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枫：关于票证的记忆

　　我最初把幸福社会理解为得到想要的东西不需要太多的条件或代价；苦难和贫穷反之，为一份果腹口粮，要付出的血汗里甚至包括命。当我在小学作文本里语气铿锵地表白为祖国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努力学习的决心时，却同时感到隐隐凄凉——太遥远了，我担心自己活不到2000年；即使有幸熬到那天，我是不是像神仙一样老，咬不动免费的硬糖？表面的高尚之下，涌动着私鄙的烦恼——作为孩子，我还体会不到信仰的感召，只想着物质的好处，想着按需所取，想着尽情吃肉。那个年代，爸爸梦想买辆永久牌的二八男车，全家为此省吃俭用、多年积攒，爸爸已一一备齐工业券，只盼着单位分配的宝贵的购车券能早日落在自己头上；今天的商场里，轻易可以看到初中生用自己的压岁钱挑选着花花绿绿的山地车，不需要什么票证，假如有足够的钱他可以买来任何物品——购物的简化过程比所有言辞都更能让我切实体会我们正向着幸福的方向前进。这个被童年迷人幻想过的2000年终于抵达，我庆幸自己健康，尚且年轻。穿着千里靴的时间一下子就从身边迈过去了，我像魔法中瞬间长大的孩子。某天，我突然意识到一件有意思的事——当服务质量令人不满时，我不知不觉学会以义正词严的态度表达意见，这不仅因为我已享有成人身份，更重要的，我已淡忘，售货员曾是我眼中最有权力的职业。
　　售货员决定五分钱的醋到底能打到半瓶还是三分之二，心情好的时候能否多给你舀上一勺黄酱，篮子里的鸡蛋是大是小，猪肉是肥是瘦。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售货员大多态度恶劣，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配合他们心理上的权威感。曾经的物质贫乏是件让大家丢脸的事，但这确实给售货员们长足面子。我回忆起自己如何对卖菜的叔叔阿姨甜言蜜语，希望他们受到讨好语气的贿赂少给我点儿烂菜帮子——生活已在教导十岁的我学习屈辱的好处。一进入副食店的大门，大缸里的酱油、醋、花椒、大料和糖……它们混合在一起那种复杂又熟悉的气味让我兴奋。在攒动的人头后面，隐隐露出售货员深蓝的大褂，我立刻习惯性地乖巧起来。
　　住在我家三楼的刘勇叔叔，一直被认为是院子里的能人，“路子野”，令人信服的例证是他与好多售货员关系莫逆，能买到又大又好的鸭梨。售货员身居要位，他们看守着令人向往又不能轻易得到的东西。一个售货员可以仅仅因为给领导在案板下私留几块好肉，就把自己的几个儿子全从工厂调进机关。今天听来多么可笑和荒谬，却是那时颇为合理的逻辑。排队的时候我最经常展开的幻想就是与售货员熟络，他抬眼惊讶地发现了我，马上热情地打招呼：“快到前面来。”人们羡慕地瞅着我，而我，笑着摆手：“没关系，李叔叔，马上就排到了。”可事实相反，落在队尾，我遥望着手起刀落的售货员暗自揣想他的脾气与情绪，担心会不会受到某些无辜的牵连——他们对小孩子一般态度更为恶劣。顺着油渍渍的黑围裙和寒光闪闪的刀刃向上看，我害怕遭遇一张不耐烦的严厉的脸。尤其不愿碰到那个中年妇女，她特别势利，凡见小孩来买肉，刀锋一偏，专拉油腻的肉皮和肥膘。轮到她当班，我宁可在副食店里四处转转，争取熬到她换班。为了得到稍瘦一点儿的肉，我可以一等再等——时间是一种不具备什么价值、专门用以消耗的物质。漫长的一无际涯的队伍并不让人反感，相反，它调动起人们参与的积极性——经验告诉我们，在队伍的最前端，一定出售着什么价廉物美、需要凭借运气才让碰到的商品。
　　买肉的人们一步步向前移动，终于轮到我了。我彬彬有礼，期待着赢得售货员的好感：“叔叔，我要二两，请您给我来点瘦的，好吗？谢谢。”我的礼貌从未奏效，但我坚持，想象着下次会有不同。当我一脸堆笑，换回显然属于边角料的一小团肉，我涌起失望，乃至失败之感。如果没有得到谄媚的实惠，我立刻就意识到谄媚的羞耻。拇指的指肚隔着濡湿的草纸微微陷进牲畜的肉里，我感到一阵恶心。更糟糕的情形是什么也得不到。当案板上的肉只有小半扇了，为了防止别人加塞，队伍衔接得越来越紧凑。有一次大能人刘勇叔叔从后面走过来，借着和卖肉的售货员攀谈之机不排队就买走了整斤肉，秤杆有力弹起的一瞬售货员迅速从盘子上抓起那块肉——我们都明白，那绝对是超过一斤的分量。刘勇叔叔在旁人交织的蔑视又羡慕的复杂目光中离开。正因为他提前买走的这斤肉，轮到我的时候，肉案上空了，售货员漫不经心地用刀刮着案上的油泥。队伍在身后一下散开，而我还怔怔地站在原地，眼里汪着委屈的泪水。排了整整几个小时，别人却轻易夺取我按照顺序本应得到的部分。为什么他就可以不排队？我愤怒，却毫无办法。我多希望每个人都遵守纪律，孩子也能享有平等的机会——排队，肯定是由弱者发明和提倡的。强者创造顺序，而不是遵守；而弱者的服从也是理智的选择，否则他甚至得不到最少的供应。
　　好在还有间或的成功作为鼓励，加之买肉剩下的零币可以归我，它们当当地掉落进存钱罐里，悦耳动听——如果没有这些辅助条件，我早对买东西失去了兴趣。最有成就的一次，是我买到一块新鲜诱人、靠近肋骨的好肉，我现在几乎能够回忆起它狭长的形状和漂亮的颜色。大约是切割的分量与我的要求精确地吻合，售货员没有像平常那样搭配一块肥膘，才让我占足便宜。那只死去的猪身份非凡，它刻意要在一个孩子的头脑中留下经久不息的印象。用来包裹肉的，并非平日那种粗糙的稻草纸，代之以一张翠色欲滴的荷叶。回家一路欢畅，在妈妈面前急于邀功请奖，我小跑起来，不时嗅嗅，植物叶片的清香和生肉的味道古怪地交融在一起。晚餐的主菜是红烧肉，每个人的盘子里都分到了几块——这是几两肉除以人口的平均数。饭桌上格外安静，整个房间里弥漫着鲜香的肉味儿，谁都能感觉那种幸福。我吃了两口米饭，看着碟子里汤汁红亮的红烧肉，视觉享受几乎直接转换成味觉享受。第一块肉被牙齿精细地分解为一丝丝的纤维，经过很长时间的品味之后才咽下。当米饭吃完的时候，盘子里的肉还节省下三块。我把它们一起吞到嘴里，浓香的肉味儿集中散发出来，那种浪费的享受让我充满快感。
　　吃红烧肉的时间一般发生在月末，妈妈从来不舍得在中旬以前把肉票用光，总要留出一些斤两以备客人来访。如果没有客人，月底就会把剩下的肉票花掉，要不然就作废了。我盼望今天月初，明个就到月末——我盼望时间加速流逝以使盛满美味的饭桌张张相连。如果快点过年就更好了，妈妈会在小白菜丸子汤里加一把粉丝，汤面上浮动着几滴诱人的香油，我喝得烫掉了上牙床的黏膜。现在总觉得鱼翅像粉丝或粉条一类的东西，除了它们形状相仿，可能还有些心理基础——这是票证时代给我留下的错觉——粉丝是一种珍贵的食物。当西方的圣诞老人在长袜子里装满礼物，在遥远而古老的中国，孩子们也在欢欣鼓舞地盼望春节——我想着猪肉饺子和粉丝汤像礼物满满地盛进碗里。
　　我小时候比我现在更懂得后现代，因为我曾经把天堂设想成一个敞开供应、无人管理的副食店，并且，住在那里的天使从不付账，他们从货架上任意取走喜欢的零食。而人间正形成一种普及广大的美德：节俭。主妇精确计算晚餐的油量，她们控制着手腕的力量——熟能生巧的技术使她们确保瓶口悬挂的油滴顺利回流，不会浪费在瓶子外面。食用油每月限量供应，她们看得到标明在半透明的油瓶上那隐形的刻度。与油享有同等身份的，是鸡蛋、白糖、麻酱、粉丝……它们在副食本里榜上有名。许多东西必须凭票购买，粮票、油票、布票、副食本、工业券，一些基础之物经过国家的仔细计量才发放到每个家庭。难以区分我们是在被控制，还是被照顾。仅仅有钱，并不能使你得到额外的满足——贫困年代，票证制度力图维持某种平等。其实那时候也没谁真正富有，从这点来看，票证制度也在部分掩盖着社会的贫困事实。
　　磨损的纸边，油点儿，酱汁的污迹，格子里填写着售货员潦草的出了边框的蓝色圆珠笔字迹——副食本仿佛重要文件掌握着全家命脉。我们的班主任姓吕，经常在班会上对我们进行思想教育，仿佛已预见若干年后什么样的美德和人物将日渐稀有，吕老师讲述的不外大公无私、舍己为人，从雷锋到张思德。当与她长期两地分居的爱人终于调回北京，他们没有把户口迁在一起。户口分开的策略使他家拥有两个副食本，可以更多一点占有。从吕老师的孩子小果那里，我得知另一个副食本的存在，马上开始询问小果多长时间能吃一个鸡蛋，我的心里涌动着妒意，没有联想到吕老师的做法与她的教育方针是否存在出入。
　　我们从小就明白副食本以及各种票据意义非凡。商场门口，一个等待妈妈的孩子摔倒在地上，打碎了油瓶，奔冲过来的母亲顾不得看看他的伤势已经在气急败坏地痛打他的屁股和后背：“教你好好待着，非在这儿淘！瞧瞧，油全洒了，炒菜吃什么？！”持续的拍击使孩子的哭声一颤一颤的，像洋娃娃的背部遭到拍打发出的声音，我有趣地听着。孩子的哭泣很少赢得同情，他犯下严重错误，损坏了票证特别予以限定的东西，因此而受到合情合理的惩罚。地上漫流开的金黄豆油，正缓慢地令人心疼而无可挽回地渗进土地——对于母子，这都是灾难性的一天。紧握手里的醋瓶，我望着那个挨打的孩子幸灾乐祸。东西比人更重要，副食本上的名字珍贵过户籍簿上的我们。当晚做梦，我弄丢了家里的副食本，吓得一身冷汗。身份是由白纸黑字、公章和数字证明的，离开了它们，我们无法说清自己是谁，无法让人相信本月尚未领取副食本上的特供品。是的，我们的声音无效，只能依靠外在的物质来证明自己——郑人买履的寓言要在生活中反复演绎，就此将我们的一生漫长覆盖。
　　踏板上下起落，蝴蝶牌缝纫机的针头嗒嗒作响，伴随着沈阿姨的絮叨。她埋怨着儿子的个头太大，做件衣裳这么费布——自卑的儿子一语不发，对着镜子愤懑地一颗一颗挤着脸上的青春痘。买缝纫机的时候沈阿姨管我们家借过工业券，所以对我格外热情。从她家出来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多了两粒话梅糖。我含着，鼓起一边的腮帮，甜酸的味道让我微眯起眼睛。春天的杨絮漫天漫地飞舞，我想如果我有一张很大很大的网，把这些杨絮收集起来就可以做成冬天的棉袄，我们家就用不着棉花券了，把它们全让给别人，换回好多好多话梅糖，再有剩下的棉花券，就换果丹皮和动物饼干。这粒糖特别好吃，除了它本身的味道，还融合着盼望和等待它的味道；当这粒糖完全融化在口腔里，还会被赋予回忆的味道——回忆，那是美味在产生它的利息。为纪念那粒神奇的糖，我不惜长两颗虫牙。
　　凭票购物意味着对欲望的限制。所以得到的部分所起的作用常常是更强烈地调动欲望，而不是使之满足。不足量的食物使你的胃口始终处于期待的折磨中。后来我才明白，我们劳动，我们努力，我们奋斗不息，其实全是为了争取那票证之外尚未许诺给我们的更大的部分。但是，当只拥有极少，我们只好运用变通的方法使之放大或增多——万花筒中的零星纸屑变成重瓣花朵，委屈的孩子从父母的一声责骂中猜测自己的抱养身份并开始幻想中的流离失所，一个慌乱的初吻让告别之后产生不倦的回忆……都是因为我们贫穷，因为我们小小的贪心，要把单调的“一”修改为庞大的复数。小心地揭开罐头瓶的盖子，我偷偷舔食瓶口的麻酱。芝麻酱又稠又干，麻了舌头。它需要被温水稀释后，才能拌进凉面里——稀释的美味，组成生活的营养。依靠稀释的方式使少的变成多的，这狡猾而实惠的生存技巧贯穿我的成长。也许说狡猾已是养尊处优的态度，有时稀释是必须的，甚至悲惨，比如空了的米缸旁一碗粒米可数的冷粥。爸爸的一个大学同学，我管他叫杜叔叔，也许由于他鼓凸的眼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瘦，肚皮却圆涨，不知是不是长期喝粥的缘故。后来我才听说他的故事。十多年前，由于难以忍受的饥饿他偷了大队的粮食。他的名誉受到来自肠胃的伤害。杜叔叔四十二岁就病故了，似乎，他已经提前享用尽全部的配给。在他死去数年后，爸爸的另一个同学到我家做客，我听到一种替杜叔叔辩护的说法。这位阿姨说，杜叔叔并不是为了自己才去偷粮食的，他在乡下有个患痴呆症的母亲，每天除了吃还是吃，而杜叔叔是个著名的孝子，自己忍饥挨饿没什么，就怕老母亲受罪，所以才做了令人不齿之事。他的偷窃问题复杂起来，混杂着亲情与孝义。我想起杜叔叔鼓凸的眼睛，无望乃至绝望的凝视使它们改变形状。
　　在那本名为《苦菜花》的小说里，妈妈把种类繁多、票额不一的票证小心夹在里面。我能够区分各种票证。最喜欢北京粮票，喜欢它邮票一样精密的齿孔，颜色也漂亮，花花绿绿的，细分到两。我曾想把一张粮票收藏起来，妈妈断然拒绝了我，她认为这是浪费。作为一名尽职的家庭主妇，妈妈要保证每一张粮票都准确服务于嘴，绝不是眼睛。我萌芽的审美意识被现实条件所挫伤。其实，美，就是扩大在实用性之外那浪费的部分。浪费和节俭一样，首先呈现的是条件，然后才是态度。中华民族的公认美德是节俭，但我总认为这是一种环境迫使的选择，就像沙漠背景之于仙人掌对水分的珍惜。所以每当“勤俭节约”一词以充分肯定的姿态被书写，我体会的是里面暗含的凄凉而不是沾沾自喜。节俭的本质是利用最小的原材料，创造最大的功用价值。没有人比那个赤脚的小女孩更懂得省俭，除夕之夜，她在柴梗上的火苗里建起天堂——省俭的起始和终点都含有悲剧内容，其过程，充满穷人的自欺与自我安慰。
　　当然，票证也的确使人得到一种隐蔽的安慰，它意味着某种优越资格的享有。凭票购物，说明持有者处于被管理的范围，说明他具有城市身份。数学课我曾做过一道小学应用题，算一算农场到底有几只鸡。没有副食本的管理，农民吃鸡蛋不必受到限制，如果他们舍得的话——那是一桩多么惬意、多么令人陶醉的事。但农民们却为此自卑。一个乡下人引以为傲的成就不在于他侍弄了多少庄稼，而在于，他的儿孙奋斗成了城里人——他滴落的血汗，终于使他的后人获得力量冲破泥土的黑暗。农村孩子在陋室残灯下苦读，他们的志向是争取一个受到制约的机会，一种需要凭票获得的身份。
　　今天的我坐在早晨上班的公共汽车上，观察拥挤的人群，他们中既有西服革履的都市面孔，也有背着龌龊行李到处寻找活计的民工——生存在城市，他们唯一能做的似乎就是出卖体力、充当某种工具或机器。后者仅仅因为寒碜的衣着、苦难的面容以及故乡口音而遭到前者的无端刁难和训斥。然而，两者到底区别何在？我忽然跳跃式地想到了童年的粮票，想到那些受到限制的肠胃。由于对比的微妙我暗自冷笑，受到限制而未能盛满的胃大约由两种情形构成，一种因为贫苦和饥饿，另一种因为唯美和节食——极端的寒酸和奢侈呈现出来的竟是同种模样。
　　而今，人们众口一词，感慨生活水平的提高，追忆着孩童时代的商品匮乏——除了一点遗憾，蜂拥的食品麻木了他们的味蕾，丰盛夜宴似乎不及多年前的一张香喷喷的葱花饼。作为往昔的痕迹，各种票证大多作废，成为收藏家们的新宠。票据就像一些细小缺钙的骨骼标本，它们在寂静的密室里，搭建着昨日虚像。票证一词，包含着对等物、价值、资格、有效性等多重因素，所以，虽然凭票购物的大时代已经过去，但是，票证制度依然存在，甚至是以更复杂、更内在化的形式隐身于现在。
　　凭票进入公园，象征着对景观的一次性消费。随着公园管理者的检票活动，宣告取消门票的有效性。手中捏着被粗鲁撕去一角的门票，你知道，如果看到旷世美景，一旦离去也就失去了再一次的权利；如若遭遇猛兽，亦不能反悔。不知为什么，我会想起儿时买回家的大米，即使混有沙子或是被虫子蛀蚀，也不能退换。一粒一粒耐着性子挑拣埋伏其中的小小暗器，或是趁着阳光晒晒，让那些肥腻的肉虫和身体坚硬的小黑虫自动爬出——只能自认倒霉，因为，你的粮票已交给了粮店售货员。
　　大多数人以婚姻来缔结生活上的同盟，有说它神圣的，有说它庸俗的，挤在一张床上或苦或乐地过着日子。其实婚姻就是凭票供应配偶的制度，一张结婚证换一个老婆。结婚证是短暂有效还是永久保持，要取决于双方的诚意和运气——所以，结婚证上没有期限一栏，为已婚男女留下一点儿弹性的自由，一条后退的路径，一个废除旧证、换领新证的机会。
　　我们怎能离开票证，离开它们的统筹安排？钱包里有你的身份证，派出所有你的户口底，人事处有你的档案材料……但，岂止如此？！上帝，我们的户籍管理员，他给父母偷偷发放一张准生证，我们才得以游历这个世界。虽然由于工作繁重，我们平日从未领受他老人家的面授，可是，在工作交接时，我们会看到上帝格外的责任心——千万年，他从未疏漏任何一张！他把我们的生命票证一一转交，死神将在上面加盖黑色的印章。从此作废，一个喧哗的人，一张曾经流通的票证。只有一些幸运儿的票证能够暂时被保留，作为教科书里的肖像那是被历史选中的，像收藏家们喜欢的旧日粮票。
　　当人们无动于衷地倒掉昨晚的剩饭，我知道，凭票购物的记忆已经模糊。语词消失，然而，它的制度被继承。

　　本文选自《收藏：时光的魔法书》，周晓枫／著，201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