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思想演进史》的粲烂之花

20世纪30年代，王伯祥、周振甫一起撰写出版了《中国学术思想演进史》，此书后来多次印刷。81年后的2016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民国专题史丛书》时，也把此书影印出版。笔者所见到的正是这一版本。

全书分为九章，依次为“总论”、“先秦学术”、“两汉阴阳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晚近思潮”，既有自己的一家之言，又吸收梁启超、胡适、钱穆等人的新学说，用“显微镜”与“望远镜”相结合的方式，非常清晰地阐明了中国数千年学术演进的过程，可谓兼学术性与普及性为一体的“大家小书”。

在这本书中，王伯祥、周振甫的整体思路，除依时间顺序评述外，更主要的是：“学术思想是人类生活奋斗中所韫育的粲烂之花，……总离不了环境的影响，同时又总是归结到人类生活的改进。”“以人类社会的复杂，一时代的思潮往往有各式各样的差异，就是同一思潮，结果也会分化；所以我们倘只用显微镜去考察各个思潮的精神命脉，不用望远镜去鸟瞰各种思潮的流变情势，那末将变成各各分歧矛盾，辨认不出一个时代思潮的特点在哪里。这样，所研究的思潮愈多，将愈陷于纷乱；所以我们要研究学术思潮的流变，还得把握住每一个时代的每一种特色。从差异中看出它的一致来，从近似中辨别出它的差异来，从各种思潮的精神命脉里求出一个时代的特点，这样就可以执简驭繁，不致于给种种分歧的思潮所迷乱了。”总而言之，由于采用显微镜和望远镜两种方式结合的办法，故而历史轮廓分明，源流方向清晰，且详略得当。

由于认为学术思潮离不开环境的影响，并总是归结到人类生活的改进，所以又总是能清晰地把握每一时代学术思潮的特点，以及它们在不同的历史形势之下之所以产生和衰落的缘由。如此一来，这本书其实始终暗藏着“问题”意识，并以此由古至今，层层阐述开来。

第一阶段的核心是“神权的崇拜”。

先秦以前，神权迷信还很厉害，尊天敬祖的观念把人类整个生活听命于神。

随着宗法社会组织的完备，神的权力渐渐堕落。只要维持宗法的组织，一般人就可得到生活安定。

可是，宗法社会的根本也动摇了，使人们的生活起了很大的纷扰。

怎样谋求新的安定成为最重大的问题。

第二阶段的核心是“阶级的觉醒”。

由于要谋求新的安定的方法，便产生了先秦诸子。他们都要以其道易天下，就是都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谋安定社会。

在这个过程中，最初是研究贵族阶级究竟怎样才算合理，因为扰乱社会破坏宗法的就是那般贵族阶级。贵族阶级的问题解决了，社会的纷乱也就可以解决。这便是儒墨所讨论的中心问题。

然而，贵族阶级跟着宗法的破坏而崩溃了，士的阶级代替了贵族，社会仍然纷乱。于是问题的中心也转到士阶级究竟应持什么样的态度上了。

当政治上的趋势渐归一统时，问题又转到如何消灭士阶级的纷扰了。

第三阶段的核心为“利禄的营求”。

到了两汉，社会生活从极度的纷扰归于平静。人们便谋求怎样让这种平静的生活能够长久，于是把帝皇的特殊地位加以一种神权的保障。迷信的阴阳五行，迷信的图谶由此充斥了两汉。

在上者利用神权巩固皇位，在下者则以此媚上获取利禄，所以王伯祥、周振甫就把两汉的阴阳五行思想称作“利禄的营求”。

不过时间一长，问题仍不断呈现出来，最终引起王充的竭力攻击，认为从闻见得来的知识有时靠不住，只有反求之内心的论理而没有错误矛盾的，才可以相信，这便开了新的思潮。

第四阶段的核心为“个人的发现”。

魏晋思潮出现了。当时环境的恶劣，一班名士既不愿参与政治，又容易遭受祸害，于是就想着如何谋取个人生活的安定。

本着“轻闻见而重心知”的观念，拿来发挥光大，把内心认做一切的裁判官，把过去的一切认做待审的事件，排除一切的牵累，使内心真切表现出来，便造成魏晋的玄学。

这种一任内心的行动，正是个人自我的真正发现，但发现了之后，又该如何发展？

第五阶段的核心是“大我的寻证”。

魏晋时期，佛教已传入中国，到了隋唐而极盛。

佛学的主旨是要谋整个宇宙的安定，认个人和宇宙是打成一片。要谋一己的安定，就要谋全人类的安定，乃至整个宇宙的安定。这比浅薄的个人主义自然博大精深。

到了宋、明时期，这种个人和天地一体的观念，更成了新儒学的精神命脉。把佛学和儒学结合，便产生出适应中国环境的理学。

这个长时期的种种思潮，可称为“大我的寻证”。

第六阶段的核心是“古代生活的检讨”。

世界上的事物没有完美的。时间一长，“大我的寻证”也会在现实中产生流弊，就是专讲心性而忽略了一切实际的事情。

这个时候，清儒便起来反对，并拿实事求是来救正空谈的弊病。

而当时文字狱很密，于是学者的心思才力大都转于考证古圣人经书里的义理，所以可称为“古代生活的检讨”。

第七阶段的核心是“民族的自觉科学的认识”。

到了晚清民国，西方挟其科学的物质文明来向中国进攻，中国又陷入极度的混乱。

不断受到重大打击的中国民族，一度对自己的一切都发生了怀疑，失去了民族的自信力。

在这个时候，便有了民族主义的倡导、东西文化的争论，总之，归于“民族的自觉科学的认识”。

这便是王伯祥、周振甫当时对《中国学术思想演进史》的基本阐述，如今看来，仍是能给人很多启发。

该书的另一特点是，归纳概括，颇为精炼。例如介绍严复翻译和介绍西学到中国时，称：“于是他就翻译《天演论》，把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学理介绍到中国来。又译《群学肄言》来纠正政客的不学。译《原富》来传布经济思想，纠正士大夫耻言生利的弊病。译《法意》来传播法理。都着眼在纠正当时知识阶层的弊病。”如此，只用四句话便将严复翻译的主要著作、各自特点和作用、严复的主要意图，概括得非常恰当，而且内容丰富。

还有一个特点是，全书虽然以史家笔法，像手术刀一样解剖了中国学术思想的演进，客观准确。然而，既然是王伯祥、周振甫的著作，就有他们的一家之言，并随时渗透其中。例如对于清代的朴学，王、周二人在客观介绍了朴学的兴衰后，不忘在该章末尾做一褒扬的评价：“综观清代的朴学，他们治学方法的精密，学风的优美，实亦可以钦佩。他们考复必待证据，有时举许多例子来作证，有时举少许例子来类推，和科学的讲归纳演绎相合。他们戒曲解证据、隐匿证据和抄袭旧说，认为不道德。他们所见有不同时，虽师弟之间，也互相辨难，不以为忤。他们的辨难词气务尚笃实温厚，认盛气讥嘲为不道德。就他们的成绩讲，整理积叠的功多，创造推衍的力少，这也是时代的风气使然。他们的遗惠后学，使许多不可通解的古书都成为可读，他们的功力也实在是不可磨灭的。”

如今返回头看王伯祥和周振甫，他们的身上都留有朴学家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