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致重 | 论中医学的定义
· 1944年生，国内首届中医研究生毕业（医学硕士）、主任医师、教授。
擅长中医内、妇、儿科临床治疗，通达中医经典及理论与临床教学。2000年以来，在香港、台湾三所大学执教中医十年。讲授过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黄帝内经等八门主要课程，其中中西医学比较和中医哲学导论，是中医教育史上的首开与独创课程。
以往给医学下的定义是“研究人类生命过程以及同疾病做斗争的一门科学”。
医学对于中医学（即中医药学，简称中医）和西医学（即西医药学，简称西医）来说，是属概念与种概念的关系。然而长期以来，“以种代属”、“种属不分”一一作为医学种概念的“中医学”与“西医学”，至今没有确切的定义。
中医与西医是两种包括各自的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临床技术、药物学等内容的各具特色的医学科学体系。本文从中医与西医各自的基础医学入手，对两者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特点三要素加以比较，旨在给中医一个定义。
研究对象是一个学科形成的基础，也代表了该学科的本质属性。20世纪50年代，社会上流行着一种说法：中西医研究的对象都是人。这种说法貌似合理，其实很不准确。
准确地讲，中医与西医的服务对象都是人，但是由于受研究思路和方法的影响，各自从不同角度选定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就是说，服务对象不能等同于研究对象，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的含义完全不同。
中医研究的对象是人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及其运动、变化；
西医研究的对象是构成人的器官、组织、细胞、分子的结构与功能。
具体地说，中医在不打开人体“黑箱”，不干扰活的生命过程的条件下，把人作为一个整体与自然、社会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着重研究生命过程中自然流露的，依靠望、闻、问、切四诊所收集的机体反应状态——脉象、舌象、神色形态以及病人表述的临床表现等，然后才从状态及状态运动的过程总结人的生理与病理规律。
故《黄帝内经·五运行大论》说：“候之所始，道之所生，不可不通也。”
所谓“候”，就是生理与病理的表现，即本文所讲的“机体反应状态”，中医上规范的说法叫“证候”；所谓“道”，就是生理、病理规律对象，才逐步形成了总结“候”的运动变化规律的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中医药学。
中医研究的是整体状态的人，中医的全部理论与实践都是以状态为中心，研究状态的识别、运动，着力于状态的调整、控制。中医的藏象是对全部状态的单元分类，而不是整体层次以下的“器官”的概念；中医的病因、病机是对病理性状态演变规律的概括，而不是致病因素作用下的生物物理、生物化学的变化。对疾病的诊断、预后的判断、药物功效的评估、疗效标准的制定等，无不是以机体反应状态为依据。
西医的研究对象则不同。西医首先以解剖分析的方法把人拆成零件，然后分头研究构成整体的各个器官、组织乃至细胞、分子的结构与功能，从而认识局部的生理规律和病理特点。在西医看来，人是器官、组织组合的机器，西医的理沉论与实践都是以结构与功能为中心。
西医也有症状鉴别诊断之学，但它对每个症状出现的原因都归结到局部结构或功能的改变上。对于症状，西医在找不到结构或功能改变时，常常把一组同时出现的症状命名为“综合征”。这种“综合征”也称为查不出病理根据或致病因素的“症候群”。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黄帝内经》中早有“其死可剖而视之”的记载，但这也不能说明中医将其研究对象定位在器官与组织上了。从《黄帝内经》到清代的《医林改错》，我国历史上关于人体解剖的研究始终十分粗浅，充其量不过屠夫所见，这种水平不足以构成医学，也无法与博大精深的中医相比。
中医藏象学说虽然用了肝、心、脾、肺、肾等名称，但藏象学说的根本依据是“所见于外，可阅者也”的“象”，即机体反应状态。如果把中医中的肝、心、脾、肺、肾称之为木、火、土、金、水，甚或在不改变其内涵的条件下称为A、B、C、D、E，其实亦无不可。
古代医籍上关于人体解剖的粗浅记载，应看作是西医在中国的萌芽。虽然古人也有从解剖的角度认识构成人体各个细节的愿望，但是由于历史和方法的局限，西医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如果因为古代医籍中曾经有过解剖的点滴记载而认定中医的研究对象与西医相同，不只是反宾为主，而且是违背事实。
因此可以准确地说，以打开与不打开人体“黑箱”为定界，中医与西医把人分为两部分：中医研究的是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即证候，或可称“状态的整体”；西医研究的则是构成整体的各个局部的结构与功能，或称局部结构与功能相加的整体。
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医研究的对象常因“直观”而受到非议，这是没有道理的。
其一，中医依靠望、闻、问、切四诊而收集的研究对象，与单方面依靠研究者直观的研究自然界的物候、气候不同。主观上有医生的刻意索求，客观上有会思维、能讲话的研究客体（即人）的主动提供。因此可以全面、具体、真实地把握客体的生理与病理状态。
其二，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控制论引进我们世界观的一个基本观念是······世界是由物质和能量组成的古老概念已经让位给世界由能量、物质和信息这三种成分组成的新概念”（《控制论基础》俄・列尔涅尔著）。按照这个新概念，中医研究的“状态的整体”，即信息的整体；西医对局部器官、组织、细胞、分于的研究，即对人在不同结构水平上的物质、能量的研究。
正如控制论创始人维纳说的那样：“信息就是信息，既不是能量，也不是物质。”因此中医研究的信息（状态）是构成人的三种成分之一，在当代科学中有其无可非议的存在的空间。西医所研究的人体结构与功能，是对人在物质、能量层面上的研究，它无法、也不可能代替中医的机体反应状态。
其三，中医研究的对象是自然与社会因素（如土地方宜、自然环境、时令、气候等）、心理因素（如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与生物因素共同作用于人的结果。也就是说，中医站在活的人身整体的高度，一开始就把生物医学、社会医学、心理医学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与西医着力于局部结构与功能的研究相比，能动地减少了“抛开整体修零件”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其四，中医研究的病理性信息，是人体五藏六府、气血阴阳在致病因素作用下阴阳盛衰、邪正消长、藏府虚实的总结果。而西医重视致病因素作用下的局部器官、组织病理改变，却对全身各器官、组织的联系与关系注意不够。
相比之下，一者着重于整体的人，一者着重于局部的人。按照系统论关于“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论断，中医研究的对象更能代表生命过程的真实。由此可见，中医的研究对象不仅是我国古代医家的明智选择，而且从当代最新科学上看，也是不容怀疑的。
医学是伴随着人类生产与生活实践而存在的。
我国古代，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前，由于客观上没有为中医提供合理的、先进的研究方法，而对脉象、舌象、神色形态和病人表述的各种临床表现等机体反应状态，以及自然界的气候、物候等，人们找不出彼此的相互联系及其运动、变化的普遍规律。所以医学一直处于经验性的对证治疗的水平而长期停滞不前。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中国的形上学研究达到了空前的发展高度。随着阴阳五行学说的形成与发展，中医发展取得了质的突破。
《黄帝内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医跳出了经验的窠臼而进入理论思维阶段，形成了以藏象学说为核心的中医基础理论体系。应该说，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医赖以形成与发展的方法论。
从方法论而言，到目前为止，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只有两大类，即还原性方法和系统性方法。还原性方法习惯又称“分析方法”，即把事物分解为若干层次和不同的组成部分，一个一个的加以研究的方法。这种方法产生于西方，兴盛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数学、物理学、化学为基础，至今仍然是自然科学领域主要的研究方法。西医就是以分析方法得到长足发展的。
系统性方法习惯又称综合方法。它是在哲学方法的基础上，随着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学说的出现而逐步形成的最新科学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是研究复杂事物——即研究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时，最理想的方法。自20世纪50年代问世以来，以不可阻挡之势，改变着科学的前景以及人们对物质世界的看法，引发了震惊世界的新技术革命。
控制论创始人之一、著名科学家钱学森
控制论创始人之一、我国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教授，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多次强调：“西医起源和发展于科学技术的分析时代，…人体科学一定要有系统观，而这就是中医的观点”，“中医理论包含了许多系统论思想”。
在钱学森的带动下，80年代我国中医药界发表了大量文章，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中所蕴含的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的合理内核，为中医研究方法由早期的系统方法到现代系统方法的升华，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关系时，有两个问题是不容忽视的。
第一，研究方法是科学发展的动力。就是说，科学研究的方法是认识和改造对象的工具，是对对象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飞跃的桥和船。如果中医没有早期的系统方法，即阴阳五行学说，今天的中医充其量不过是只知对证治疗没有辨证论治理论的经验医学。同样，如果西医没有近代物理、化学基础上的解剖分析方法，今天的西医也不过像清代王清任那样，不懂得何为循环系统、泌尿系统、神经系统，甚至也还将腹主动脉称为“卫总管”、“营总管”呢。
第二，对象对于方法来说，是选择与被选择的决定性关系。就是说，一定的研究对象必然要选择一定的研究方法。就像“淘沙以取金，治炼而成钢”一样。如果方法不对，面对金矿和铁矿，望眼欲穿照旧一无所获。假如用阴阳五行学说可以解开人体器官、组织、细胞、分子的难题，那么“西学东渐”以来西医将一点一点被中医同化，今天的世界将不再存在西医。同样，假如解剖分析方法可以解释信息或机体反应状态的问题，40年“中西医结合”的努力，中医也早被西医所同化。由此可见，中医依赖系统方法，西医依赖还原方法，这是各自研究对象对研究方法的必然选择，也是两种医学的根本区别与特点。
值得庆幸的是，历史已经给中医学的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新的机遇，引发了当代新技术革命的系统方法正等待我们去学习、去掌握、去运用。
以人为客体，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认识和改造各自研究对象所积累的全部知识，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两个医学体系。两者相比而言，西医基础理论主要来源于实验结果的归纳；中医基础理论则是综合、演绎的系统状态模型。
西医在研究器官、组织、细胞、分子时，首先采取解剖方法或借助显微镜、X光，弄清各局部的结构；然后以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的方法，通过实验了解各个局部的生理功能及病理反应。在药物的研究上也是这样，首先依据生理或病理的需要，设计药物物理或药物化学实验以取得预想的药物；然后经过临床实验以过渡到人体并取得效果而成为一种新药。在西医基础研究上，不承认经验，也不承认演绎，把全部实验结果归纳起来，便是西医的基础理论。这种理论很直观，看得见、摸得着、易掌握，可以通过相应的物理或化学实验随时重复。
系统状态模型，是指中医先把望、闻、问、切所获取的不断运动变化的全部状态，看成一个整体系统的反馈，然后按照性能、特点或设计需要，根据系统的反馈进一步把整体划分为若干相互联系的子系统（或称单元）。这些子系统虽然以心、肝、脾、肺、肾，胃、胆、膀胱、大肠、小肠、三焦等相似于器官的名称命名，但它不是器官本身，而是由同类状态组成的生理模型，所以称之为藏象而不称为脏器。
按照信息论最基本的思想：信息论只研究事物在“做什么”，而不关心事物“是什么”。所以，中医用不着琢磨构成人体的组织、器官在不同层次上“是什么”，只要通过这些不断运动变化着的状态，把握整体层次上的人在“做什么”。在发挥什么作用、产生什么效应的过程中，按照阴阳五行学说的原理加以抽象、演绎，所形成的种种状态模型，便是藏象理论。中医的生理如此，病理也如此。
中医的病因，是在分析疾病发生原因时，基于病理状态抽象、演绎的病因模型。比如把出现“善行而数变”之类状态的原因归咎为“风”，把具“润下”、“缠绵不解”之类状态的原因归咎为“湿”。它不同于西医讲的致病因素一一自然界找不出什么“风素”、“湿素”，也不同于自然状态下的风或湿。看不见、摸不着，离开了病理状态，离开了疾病现场，病因便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了。
中医的病机，是对临床上相互联系的一类病理状态产生原因的推理、判断中，概括而成的病理状态模型。如“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诸呕吐酸，暴注下迫，皆属于热”等。
中医的诊断是以病人临床表现为对象，以各种生理、病理状态模型为参照系，来识别发病机理和原因的过程。
中医的治则是针对病理状态模型而制定的对疾病控制、调整的战略。
中药的理论也具有模型性特点。其四气五味、升降沉浮、功效、归经，也是以病理状态模型为标准，以临床疗效为基础而概括出来的相应的理论模型。它不讲有效成分，不讲“药物物理学”、“药物化学”的标准，却能在中医理、法、方、药一系列模型的联系中，依据自己的特定标准在促使系统状态模型的转变中合理、有效地控制疾病。
中医是长期的实践检验中不断概括、不断完善的理论模型，是关于整体层次上机体反应状态及状态变化规律的学问。
如果照《黄帝内经》中“候之所始，道之所生”的道理，给中医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中医学是研究证候及其变化规律而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如果把研究方法也包含进去，那么，中医学则是以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论、方法研究证候及其变化规律而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如果从发展的眼光看，用本文上述讨论中使用的现代术语来讲，以系统方法研究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谓之中医学（或中医药学）。
（注：本文原载于《医学与哲学》1995年第12期，发表时署名”韦黎“，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与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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