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伶人为什么抽大烟
大烟即鸦片。世人为遮个羞脸儿，美其名“阿芙蓉膏”、“福寿膏”。甭管它叫什么，总归算是毒品。笔者以为，抽大烟这宗事不必藏着掖着，也无须为前人讳。旧时有此嗜好的未必多丢人，一口儿不沾的未准儿就高尚。
吸毒固然应该禁止，但也得承认屡禁不止。有清一代自雍正朝就明令禁烟，律例不可谓不严。可到了光宣年，芙蓉膏民却越来越多。民国也如是，美国也如是，全世界都如是。即便眼下中国，可能有人敢说“中国没人抽大烟”，这话也对，或许都改抽白面儿了（海洛因）。
过去抽大烟并非伶界特有。国民上至仕宦文人，下至引车卖浆者，百业九流都有抽大烟的。笔者先母曾讲，本人外祖父即有此好。先母未出阁时（三十年代），凡遇外祖父离京出远门儿，怹与外祖母得忙活一晚上，把外祖父出门儿所需的烟泡儿烧好。所以伶人抽大烟既非个别更不稀奇，只不过他们比旁人理由充分些而已。
从前伶界好角儿几乎都好抽两口儿。像程长庚、徐小香、张二奎、余三胜、何桂山、时小福、俞菊笙、孙春恒、谭鑫培、汪桂芬、黄润甫、金秀山、德珺如、陈德霖、王长林、钱金福、罗寿山、许荫棠、谢宝云、龚云甫、田桂凤、孙佐臣、汪笑侬等，再晚些的裘桂仙、杨小朵、谭小培、刘鸿升、杨小楼、俞振庭、王瑶卿、王凤卿、张毓庭、余叔岩、高庆奎、金少山、侯喜瑞等，一直到张春彦、马连良、孙毓堃、马连昆、谭富英、徐碧云、奚啸伯、高盛麟、裘盛荣等等，都嗜“芙蓉膏”。
伶人抽大烟，原因大致有四。
一是据说鸦片能止咳止泻。演员在台上唱戏，就怕嗓子眼儿突然痒痒。不论唱念，只要一咳嗽，板眼错乱不说，本来是一句好腔儿，兴许得个倒彩。咳嗽这一生理现象说来就来，来了就憋不住，简直就是伶人的一块心病。有人说大烟能治这宗儿（鸦片本身就是药品），伶人就多染此好了。此说能否成立，笔者难下断言。或许与体质有关，并非人人如此。比如“四大名旦”都不抽大烟，也未见他们在台上老咳嗽。（梅先生抽烟卷儿，程、荀二位抽雪茄喝大酒，尚先生烟酒不沾）
说起台上咳嗽还有一件趣闻。大老板程长庚晚年，需二人扶着登台。嗓音虽还清亮，可岁数一大，免不了哪儿有不适。有一天唱《天水关》“先帝爷白帝城”这句时突然咳嗽，“白”字唱成了“拍”字。第二日，京城盛传大老板又出新腔儿了，晚生后辈莫不效仿，“拍帝城”流行一时。
二是大烟能提神解乏。毒品之所以勾人，即它能令人一时心力体力均处于亢奋状态。比如平日瘦弱之人，几筒儿大烟抽完，能扛上两袋儿面行走如飞。迨药力一过，人瘫软如泥。再如眼下那些吸食摇头丸者，一晚上把脑袋当拨浪鼓都不觉得累。倘若没这几粒药丸子，让他扭个脸儿都跟搬山似的。唱戏体力消耗极大，在台上须打足十二分的精神。伶人七年坐科拼命苦熬就为唱红，一生富贵全赖台上这十刻八刻出彩儿。缘此，他们不惜借助大烟刺激提神。
三是脸面问题。抽大烟必然花费大，而你又抽得起，就说明你有钱能挣，具备老板的派头儿。从前伶界有句话叫“不抽大烟，不过一千”，即是说家里若不摆着烟榻烟具，邀角儿的一来，包银准多不了，甭想超过一千块。所以有些角儿不抽大烟也置办一副烟具在家里摆着，一来为同行客人预备着，二来就是给经励科邀角儿的瞧。这也可印证昔年好角儿抽大烟算是常例。
四是伶人来钱快抽得起。过去伶人不论坐科还是入室，只要本钱好又勤奋刻苦，二十来岁就能唱出名堂。再熬上几年兴许就成了角儿。一旦成角儿，戏份儿包银绝非一般工薪阶层能比。暂不论挑班儿的头路角儿，二三路搭班儿的唱一出戏也得十块二十块。再次之的，一出戏两三块份儿钱是有的。
二三十年代北京一般科员月薪大致三十块上下，教授、部长月薪三五百块是最高的了。而像净角儿郝寿臣这样的二路，每出戏四十至一百块不等。一个月唱10天就是大几百块。若再承应堂会或跑外码头，收入相当可观。三四十年代，京角儿跑外码头包银达至顶峰。像梅兰芳、程砚秋这类红透南北的大角儿，月包银至数万块。
前清更无须论。京官一品大员年俸不过180两银子，一月合15两。光绪初年，时小福、梅巧玲这类旦角儿一出堂会戏份儿即为10两银子。他们每日商演戏份儿大致是堂会的一半儿，每月收入总得百两以上。清末民初，老谭（谭鑫培）的堂会戏份儿高达500两。他民国元年（1912）第五次赴沪月包银一万块。
早年一般烟土每两大致两块钱上下，顶级云土每两四五块钱。烟瘾不大者一两能抽四五天。而一袋白面（50斤）也不过两块钱。伶人钱来得容易（按说也不容易，前二十年须吃大苦出大汗，还得有天赋）自然花得也快。他们除了置宅子及日常吃喝，再无其他开销，由此就给花钱找道儿而染上嗜好。
大烟伤身没有疑问。老话儿说，抽大烟是一年入皮，二年入肉，三年入骨。有些伶人因抽大烟而荒于剧艺，最终潦倒而殁。有些却抽了一辈子。像谭鑫培、杨小楼、余叔岩等，临终也未戒烟。再如马连良、裘盛戎等，他们于1949年以后慢慢戒了大烟，不过也未换得长寿。马先生寿数65，裘先生寿数56，都没活过烟瘾极大的谭鑫培老先生（老谭寿数70整）。
作者：民为贵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