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纪事（21） 记忆中的寻常巷陌（六）——走进“场洼城”

离开“上头街”，沿西侧巷子顺坡而上，进过我老家“大院”门外，不远处有一个地方叫“拐弯”。

所谓的“拐弯”，形状酷似连接管道的“三通”，连接着三个街巷，向东沿下坡路通向上头街、下头街，向西北方向通向上头磨和垴上，向西北方向一路上坡就进了“场洼城”。

山里人称“凹”在山峰之间的地形为“洼”，这块地方“凹”于登天脑和高垴之间，叫“洼”毫无疑问。

至于说叫作“场洼”，或许是因为洼中原有两个打麦、打谷的场地；也有人写作“长洼”，“洼”呈西北至东南走向，长度很大，叫“长洼”也有一定道理。

但我觉得还是叫“场洼”更合适一些。至于说冠以“城”字，被叫作“场洼城”，我想应该是因为“场洼”这个地方位于全村的最深处，相对比较独立，于是有了这样一个戏谑的称呼。

老辈人为什么把场建在这么高的地方，个中缘由大概有二：一是个体经济时代村中的坡坡梁梁各有其主，谷场要在自家地皮上建；二是“场洼”地势虽高，但距离髙洼、东沟园（二处地名）等处的土地却近，收获那里的庄稼用起来也相对方便。

再说了，早些年运送庄稼都是扁担挑、牲口驮，场建在高处无非是多走几步，没什么大的妨碍。

生产队时期，场洼的住户大多属于五队、六队，这“场”也就归他们使用，小时候过秋麦田，经常见五队、六队的社员用扁担挑着麦呀、谷呀穿过村庄，一路爬坡，挑到场里去，他们一个个汗流浃背，非常辛苦。

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架子车逐渐普及开来，收秋收麦不再肩挑人扛，改用架子车拉。

场洼地势高，没有通车的路，五队、六队最终在村前的河岗上建了新场，从此场洼城里的场也就被闲置下来，再后来被几户人家用作了宅基地。现在场洼已经没有场，但习惯上仍然叫“场洼”。

“场洼城”也是个有故事的地方，这里向阳、暖和、偏僻、清静，在那些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如果赶上冬天召开群众大会，也常常在这里举行。

这平平常常的打谷场上，也曾铭刻了一道道历史的痕迹。

一九六六年邢台大地震，“场洼城”的场发挥了大作用，村里在这里建了防震棚，全村人都搬到棚子里来住，村干部带着基干民兵挨门挨户去动员，遇到腿脚不方便的老人，就直接背着、抬着他们出门。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仍然模模糊糊记得在防震棚里生活的情景。

小时候，一位家住“场洼”的白胡子爷爷与我们家交往甚密，经常到我家所住的“大院”里来。

老人会做“蹦跶人”，就是拿一块硬纸，用剪刀剪成小人模样，再用线拴好固定在两根小木棍上，双手轻轻摆动木棍，“人”就蹦跶着跳动起来。“蹦跶人”很可爱，孩子们也都很喜欢这位老爷爷。

至今仍记得老爷爷多次讲过的一个故事：说是早些年，村子里有些人吸“大烟”，“场洼城”有一户人家开了烟馆，有一个村民好吃懒做，家中穷光光的，却嗜烟如命。

这天晚上，他来抽烟，没有钱付账，就脱下裤子“当”烟吸。烟吸完了，到了半夜仍没有离去的意思。

主人催他离开，他厚着脸皮说“不穿裤子我怎么出门？”主人只好把裤子还给他穿，但提出一个条件：“你明天早起给我薅一担子蔓菁送来。”这个人痛痛快快答应了。

第二天早起天刚蒙蒙亮，烟馆主人还未起床，只听头天晚上吸烟的人大声招呼“蔓菁送来了！”只听“唰”的一声响，两捆蔓菁隔着靠路的房顶落到了院子里。白天到地里一看，自己地里长势正旺的蔓菁被拔了一大片，只能干着急没话说。

“场洼城”人杰地灵，村子里的老党员大多都是“城里人”，从建政开国到现在，多任支书、村长（过去叫大队长、现在叫村主任）也都出自这里。

“文革”后恢复高考，这里考出了多名本科大学生，有的还考了研究生。就在前几年，一个“场洼城”里的孩子从浆水中学毕业，考取了邢台县“高考理科状元”。

社会发展到今天，“场洼城”也在发生着变化。老房屋依旧，但四周山坡上建起了一座又一座高门大院；“城里人”也不再安分，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在以各种各样的身份迈向了外面的世界。

作者简介：青山依旧，本名郝永渠，河北省邢台县人，大学学历，中学高级教师，国家级骨干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原邢台县浆水中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