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鄱专栏 | 邓海凤:难忘校园情深

【赣鄱专栏】

主编:胡柏涛

执行主编:徐和生/宁宏翎/王智林/朱爱华/胡迎春/柳依依

特约摄影:汪填金

文:邓海凤 / 图:网络

一九六八年初,黄溪大队党支部书记突然问我要去教书吗?当时我懵了,教书是我一生追求的梦想,我曾在四年前就代过课,我深深地爱着学校讲台。“我要去。”黄书记说:“要去明天来报到,就到黄溪小学当民办教师吧!”

回到家里,我有些顾虑。我当时是三个小孩的妈妈,本身文化底蕴浅薄,又荒废了几年,能适应吗?我把想法告诉了丈夫周荣春,他当时是葛源中学总务主任,他坚定地说:“去吧,有困难我会帮忙。”有了坚强后盾,我就有了底气。

一九六八年三月一日,改变我一生的命运终于来了,我又一次走进了学校的大门——黄溪小学。这个小学曾是一座寺庙,破烂不堪,房顶上的檐全被蚂蚁吃空,没人敢上房顶检漏,外面下大雨,教室里就下小雨,下大雨时,从后面山上流下的泥水全冲到教室里,足足有二寸深,学生可在教室里打水仗,那时的教学条件就是这样。

一九六八年是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教育秩序不正规,教师没有教课书,学生没有作业本。整天一本毛主席语录反复读。当时的中心任务就是宣传、贯彻、落实毛泽东思想。学校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学生学唱语录歌,老师演样板戏等文艺节目到深夜。一次,五名女老师拿着斗笠表演“万泉河水”的舞蹈,下面的观众纷纷站起来拍手鼓掌,称五位女教师为“五朵金花”,从此,五位老师的绰号就叫“五朵金花”。

同年暑期,我第一次参加了教师学习班,学习班没学文化知识,也没有研究过教学问题,而是整天开批斗会,贴大字报、揪人。揪出来的人都被扣上“反革命”、“叛徒”、“特务”等各种帽子。然后这些被揪的人每天都戴一顶高帽进行游斗。

十年文化大革命在一九七六年终于划上了句号。国家开始重视教育,恢复高考,对下放教师恢复工作。各个学校紧锣密鼓地抓教学质量。

一九七六年暑假,学习班在葛源中心小学举办。学习班的第一天,公社分管教育的领导就宣布老师调动名单和各校负责人的名单,我突然听到“黄溪小学由邓海凤同志担任校长。”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我很吃惊,我懵了,急哭了,连中午饭都没吃。公社分管教育的周部长安慰我,这是公社党委决定的,不能更改。我当时正处在人生中最困难、最低谷的时期,我丈夫因病撒手抛下我们母子五人,还有多病年迈的父母亲,一家七口人样样都得靠我一人支撑,我本身就力不从心,无法胜任学校领导职务。暑期学习班结束后,就要马上开学了,个个老师都恳请我接任学校负责人,他们都说:“有困难大家帮忙,开学要分班,老师的搭配,后勤的购书、本等一系列工作,都在等你安排,不能群龙无首!”每个老师都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这时的我已被他们的真诚打动了。

开学首先要把学校班子建立起来,配好教导主任和总务主任,然后搭配好班主任。当时抓教学质量要摆在首要位置。先制订一整套教学方案,经常抽查教师的备课本,每个星期互相听课不少于二节课,学校进行统考评比,全公社组织老师在县城出卷子,老师统一打乱不能在本校监考批改。总成绩由公社统一公布。通过多次抽考和评比,我校成绩还是可观的。有一年,我带的毕业班二十九名学生就录取了二十七名,全公社有十二所小学,葛小第一名,我校第二。

既要抓教学质量,也不能忽视学校设施建设和后勤保障工作。我校是在很古老的破庙里上课,下大雨刮大风都得停课。我想这危房问题一定要解决,就一连打了四份报告给大队,三份给县教育局。那时的学校是民办公助,大部分资金都要大队解决,民办教师的工资也是大队负责。经多次与大队协商,达成协议解决了危房问题。还有一部分由县教育局负担,当时是一间教室二百元补贴。我校要建七间教室、一间办公室、一间厨房、一间宿舍、厕所、围墙,工程规模较大。因大队难以解决资金缺口,工程做到一半就停下来了。我再次打报告和亲自到教育局找领导介绍具体情况,并把三位教育局局长都请到我校实地查看,他们了解到实际情况,也看到我一个女同志为学校工作这么执着辛苦而感动。局领导回去后,经商量,将资金翻倍拔了下来。大队有了资金,很快完成了这项工程,解决了黄溪小学多年未解决的危房问题。

我校教师在抓教学质量的同时,还响应政府号召,开展勤工俭学活动。我校有旱地、油茶山,到种小麦和芝麻季节,全校师生都参加挖地、平地、撒种籽,个个累得汗流浃背。这时“五朵金花”的头头詹秋梅与蒋春兰对唱山歌,讲起笑话,男老师笑得前俯后仰,个别还笑得倒在地上爬不起来。多开心呀!

每年老师们期盼的榨油节来到了。从茶籽莆到榨出的油要经过很多工序,老师利用节假日或星期天加班,大致要二至三天时间完成,全校老师分二个组。茶籽拉到油榨经过焙、碾、蒸、包扎成茶饼箍等手续,再放到油槽里把香气扑鼻的油榨出来。日夜工作,累得精疲力尽的男老师低着头打起呼噜来了,这时的“五朵金花”边唱边打快板扭起了秧歌、跳起了舞,讲起笑话,惹得个个男老师在地铺上翻滚大笑,睡意全无。

我于一九八四年下半年调离黄溪小学,离开那天,百感交集。沙坂全村男、女、老、少和学校全体师生敲锣打鼓、放鞭炮为我送行。老师们依依不舍,个个握手告别,特别是“五朵金花”,握着我的手痛哭失声,泪流满面。那是一个让人流泪但永不忘的感人场面。

我怀念黄溪小学的一草一木,黄溪的老师淳朴厚道、乐观。我现在只要从外地回来,“五朵金花”就会轮流请客,欢聚一堂,快活玩上几天才罢休。这好像又回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情景。黄溪小学是我启蒙的学校,也是我工作十七年的地方,黄溪小学给了我开心、给了我智慧、给了我自信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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