自己不对，虽然显而易见，而且一清二楚，你根本没有任何不对之处，因此你只能默默地、无能为力地咬牙切齿，在惰性中变得麻木不仁而又自得其乐，想到甚至你想迁怒于人，结果却无人可以迁怒；甚至连对象也找不到，也许永远也找不到，这里出现了偷天换日，出现了掉包捣鬼，总之这里简直乱成了一锅粥——既不知道什么是什么，也不知道谁是谁，可是尽管你们什么也不知道，和出现了掉包捣鬼，你们还是会感到痛苦，你们不知道的事情越多，你们心里就越痛苦！

“哈哈哈！如此说来，那你在牙疼中也能找到乐趣啰！“您一定会大笑地叫起来。

“那又怎么啦？牙疼中也有乐趣嘛，”我回答，“我曾经整个月都牙疼；我知道牙疼自有牙疼的乐趣。这时候，当然不是一声不吭地生闷气，而是呻吟，哼哼；但是这呻吟不是公然的呻吟，而是一种心怀歹毒的呻吟，而这歹毒才是全部关键所在。患者的乐趣就表现在这呻吟中；如果他在这呻吟中感不到乐趣——他也就不会呻吟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诸位，请听我进一步发挥。首先，这呻吟表现出您这牙疼疼得毫无道理，使我们的意识感到屈辱；同时它也表现出整个自然规律，你们对这当然不屑一顾，但是你们对它却无可奈何，该疼还是得疼，而它却无所谓。同时这呻吟又表现出一种意识：你们找不到敌人，有的只是疼痛；同时你们也意识到，你们，连同所有的瓦根海姆在内，【瓦根海姆系牙医名。据《圣彼得堡地名大全》载：18世纪60年代中叶，彼得堡姓瓦根海姆的牙医共有八名。】完全是你们牙齿的奴隶；只要某人愿意，你们的牙齿就会停止疼痛；假如不愿意，你们就会一直疼下去，连疼三个月；直到最后，假如你们仍旧不同意，仍旧不买账，那，为了求得自我安慰，你们就只好把自己狠揍一顿，或者用拳头猛击你们家的墙壁，除此以外你们就毫无办法了。于是，由于这类痛彻心肺的侮辱，由于这类不知来自何方的嘲弄，你们终于开始感到某种乐趣，有时这种乐趣还会发展成一种高度的快感。我奉劝诸位，你们不妨抽空去听听十九世纪有教养的、患有牙疼的人的呻吟，不过要在他闹牙疼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当他已经不像头一天那样呻吟，也就是说不单纯因为牙疼而呻吟，已经开始另一种呻吟法的时候；也就是说，他呻吟起来已经不再像个粗鄙的下人，而是像个颇有文化修养和受过欧洲文明感染的人，像个正如现在人们常说那样“脱离了根基和人民的方式”【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曾于18世纪60年代先后创办《时代》与《世纪》两杂志，提出了“根基论”这一政治主张，这是两家杂志常见的典型提法。】的人那样呻吟。他那呻吟逐渐变成一种可憎的，既下流而又恶毒的呻吟，而且整天整夜哼哼个没完。他自己也知道，他这样哼哼绝不可能给他带来任何好处；他比所有的人都知道得清楚，他这样做是徒劳的，只会刺激自己和刺激别人，使自己痛苦也使别人痛苦；他也知道，甚至他竭力对之装腔作势的听众以及他全家，听到他没完没了地哼哼，已经感到极端厌恶，已经丝毫也不相信他，他们心里都明白，他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来哼哼，简单点，不要怪腔怪调，不要矫揉造作，他这样做无非是出于恶意，由于心怀歹毒而任意妄为。正是在所有这些意识和耻辱中，他感到一种极大的快感。说什么“我使你们不得安生了，我伤了你们的心，而且不让家里所有的人睡觉了。那你们就不睡觉好了，我要你们每分钟都感到我的牙疼。对于你们，我现在已经不是我过去想扮演的那样是个英雄了，我不过是个可恶而又讨嫌的人，是个无赖。那就随他去好啦！你们终于看透我是怎样的人了，我很高兴。你们听到我的下流的呻吟声感到难受了吗？那就难受去吧；我还偏要怪腔怪调地让你们更难受……”诸位，你们现在还不明白吗？不，看来要弄清这种快感的所有微妙曲折，你们还要下一番苦功夫，大大地提高修养，大大地提高认识！你们在笑？非常高兴，您哪。诸位，我这笑话当然很粗鄙，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自相矛盾，语无伦次，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但是，要知道，这是因为我自己都不尊重我自己。难道一个洞察一切的人能够多多少少地尊重他自己吗？

一个人甚至都敢在自己受屈辱的感情中寻找乐趣，难道这人能够，难道这人能够哪怕或多或少地尊重他自己吗？现在我说这话并不是出于一种令人作呕的忏悔。再说，一般说，我也最讨嫌说什么：“饶恕我，神父，我以后再不了”——倒不是因为我不会说，而是相反，也许正因为我太擅长这样说和这样做了，而且还是此中高手！常常，我甚至毫无过错，却偏偏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会落进这一怪圈。这就让人太恶心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而且会深受感动，追悔莫及，痛哭流涕，当然，我这是在欺骗自己，虽然我根本不是假装。这时不由得让人恶心……这时甚至都不能怪罪自然规律，虽然这自然规律经常欺负我，欺负了我一辈子，更甚至于其他事物。想到这一切都让人恶心，再说回想这事本身就够恶心的了。要知道才过了区区一分钟，我已经在恶狠狠地想（这是常事），这一切都是假的，假的，令人恶心的虚情假意，也就是说所有这些忏悔呀，所有这些感动呀，所有这些发誓和立志悔改呀，等等，都是假的。你们可能会问，我这样装模作样地糟蹋自己，折磨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回答：为的是无所事事地坐着太无聊了；于是我就矫揉造作一番。没错，正是这样。诸位，最好你们留意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那时候你们就会明白真是这样。我自己给自己编造了一套奇异的经历，自己给自己编造了一套身世，以便优哉游哉，聊以卒岁。我曾经多次发生过这样的事——比如说吧，摆出一副受委屈的样子，并不是因为出了什么事，而是存心要这样；因为，你自己也知道，常常，这气生得毫无道理，可是却故意摆出一副生气的样子，以致后来把自己弄得，真的，还当真生气了。我这辈子不知道为什么还就爱玩这套把戏，以致到后来我自己都管不住自己了。有一回我还自作多情地爱上了一个人，甚至发生了两次。诸位，告诉你们吧，我当时很痛苦。我在心灵深处也不相信我会感到痛苦，我暗自嘲笑自己，可是我毕竟很痛苦，而且还是真正名副其实地痛苦；我嫉妒，我怒不可遏……而一切都是因为无聊，诸位，一切都是因为无聊；有一种惰性压迫着你。要知道，意识的直接的、合乎规律的果实就是惰性，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有意识的无所事事。这点我已经在上面说过了。我再重复一遍，强调地再重复一遍：所有那些不动脑子的实干家们，他们之所以充满干劲，无非是因为他们脑筋迟钝和智力有限。这情况应当怎样解释呢？应当这样解释：他们由于自己智力有限，于是就把最近的、次要的原因当成了始初的原因，于是也就比别人更快和更容易地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自己事业的无可争辩的基石，于是他们也就心安理得了；这是主要的。要知道，为了开始行动，就必须事先完全心安理得，不留有一丝一毫的疑虑。比如，我是怎样使自己感到心安理得的呢？我关注的始初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它的基石又究竟何在呢？我是从哪里找到它们的呢？我练习思维，因此，我的任何一个始初原因就会立刻连带地拽出另一个起始更早的原因，如此等等，以至无穷。任何意识和思维的本质就是这样。可见，这又是一种自然规律。那最后结果又怎样呢？完全一样。请诸位想一想：方才我讲到报复。（你们大概没有领会）。我说，一个人之所以要报复，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也就是说，他找到了始初的原因，找到了基石，具体说：就是这样做的正义性。可见，他各方面都十分心安理得，因此他报复起来也就十分从容，十分成功，因为他坚信他正在做一件光明磊落而又十分正义的事。可我却看不出这里有什么正义性，也找不到这里有任何高尚的品德，因此，如果要报复，那就只能出于一种愤恨。当然，愤恨足以战胜一切，足以战胜我的所有疑惑，可见，正因为愤恨并不是原因，所以它能够顺顺当当地完全取代那个始初的原因。但是，如果我连愤恨都没有，那怎么办呢（要知道方才我就是从这点开始谈起的）。我心中的愤恨，又由于意识的这些可恶的规律遭到了化学分解。睁开眼睛一看——对象挥发掉了，理由蒸发了，找不到有罪的人，侮辱也就变成了不是侮辱，变成了命该如此，这在某方面颇像牙疼，谁也没有错，因此剩下的只有同样的出路——狠狠地捶墙。你只好挥挥手，因为你找不到初始的原因。你不妨盲目地听从自己感情的驱使，不要发议论，不要寻找初始的原因，驱散你的意识，哪怕就赶走这一小会儿也行，恨或者爱，只要不无所事事的坐着就成。后天，这已经是最后期限了，你一定会开始自己都瞧不起自己，因为你在明明白白的自欺欺人。结果是：肥皂泡和惰性。噢，诸位，要知道，我之所以自认为是聪明人，大概是因为我毕生什么事也不做，既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就算，就算我是个清谈家吧，但是我跟我们大家一样，是个无害的、令人遗憾的清谈家。但是如果任何一个聪明人的直接的、惟一的使命就是清谈，也就是说蓄意地空对空，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噢，如果我什么事也不做只是因为懒惰就好啦。主啊，那我会多么尊敬我自己啊。我之所以尊敬，正是因为至少我还能够在自己身上拥有懒惰；我身上至少还有一个特点似乎是确定的，是我自己对它有把握的。问题：我何许人耶？回答：懒虫也；要知道，能够听到对自己这样的评价，真是太开心啦。这意味着，我受到了确定的评价，我对自己就有话可说了。“懒虫”——须知，这是一种称号和使命，也是一种专业，您哪。请别开玩笑，正是这样。那我就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天字第一号俱乐部的会员，我整天忙活的就只能是不断地对自己肃然起敬。我认识一位先生，他终生以他对拉斐特酒十分在行而自豪。他认为这是他的一大优点，而且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他死的时候不仅心安理得，问心无愧，而且简直兴高采烈，他这样想是完全对的。那时候，如果让我挑专业的话，我非挑懒虫和酒囊饭袋不可，但不是普普通通的懒虫和酒囊饭袋，而是，比如说，寄情于一切“美与崇高”的懒虫和酒囊饭袋。诸位对此有何高见？这可是我早就梦寐以求的。这“美与崇高”在我行年四十之际紧紧压着我的后脑勺；但这是在我行年四十的不惑之年，可那时候——噢，那时候就又当别论啦！我会立刻给自己找到一项适当的活动——说穿了，就是为一切“美与崇高”干杯。我一定会利用任何一个机会，先是把眼泪滴进自己的酒杯，然后为一切“美与崇高”把它一干而净。那时候，我一定会把世界上的一切都变成“美与崇高”；我一定会在极其龌龊，无疑是乱七八糟的废物中找到“美与崇高”。我一定会像块潮湿的海绵一样变得泪眼婆娑。比方说，一位画家画了一幅盖的画，【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盖（1831—1894），俄国画家。】于是我就立刻为画了这幅画的画家干杯，因为我爱一切“美与崇高”。一位作家写了《无论是谁，悉听尊便》；【此处是作者对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论战性攻击。画家盖于1863年画了《最后的晚餐》，谢德林对这幅画给予很高的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以为然，认为这幅画蓄意混淆历史与当前的现实，是虚假的，根本不是现实主义，《无论是谁，悉听尊便》是谢德林发表在《现代人》杂志1863年第七期上的一文章。】于是我就立刻为“无论是谁，悉听尊便”的健康干杯，因为我爱一切“美与崇高”。为此我要求别人必须尊敬我，谁敢对我不尊敬，我就跟他没完。活得心安理得，死得兴高采烈——这简直太美了，美极了！那时候我一定会大腹便便，有三层下巴，还长了个酒糟鼻，于是任何一个遇见我的人，看见我这副尊容都会说：“瞧这人活得多滋润！这才是真的没有白活！”诸位，随你们怎么看，悉听尊便，反正在我们这个否定一切的时代，听到这样的评论还是蛮开心的。

但是这一切都是宝贵的幻想。噢，请问，是谁第一个宣布，是谁第一个宣告，一个人之所以净干卑鄙下流的事，乃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真正利益；如果让这人受到教育，让他睁开眼睛看到他的真正的、正常的利益，那这人就会立刻停止作恶，立刻成为一个善良的人、高尚的人，因为他受到了教育，已经懂得自己的真正利益，正是在做好事中看到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很清楚，没有一个人会明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却反其道而行之的，因此，可以说，他是因为必须这样做才去做好事的？噢，幼稚的孩子！噢，纯洁而又天真的孩子啊！首先，在这数千年中，究竟何年何月，一个人仅仅是出于自己的利害考虑才去做这做那的呢？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来看待这成百万、成千万的事实，这些事实都证明，有些人明知道，也就是说完全懂得自己的真正利益，可是他们硬是把自己的利益摆到次要地位，奋不顾身地硬要走斜路，去冒险，去碰运气，可是谁也没有，什么事情也没有强迫他们去这样做呀，似乎他偏不愿意走指给他们的正路，而是顽固地、一意孤行地硬要开辟另一条困难的、荒谬的路，几乎在漆黑一团中摸索前进。要知道，这意味着，他们还当真觉得这顽固地一意孤行比任何利益都要开心……利益！什么是利益？你们敢不敢给它下个完全精确的定义；人类的利益究竟何在？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有时候人类的利益不仅可能，甚至必须存在于在某种情况下希望自己坏，而不希望对自己有利——那怎么办呢？如果这样，如果这样的情况可能出现，那整个规则就将化为乌有。你们是怎么想的呢？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你们在笑；你们笑吧，诸位，不过请你们回答，人类的利益被计算得完全精确吗？有没有这样一些利益，不仅无法归类，而且无法归入任何一类。要知道，诸位，据我所知，你们的人类利益清单，是从统计数字和经济学公式中取了个平均数演算出来的。要知道，你们的利益——就是幸福、财富、自由、太平，以及其他等等，等等；因此一个人，比如说，他明知故犯地非要逆潮流而动，反对这一利益清单，那，在你们看来，是呀，当然，我也是这么看的，那他就是个蒙昧主义者或者完完全全是个疯子，不是吗？但是，要知道，有一点叫人感到很吃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所有这些统计学家、哲人以及热爱人类的人，在计算人类利益的时候，常常会忽略一种利益呢？甚至都不把它以它应有的形式计算在内，可是这整个计算是否正确却取决于这点。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把它，把这利益拿过来，加到清单里面去就是了。但是要命的是，这一十分微妙的利益却归不进任何一类，因此也填不进任何清单。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唉，列位！他不也是你们的朋友吗；再说，他跟谁不是朋友呢！这位先生在准备做一件事的时候，他会立刻向你们口若悬河和一清二楚地叙述他将怎样按照理性和真理的规律付诸行动。此外；他还会激动地和充满热情地向你们讲到真正的、正常的人类利益；他还会讥诮地指责那些既不懂自己的利益，又不懂高尚品德的真正意义的目光短浅的蠢货；可是——才过了刚刚一刻钟，也没有任何突如其来的、外来的缘由，而是完全根据某种内在的，比他的所有利益都强烈的冲动——猝然改弦更张，抛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新花样，也就是说公然反其道而行之，与他本人刚才说的南辕而北辙；既违反理性的规律，又违反他自己的利益，嗯，总而言之，违反一切……我要在这里提醒大家，我的这位朋友是个集合名词，因此很难仅仅责备他一个人。诸位，问题就在这里，是否存在而且还当真存在着这样一种几乎任何人都把它看得比他的最佳利益更宝贵的东西，或者说（为了不违背逻辑）有这样一种最有利的利益（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被忽略的利益），它比所有其他利益更重要，更有利，为了它，在必要时一个人甚至不惜违背一切规律，也就是说，不惜把理性、荣誉、太平、幸福——一句话，不惜把所有这些美好和有益的事物都置诸脑后，只要能够达到他看得比什么都宝贵的这一始初的、最有利的利益就成。

“嗯，这毕竟也是利益呀。”你们一定会打断我的话说道。“对不起，您哪，且听在下慢慢道来，再说问题并不在于玩弄文字游戏，而在于这一利益之所以引人注目，因为它破坏了我们的所有分类法和热爱人类的那些人为了幸福而建构的所有体系，经常把它们砸得粉碎。总之，到处捣乱，妨碍一切。但是，在我向诸位说明这利益究竟是什么之前，我还想不揣谫陋，冒昧宣布，所有这些美好的体系，所有这些向人类说明什么是他们真正而又正常的利益的理论，为的是让人类在努力达到这些利益的同时，立刻变成一个善良和高尚的人——在我看来，目前这还不过是个逻辑斯提！【逻辑学名词，指数理逻辑或符号逻辑，或指烦琐空洞的议论。】要知道，哪怕确立这样一种理论，即利用人类自己的利益体系来使全人类获得新生的理论，要知道，在我看来，几乎都一样……嗯，比如说吧，哪怕我们紧随巴克尔之后主张，由于文明，人会变得温和起来，因此会变得不那么嗜血成性，不那么好战。【巴克尔.亨利.托马斯（1821—1862），英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在其所著《英国文明史》中说，随着文明的发展，民族与民族间的战争将会逐渐终止。】从逻辑看，他讲得似乎也有道理。但是人是如此偏爱建立体系和偏爱抽象结论，因此宁可蓄意歪曲真相，宁可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只要能够证实自己的逻辑就成。我之所以援引这个例子，因为这例子太明显了。再请诸位环顾一下四周：血流成河，而且大家还十分开心，倒像这是香槟酒似的。再请诸位看看拿破仑——那个伟人以及现在的这一个。【指拿破仑一世（1769—1821）与拿破仑三世（1808—1873），他俩在位时，法国曾多次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再请诸位看看北美——这个永恒的联盟。【1861—1863年间，北美曾发动“南北战争”，征讨南部各州奴隶主掀起的叛乱，结果以林肯为首的联邦政府取得胜利而告终。】最后还要请诸位看看那个闹剧般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原为德意志的一个公国，从1773年起，实际上已经成了丹麦的一个省。1864年，普鲁士联合奥地利发动了丹麦战争，遂把这一地区并入普鲁士。】这文明到底使我们的什么东西变温和了呢？文明只是培养了人的感觉的多样性……除此以外，别无其他。正是由于培养了这种感觉的多样性，人大概才会发展到在流血中寻找乐趣。要知道，人发生这样的事已屡见不鲜。你们注意到没有，手段最巧妙的屠杀者，往往几乎都是最文明的大人先生，甚至所有那些形形色色的阿提拉们和斯坚卡.拉辛们都不敢望其项背，【阿提拉（约406—453），人称神鞭，匈奴王。他曾在罗马帝国、伊朗和高卢境内发动多次毁灭性的远征。斯坚卡.拉辛系顿河哥萨克，曾领导过1667—1671年的俄国农民战争。】如果说他们并不像阿提拉和斯坚卡.拉辛那样引人注目，那也只是因为这样的人见得太多了，太平常了，见怪不怪。由于文明的发展，如果说人不是因此而变得更加嗜血成性的话，起码较之过去在嗜血成性上变得更恶劣，更可憎了。过去他肆意屠杀，还认为这是正义行为，因此他消灭他认为应当消灭的人问心无愧，心安理得；可现在我们虽然认为肆意屠杀是一种丑恶行为，可是我们依旧在做这种丑恶的事，而且还较过去更甚。哪种更恶劣呢？——你们自己决定吧。据说，克娄巴特拉【克娄巴特拉（公元前69—30），古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女王。貌美，有绝代佳人和埃及艳后之称。她一生的浪漫悲剧成了后世许多文艺作品的题材，其中以莎士比亚的悲剧《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最著名。她的名字在1861年的俄国报刊上常被提起。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答〈俄国导报〉》（1861）。】（请原谅我从罗马历史中举的这个例子）喜欢用金针刺她女奴的乳房，在她们的喊叫和痉挛中寻找乐趣。你们会说，这发生在相对而言的野蛮时代；不过现在也是野蛮时代呀，因此（也是相对而言）现在也有用针刺人的现象；即使现在人学会了有时候比野蛮时代看问题看得更清楚些，但是还远没有养成像理智与科学指引他的那样行动的习惯。但是你们仍旧坚信不疑，他一定会养成这习惯的，那时候某些古老的坏习惯就会一扫而光，健全的头脑、清醒的理智和科学将会把人的天性完全改造过来，并指引它走上正路。你们坚信，那时候人自己就不会再自愿去犯错误了，可以说吧，他不由得再也不愿把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正常利益分开了。除此以外，你们会说，那时候科学本身就会教会人认识到（其实，照我看来，这不过是奢侈），实际上他既不可能有意志，也不可能恣意妄为，而且这样的情况从来也不曾有过，而他自己无非是某种类似于钢琴上的琴键【指法国哲学家狄德罗（1713—1784）在其所著《达兰贝尔和狄德罗的谈话》（1769）中所说：“我们不过是些天生有感觉能力和记忆力的工具。我们的感觉就是琴键，我们周围的大自然常常敲击它们，它们也常常会自己敲击自己。】或者管风琴中的琴栓而已；此外，世界上还有自然规律；因此他不管做什么，根本不是按照他的愿望做，而是按照自然规律自行完成的。因此，这些自然规律只要去发现就成，人对自己的行为可以不负责任，因此他活得非常轻松。不言而喻，人的一切行为也将根据这些规律按数学方式就像查对数表似的进行核算，直到十万零八千，然后再把它记在日程表上；或者还有更好的办法，将会出现几种方便大家使用的出版物，说像现在常见的百科辞典那样，其中一切都精确地计算过和排列好了，这样一来，世界上就再也不会有任何各行其是的行为和意外了。

那时候（这些话都是你们说的）就会出现一种新的，已经是完全现成的，也是用数学方法精确计算过的经济关系，因此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就在刹那间烟消云散了，说实在的，因为这些问题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现成的答案。到那时候就可以建成水晶宫了。【影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中《韦拉.巴夫洛夫娜的第四个梦》，其中描写了一座用金属和水晶玻璃建成的宫殿，正如傅立叶在《普遍统一论》中所想像的那样，里面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人。这座宫殿的原型，则是伦敦塞屯汉山上始建于1851年的水晶宫。】那时候……嗯，总之，那时候就会飞来一只可汗鸟。【据民间传说，这种神奇的鸟会给人带来幸福】当然，没有人能够担保（我现在还是这么说），那时候，比如说，不会让人觉得十分无聊（因为那时候一切都按对数表计算，又有什么办法呢），不过一切都会做得非常理智。当然，由于无聊，什么事情想不出来呢！由于无聊，金针不是也可以扎进人的身体里去吗，但是这也没什么。糟糕的是（这又是我说的），就怕那时候人们还欢迎金针来刺他们呢。要知道人是愚蠢的，少有的愚蠢。也就是说，他虽然根本不愚蠢，但是却非常忘恩负义，忘恩负义到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忘恩负义的人了。我对出现这样的现象是一点也不会感到惊奇的，比方说，在未来大家都很理智的情况下，突然无缘无故地出现了一位绅士，相貌粗俗，或者不如说，相貌刁顽而又满脸嘲弄，他两手叉腰，对我们大家说：怎么样，诸位，咱们好不好把这整个理智一脚踢开，让它化为乌有呢，我们的惟一目的就是让这些对数表统统见鬼去，让我们重新按照我们的愚蠢意志活下去！这还没什么。但可气的是他肯定能找到追随者：人的天性就是这样。而这一切都是一个最无聊的原因造成的，而这原因似乎都不值得一提：这无非是因为一个人，不论何时何地，也不论他是谁，都喜欢做他愿意做的事，而根本不喜欢像理性与利益命令他做的那样去做事；他愿意做的事也可能违背他的个人利益，而有时候还肯定违背（这已经是我的想法了）。纯粹属于他自己的随心所欲的愿望，纯粹属于他自己的哪怕最刁钻古怪的恣意妄为，有时被刺激得甚至近乎疯狂的他自己的幻想——这就是那个被忽略了的最有利的利益，也就是那个无法归入任何一类，一切体系和理论经常因它而灰飞烟灭去见鬼去的最有利的利益。所有这些贤哲们有什么根据说，每个人需要树立某种正常的，某种品德高尚的愿望呢？他们凭什么认定每个人必须树立某种合乎理性的、对自己有利的愿望呢？一个人需要的仅仅是他独立的愿望，不管达到这独立需要花费多大代价，也不管这独立会把他带向何方。须知，鬼知道这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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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哈！如果您愿意的话，其实，这愿望根本就不存在！”你们会哈哈大笑地打断我。“科学至今已经把人这东西解剖透了，因此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愿望和所谓自由意志，无他，不过是……”

“且慢，诸位，我自己本来也想这样开始分析的。不瞒诸位，我甚至都害怕了。我刚才本来想大叫，鬼才知道一个人的愿望取决于什么，这大概得谢谢上帝，我想起了科学，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而这时候你们就说起来了。要知道，说真格的，要是有朝一日人们果真能找到我们所有的愿望和恣意妄为的公式，也就是它们依据的公式究竟是根据哪些规律产生的，它们是怎么发展的，它们在如此这般的情况下追求的目标是什么，等等，等等，也就是说找到那个真正的数学公式——那，到那时候，这人大概也就会立刻停止愿望什么了，而且，也许，肯定不会再有什么愿望了。谁乐意根据对数表来愿望这愿望那呢？而且，他还会立刻从一个人变成管风琴中的一根琴栓或者与此相类似的某种东西：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愿望，没有意志，没有意愿，那还算什么人呢？这不是跟管风琴中的琴栓一样了吗？诸位高见？咱们来计算一下概率——这情形会不会发生呢？

“唔……”你们认定道，“由于我们对我们利益的错误看法，因此我们的愿望也大部分是错误的。因此，有时候我们情愿听一些纯粹的胡说八道，由于我们的愚蠢，我们在这胡说八道中居然看到达到某种预先设定的利益的最便捷的途径。嗯，当这一切都在纸上写清楚和计算清楚了（这是非常可能的。因为，如果预先就相信某些自然规律是人永远无法认识的，那岂不太可恨了，也太没意思了吗），到那时候，当然，也就不会有所谓愿望了。要知道，假如什么时候愿望与理性完全串通好了，到那时候我们就只会发发议论，而不会想去做什么了，因为不可能，比如说吧，一方面保持着理性，另一方面又想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这样岂不是明知故犯，置理性于不顾，希望自己坏吗……因为所有的愿望和所有的议论的确可能都已经计算好了，因为总有一天人们会发现我们的所谓自由意志的规律的，这样一来，不是开玩笑，还真可以建立一个类似于对数表的东西，因此我们还真可以按照这个表来表现自己的愿望。比如说吧，假如什么时候有人给我计算好了，并且向我证明，如果我向某某人做那个表示轻蔑的手势，【西俗以手握拳，把拇指置于中指与食指之间，以示轻蔑与嘲弄。】因为我不能不做，并且一定得用某个手指来这样做，那样我还有什么自由可言呢，尤其因为我还是个学者，还在某某大学毕过业？要知道，那样的话，我就能预先计算出我今后三十年的整个一生了；总之，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岂不是无事可做了吗；反正好赖都得接受。再说我们还得不厌其烦地一再对自己说，肯定在某个时候和某某情况下，造化是不会征求我们的意见的；造化怎么安排，我们就得怎么接受，而不是我们怎么幻想，就怎么接受，如果我们果真想按照对数表和日程表办事，嗯……哪怕就按蒸馏罐办事呢，那有什么办法，那就只好接受蒸馏罐了！要不然，即使你们不同意，这蒸馏罐也会照样被接受……

“是啊，您哪，但是正是这点是我思想上的一大障碍！诸位，请你们原谅，我不着边际地净高谈阔论了；这是因为我四十年来一直住在地下室！请允许我发挥一下自己的幻想。你们瞧：诸位，理性的确是个好东西，这是无可争议的，但是理性不过是理性罢了，它只能满足人的理性思维能力，可是愿望却是整个生命的表现，即人的整个生命的表现，包括理性与一切抓耳挠腮。即使我们的生命在这一表现中常常显得很糟糕，但这毕竟是生命，而非仅仅是开的平方根。要知道，比如说，十分自然，我之所以要活下去，是为了满足我的整个生命的官能，而不是仅仅为了满足我的理性思维能力，也就是说，理性思维能力只是我的整个生命官能的区区二十分之一。理性知道什么呢？理性仅仅知道它已经知道的东西（除此以外，大概它永远也不会知道别的东西了；这虽然不足以令人感到快慰，但是为什么不把它如实说出来呢？），可是人的天性却在整个地起作用，天性中所有的一切，有意识和无意识，哪怕它在胡作非为，但它毕竟活着。诸位，我怀疑，你们不胜惋惜地看着我；你们一定会翻来覆去地对我说，一个受过教育和有文化修养的人，总之，一个未来的人，是不可能明知对自己不利而偏要跟自己为难，跟自己作对的，这是数学，是明摆着的事。我完全同意，这的确是数学。但是我要向你们第一百次地重复一个道理，只有一种情况，只有这一种，即一个人可能会故意，会有意识地甚至希望对自己有害，希望自己干蠢事，甚至干最蠢的事，即：有权希望自己能够做甚至最蠢的事，而不是只许做聪明事来束缚自己的手脚。要知道，这愚蠢无比的事，要知道，这乃是他们自己随心所欲想干的事，诸位，说不定，对于我辈，它还真是世界上最有利的事，特别是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包括在这样的情况下，它非但对我们明显有害，而且公然违背我们的理性关于是否对我们有利的最合理的结论，可是它对我们也可能是最有利的——因为无论如何给我们保留了最主要和最宝贵的东西，即我们的人格和我们的个性。于是有些人说，这对于人的确是最宝贵的东西；愿望，当然，如果它愿意的话，也可能与理性是一致的，尤其是不滥用它，而是适可而止地使用它的话；这非但有好处，有时甚至还值得赞许。但是愿望，甚至多半与人的理性完全背道而驰，甚至顽固地违背理性，而且……而且……你们知道，这非但有好处，甚至有时候还非常值得赞许吗？诸位，我们姑且假定，人并不笨。（的确，关于人是无论如何不能这么说的，哪怕就凭这一点也不难看出，如果说他笨，那还有谁聪明呢？）但是，即使他不笨，却极端忘恩负义！少有的忘恩负义，我甚至认为，人的最好定义——这就是：忘恩负义的两脚动物。但是这还不是全部；这还不是人的主要缺点。他的最主要的缺点是一贯的品质恶劣，一以贯之，从远古时代普天下洪水泛滥时起，直到人类命运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时期为止。品质恶劣，因而也就出现了不明智；因为早就众所周知，人的不明智无非产生于人的品质恶劣。请诸位不妨浏览一下人类史；嗯，你们看见什么了？雄伟壮观吗？大概是吧，尽管很壮观：比如说，单是罗得岛上的那座巨像【罗得岛上的巨像指位于地中海希腊罗得岛上的太阳神青铜巨像（高三十二米）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就值得大书特书！难怪阿纳耶夫斯基先生谈到它时说，有些人说它是人工创造的作品；而另一些人则坚持这是造化的杰作。五彩缤纷？大概是吧，尽管五彩缤纷；只要看看各个时代和各民族军官与文官的礼服就行了——单凭这个就值得大书特书，而文官制服就足以令人目迷五色，分也分不清；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会对此感到头疼。单调吗？嗯，也许吧，的确显得很单调：打过来，打过去，现在打仗，过去打仗，今后还要打仗——你们得承认，这甚至于太单调了。总之，一切都可以用来形容这整个世界史，即最紊乱的想像力能够想到的一切。只有一句话没法拿来形容——即合乎理性。刚说头一句话你们就被人噎了回去。甚至还常常会碰到这样一类把戏：要知道，生活中常常会出现这样一些品德优良和富有理性的人，这样一些贤哲和热爱人类的人，他们的人生目标就是好好做人，尽可能做到品德优良和合乎理性，可以说吧，以身作则，给他人指明方向，说实在的，就是为了向他人证明，一个人活在世上的确可以做到既品德优良而又合乎理性。结果怎样呢？大家知道，许多有志于此的人，早也罢，晚也罢，在生命行将终了的时候，叛变了自己的为人宗旨，闹了个大笑话，有时这笑话甚至还非常不登大雅之堂。现在我要请问诸位：一个具有这样怪异品质的人，我们能期望他做出什么好事来呢？你们可以把一切人间财富撒满他全身，你们可以把他完全淹没在幸福中，就像在水面上似的只看见他在幸福的表面不断冒泡；你们可以让他在经济上如此富足，让他再也不需要做任何事情，除了睡觉，吃蜜糖饼干，以及张罗着不要让世界史中断【指繁衍后代】以外——即使这样，他，也就是这人，出于他的忘恩负义，出于纯粹的血口喷人，也会做出肮脏下流的事来，他甚至会拿他的蜜糖饼干冒险，故意极其有害的胡说一气，故意做出毫无经济头脑的极其荒谬的事，他这样做的惟一目的就是为了在这一切积极有利的合乎理性的行为之中硬掺上一些他自己的极端有害的虚妄的因素。他之所以硬要留住自己的虚妄的幻想，留住自己的极端卑鄙的愚蠢，惟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向自己证明（倒像这样做非常必要似的），人毕竟是人，而不是钢琴上的琴键，可以任由自然规律随意弹奏，但是弹奏来弹奏去却可能弹出这样的危险，即除了按日程表办事以外，什么事也不敢想不敢做。不仅如此，甚至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他当真是一只钢琴上的琴键，而且有人甚至利用自然科学和运用数学方法向他证明了这点，即便这样，他也不会变得理性一些，他非要反其道而行之，他这样做仅仅因为忘恩负义；非固执己见不可。倘若他没有办法，不可能这样做——他就会想办法来破坏和制造混乱，想办法来制造各种各样的苦难，非把自己的主张坚持到底不可！然后向全世界发出诅咒，因为只有人才会诅咒（这是人的特权，也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主要之点），要知道，他单靠诅咒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就是说真正确信他是人，而不是钢琴上的琴键！假如你们说，这一切也都可以按照对数表计算出来，既包括混乱，也包括黑暗和诅咒，既然可以预先算出来，就可以防止一切，理性就会起作用——那人遇到这种情况就会故意变成疯子，为的就是不要有理性，为的就是固执己见！我相信这点，并且对这说法负责，因为要知道，整个的人的问题，似乎还的的确确在于人会时时刻刻向自己证明，他是人，而不是什么管风琴中的琴栓！哪怕因此而挨揍，还是要证明；哪怕说他野蛮，说他不开化，还是非证明不可。而在这之后怎能不作孽，怎能不夸耀，说什么这倒还没有发生，这愿望暂时还只有鬼知道取决于什么……”

你们一定会向我嚷嚷（假如你们还肯赏光向我嚷嚷的话），这里谁也没有剥夺我的意志呀；这里大家关心的只是怎样才能使我的意志自觉地与我的正常利益，与自然规律和算术取得一致呀。

“唉，诸位，当事情发展到运用对数表和算术，当人们只知道二二得四的时候，这时候还有什么自己的意志可言呢？即使没有我的意志参与，二二也是得四。所谓自己的意志难道就是这样吗！”

诸位，当然我在开玩笑，我自己也知道我这玩笑开得不成功，但是，要知道，不能把一切都当成玩笑看待。我也许是不得已才开这玩笑的。诸位，有些问题在折磨我；请为我释疑。比如说，你们想让人改掉老习惯，想改变他的意志，使之符合科学的要求和清醒的看法。但是你们怎么知道，人不仅可以改造而且必须这样来改造呢？你们根据什么得出结论，人的愿望务必这样来纠正呢？一句话，你们凭什么知道，这样纠正果真能给人带来好处呢？干脆全说了吧，你们为什么这么有把握，如果不与真正的、正常的利益（这利益是有保证的，因为得到了理智和算术的证明）背道而驰，真的会对人永远有利吗？有没有一个适用于全人类的普遍规律呢？要知道，这暂时还只是你们的一个假设。就算这是逻辑定律吧，但是也许根本就不是人类的逻辑定律。诸位，你们也许以为我是疯子？请允许我预先申明。我同意：人是动物，主要是有创造性的动物，注定要自觉地追求目标和从事工程艺术的动物，也就是说，要不断给自己开辟道路。不管这道路通向何方。但是他之所以有时候想脱离正道走到斜路上去，正是因为他注定要去开路，大概还因为不动脑子的实干家不管有多笨，但有时候他还是会想到，原来，路几乎总是要通到什么地方去的，但是主要的问题不在于它通到哪儿，而在于这路总是要往前走，希望那些品德优良的孩子，尽管他们轻视工程艺术，还不至于沉溺于害人的游手好闲，而游手好闲，大家知道，是万恶之源。人爱创造也爱开路，这无可争议。但是他为什么又非常爱破坏和爱制造混乱呢？这事我倒要请教诸位！不过关于这事我自己倒有两句话想单独谈谈。他之所以这样喜欢破坏和制造混乱（他有时候还非常喜欢，这无可争议，因为事实就是如此），说不定，该不是因为他下意识地害怕达到目的，害怕建成他所建造的大厦吧？你们怎么知道，也许，他之喜欢他所建造的大厦，只是从远处看着喜欢，而绝不是在近处喜欢；也许，他只是喜欢建造大厦，而不喜欢住在里面，宁可以后把它让给aux animaux domestiques住，【法语：家庭动物。】比如蚂蚁呀，绵羊呀，等等，等等。但是蚂蚁的口味完全不同。它们有一种大致相同的绝妙大厦，永远毁坏不了的大厦——蚂蚁窝。

十分可敬的蚂蚁从蚂蚁窝开始，大概也以蚂蚁窝告终，这给它们的孜孜不倦和吃苦耐劳带来很大的荣誉。但是人却是个朝三暮四和很不体面的动物，也许就像下象棋的人似的，只爱达到目的的过程，而不爱目的本身。而且，谁知道呢（谁也保证不了），也许人类活在世上追求的整个目的，仅仅在于达到目的的这个不间断的过程，换句话说——仅仅在于生活本身，而不在于目的本身，而这目的本身，不用说，无非就是二二得四，就是说是个公式，可是，诸位要知道，二二得四已经不是生活，而是死亡的开始了。至少，不知怎的，人永远害怕这二二得四，而我直到现在还害怕。我们假定，人成天忙活的就是寻找这二二得四，为了寻找这二二得四，不惜飘洋过海，牺牲生命，可是，说真的，他又有点害怕找到，害怕真的找到它。因为他感到，一旦找到了，他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找了。工人干完活以后起码能拿到钱，起码能去酒馆，然后进警察局——这就是他们一周要做的事，可是人能上哪儿去呢？起码每次在他达到诸如此类的目的的时候，他脸上总能看到一种尴尬。他喜欢达到目的的过程，但是真要达到了目的，他又不十分喜欢了，这当然非常可笑，总之，人的天性就是滑稽可笑的；在这一切当中显然也就包含了某种滑稽的闹剧。但是二二得四——毕竟是个令人非常受不了的东西。二二得四——要知道，在我看来，简直是个无赖。二二得四，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两手叉腰，当街一站，向你吐唾沫。我同意，二二得四是非常好的东西；但是既然什么都要歌功颂德，那二二得五——有时候岂不更加妙不可言吗。

你们为什么这么坚定，这么郑重其事地相信，只有正常和积极的东西——总之，只有幸福才对人有利呢？对于什么有利什么不利，理智不会弄错吗？要知道，也许，人喜欢的不仅是幸福呢？也许，他也同样喜欢苦难呢？也许，受苦与幸福对他同样有利呢？有时候一个人会非常喜欢苦难，喜欢极了，而且这是事实。这事用不着到世界通史中查证；问你们自己就行了，只要你们是人，而且多少活过一把年纪就成。至于问我个人的意见，那我认为，一个人如果只喜欢幸福，甚至有点不成体统似的。不管这样做是好是赖，反正有时候毁坏某种东西也会感到很愉快。要知道，说实在的，我在这里并非主张苦难，但我也不主张幸福。我主张的是……随心所欲。而且主张，当我需要随心所欲时，我随时都有随心所欲的保障。比方说，在轻松喜剧里就不允许有苦难，这我知道。在水晶宫里，它更是不可思议：苦难，这就是怀疑，这就是否定，如果也可以怀疑水晶宫，还算什么水晶宫呢？然而我还是深信，一个人绝不会拒绝真正的苦难，即绝不会拒绝破坏和混乱。痛苦——要知道，这是产生意识的惟一原因。起初我虽然说过，在我看来，意识乃是人的最大不幸，但是我也知道，人喜欢意识，绝不会用它来交换任何满足。比方说，意识比二二得四就高明得多。在二二得四之后，当然什么也做不成了，不仅无所作为，甚至也不需要去了解什么了。那时候能够做的一切，就是堵住自己的五官，沉浸于内省之中。嗯，可是在进行意识活动时，虽然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即也同样无所作为，但起码有时候可以把自己揍一顿，这毕竟可以使人活跃些。这虽然是倒行逆施，但毕竟比什么也不做强。

你们相信用水晶建造的、永远毁坏不了的大厦，也就是说你们相信既不能向它偷偷吐舌头，也不能把拳头藏在口袋里向它做轻蔑手势的大厦。嗯，可是我也许正因为这点才害怕这大厦，因为它是用水晶建造而且永远毁坏不了，再就是甚至都不能对它偷偷吐舌头。

你们瞧：如果不是宫殿，而是个鸡窝，又下起了雨，为了不致把自己淋湿，我也许会钻进鸡窝，但是我终究不会因为鸡窝替我遮风挡雨，出于感激，我就把鸡窝当成宫殿。你们在笑，你们甚至会说，在这种情况下，鸡窝与巍峨的宫殿——毫无二致。“是的，”我回答，“如果活着仅仅为了不被雨淋湿的话。”

但是，那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我认准了，不是仅仅为了这点才活着，如果活着，就得住在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里。这是我的愿望，这是我的心愿。只有你们改变我的心愿之后，你们才能把它从我的心里剜出去。好，你们改变吧，你们用另一种东西使我感到神往，给予我另一种理想吧。可眼下我绝不会把鸡窝当成宫殿。哪怕甚至是这样，这座水晶大厦不过是空中楼阁，根据自然规律它根本不可能存在，我所以把它虚构出来，仅仅因为我自己的愚蠢，以及我们这代人的某些古老的、不合情理的习惯。但是，就算它根本不可能存在吧，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即使他只存在于我的愿望中，或者说得更恰当些，只要我的愿望存在，它就存在——这还不是反正一样吗？也许，你们又笑了？你们尽管笑吧；我可以接受人们的一切嘲笑，反正我感到饿的时候，我绝不会说我饱了；因为我毕竟知道，只要我感到腹中空空，饿劲一阵阵上来，我是绝不会妥协，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因为根据自然规律它存在着，的确存在着。我绝不会认为有一座大楼，里面有供贫苦居民居住的一个个房间，根据协议可以住一千年，而且为了以防万一还有牙医瓦根海姆在挂牌行医——我绝不会认为这就是我的最高愿望。把我的愿望消灭掉，把我的理想一扫光，看到你们有更好的东西，那我就跟你们走。你们大概会说，不值得同您这样的人打交道；既然这样，我也可以用同样的话回敬你们。我们在严肃地谈问题；既然你们不愿意对我惠予关注，我也不会低三下四地求你们。我有地下室。

只要我还活着和有自己的愿望——倘若我给这样的大厦哪怕添一小块砖，【影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弟子孔西德朗（1808—1893）经常说的话：“我要为未来社会的大厦添砖加瓦。”】那就让我的手烂掉！你们别以为，我方才否定水晶宫仅仅是因为不能向它吐舌头，逗它耍它。我所以说这话完全不是因为我就那么爱吐舌头。也许，我之所以生气，仅仅是因为可以对它不吐舌头的这样的大厦，在你们的所有大厦中，至今都找不出来。相反，出于感谢，我情愿让人把我的舌头完全剜掉，只要他们能够做到使我自己再也不愿意吐舌头，永远也不想吐舌头就成。至于说这办不到，有房子住就该知足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天生会有这样的愿望呢？难道我生下来就只是为了得出结论，我的整个天性只是一个骗局吗？难道人生的全部目的就在于此吗？我不信。

可是，你们要知道：我坚信，对我们这种地下室人必须套上笼头。他虽然能够在地下室里一言不发地一住就是四十年，可是他一旦重见天日，挣脱了牢笼，他就会说呀，说呀，说个没完……

最后，诸位：最好什么事也不做！最好是自觉的惰性！总之，地下室万岁！我虽然说过，我非常嫉妒正常人，不过我看见他现在所处的状况，我倒不想成为他这样的人了（虽然我还是嫉妒他。不，不，无论如何地下室更好！）在地下室起码可以……唉！要知道，我现在说的话是违心的！因为我自己也像二二得四一样知道得很清楚，根本不是地下室好，而是别的什么东西，完全不同的东西，我渴望得到而又无论如何得不到的东西更好！让地下室见鬼去吧！

甚至，最好是这样：这就是：如果我自己能够多少相信一些我现在所写的东西就好了。诸位，我敢向你们起誓，在我刚才写的东西中，我连一句话也不信，连一小句也不信！也就是说，我信倒是信的，不过与此同时，又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到和怀疑，我像鞋匠一样在撒谎。

“那您为什么要写这些呢？”你们问我。

“比如说，我把您关在地下室里，一关就是四十年，什么也不让干，四十年后我又来看您，到地下室来拜访您，看您变成什么样了？难道能让一个人留下来四十年什么事也不做吗？”

“这并不可耻，也不屈尊嘛！”你们也许会轻蔑地摇摇头，对我说道。“您渴望生活，于是您自己就用混乱的逻辑来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您的乖常的举动是多么令人生厌和多么放肆，同时您又是多么害怕啊！您信口开河，胡说八道，还感到十分得意，您说了一些十分放肆的话，而自己又不断为这些放肆的话感到害怕，请求原谅。您硬说您什么也不怕，与此同时，又对我们的意见奉迎巴结。您硬说您恨得咬牙切齿，与此同时，又说些俏皮话想逗我们开心。您自己也知道您的俏皮话并不俏皮，但是您却显然对此很得意，自以为妙语连珠，字字珠玑。您也许的确受过苦难，可是您却丝毫也不尊重自己的苦难。您说的话的确有几分道理，可是您动机不纯：您出于一种最渺小的虚荣心把您本来有道理的话拿来，拿来自取其辱，拿来做交易……您的确有话要说，但是您出于害怕又把您最后要说的话藏着掖着，因为您没有勇气把它说出来，而只是一味地无耻纠缠而又胆小如鼠。您以意识自夸，但是您只会动摇不定，因为您虽然不停地动脑子，但是您的心却诲淫诲盗，是闭塞的，而没有一颗纯洁的心——也就不会有完全的、正确的意识。您多么会唠唠叨叨，令人生厌，多么会烦人，多么会装腔作势啊！谎言，谎言，全是谎言！”

当然，你们的所有这些话，都是我现在编出来的。这也来自地下室。我已经在那里连续四十年贴在门缝上偷听你们的这些话了。这些话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要知道，也只有这能够想得出来。因此它被背得滚瓜烂熟，而且说起来头头是道……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难道，难道你们当真就这么轻信，以为似乎真要把这些印出来，还要让你们阅读吗？瞧，我还有一个任务：说真的，我干吗要称你们“诸位”，干吗我跟你们说话，似乎当真把你们当做我的读者了呢？我打算开讲的这篇自白，人家是不会印出来，也绝不会拿去给别人看的。起码，我还没有这么果断，也不认为非这样胆大妄为不可。但是你们知道吗：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幻想，而且我无论如何想把它实现。就是这么一回事。

在任何人的回忆录中总有这样一些东西，除了自己的朋友外，他不愿意向所有的人公开。还有这样一些东西，他对朋友也不愿意公开，除非对他自己，而且还要保密。但是最后还有这样一些东西，这人连对他自己也害怕公开，可是这样的东西，任何一个正派人都积蓄了很多很多。就是说，甚至有这样的情况：这人越是正派，这样的东西就越多。起码我自己才在不久前下定决心回忆我过去的一些艳遇，而在这以前我对这些事一直是绕着走的，甚至心里还带着某种不安。至于现在，我不仅回忆了，甚至还决定把它们写出来，现在我硬是要考验一下自己：能不能够哪怕对自己做到完全公开，不害怕披露全部真相？我想顺便指出：海涅断言，实事求是的自传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关于他自己肯定会说许多假话。在他看来，比方说，卢梭在他的忏悔录中肯定对自己说了许多假话，而且甚至于是蓄意这样做的，出于虚荣。【海涅曾在他于法国出版的《论德国》一书的第二卷，在《自白》（1853—1854）中写道：“做自我鉴定，不仅不方便，而且简直不可能……尽管你非常想说真话，可是关于自己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说真话。”在该书中，海涅还断言，卢梭在自己的《忏悔录》中“做的是虚假的自白，其目的就是想利用它来掩盖真实的所作所为”，或者是出于虚荣。】我确信海涅的话是对的；我非常清楚，有时候，一个人纯粹出于虚荣会编出一整套罪行来自己诽谤自己，我甚至很清楚，这虚荣属于哪一类。但是海涅谈的是一个面向读者忏悔的人。而我把这写出来纯粹是为了我自己，并且我要铁板钉钉地申明，如果我把这写出来似乎是写给读者看的，那也仅仅是为了行文方便，因为我这样写要容易些。这不过是形式，一个空洞的形式，因为我是永远不会有读者的。我已经申明过这点了……

在我这部《手记》的措词上，我不想受任何约束。条理和体系一概不要。想到什么就写什么。

比方说：有人会挑剔我刚才说的话，并且问我：如果您的确不指望有读者，那现在又干吗（而且还写在纸上）自我约定，说什么条理和体系您一概不要，想到什么就写什么，等等，等等呢？您干吗要这样解释？干吗要表示歉意呢？

“可不是怪事吗。”我回答。

不过，在这里有一整套心理学。也许因为我不过是个胆小鬼。也可能因为我写这部《手记》的时候故意想像我面对的是广大读者，以便说话规矩些，彬彬有礼些。可能有上千个原因。

但是还有个问题：为了什么，到底干吗我要写这部《手记》呢？如果不是为了给读者看，不是也可以这样：在脑子里想想，把一切都想起来，而不形诸笔墨吗？

诸位所言极是；但是把它形诸笔墨似乎显得庄重些。这样做似乎有某种鞭策作用，可以较多地进行自我检讨，行文也可能更精练些。此外，我把这写出来心里也许会好受些。比如今天我回想起一件事就使我感到特别压抑。还在前几天我就清清楚楚地想起了它，从那时起它就留在我的脑海，就像一个令人苦恼的音乐旋律，挥之不去。然而却必须驱散它。我有数以百计的这样的回忆；但有时常常会有一件事特别突出，使我感到压抑。我不知为什么相信，如果我把它写下来，它就不会再缠住我不放了。为什么不试试呢？

最后：我觉得很无聊，我经常什么事也不做。写写《手记》也的确似乎在工作。有人说，人有工作做就会变得善良而诚实。好吧，这至少也是个机会。

今天在下雪，几乎是湿雪，又黄又浑浊。昨天也下，这几天都下。我觉得，正是因为这雨雪霏霏，我才浮想联翩，想起我现在挥之不去的那件意外的故事。总之，就把这故事叫做《雨雪霏霏》吧。

End

地下室 | 陀思妥耶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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