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写的《天道》的论文——《遥远的救世主》小说批评

摘 要

本文从艺术、思想、社会三个层面去批判地研究《遥远的救世主》这部小说。以思想性为核心，辐射至艺术性和社会性。在思想性上，以拯救与独立人格的主题思考和现代性的人文关怀为研究重点；在艺术性上，以主人公丁元英的人物形象和小说语言及结构研究为对象；在社会性上，以本类小说的风格、影响和小说主题的社会讨论为着力点。三个层面的论述顺序为艺术、思想、社会。

关键词：《遥远的救世主》，拯救，独立人格，智性小说，道德平台

前 言

智性小说在21世纪的中国开始崭露头角，它没有在文坛里形成较大声势，却已潜入了广大的社会生活中。在智性小说领域，《遥远的救世主》可以称得上是一部独特的作品。正如小说中所说：如果文学、影视的创作能破解更高思维空间的文化密码，那么它的功效就是启迪人的觉悟、震撼人的灵魂，这就是众生所需，就是功德、市场、名利。这部小说通过塑造丁元英的艺术形象，借助爱情的外衣对独立人格、传统文化、拯救等主题进行了深入地思考和论述，在社会上也有较高的评价。

在艺术形象塑造上，丁元英是作者塑造的较为成功的人物。不管是从侧面烘托与正面描写的塑造还是在丁元英与拯救、独立人格等主题的关系上，都有作者的成功之处。同时，作者也显示了在艺术上的不足。塑造丁元英等人时，思辨和才力足够而在感情上却有不足。又小说的语言多以说明性语言为主，这在说明事物本质时有益却在感情表达上不足。通过这一用语习惯，显现了作者的思辨的思维习惯。在小说的结构上，作者的情节结构引人入胜，但旁逸斜出的枝蔓也影响了小说的艺术水准。小说在结构上无疑获取了两难结构和未知结构的精髓，在此种结构的运用中把情节一一推进，最后达到了有结局而思考和争论不止的境界。

尤其是在思想上，笔者探究出作者对“独立人格”以及“拯救和个人道德平台”的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些主题，拯救的目的是弱势文化者建构起独立人格，但这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个人道德平台的建立才得以提出，个人道德平台为独立人格取得了独立价值，也为弱者提供了帮助。

而在社会影响上，《遥远的救世主》作为智性小说领域的佼佼者，具有引领智性小说潮流的内质。本小说未知和两难的结构的及严肃和现实的主题，使得读者在不断解读小说时加入自己的理解和评说，形成了文本与读者之间的精神互相阐扬的现象。

第一章 小说人物、语言、结构批评

第一节 丁元英形象研究

小说是以塑造人物为目的的。在这篇小说中，主人公丁元英的形象尤其令人难忘。

他学识宏富，思维缜密，精通股市，熟悉商业社会运行规则，判断精准。是现代社会标准的财智型人士。但同时，他又不安于本分，特立独行，不热衷于赚钱，出人头地。他对传统文化代表的弱势文化极其反感，对强势文化非常认同，但其生活的环境却是弱势文化的天下,反感而屈服着。

在小说的第一章第二节中，在其履历中写到丁元英1978年考入清华大学，1979年留学柏林洪堡大学，1985年获经济学硕士，同年就职于柏林H.N.S国际金融投资公司，1989年就职于北京通达证券公司，1992年3月就职于柏林《世界经济周刊》，任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员，1994年1月辞职。1994年6月在北京创办个人私募基金，1995年5月私募基金预备解散。在小说地十四章还有他对股市的分析，他认为股票的暴利不在于生产经营，而在于股票市场本身的投机性。推动它运作的动力是：把别人的钱装到自己口袋里。它运行的规则是：把大多数散户的钱填到极少数庄家的囊中。

通过这些描写，我们清楚地看到丁元英就读名校经济专业，而且担任过柏林《世界经济周刊》经济发展研究院，甚至自己创办过私募基金，并且对股市有着自己独特而犀利的看法。这一切表明这个人对经济、金融的高度关注，熟悉股市运作规律，有操纵股市的能量。从私募基金的筹集中，也能窥见丁元英本人见识和胆量非凡，作者通过这些暗示我们这个人不是庸常之辈，他敢钻法律的空子，而且还全身而退，体现他的智商高和判断的精准。

而在写到1990年2月在北京结婚，同年8月离婚，1991年鬼混，此人无信仰，爱好音响，在柏林有一套住房，有德国永久居留权时，这个人的独特就映入眼帘。

“灵魂归宿感”“这是人性本能的需要，是人性，你帮他找块干净的地方归宿灵魂，他需要的不是忏悔，而是一个可以忏悔的理由。”[1]从人性需求入手，从灵魂的归宿感入手，分析到王明阳来忏悔是有可能的，但是需要一个忏悔的理由。层层深入，明了事物的本质。

一方面，丁元英对传统文化却是反感而屈服着。他对传统文化的等、靠、要等观念十分反感，中国文化有五千年的历史，这足以让我们拍着胸脯说我们有文化，但是这种文化不是真理真相的文化而是弱势文化，并不是符合事物规律的文化，而是违背事物规律的文化。进而丁元英论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他认为这是一种以皇天在上为先决条件的文化，是一个期望皇帝赐予的文化。中国人期望救主、期望救恩的价值判断体系已经渗透到了民族骨子里，这种幼稚的思维造就了等、靠、要的习惯，自己从没想过去创造，去争取。这是一种弱势文化。相反，强势文化则是遵循事物规律的文化，因为它难学难懂，因此像武学中秘笈。弱势文化则是依赖强者的道德期望破格获取的文化，就是期望强者大发慈悲心无偿地给予弱者以财富、荣誉、地位等等。这也就是期望救主的文化。由于弱势文化容易掌握，因此为多数人所习用。

这些无一不体现了丁元英本人对传统文化的反感，对强势文化的心许。他内心非常希望中国人都为强势文化。但是现实生活却仍是传统文化的天地。孤独而痛苦，不得不发出一声重重的叹息：我自己的圆融无碍，又有什么资格对老祖宗的道法评头论足？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体，一方面极其反感中国传统的弱势文化，期望强势文化；另一方面，他生活的环境中又是传统文化弥漫的天下。因此，丁元英的内心是痛苦的。于是，丁元英想逃出这种尴尬境地。他就不得不一个人谁也不招惹地安安静静地独自生活。正是这一侧面，显示了丁元英的独立人格和隐逸取向。

独立人格就是有主体性，自己决定对外界表演的角色。不活给人看，而是活给自己看。邓晓芒先生在《灵之舞》中论述到“个人人格的结构，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孤独意识、责任心和尊严”[2]。丁元英的朋友詹妮对丁元英的评价是博学、有头脑，像个魔鬼，是永远不会活给别人看的人，很难说他比教徒更好还是比强盗更坏。在生活中表现独立的人格，在当下中国社会却还是难以实现的。

因此，隐逸也就成了在这个时代里的选择。所谓隐逸就是一种脱离社会主流的生存方式。这是因为思维主体的心灵为保持独立自主性而需要脱离日常感性。为保障阐释人文意义的独立性，就不能不选择隐逸。隐逸性已然成为人文知识分子一种内在的精神气质。如韩楚风所说“元英不是个执著出人头地的人，有口饭吃就知足，喜欢清静，习惯一个人呆着”，因此古城不是丁元英的久留之地，等到他在柏林被冻结的资金解冻之后，就有能力找个地方，买个房子，很可能就无声无息过下去了。因此，丁元英本人是想隐逸下去的。

隐逸与世俗社会的间距化体现在三种对立上:“(1)是与世俗社会的集中代表即权力(含意识形态权威的话语) 的疏离；(2)是与世俗社会普遍形态即流行生活(生存) 方式(时潮) 的疏离；(3)是与无人称公共集体的疏离。与隐逸对应的则是民主、个性与自由,它们体现着隐逸所造就的脱俗品格的基本含义。”[3]

丁元英隐逸的目的便是在这个现实生活中保持自己的孤独意识与尊严，养护自己的个性与自由，从而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在保持之中，丁元英有着对文化属性深层次认知的冲动。这种冲动成为丁元英的思考动力，也为小说的情节展开提供了叙事动力。正是其独立人格与个性的魅力，使得他对任何事物都有着较为独特的认知，这也成为了肖亚文拜托芮小丹照应丁元英的说辞“认识这个人就是开了一扇窗户，就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听到不一样的声音，能让你思考、觉悟”。而正是这种照看成为了小说中滔天巨浪的开端。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作者对丁元英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思辨和才力上足够，于感情上却有所欠缺。一方面是丁元英本人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是作者在艺术上的欠缺。丁元英的独立人格和智慧让我们震惊、羡慕，却难以让我们感到心灵上的震撼。我们相信作者想把他塑造成为一个智慧、感情都极高极深的人物形象，但是却不能否认作者本人的思维习惯和艺术技巧限制了这种成就，因此让人感到有一种“隔”[4]的感觉，不真切，震惊而不震撼，吸引人而不动人。思维习惯甚至是其难以逾越的障碍。是作者思维的造就了丁元英形象塑造的同时也限制了丁元英的形象塑造。

第二节 文本的语言研究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进行思维和传递信息的工具，是人类保存认识成果的载体。它同思维有密切的联系，是思维的载体和物质外壳和表现形式。语言是符号系统，是以语音为物质外壳，以语义为意义内容的，音义结合的词汇建筑材料和语法组织规律的体系。

根据索绪尔的语言学划分，我们可以分为语言和言语两种。言语是对语言的运用，它是一种言语的活动，也是言语内容本身。在小说中，言语即指其内容本身。为符合主流文学批评的审美，我们把小说的言语研究说成文本的语言研究。

文本的语言呈现出严密的逻辑、坚决的断语、层出不穷的术语三大特点。小说中智商较高的人物，因其学识丰富，逻辑严密，且好发议论。在一起针对某一话题的对话、讨论就涉及到概念、推理、判断。高智力和丰富学识结合在一起，其断语下的很坚决。这些断语往往跟人物自身的经历、处境、思想、角度息息相关，它并非一个普遍性的结论，而是一个人自己的看法。

对穆特、弗雷德里曼和海飞兹三人演奏的《流浪者之歌》进行比较，穆特诠释的是悲凉、悲伤、悲戚，多了点宫廷贵妇的哀怨；弗雷德里曼诠释的是悲愤、悲壮、悲怆，有吉普赛人流浪不屈的精神；海飞兹却太在乎技艺精湛，以致染了一丝匠气，淡了一丝虔诚。穆特是心到手没到，海飞兹是手到心没到，只有弗雷德里曼是手到心到。

在论述芮小丹宁可在中国做警察也不在德国居留的原因时。文中提到芮小丹在德国得到的，是人家德国人能够给一个中国人的东西，包括她在中国人面前的优越感。但芮小丹永远是边缘人，融入不了德国人的主流社会。警察是主流社会的标志，芮小丹在德国做不到，在中国就能做到，这是国籍和血统给本土人的权利，这就是祖国。

在谈到传统文化时，文中提到传统文化是皇天在上的文化，是救主、救恩的文化。一个民族骨子渗透着弱势文化，就不能去承载强势文化的政治、经济。衡量一种文化属性是看它与客观规律的距离远近，而不是看它积淀的时间。五千年的文化是光辉、是灿烂，但传统和习俗得过过客观规律的筛子。

这样的语言向读者传达了一种信息，即这些人的逻辑思维、切入问题的角度与观点都是建构在理性之上的。不管是分析穆特、弗雷德里曼、海飞兹演奏的《流浪者之歌》三者的相似而不同，还是研究芮小丹的价值取向的设身处地，或者讲文化与规律的关系，读者都在一层层的推理分析中得出最后的答案。这种好处是逻辑严密而论证清晰，有根有据，我们只能说他不完善，却不能说它错。

小说里的术语更是层出不穷。在叶晓明向冯世杰讲述丁元英的音响制作方法时提到“前级”“CD机输出”“低频”“中高频”“选通滤波”等音响专业术语。丁元英五台山与智选大师探讨佛法时说到“佛乃觉性，非人，人人都有觉性不等于觉性就是人。人相可坏，觉性无生无灭，即觉即显，即障即尘蔽，无障不显，了障涅碦。觉行圆满之佛乃佛教人相之佛，圆满即止，即非无量。若佛有量，即非阿弥陀佛。佛法无量即觉行无量，无圆无不圆，无满无不满，亦无是名究竟圆满。晚辈个人以为，佛教以次第而分，从精深处说是得道天成的道法，道法如来不可思议，即非文化。从浅义处说是导人向善的教义，善恶本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即是文化。从众生处说是以贪制贪、以幻制幻的善巧，虽不灭败坏下流，却无碍抚慰灵魂的慈悲。”这里，就更是佛教术语的海洋了。“觉性”“相”“障”“涅碦”“阿弥陀佛”“究竟”“圆满”等等术语。这些术语的运用无形中提升了人物的高度，从而不必再用语言描写这个人物如何了不起，就像一套高级服装一样，给人物以包装。

严密的逻辑、坚决的断语、层出不穷的术语，三者共同指向的是语言的说明性，由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5]可得而知作者的思维习惯是以说明为基础的思辨性思维习惯。

说明性是说明者把对象的本质、属性、关系用语言表述出来，起解释说明的作用。在说明性语言的基础上能够建立思辨性思维。说明性语言正适宜对概念内涵和外延进行表述，思辨是在概念基础上的推理、判断和思维空间中不同立场间的相互辩难。

小说中冯世杰请芮小丹吃饭时，作者写道“这顿饭吃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顿饭所传达出的某种信息”，直接以一种说明性的描写推动情节的发展，引导读者思考。在肖亚文想让芮小丹照看丁元英时说“你办事有分寸，能有个照应”，芮小丹马上回问“分寸指什么？照应指什么？”这种要对方说明话语具体含义的情况在文中不断出现。当肖亚文接过格律诗总经理的位置时，看到为逃避债务而退出格律诗公司的刘冰一脸失魂落魄，肖亚文心想“当人一旦从危险里跳出来，他就不再去关注这个事物的危险了，他的目光就会全部落在这个事物的利益上，这就是人。”说明性语言在阐述人物行为原因、动机，推动情节发展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过多地运用说明性语言，也会造成表现手法单一的弊病。毕竟，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是以语言的运用为重点的，它在注重思想、感情深度的同时也注重语言技巧的运用，因此，说明性语言在这一方面就显示出局限。在这里，与小说的思想性相比，小说的艺术性远远逊色。

思辨思维是从多角度对事、物本身借助概念进行剖析、辨别、判断的思维方式，通常呈现一种螺旋上升的结构。思辨性思维可以对事物有一个较为深入的认识，发人深省，令人深思。但同时，思辨性思维的习惯会造成思考惰性，语言不只是简单地为人写作和思考，它还逐渐宰制了人的感觉和人的精神存在，使人毫无置疑毫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弃给它。从而丧失了自己丰富的感觉、精神。

思辨性思维在成就小说的思想性同时，也限制了小说的艺术水准的提高。

第三节 小说结构研究

小说的结构是指小说各部分之间的内部组织的结构及其表现形态，包含情节结构和意义结构。情节结构是指小说的各部分情节的组织安排，意义结构是指小说的情节安排影响的意义空间。

《遥远的救世主》既有引人入胜的情节结构也有令人深思的意义结构。同时，还有着旁逸斜出的枝蔓。

在情节结构中，小说通过悬念迭出的谜题结构，双线索交叉互进的情节结构取得了引人入胜的效果。

在悬念跌出的解谜结构中，小说给出了几个谜题。一是对丁元英的认识；二是扶贫的设计与进展；三是丁元英的归宿。

小说在开始就通过别人的口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魔”的形象，肖亚文向芮小丹说丁元英“是魔、是鬼都可以，就是不是人”，“丁元英不同，他跟正常人的思维颠倒了，说鬼话，办鬼事，倒行逆施，但是还有道理，像魔”。随着情节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对丁元英的认识有了较大的变化。最终发现他并非“魔”，而是建立在独立人格基础上的思考极具深度和广度，令常人难以理解，但并非不可理解。

在扶贫的设计与进展的谜题中，我们又有了阅读期待，扶贫事件照丁元英设计的是在北京摆摊儿，用柏林、伦敦、巴黎三个城市当托儿，让斯雷克公司当打手，让法院、媒体起哄，让伯爵电子公司落井投石，从乐圣公司碗里化点缘。核心在一个小聪明上，小聪明的文章做好了，就能诱导乐圣公司的大聪明，而潜伏在小聪明其中的，是大智若愚。为了不让大多数农民患上精神绝症，这事得拆分成发烧友的公司和农民的生产两个部分，允许几个股东去扒井沿儿，能不能爬上来取决于他们自己。对农户，从基础设置就不给他们期望天上掉馅饼的机会。丁元英说自己救不了他们，他能做的，就是通过一种方式让农民接受市场经济的生存观念，能救他们的只有他们自己。在管理农民上，丁元英设计了用小农意识治小农意识的方式，借钱给农户，帮他们建立一个生产体系，但农户和公司独立，农户之间发生贸易关系，公司只和半成品农户直接发生贸易关系。规避了生产的用工问题，产房问题，环境保护的问题。在自己的退路准备上，丁元英料定林雨峰杀他的概率很小，但也做好了受死的准备。这些十分精巧的设计，令我们期待它的现实进展。即使丁元英对复杂事物的判断非常精确，我们还会对这一精巧设计的实施有一点担忧，担忧它会不会出差错。带着这一个疑惑，我们不断发现事实，一步步逼近结果，一步步消除疑惑。

在丁元英的归宿上，我们得到的是一个未解之谜。经历了如此多的事，丁元英到底会怎样？是会像以前那样，还是变成另一番模样？如果变成另一方面模样，那么那种模样又是什么样?小说最后没有给出太多的答案。只是说他离开了古城。这个未解之谜将永远地徘徊在读者的心头，引起读者无限的遐想。

小说同样采取了双线索交叉互进的情节结构。小说以丁元英与芮小丹的爱情作为一条线索，以王庙村的扶贫作为另一条线索。两条线索交叉互进，使得作品反映的生活内容和精神含量大大丰富，也使得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芮小丹和丁元英的爱情使这部小说的内在动力，是芮小丹让丁元英给她造一个“神话”来深入地思考文化属性这一问题。这才有了丁元英为王庙村的扶贫设计了一招杀富济贫，才有了对“拯救”和“个人道德平台”的思考。

笔者认为这部小说是一部披着爱情外衣的关于“拯救”与“个人道德平台”之思考的小说。以扶贫为主要线索，以爱情为次要线索和引子，两个线索交叉互进。

在小说的意义结构上呈现出未知结构和两难结构。

未知结构是指一部作品最终为读者呈现了结论的未知，一会儿读者认同的是这个结论，一会儿认同的又是另一个结论。这些结论都有自己的道理。它们之间是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在相互诘问与辩难中使读者在感受和思考中不断深入地探究，不断更新自己的想法，没有尽头。在这种结构里，结论永远都是未知的。

小说在“拯救”的主题上呈现出一种未知结构的模态。一方面，丁元英认为这种扶贫是不救之救，农民本身获得的经济利益与自身受到的损害不成正比，发烧友群体也没有成功的爬出深井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由此还被人说成是扰乱市场，亵渎法律。因此，他是错的。另一方面，丁元英这种做法毕竟让王庙村村民赚了钱，使他们接受了市场经济观念，毕竟让发烧友看了上流社会的世界一眼，毕竟让他们自己做了一次决定自己命运的判断、行动，毕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引发了社会的思考。要说扰乱市场，市场还未完全开发，怎么能谈得上扰乱？法律建设还是空白，怎么能说是亵渎？因此，他做的是对的。

我们又会想，丁元英的做法让发烧友患上了精神绝症，导致了乐圣总裁林雨峰的死，他的这些做法除了引起社会的关注，引发大众的思考讨论之外，没有什么建设性。社会的发展毕竟不能以思考代替行动。他这样做是错的。但是坚持它做得对的人有会说，几个发烧友患上精神绝症和乐圣公司的败诉能够引发人们的思考讨论，即使思考代替不了行动，却也不能说没有用途。社会的每一次发展不都是以思想进步为开端的吗？

坚持丁元英做的是错的人又会说出一些道理；坚持丁元英对的人也会说出一些道理。争执不休，没有止境。

这就是未知结构。它形成了一个文化场，在场中，每一种声音都有正确的地方与错误的地方，每一个观点都有存在的理由，它们不断地深化，我们没有明确的结论，却能感受到深入的快感和酣畅，当然也有难以停息的焦虑和不安。

两难结构是余秋雨提出来的。它是指作者遇到了一个大难题，无法两者兼顾，情感和理智的矛盾无法调和。同时，作者无法放弃任何一个，而两者又是相互矛盾的，两难境界出现了。

小说中，丁元英和芮小丹的爱情即将结出硕果，却不料作者安排了芮小丹的死，天国之恋就这样在人间消失了。如果芮小丹不死，按照文章的说法，她自己会成立一个文化公司，用各种媒介传播强势文化，这样下去也就成就了世俗的爱情。然而这是作者苦心缔造的“天国之恋”，应该说作者也不是很清楚“天国之恋”到底是什么样的。那么，以芮小丹的死作为结局，以她在丁元英的心里永恒了为结局，避免了以后柴米油盐对爱情的摧残。天国之恋难存于人间，只好芮小丹无奈的死去。我们认同哪一个？当然可以站在某一个立场去做简单的判断，但是又不希望这样，所以，两难。

但是小说也有旁逸斜出的枝蔓。小说中最后一部分，写芮小丹为了一个贪官的跨国案件和他包养的二奶沈楠一起旅游生活的事情，用了很大的篇幅。如果这是作者为了使芮小丹能遇上王福海，从而造成芮小丹自己的牺牲，那书写的篇幅也过于大了。整部小说的情节失去这部分也没有受到影响。读者读完小说，对这一部分并没有太多的印象，其注意力在丁元英身上，在丁元英精巧的设计上，在格律诗与乐圣公司的官司以及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上。因此，这是一个不必要的枝蔓。

这种枝蔓对充实小说篇幅有帮助，对于作者反映现实问题也有帮助，但对于小说主题却没有帮助。这种枝蔓从照应主题上来说，应该删掉。作者却没有删掉，也许是想借此反映社会现实吧。即使如此也明显有累赘之嫌，因此，这是小说的一个败笔。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