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里的浙江（十）----《水经.渐江水注》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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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水东迳上虞县南，王莽之会稽也。本司盐都尉治也，地名虞宾。《晋太康地记》曰：舜避丹朱于此，故以名县，百官从之，故县北有百官桥。亦云：禹与诸侯会事讫，因相虞乐，故曰上虞。二说不同，未详孰是？
上虞县，秦置,属会稽郡。治所即今浙江上虞市(百官镇)。《水经·渐江水注》 引《晋太康地记》云:“舜避丹朱于此,故以名县……亦云禹与诸侯会,事讫, 因相虞乐,故曰上虞。”隋开皇九年(589)废。[1]
陈民镇先生认为良渚文化与虞舜有关（著名历史学者王晖先生有相同的看法）；不少学者认为良渚文化可以算得上中国的第一个王朝了，实际上先秦文献中往往虞、夏、商、周四代并提，虞代并不限于虞舜，据《韩非子·显学》，虞代延续了一千余年，陈民镇先生从各方面的线索推测良渚文化便是虞朝的考古学文化。从上山文化（距今约一万年）到跨湖桥文化到马家浜文化及河姆渡文化到崧泽文化及凌家滩文化，可以说，东南地区长期走在时代的前列，良渚文化的文明高度不是凭空出现的。[2]
徐建春先生根据前人工作，在大量查阅历代方志的基础上，统计出上虞、余姚和附近的绍兴三地传说中的舜的故迹有27处之多[3]，其中，舜的遗迹就有17处，有关舜的情况列表如下：
县南有兰风山，山少木多石，驿路带山傍江，路边皆作栏干。山有三岭，枕带长江，苕苕孤危，望之若倾。缘山之路，下临大川，皆作飞阁栏干。乘之而渡，谓此三岭为三石头。丹阳葛洪遯世居之，基井存焉。琅邪王方平性好山水，又爰宅兰风，垂钓于此，以永终朝。行者过之，不识，问曰：卖鱼师，得鱼卖否？方平答曰：钓亦不得，得复不卖。亦谓是水为上虞江。
兰风山，一名兰芎山。在今浙江上虞市东南六里。[4]楼劲认为与道教传播直接相关的一个显著现象，则是诸神仙传说密集于浙东……兰风、小白山等等，本来仅为当地名胜，却皆因其仙踪缥缈，并与葛洪、王方平等道教神仙人物结缘而得远近闻名。至于本就名声甚著，相传又有禹遇东海圣姑的会稽山、黄帝游仙之处的缙云山、葛玄等灵仙所居的天台山之类，则更仙迹密布而聚集了众多著名道观，也就愈为天下人所神往了。这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值得注意，即道教推崇的洞天福地，不少都分布在区区浙东一地。据北宋道士张君房《云笈七签》所记，唐以来公认的道教“十大洞天”中，浙东有天台赤城山等三处；“三十六小洞天”中，浙东有四明、会稽山等八处；“七十二福地”中，浙东有东、西仙源、天姥岑等十五处。所谓洞天福地即道教史上影响巨大的神仙名道居处所在，为天下修道成仙的最佳之地，而大多成名于六朝时期。浙东地区在其中所占的比重如此之高，正是唐以前其地已为天下道众趋鹜向往的体现。[5]
县之东郭外有渔浦湖，中有大独小独二山;又有覆舟山。覆舟山下渔浦王庙,庙今移入裹山。此三山孤立水中。湖外有青山、黄山、泽兰山；重岫叠岭，参差入云。泽兰山头有深潭，山影临水，水色青绿。山中有诸坞，有石楗一所，右临白马潭。潭之深无底，传云创湖之始，边塘屡崩，百姓以白马祭之，因以名水。湖之南，即江津也。
渔浦湖，按上述郦注“（上虞县）县之东郭外有渔浦湖”推析则此渔浦湖的位置大约在今浙江上虞市百官镇东白马湖东侧一带。按此则渔浦湖中的大独山、小独山、覆舟山亦应在白马湖东侧一带。清儒朱士敝等按上述郦注“渔浦湖中……三山孤立水中”推测三山即:癸巳、羊山、月山。（东郭外者据百官旧治言三山疑即:癸巳、羊山、月山[6]）
渔浦王庙,六朝时期,会稽郡内由于儒、释、道的推波助澜,神话、仙话、鬼话和人话就混杂在一起,祈神、祀鬼、求仙长生成为人的日常活动之一。鲁迅在《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中说:“中国本性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7]。”上虞县在六朝时供奉渔浦王神,建有渔浦王庙。地方学者考证渔浦王庙在今上虞市上浦梁湖、皂湖一带。[8]
白马潭,约今白马湖一带。上虞县东与余姚县接壤,南为丘陵山地,西连曹娥江下游段,北濒钱塘江河口,曾是洪、潮、涝、旱易发地带。东汉,上虞县北部先后建成白马湖、上妃湖蓄水灌溉。据《上虞县五乡水利本末》载,东汉时已有白马、上妃两湖蓄水灌田:“白马湖在夏盖湖之南,周围四十五里八步;上妃湖在夏盖湖之南,白马之西,周围三十五里。”郦道元《水经注》卷四○云:“白马潭,潭之深无底。传云创湖之始,边塘屡崩,百姓以白马祭之,因以名水。”相传湖创自东汉,周45里,三面皆山,36涧之水悉汇于湖,灌溉田40余顷。属泻湖,三面环山,诸山溪涧入湖,环境幽雅。[9]
黄昏的白马湖
春晖中学朱自清等名人旧居 刘育平 摄影
朱自清：白马湖并非圆圆的或方方的一个湖，如你所想到的，这是曲曲折折大大小小许多湖的总名。湖水清极了，如你所能想到的，一点儿不含糊像镜子。沿铁路的水，再没有比这里清的，这是公论。遇到旱年的夏季，别处湖里都长了草，这里却还是一清如故。白马湖最大的，也是最好的一个，便是我们住过的屋的门前那一个。那个湖不算小，但湖口让两面的山包抄住了。外面只见微微的碧波而已，想不到有那么大的一片。湖的尽里头，有一个三四十户人家的村落，叫做西徐岙，因为姓徐的多。这村落与外面本是不相通的，村里人要出来得撑船。后来春晖中学在湖边造了房子，这才造了两座玲珑的小木桥，筑起一道煤屑路，直通到驿亭车站。那是窄窄的一条人行路，蜿蜒曲折的，路上虽常不见人，走起来却不见寂寞——。尤其在微雨的春天，一个初到的来客，他左顾右盼，是只有觉得热闹的。春晖中学在湖的最胜处，我们住过的屋也相去不远，是半西式。湖光山色从门里从墙头进来，到我们窗前、桌上。我们几家接连着；丏翁的家最讲究。屋里有名人字画，有古瓷，有铜佛，院子里满种着花。屋子里的陈设又常常变换，给人新鲜的受用。他有这样好的屋子，又是好客如命，我们便不时地上他家里喝老酒。丏翁夫人的烹调也极好，每回总是满满的盘碗拿出来，空空的收回去。
谷嘉 摄
江南有上塘、阳中二里。隔在湖南，常有水患。太守孔灵符遏蜂山前湖以为埭。埭下开渎，直指南津。又作水楗二所，以舍此江，得无淹溃之害。县东有龙头山，山崖之间有石井，冬夏常冽清泉，南带长江，东连上陂。
会稽郡曹娥江下游东部，上虞县白马湖、余姚县穴湖周围有大片水田。上虞县境内，孙吴时曾置典农都尉，组织屯田。白马湖南上塘、阳中二里，通过会稽内史孔灵符主持筑埭、开渎、建水楗，土地得以免遭江水淹溃，旱涝保收……南朝宋大明年间，为解决“山阴土境褊狭，民多田少”，人口过于稠密的状况，孔灵符表徙山阴无赀之家至余姚、鄞、郧三县界开垦湖田，并成良业。昔水草丛生的沼泽地，变成了良田沃壤。这次由政府领导的移民开垦，使甬江流域平原地区获得实质性开发。[10]
江之道南有《曹娥碑》。娥父旴，迎涛溺死，娥时年十四，哀父尸不得，乃号涌江介，因解衣投水，祝曰：若值父尸，衣当沈。若不值，衣当浮。裁落更沈，娥遂于沈处赴水而死。县令度尚，使外甥邯郸子礼为碑文，以彰孝烈。江滨有马目山，洪涛一上，波隐是山，势沦嵊亭，间历数县，行者难之，县东北上，亦有孝子杨威母墓。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常与母入山采薪，为虎所副，自计不能御，于是抱母，且号且行，虎见其情，遂弭耳而去。自非诚贯精微，孰能理感于英兽矣。又有吴渎，破山导源，注于胥江；上虞江东迳周市而注永兴。
《曹娥碑》，曹娥是东汉有名的孝女,其事迹传播最为重要的文本是东汉邯郸淳的《曹娥碑》: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与周同祖。末胄荒沉,(爰)兹适居。盱能抚节按歌,婆娑乐神。以汉安二年(按:143)五月,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不得其尸。时娥年十四,号慕思盱。哀吟泽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经五日,抱父尸出。以汉安迄于元嘉元年(151),青龙在辛卯,莫之有表。度尚设祭诔之。辞曰:(略)。曹娥事亦载范晔《后汉书·列女传》卷84,2794。此碑是曹娥死后八年,东汉上虞县令度尚为彰表其孝行所立,碑文为邯郸淳作,因蔡邕“黄绢幼妇,外孙齑臼[11]”的题字而声名大噪……无独有偶,这种孝女故事书写模式亦见于《后汉书·列女传》的《叔先雄传》。叔先雄较曹娥稍早,为东汉永建间(126—131)人,其父乘船堕水,“尸丧不归”,雄“感念怨痛,号泣昼夜,心不图存”,遂“自投水死”,六日后“与父相持,浮于江上”[12]今曹娥庙中,度尚所立汉碑原碑已佚,尚存历代诸翻刻碑,其中以王羲之、蔡卞、李邕、王作霖、钱泳等诸家翻刻碑盛名于世。[13]
“洪涛一上,波隐是山(江滨马目山)，势沦嵊亭间历数县行者难之”，李志庭认为“弄潮之戏”始于春秋战国时代。具体的实例则与上述的孝女曹娥有关。始见《后汉书》该书卷84《列女传》孝女曹娥传:曹娥“父盱能弦歌为巫祝。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溯涛婆娑迎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沿江号哭昼夜不绝声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这是一个发生在浙东曹娥江上的催人泪下的悲剧故事。钱塘江的支流曹娥江，也是一条颇受潮汐影响的河流。五月五日是潮浪较大的日子所以“溯涛婆娑迎神”亦即迎潮神的活动在这里进行。“溯涛婆娑迎神”也就是“溯涛触浪”的“弄潮”。这一次迎潮神(伍子胥)即汉安二年(143年)五月五日，曹盱迎神大概是见诸记载最早的一次“弄潮”活动。曹盱不会是最早的弄潮者,曹盯“溯涛婆娑迎神”也不会是最早的弄潮。曹盱虽然因此而葬身江底不过他还是幸运的,因为他有孝女曹娥而得以名垂青史，其他的人就没有曹盱的幸运了。[14]
张鹏飞认为《水经注》中故事异闻类型众多，然于道德品性之典范，道元尤为关注，其中又以忠孝之观为重中之重，这也与儒家提倡的忠孝观念相吻合。不仅上天特别眷顾忠孝之人，甚至连山中野兽也感其精诚，不忍加害，道元利用这些故事宣扬孝道，以感化世人。至于以孝烈闻名于乡里，受当地百姓或县令立碑表彰者，道元尤详加记载，以传其美德于后人，这正如《孝经·圣治章》所谓：“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15]
孝女曹娥
曹娥江
人们为了纪念她，改舜江为曹娥江。而为了表彰她的孝行，元嘉元年（151年），上虞县令度尚改葬曹娥于江南道旁，由邯郸淳作文，刻石立碑，以彰孝烈。
曹娥庙
“绝妙好辞”
曹娥碑
蔡邕
三国时，曹操和杨修一起来曹娥庙祭拜。看到碑阴“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个字感到很奇怪，不解其义，最后还是杨修破译了这个谜语，他解释说：黄绢是有颜色的丝绸，那便是“绝”字；“幼妇”是少女，即“妙”字；外孙是女之子，那是“好”字；“齑”是捣碎的姜蒜，而“齑臼”就是捣烂姜蒜的容器，又叫“受辛之器”，“受”旁加“辛”就是“辞”的异体字。所以“黄绢幼妇，外孙齑臼”的谜底便是“绝妙好辞”。这四个字其实是对正面碑文的赞美。因为有了这个故事，便成就了 “曹娥碑”作为“中国最早的字谜”的美誉。在灯谜中，甚至还专门设置了一个谜格“曹娥格”。曹娥的故事举世传诵，《曹娥碑》也名振天下，这和书法名家分不开。
王羲之小楷《曹娥碑》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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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小楷《曹娥碑》拓本局部
王羲之小楷《曹娥碑》结字扁平，用笔多不藏锋，有隶书笔意。其章法自然，笔力劲健，结字跌宕有致，无求妍美之意，而具古朴天真之趣。这幅王羲之晚年小楷作品，完全不比名作《兰亭序》逊色！
王羲之小楷《曹娥碑》绢本 辽宁省博物馆藏
王羲之小楷《曹娥碑》绢本局部 辽宁省博物馆藏
（上述图文摘自网络）
《地理志》曰：县有仇亭，柯水东入海。仇亭有县之东北一十里江北，柯水疑即江也。
仇亭，西汉建。在今浙江省上虞市东北。《汉书·地理志》:会稽郡上虞县“有仇亭”,即此。[16]近代著名学者罗振玉曾自号“仇亭老民”；盖以其祖籍为浙江上虞越东乡罗家村。按此仇亭约在罗家村一带[17]。
又东北迳永兴县东，与浙江合，谓之浦阳江。《地理志》又云：县有萧山，潘水所出，东入海。又疑是浦阳江之别名也，自外无水以应之。
永兴县,古县名。三国吴以余暨县改名,治今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西长兴。属会稽郡。[18]
“《地理志》：县有萧山，潘水所出，东入海”，钱杭认为：浦阳江下游主河道的走向,在历史上经历了散漫北流东流借道改道复北三个变迁过程;但据考古资料和传世文献记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浦阳江下游的实际走向并不是“东流借道”,而是“东流”,即从诸暨经西小江,然后由三江口(今绍兴斗门镇)入东海(文献上多称其为“后海”)。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中叶以前的图幅,因此就以浦阳江下游为西小江。这一观点,符合《汉书·地理志》“萧山，潘水所出,东人海”中“潘水所出”的含义,即指浦阳江穿越萧山(“所出”)、向东入海;同样,也符合南宋嘉泰《会稽志》反映的浦阳江走向,即：浦阳江路,南来自诸暨县界,经县界一百五十六里,北入山阴县界。[19]
浙江又东注于海。故《山海经》曰：浙江在其东，在闽西北入海。韦昭以松江、浙江、浦阳江为三江。
“韦昭以松江、浙江、浦阳江为三江”钱杭认为：《国语·越语上》"三江环之"的确切含义是中国史地学上的一大公案。三国学者韦昭所注在史地学和移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欲判定某一"三江"论是否准确或合理,其前提是在某一特定语境下确定该水系所在区域,然后才是相关江河的组合及分布态势。韦注反映了春秋时期吴越"三江"局部流域和整体态势的特点,大致符合事实……韦注“三江”之一是“吴(松)江”。无论认定“三江者皆出于大江”，还是“三江皆太湖之委流”“吴(松)江”都在其中。如果按其实际状态视其为太湖以东的一个水系,而非仅指一条大江则一定会对其“缠”住湖东低乡的状态留下深刻印象。北宋江苏苏州人朱长文(1041-1098)《吴郡图经续记》称:松江出太湖入于海。.....今观松江正流下吴江县过甫里迳华亭入青龙镇海商之所凑集也。......江流自沪至海凡二百六十里岸各有浦凡百数其间环曲而汇者甚多赖疏渝而后免于水患。.....松江,一名笠泽。韦注“三江”之二是“钱唐江”,即前引王充所谓“钱唐浙江”,郦道元《水经注》故直称“韦昭以松江、浙江、浦阳江为三江”。因其源远流长,故钱唐江的问题比吴(松)江多……《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四册收有多篇专论.对浙江水系之“缠”状作了最全面描述的,还是郦道元的《水经注》,尤其是他一番艰苦追索后所发的感慨,更是异常深刻: 是所谓三江者也。故子胥曰:吴越之国，三江环之，民无所移矣。但东南地卑，万流所凑，涛湖泛决，触地成川，枝津交渠，世家分伙，故川旧渎，难以取悉，虽粗依县地，缉综所缠，亦未必一得其实也[20]。韦注“三江”之三是“浦阳江”,郦道元估计就是《汉书·地理志上》“会稽郡……余暨,萧山,潘水所出,东入海”中的“潘水”,也是一个水系的总称,前引王充提到的“山阴江、上虞江”,其实都可视为该水系的组成部分浦阳江源自浙东金华府浦江县、义乌县境内,曲折蜿蜒,一路向北,再折东流,最后入海。郦道元将浦阳江置于《水经注》“渐江水”下。[21]
[1]来源:《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上 1-7画》
[2]陈民镇，中国第一个王朝的背影：良渚文明（下），文博圈，2017-11-11
[3] 徐建春：《浙江通史》（先秦卷），第4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
[4]《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上 1-7画》
[5]楼劲：六朝浙东人文与“浙东唐诗之路”，《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2019年第1期 P1-12页
[6]朱士敝等: 【清】上虞县志,成文出版社,1970.11,第403页
[7]《鲁迅全集》第九卷《六朝之鬼神志怪书》
[8]李永鑫主编,绍兴通史 第2卷,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10,第559页
[9]李永鑫主编,绍兴通史 第2卷,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10,第251页
[10]王志邦著,浙江通史 第3卷 秦汉六朝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12,第366页
[11]“为绝妙好辞”四字的隐语。《世说新语．捷悟》：“魏武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虀（jī）臼’八字，魏武谓修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别记所知。修曰：'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虀臼，受辛也，于字为辤，所谓绝妙好辤也。’” 魏武帝：指曹操。按“受辛”合为“辤”，是“辞”的异体字。
[12]刘晓、胡宸：文本的继承与讹变—柳宗元《饶娥碑》的文本争讼与阐释变迁，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46(05)
[13]张鹏飞：汉孝女曹娥碑考，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2014,34(05)
[14]李志庭：中国古代钱塘江口的“弄潮”浙江学刊 2002-02-27
[15]张鹏飞：囚捉幽异掬弄光彩——《水经注》所载之神话异闻探析，《湖北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
[16]《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上》
[17]罗振玉(1866一1940),字叔蕴,一字叔言,号雪堂、贞松,又称永丰乡人、仇亭老民,祖籍浙江上虞越东乡罗家村,出生于江苏淮安。（ 摘自中国会议 2004 常书鸿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 绍兴人与敦煌学）
[18]来源:《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中》
[19]钱杭：江河改道对区域社会形成和转型的影响——以浙东浦阳江为例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9-25
[20]陈桥驿校正《水经注》卷29《沔水》第687-688页。
[21]钱杭：《国语》“三江”及韦昭注研究，史林，2019-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