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锐艺术家曹斐 平庸的时代，没有天才
2003年，Linden Lab推出一款3D模拟现实的网络游戏《第二人生》。在这个游戏中，每个人都可以建立虚拟的“第二人生”，并与这个虚拟世界的其他人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实现自己在第一人生中没能实现的梦想。
2007年，艺术家曹斐与《第二人生》合作，创作了《人民城寨》（RMB City）——被认为是互联网艺术的早期开端之作。在这座城市中，CCTV大楼、东方明珠电视塔、熊猫、烂尾楼和城中村分布其中，成为中国城市景观真实而又虚拟的映射。
2017年，曹斐在宝马艺术车项目中创作了一辆“看不见”的宝马车，只有通过手机App中增强现实技术（AR）的加持，人们才能真正“看到”它。曹斐如此表示：“这个时代很多定义都会被重新赋予意义，我还有必要去画它吗？我决定放弃画的权利，让艺术车不再成为一个物质化的载体。”
今年3月4日，曹斐在伦敦蛇形画廊举办个展“蓝图”(Blueprints)，她的虚拟现实作品《永不消逝的电波》（The Eternal Wave）首次展出。
看得出，曹斐从不抗拒科技。从互联网艺术到增强现实，再到虚拟现实，媒体称她为“新媒体艺术领军人物”。但她本人对此比较悲观：“如果哪天你看完一个虚拟现实作品会流泪，我觉得就很牛了。”
“有时候Wi-Fi比艺术品重要”
英国艺术家乔纳森·迈尔斯在“现代性的确立：可见与可诉”课程中说：“使用各式各样的科技——公关手段、虚拟科技、工业技术、广告策略与宣传手段等的科技美学是经济变迁的产物⋯⋯艺术正在变为景观。”
在迈尔斯看来，“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量与日俱增的世界，但其中的意义却越来越稀薄”。
艺术品也面临同样的情况。“国外一家媒体问我：如果让你随身携带一件非常重要的艺术品，你会选什么？也许有些人会说我要带一幅达·芬奇的画，但我会选 Wi-Fi，有时Wi-Fi比艺术品重要。”曹斐说。
尽管科技美学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后飞速发展，人们得以体验到技术所带来的新奇和感官刺激，但科学和艺术的结合向来备受争议。
曹斐指出，任何一家环球主题公园都比现在的沉浸式艺术更完美。“环球主题公园是全景现实，你一旦进去，就能感受到真正的身临其境，这可比戴一个VR眼镜带来的沉浸感要强烈得多。”
在曹斐看来，虚拟现实的沉浸性被夸大了，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让人难以沉浸其中。那些笨重的头盔、眼罩，画面转场和弹出的提示信息，让人无时无刻不在回归现实，离虚拟世界越来越远。
遗憾的是，技术上的壁垒，让虚拟现实更多停留在新鲜感的层面。大部分时候，人们追捧它无非是好奇心作祟，至于情感上的关联就乏善可陈了。
“就像看了一场热闹的好莱坞电影，看完就忘了，没有感觉和记忆。我希望运用科技对人性和情感本身做一个模拟或追问。但对于科技本身，我还是比较悲观的，它正在让人们的感知发生退化。”
尽管科技带来的障碍不少，但曹斐还是企图用科技打造情感关联。在展览“蓝图”中，她用虚拟现实技术把一所始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老影院搬进了蛇形画廊的现场，让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得以保留。
1957年，位于苏联列宁格勒（圣彼得堡）的电话机交换厂从技术上支援了北京电子工业，为了丰富工人的业余生活，职工影剧院、舞厅等设施纷纷建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繁荣发展，下岗潮爆发，这些国营老厂逐渐衰落，开始了艰难的转型之路。
曹斐用5年时间拍摄了酒仙桥电子工业社区的社会历史与城市转型。在纪录片《红霞》中，她采访了国营老厂的退休员工、曾经的电影院经理、工人的后代等，作为对一个即将消逝的社区的存档。
“这个上世纪的老影院即将被拆除，我的工作就是在它消失前重现它，让它成为一个未来的遗址。在蛇形画廊，我们重建了电影院的大厅和厨房，这段集体记忆就算消失了，还能保留一份非物质的数据，而这也是虚拟现实技术的功能之一：重现历史遗址。”
“艺术或许可以改变某个人的一生”
“如果非要让我归纳作品背后的核心议题，我认为是城市。”可以说，城市化进程及其对个人命运的改变和塑造，始终贯穿于曹斐的作品中。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广州，曹斐赶上了中国社会的剧变时刻，见证了“从无到有的全过程”。
改革开放之后，处于沿海地区的广东成为中国深化改革的先驱。外来文化、港台文化迅速涌入，让无数中国人的精神为之一振，人们意识到，一切都将改变，并且永不回头。
“这是一个巨大的刺激，就像门突然打开了。”
2000年以后，曹斐接触到当代艺术，“慢慢了解到当代艺术的所指”。那时候的广州很活跃，不仅是文化艺术，媒体环境也很繁荣，而媒体所关注的选题对她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
“那段时间，我在《新周刊》上看到了一期关于角色扮演的报道，2004年便拍摄了《角色》(Cosplayers)这部作品 。”《角色》成为曹斐艺术生涯的转折点，她凭借此片参加巴黎国立美术馆展览，并很快在纽约首次亮相，可以说，《角色》让曹斐踏上国际舞台。
2006年，受西门子艺术项目的委托，曹斐拍摄了短片《谁的乌托邦》(Whose Utopia)。她跑到一家位于广东佛山的灯泡厂待了半年——发达的制造业正是广东的标签之一。
尽管这家灯泡厂微不足道，但足以勾勒出市场浪潮下中国工人阶层的轮廓。“经济、政治、城市化、蓬勃的工厂制造业，这些都影响着我。大学毕业后，我对社会能见度类型的题材更加关注，因为这些人就在眼前，在我周围。作为艺术家，广东有大片的工厂可以去体验，就像下乡一样。”
对于工人们来说，艺术家的身份是令人不解的，他们并不完全理解曹斐在做什么，但从繁忙的流水线作业中突然被拽了出来，进入艺术家的思维空间和作品中，工人们都觉得很新鲜。
曹斐给工人们发放了问卷，设计了一堆“不太常规”的问题，诸如“你上班前一分钟和下班后一分钟脑子里在想什么”“你认为的爱情是什么样子，能不能画出来”“你在流水线作业的时候，脑子里最想哼的歌是什么”，等等。“有人告诉我是光良的《童话》。”
十几年过去，这家灯泡厂早已消失在滚滚洪流之中，工人们四处散落，有一个女工却格外醒目。
她叫林爱玲，曹斐第一次在工厂见到她时，她只有18岁。“我总觉得她和别人有点不一样，她特别活跃，在宿舍里有一套孔雀舞的服装，喜欢跳孔雀舞。”
2011年，曹斐在深圳参加群展，林爱玲跑到展览现场问策展人要到了曹斐的微博。“她在微博上找到我，说自己就是当年跳孔雀舞的林爱玲，现在在珠海的一个产业园做CEO，也是文化类企业，希望有一天能和我合作。”
曹斐很惊讶，当年拍摄林爱玲在工厂里跳孔雀舞那一段，还觉得多少有些悲情，“这只孔雀可能永远都飞不出去了”。
出乎意料的是，《谁的乌托邦》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林爱玲的生活轨迹。林爱玲告诉她，在他们拍摄完不久，她就离开了工厂，去学校学英语，后来到一家外贸公司做了翻译，一步步走到现在。
“我知道她的现状后，觉得《谁的乌托邦》终于画上了句号。本来我想通过艺术的方式来传达繁荣的制造业背后一代人的牺牲和失落，我当时还怀疑艺术对社会到底有什么用、现代艺术有什么意义。但是现在看来，艺术或许可以改变某个人的一生。”
曹斐认为，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她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艺术家关注的议题有很大差异。“我没有所谓苦难记忆，没经历过'文革’。有人说我们这代是没有负担和伤痕的一代，所以我的作品中没有前辈艺术家那种对抗性和政治符号化的议题。”
尽管批判性正在减弱，但失落仍然存在。“一些70后、80后艺术家喜欢怀旧，在作品中呈现对旧物件、童年时光和少先队的记忆。我的作品则关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人的变化。”
“这是个平庸的时代”
时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个动荡的年代往往会激发艺术家非凡的洞察力和创造性。“六七十年代的女权运动和世界政治环境的动荡，让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这样的艺术家有取之不尽的创作材料，他们的作品丰富又刺激。可如今，该刺激的都刺激完了。”
曹斐认为，无论男女，现在的艺术家都不太容易，简而言之“不好混”。“美院每年有那么多优秀毕业生，在我的工作室里实习的都是国外顶尖艺术院校毕业的学生，但他们回来却不知道要做什么。”
当代年轻人的作品正在趋向温和，“看世界都是淡淡的”。他们更在意眼前的事物和感受，作品忧伤而敏感，但不足以撼动人心。
“这可能就是这个时代给他们的，年轻人所经历的事情只有那么多，能表达的也就这么多。这是个大家都平庸的时代。蛇形画廊总监小汉斯最近回忆说，他2000年来到中国的时候，看到杨福东、徐震、我，还有一些艺术家，觉得这些人是天才。后来他不断地来中国，发现新一代艺术家的作品都很好，但他同时又觉得这个'好’是有问题的，认为它们都太完美、完整和优秀了，唯独就是没再看见天才。”
另一方面，女性艺术家处境相对艰难。曹斐表示，女性艺术家大多不爱参与市场游戏。“像安迪·沃霍尔、杰夫·昆斯、达明安·赫斯特都很会玩，知道要通过社交、画廊和推手让自己的作品在商业上增值。艺术的规模大到一定程度，就变成一门生意、一个活了。相比之下，女艺术家比较真我，她们更坚持本质的东西，换一种说法，就是挺轴的。”
（作品图鸣谢：艺术家、维他命艺术空间及Spruth Mag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