屁股被打开花，古代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特殊嗜好”
影视剧中，“屁股被打开花”并不少见，“打屁股”似乎成为最常被演绎的古代刑罚之一。古代的统治阶级，自上而下都对此事有着特殊的情感，以至于在中国帝制统治下的几千年来，“打屁股”一直是经久不衰。
“打屁股”这种刑罚起源甚早，《尚书·舜典》就有“乍官刑”的记载。汉、魏、晋都设有鞭杖的刑罚。至南北朝梁武帝(502—549)杖刑列人刑书。梁颁有“棰杖令”，规定杖用生荆制作，长六尺，有大杖、法杖、三种。大杖大头围一寸三分，小头围八分半；法杖大头围一寸三分，小头五分：大头围一寸一分，小头极杪。(《隋书·刑法志》)北魏开始把杖刑与鞭刑、徒刑、、死刑并列，为五刑之一。北齐、北周沿袭魏制，北齐杖刑分三等：三十、二十、十；杖刑分五等：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北周、北齐均允许以金赎杖刑。隋代废止鞭刑，以杖刑代之，另立笞刑，以代替原来的杖刑。隋杖刑分五等：、七十、八十、九十、一百，凡所犯重于五十笞者，则入于杖刑。唐代杖刑同于隋。
笞刑并不是简单的作为一种惩罚，这种刑罚还广泛作为刑讯的手段。前述秦朝李斯之事就是著例。“据温舒所言，考囚之酷，秦为最甚，夏侯婴以受伤人，而笞掠至数百之多，其他之恣意笞掠更可知矣。”（《历代刑罚考》）隋唐之后，这种刑罚作为拷问工具依然被保留，且残忍程度不亚于秦代。
影视作品中在拷问犯人时实施的杖刑
最初的笞刑并不规范，笞打什么部位、用什么刑具、怎样施刑，都没有严格的规定，答数最多竞达四百，常常是刑未毕而人已亡。汉景帝八年颁布《棰律》，对答刑作了详细的规定、规定用刑的部位为“臀”。这样就避开了人最重要的胸、腹、腰等要害部位。但并不包括笞背，而相传只打屁股不打背的做法是从唐太宗那会儿开始规定的。
甄权是唐初著名的针灸学家，曾长期担任潞州地方官李袭誉的随军征士。后来李袭誉官至少府监，甄权拿自己精心绘制的《明堂人形图》给他看，李袭誉将其献给唐太宗，李世民觉得很有用处，就下令修订，修订完成后唐太宗仔细观阅。他发现人体经络穴位多集中于胸和背，而臀部穴位则较少。唐太宗于是联想到五刑中的笞刑，遂下令以后施行“笞刑”一律不准打背，而只能打屁股。
唐律规定：杖皆削去节目，长三尺五寸。讯囚杖，大头径三分二厘，小头二分二厘；常行杖，大头二分七厘，小头一分七厘；笞杖，大头二分，小头一分五厘。并规定“决杖者：背、腿、臀分受”。“杖长短粗细，不依令者笞三十。”
宋沿唐制，杖刑亦分五等。宋代杖刑的特点是广泛用它作为附加刑，流刑、徒刑甚至杖刑、笞刑都加杖。《宋史·刑法志》称：“凡流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十七，并配役一年。凡徒刑五：徒三年，脊杖二十；徒二年半，脊杖十八；二年，脊杖十七；一年半，脊杖十五；一年，脊杖十三。凡杖刑五：杖一百，臀杖二十；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三。凡笞刑五：笞五十，臀杖十下；四十、三十，臀杖八下；二十、十，臀杖七下。”
元代杖刑自六十七至一百零七，共分五等，每等以十为差。除讯杖外，皆臀受。元朝之所以由十减七为基数，据说世祖曾言：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
这些都是定了罪之后，打的次数有限制的，如果是拷问，那就没什么限制了，可劲地随着审问官员的心情打吧。唐朝的法律规定：“诸考囚不得过三度，数总不得过两百”，远超笞刑的最上限，考囚所用的刑具称“讯囚杖”长度和一般的答杖相同，为三尺五寸，但其大头径三分二厘，小头径二分二厘，比一般的笞杖要大要宽的多。至于司法官员的法外用刑，更是不可胜数，以至唐人牛希在《刑论》中指出： “棰考之下，易以强抑……且桎梏之苦，笞杖之严，轻罪者愿重刑而获出，无辜者畏残害而求死。”宋朝的规定与唐朝如出一辙，按宋刑律，考掠总数不得超过两百，每次不过三十，但是司法官员并不受此限制，“州县不用荆子而用藤条，或用双荆合而为一，或鞭股鞭足至三五百。”（《文献通考·刑考》）
到了明代，“打屁股”这种刑罚发展到了巅峰级的状态。明代杖刑依唐、宋制，其数自六十至一百，以十为差。明朝的刑法规定，笞和杖刑的刑具都是荆条做的。笞刑荆条，大的一头径二分七厘，小的一头径一分一厘；杖刑荆条，大的一头径三分二厘，小的一头径一分一厘；另外还有一种讯杖，大的一头径四分五厘，小的一头径一分一厘。三种刑具都长三尺五寸。行刑时，笞和杖打臀，讯杖打臀和腿。犯徒刑、流刑罪皆以杖作为附加刑。徒一年加杖六十，一年半加杖七十，二年加杖八十，二年半加杖九十，三年加杖一百；流刑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皆加杖一百。又行折杖之制，以五折十。廷杖是明代的律外重刑，即皇帝在朝廷上敕令杖打大臣，由太监指挥用刑，是专门惩罚触犯皇权的官员的特殊刑种。
如果说拷问囚犯现了古代刑罚的不受约束，那么廷杖就更是如此了。所谓廷杖就是由皇帝决定，在殿庭之上对违反旨意的大臣施用的杖刑。此制最初起源于东汉明帝的鞭杖九卿，隋唐时期盛行起来，隋文帝、唐玄宗就非常偏爱“廷杖”。史载文帝杨坚“性猜忌”，“每于廷殿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如果刑吏不用力打，就要处斩。彼时，楚州行参军李君才上书触怒杨坚，“文帝大怒，命杖之，而殿内无杖，遂以马鞭笞杀之。自是殿内复置杖。”杨坚倒是一点也不避讳，他曾下诏解释为什么要用廷杖，理由是有些官员不听话，如果按照律法处理，其罪轻，然而以情理而论其罪重，不立即决罚，无以惩肃。那么什么是“情理”呢?估计纯粹只能取决于皇帝个人的喜怒哀乐了。上梁不正下梁歪，地方官吏纷纷效法君上，史载当时“上下相驱，迭行捶楚，以残暴为干能，以守法为懦弱。”（《历代刑法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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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硬木廷杖
这一毛病也遗传到了唐朝皇帝的身上。唐玄宗李隆基也喜欢在朝廷之上，随心所欲，大发淫威。当时监察御史蒋挺触怒玄宗，玄宗以豁决杖刑稍轻，敕朝堂杖之。黄门侍郎廷珪奏道：“御史宪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当杀即杀，当流即流，不可决杖。士可杀，不可辱也。”但是，制命已行，蒋挺还是当庭被辱。（《旧唐书·张廷珪传》）
廷杖最终是在朱元璋的手里“发扬光大”了。朱元璋几乎将廷杖制度化，为他的后世子孙所效仿。洪式八年(公元1375年)，刑部主事茹太素向朱元璋上书指摘时政，其中谈到数年以来有才干的人被杀被罢剩下已不过百分之一二，现在占着职位的大多数是一些迂儒俗吏。朱元璋听了很觉得刺耳，当面呵责，并将他廷杖。
廷杖的时候，众官员要到午门樨西左边观刑，意在“打一做百”，廷杖由锦衣卫行刑，东厂太监到场监刑。因此太监的权力很大，简直可以说是生杀予夺，行刑者们通常是根据监杖太监的暗示决定下手的轻重。
当监杖太监喊“着实打”，却将两只靴尖摆成外八字形时，便是要行刑人手下留情，别把人打死，犯官虽被打得皮破血流，但骨肉不伤；如果喊“用心打”，并将两只靴尖向里一敛，就是暗示往死里打，犯人但见皮肤红肿，而内里却受伤甚重，被罚者也就很难有生还希望了。为了更好地执行监杖太监的命令，行刑人也需要练习，当时负责施行廷杖的校卒在训练时，一般要用皮革做成两个人体模型，一个里面放砖头，一个里面包上纸，然后给它们穿上衣服。放砖头的模型是来练习“外轻内重”手法的，要求做到看起来打得很轻，衣服都没有破损，但其实里面的砖头都被打碎。包纸的模型是用来练习“外重内轻”手法的，要求做到看起来打得很重，但其实包裹里的纸都不曾毁损。
据朱国桢《涌幢小品》卷十二记载：明初(成化以前)，凡廷杖者是穿着衣服受刑，到正德初年宦官刘瑾专权时，廷杖的执行方法变了，受杖的大臣必须当众褪去裤子。这样，廷杖就不单纯是肉体的惩罚了，还是对人精神的巨大摧残。廷杖足以将大臣的清高傲骨彻底打垮，让他们彻底地臣服于帝王的淫威之下。
明代施用廷杖最多的是正德、嘉靖两朝，明朝历史上两次最著名的廷杖事件就分别发生于这两朝。据《明史》记载，正德十四年(1519年)，明武宗打算南巡，许多大臣苦苦劝谏，武宗大怒，命令把进谏的146位大臣都拉到午门外罚跪5天。5天后，又分别将这些朝臣处以杖刑，带头的打80或50棍，其余一律杖责30，其中有11人当即死于杖下。
这个记录不久被嘉靖打破了。明武宗三十而亡，并无子嗣，其堂弟朱厚熄遂由旁系坐上皇位，是为嘉靖皇帝，嘉靖既由藩王身份继承皇位的，按照儒教礼仪算是过继到武宗之父孝宗弘治皇帝这一房，应该尊崇弘治为皇考，对自己的生父只能称“皇伯考”，但这位当时只有18岁的小皇帝硬是要尊崇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皇考“，并追封为“皇帝”，同时将母亲的尊号“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中的“本生”二字去掉，加封为“皇太后”，于是就出现了“大礼仪”事件。嘉靖此举引起轩然大波，众官不断上书阻止，甚至有230位大臣在左顺门集体跪拜哭谏，其中还包括两位相当于内阁总理的大学士，嘉靖非常生气，五品以下大臣134人都遭到“廷杖”，致死者达17人。
想象一下，上百人被扒下衣服，露出白花花的屁股，齐刷刷排在太和殿下，上百根棍子同时起落，一时间声响震天，血肉横飞。这种场景，真是让人一阵作呕。
在这种棍棒之下，身体不好的官员估计就够呛了，大宦官刘瑾就曾在午门杖死过23个大臣。行刑过程中，卫卒的喝叫声似虎狼咆哮，受刑人的惨叫声撕心裂肺。观者股栗，闻者胆寒，这种惨象出现在堂堂大明王朝的朝廷上，发生在忠心耿耿的朝廷大员的身上，对于号称以忠孝治国的明王朝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电视剧《万历首辅张居正》中众人受廷杖的场景
后来，明朝的知识分子们在这个“打屁股成风”的年代中，竟然爱上了被打。在他们看来，大臣们被杖之后，立即以敢于廷争面折而声名天下，并且名垂“竹帛”。死是人人都惧怕的，但只是屁股上挨几板子就可以名垂千古。因此，不管朝廷讨论的事情是对是错，纯为反对而反对，而冒险骗取廷杖的也大有人在。只是屁股上挨几板子就可以名垂青史，在这种“屁股效应”的巨大诱惑下，那些善于投机取巧、热衷沽名钓誉的知识分子，也只好让自己的屁股受些委屈了。
万历年间，由于张居正被万历下令“夺情”，有些御使们发现了好机会，纷纷上书反对。最终，惹恼了万历皇帝让领头的吴中行、赵用贤等五人一起被打屁股，据史书记载，赵用贤“体素肥”，臀部脂肪丰富，虽被打得“肉溃落如掌”，但命还是保住了。在奄奄一息之际，他居然让妻子把他屁股上那坨打烂尚未掉的臭哄哄的肉，割下来“腊而藏之”，并当做一次荣誉，一份荣耀，一种资本，一座丰碑，永久保存了下来。为了一时之名利，嗜好被打屁股，这种思维，着实变态。
与廷杖异曲同工的另一种侮辱，便是古代对待女子受刑时，会另其“去衣受杖”，也就是脱光了打屁股。这种刑罚宋朝开始兴盛，到了明朝仍然保有，特别是犯了通奸罪责的女犯，很容易受到裸体杖刑的惩罚。明代的官员们还对此十分上瘾，甚至还取了一些稀奇古怪的名字，如“剥菱角”、“剖葫芦”、“掘芋艿”、“挖荸荠”等皆为明代针对女犯遭受裸体杖刑的污辱性刑名。而女子裸体受刑被那些内心阴暗的官吏与衙役强烈地嗜好着，他们甚至可以弄出很多名目。即便是还未升堂审问，衙役就私自先把被告妇女脱掉裤子示众，称之为“晾臀”；有时行刑完毕，也不让被打女子穿裤子，而是拉到门前大街上，称之为“卖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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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女子受杖刑图
在这种欲望的趋势下，不只有多少女子因此遭罪。清朝文学家袁枚在《子不语》中记载了这么一则故事：
荡山茶肆全姑，生而洁白婀娜，年十九。其邻陈生美少年，私与通，为匪人所捉。陈故富家，以百金贿匪。县役知之，思分其脏，相与牵担到县。县令某自负理学名，将陈决杖四十。女哀号涕泣，伏陈生臀上愿代。令以为无耻，愈怒，将女亦决杖四十。两隶拉女下，私相怜，以为此女通体娇柔，如无骨者，又受陈生金，故杖轻扑地而已。令怒未息，翦其发，脱其弓鞋置案上，传观之，以为合邑戒，且贮库焉；将女发官卖。案结矣，陈思女不已，贿他人买之，而己仍娶之。未一月，县役纷来索贿，道路喧嚷。令访闻大怒，重擒二人至案。女知不免，私以败絮草纸置裤中，护其臀。令望见日：“是下身累累者何物耶?”乃下堂扯去裤中物，亲自监临，裸而杖之。陈生抵拦，掌嘴数百后，乃再决满杖。归家月余死。女卖为某公子妾。有刘孝廉者，侠士也，直入署责令日：“我昨到县，闻公呼大杖，以为治强盗积贼，故至阶下观之。不料一美女，剥紫绫裤受杖。两臀隆然，如一团白雪，日炙之犹虑其消，而君以满杖加之，一板下便成烂桃子色。所犯风流小过，何必如是?”令曰：“全姑美不加杖，人道我好色。陈某富不加杖，人道我得钱。”刘曰：“为父母官，以他人皮肉，博自己声名，可乎?行当有报矣。”奋衣出，与令绝交。未十年，令迁守松江。
随着时代的发展，答杖终于走到了尽头。1910年清政府颁行《大清现行刑律》，正式废除了笞杖，但好景不长，袁世凯统治时期(1914年)颁布《易笞条例》，笞刑又被恢复。谁知袁世凯政权迅速倒台，《易笞条例》很快就被废止，笞刑终于被彻底抛弃。
参考资料：
《囹圄内外 中国古代监狱文化》作者: 马卫国
《中华刑罚发达史 野蛮到文明的嬗变》作者: 罗翔
《文史说例》作者: 周学田，蒋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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