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国家和个人，都需要回答的问题：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那么在两千多年前的诸夏世界，这些诸侯国们，是如何解释自己出身的呢？这些诸侯的国名往往大有讲究，蕴含了邦国所在地的地理文化信息，而且诸侯的国名，往往与他们后来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说到奠定了中国文化基调的周王朝，国人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著名的郑国为中国文化史贡献了很多成语典故；但是它们的同宗虢国，却鲜为人知。在东周历史中，虢国很早就在列国争霸中败下阵来，仅仅在成语“唇亡齿寒”，“假道伐虢”中，以目光短浅者的形象贻笑千年。但是 ，在几千年前的周朝人眼中，几个以虢为国号的同宗诸侯地位很高，他们把守着交通要道，不断提供猛将和优秀的战士，是周人的重要军事支柱。因为“虢”字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与周人军事力量的象征--老虎有关。根据先秦文献的记载，周人的祖先最早是住在半地窖式的居所；后来，周太王为了躲避戎狄侵袭，带着部落来到了岐山下的周塬，过上了定居农耕生活，开始为崛起打下坚实的基础。诗经的周人史诗《绵》，就记载了周人在周原划分田亩耕种，建设房屋与宫殿，从事耕种与祭祀的热闹场面。他们的国号“周”，本意是被田埂所包围与划分的农田，后来这个字引申出了“周边，环绕”等义项。
虢国的虎纹青铜镜
为了壮大实力，就需要提升军事素养。因此，周人经常在农闲时节，在贵族的组织下进行军事训练，在农作的同时，不忘通过狩猎来习武。根据《山海经》的记载，当时岐山之中多猛虎，因此贵族的军事训练----狩猎的重要对象之一，就是老虎。久而久之，猛虎成为了贵族武士勇武的象征。 比如周人的一支虢氏家族， “虢”字的甲骨文本义，正是“用双手搏击猛虎”。
“虢”字的本义，就是虎搏斗
在耕织与军事训练中，周人逐渐养成了质朴稳健，厚重实际的作风；和殷商善于经商，崇拜鬼神的特点相比，周人重视民意和人谋，更关注现实一些；而周人领土以西，就是各种与内亚世界有联系的半游牧-半农耕族群，周人从那里获得了不错的战士，马匹和驾车技术。凭借更进步的战车技术，西周开始了颠覆商朝的战争。在著名的牧野之战中，周军的核心，就是300名被称为“虎贲”的精锐卫队，意思是他们如猛虎般凶悍，直奔敌营。虎成为了周人战士的图腾。后来，“虎贲”扩编为八百人，是一支由勇士组成，拥有固定员额和正规编制，由天子长期蓄养的禁卫军，其统领世代世袭，被称为“虎贲氏”。周文王的两个兄弟，虢仲和虢叔在成为各自家族的族长后，就将成长过程中给自己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岐山猛虎作为族号与族徽，最后发展成了西虢与东虢。西周建国之后，两个虢国的君主都在王庭中担任卿士，师公等要职，倍享荣耀。周朝虽然会分封功臣，古代帝王后裔，乃至殷商遗民作为诸侯，但是分封诸侯的底线之一，就是以三到四个姬姓贵族为一组，把守各地的交通要道：天下的命脉，必须把握在自己家族的人手中。毫不例外，两国虢国的位置也十分险要：虢叔的封地是后来的东虢国，虢仲的土地被称为西虢，地理位置都十分险要，后来的西虢在西周末年，迁移到了三门峡附近，为天子把守要冲。三门峡地区出土的虢国车马坑，虢国铁剑以及各种虎纹青铜器，应证了虢氏家族的尚武之风：青铜铭文和历史文献记载，虢国君主经常为周天子领兵，反击淮夷，猃狁，犬戎或者太原之戎，立下过赫赫战功，见证了西周征战四方的辉煌时代。
虢国车马坑
到了春秋时代，几个历史悠久的虢国，陆续被新崛起的秦，晋，郑所消灭，周天子无力保护昔日的功臣，所以他们成为了其他诸侯的臣民。日后，“搏虎”与“虎将”，“虎臣”，都成了中国勇士的代称。
东吴的“江表十二虎臣”
郑国是一个相对年轻的诸侯，出现于西周晚期。郑国也是姬姓国，其初封地位于陕西南郑，属于典型的祭祀之地：在甲骨文里，“郑”字的本意，是地面上的酒器，表明了古代人撒酒祭奠长眠于地下祖先的风俗。虽然有浓厚的宗教意味，但是国家的地缘环境会影响到族群的文化选择。为了躲避戎狄的侵袭，郑国在西周末年搬迁到了中原地区后，可谓四面迎敌。虽然郑国曾为周平王东迁护驾，而且在春秋初期一度崛起，后来一直保持着不俗的军事力量，但是在深陷包围的情况下，周人务实的一面再次得到体现。君主选择了一套灵活务实的发展模式：与商人合作，保证工商业者的利益，在外交上也时时体现出商人的精明，灵活周旋于秦国，晋国，齐国，楚国之间，与顽强的邻国宋国形成了鲜明对比。日后的郑国著名执政子产，也以认真务实，维护国家利益，不求虚名的执政方式闻名于列国之中。
郑国的国名，与酒器有关
在周朝建立之后，纣王的儿子武庚依旧被封在殷地，继续祭祀祖先。借助新政权建立不稳固的时机，商人展开了反攻倒算。周武王去世后，为了挑拨姬周王室的内部矛盾，武庚对周人进行文化渗透：他用商朝王位“兄终弟及”的传统，教唆周武王的弟弟，负责监视商人的管叔发动叛乱，推翻执政的周公和周成王，而且还联合了东方的奄国，薄姑等东夷大国，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叛乱。而周公采用稳扎稳打的战术，先遏制叛军的气焰，再寻找破绽，各个击破。在两年的远征之后，终于斩杀了管叔与武庚。但是远方的东夷各国依旧没有臣服投降的迹象。这些人在武王伐纣时，就持观望态度，现在周人必须彻底解决掉这些祸患。于是周公继续挥师东征。由于东夷人活动的区域有很多山林水泽，遍布猛兽，这些人还有驯兽的传统，于是周军在东征途中，特别注意破坏林地，驱逐猛兽，压缩过着游猎生活的东夷人的生存圈。
周公东征彻底瓦解了商人的残余势力
在一番孤立之后，只剩下东夷大国，占据商朝旧都的奄国（今天山东曲阜）没有被击败。经过了一番血腥镇压之后，奄国被攻破，商人最后的抵抗据点才被瓦解。
鲁字与美味的鱼有关
战胜之后，周公把儿子伯禽封到了奄国故都，建立殖民政权。这个殖民政权，就是后来著名的鲁国。最早在甲骨文中，“鲁”的字形是张开口吃美味的鱼，口里尝到了鲜味，因而引申出了“美好”的意思，象征了周天子对于这个新建立的大国的期许，希望鲁国能镇守东土，团结诸侯国，镇压东方的蛮夷和殷商后裔。伯禽到达鲁国之后，按照周人的制度、习俗来进行治理，革除当地夷人的旧习俗，同时也有限度地尊重殷商遗民的文化传统，保全他们祭祀的庙宇。因此伯禽前后用了三年时间才完成了初步的稳定。为了表示对这个国家的重视，也为了表示鲁国君主拥有权威，周天子赐予鲁国君主“郊祭文王”，“奏天子礼乐”的权力。正因为在西周早期地位特殊，所以鲁国人严守周礼，春秋时代末期，吴国的延陵季子到了鲁国，还能看到完整的周朝礼乐表演；但是到了激烈变革的春秋战国时代，这种坚守在外人看来是固守传统，对时代变革比较麻木的象征，于是“鲁”字到了东周和汉代有了“愚鲁，迟钝”的负面意义。同样是位于山东大地，越过了泰山，在鲁国北面的齐国，则采取了与鲁国完全不同的发展策略。这一点在国名中也有体现。“齐”字的甲骨文含义，是三颗一起生长的作物种子，形象描绘了农作物生长的情况，后来衍生出了“一起行动，消除差别”的意思。这个含义，与姜太公治理齐国的理念不谋而合。姜太公刚刚来到齐地，发现海滨土地盐碱化严重，不能大量出产粮食作物，而且刚刚到达封地，东夷的莱国就对周人的殖民队伍开战。面对比较危急的局势，姜太公的对策是：以靠近河流，适合农耕，盛产谷物的临淄地区，作为未来的统治中心，这个盛产农作物的核心地区“齐”，成了这个诸侯国的名号。对于其他地区，则大力发展工商业，种植适合在盐碱地生长的桑树，鼓励纺织业，渔业和盐业的发展；在内政和民风上，姜太公尊重人才，推崇功利，而且要求殖民者顺从东夷部族的习俗，放低征服者的姿态，以便在最大限度上争取民心，整合力量。这种顺应本地习俗和地理环境的做法，就是齐人的“整齐划一”。在对外政策上，由于姜太公是周武王的师长，所以周天子赐予了齐国非凡的地位：可以纠正监察那些不尊重天子，不履行诸侯义务的邦国，这是齐国在外交上的齐准各国行为的义务。于是到了春秋时代，两个原本起点很高的大国渐渐有了明显区别：齐国人舒缓阔达，追名逐利，崇尚末业，勇于进取，而鲁人质朴厚重，厌恶用兵，就来源于两种不同的统治策略。所以对于鲁国而言，曹刿在长勺之战里的精彩指挥，只是历史上的昙花一现，因为鲁人认为，操纵士气的手段属于诈术，不合乎贵族风度，而且曹刿本人也是低级贵族，很难在礼法森严的鲁国有更大作为。相比之下，长勺之战失败后，齐桓公更加坚信变革的重要性，包括鲍叔牙和管仲在内的一系列人才得到了提拔任用，这才有了齐国的霸业。
宋国与卫国：祭祀祖先的遗民与宋国监视者
武庚叛乱之后，如何防止殷商人再度造反的问题提上了周王室的议程。商人治商和分而治之，就是宋国和卫国的由来。作为周人的手下败将，殷商遗民以及发动大叛乱的东夷部族要么被俘虏，要么被集中到新建立的洛阳王城，还有相当一部分商人被分到了宋国和卫国集中看管。为了以柔克刚，逐渐瓦解商人的自豪感和抵抗意志，殖民天下的周人采用了刚柔兼济的方式：保留商人的贵族，其中包括纣王的兄弟微子启，他被封为地位极高的公爵，统领宋地的殷商人。“宋”字很早就出现在商代甲骨文里，是臣属于商王的一个方国，属于古代地名。周人将殷商人称为“宋人”，意思非常明显：虽然你宋国是公爵国，但你们已经不是中原共主了，而是周天子的封臣。这是彬彬有礼的羞辱。
宋国的国号，其实是祭祀场所
从字的本义来看， “宋”的国号，与殷商重视鬼神的宗教传统有密切关系。根据甲骨文和小篆的字形，“宋”的意思，就是墙壁内种植者树木的宫社。这些宫社，是周人的文化怀柔政策：尊重战败者的文化传统，允许殷商人继续祭祀他们的祖先和土地神。所以宋国在周边诸侯眼里，依旧保留着浓厚的前朝色彩。因为保留了祖先的文化，所以殷商人觉得天命永远都属于商人，他们从本质上不接受周人的统治。比如宋国人经常以殷商后裔自居，在国内就是自称商人，在外交场合，宋国贵族公然宣称宋国是“周朝的客人”。
商人的祖先传说，与神鸟有关
殷商部族崇拜神鸟，这一传统也被宋国继承。所以，当宋襄公看到有六只鸟倒着飞过都城，在不崇拜鸟的周人史官看来，这一现象本无特别；但是玄鸟是商人的祖先图腾，所以宋襄公看了十分兴奋，觉得这是复兴商朝的天启；到了战国中期，宋都里有一只小雀孵化出了大鸟，宋国太史给宋康王解释：“以小生大，必霸天下”，结果宋康王听了不可一世，于是四面出击结果四面树敌。
知道了这些背景，宋襄公的故事也就不那么难理解了
由于坚信天命永远庇护商人，所以在春秋时代，一方面宋人以重信义，有底线闻名于诸侯。另一方面，他们经常愤愤不平。宋襄公因为喜欢做出以小博大，拼死作战的顽强之举，在失败后惨遭各种地图炮的狂轰滥炸；到了战国时代，宋国在宋康王的领导下再次崛起，他效仿祖先帝乙和商纣王，用弓箭射装满血的皮囊，号称“射天”，这其实是商人在向周人的“天命”观念进行挑战的仪式。在宋国附近，还有一个以商朝遗民为主的国家--卫国。而国名“卫”字，最早指的是士卒巡逻城池，防御城镇，用作国名，是保卫王室，巩固统治的意思，具有明显的军事色彩。
“卫”字的早期写法，有防御的意思
平息了武庚之乱后，周公和后来的周天子进行了新的分封，不仅将叛乱的商人分给齐国，鲁国等诸侯，而且还在宋国旁边设置了一个以商人为主体臣民，但由周王室成员统治的诸侯----卫国；对同一族群“分而治之”的意味不言而喻。除了卫国，其他几个大小诸侯从四周合围了宋国，以限制商人的再度崛起。后来的宋国左冲右突，但很难破除这一地缘劣势。
卫国以男女性关系开放而闻名
虽然周天子对卫国镇压商人寄予了厚望，但是春秋时代，这个国却以民风散漫自由，青年男女喜欢群交野合，组织“海天盛筵”而闻名列国；卫国的音乐，是公认的靡靡之音。最后，喜欢养鹤的卫懿公惨败于原始丰饶的戎狄，卫国都险些亡国灭种。
卫懿公成了玩物丧志的反面典型
所以不妨假设一下：如果当初商人被集体流放到了齐国，晋国，秦国等大国的边缘地理位置，以这个族群的顽强很可能会降服周边的蛮夷，成为楚国那样，与周天子分庭抗礼的大国。晋国的首封君主是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他被周天子封在古代圣王唐尧的故地，虽然封地叫唐，但是由于这个诸侯国境内有晋水，而且他的儿子燮将国都迁移到了晋水边，于是诸侯国就以河流命名，这一称号流传至今，还成为了山西省的简称。而且晋这个名号有着美好的寓意。在《周易》的《晋》里，“晋”字指的是不断向上，蒸蒸日上的兴旺景象。以晋为国号，是期待、祝愿它发展壮大。这一命名原则，同样与晋国建立时的历史，以及日后的文化发展，政治结构大有关系。在周武王去世，周成王即位后的大叛乱中，唐尧氏的后裔唐国也参与了这次大叛乱，结果被周公击败后，改封到了其他地方。而当时的山西境内，还有一些商朝时代遗留的小政权，唐国的后裔，夏人的遗民，以及各种各样的戎狄部落。其中春秋时代晋国的外卿家族：先氏与丕氏就是商代方国丕国与先国的后裔。对于多种多样的臣民结构，晋国君主的策略是尊重各个族群的文化传统，以灵活宽松的策略统治。而且晋国所在的晋南盆地，有着不错的农耕资源，耕作环境，以及解城盐池，保证了财富的充足。周天子分封这个诸侯，是晋国和黄土高原南部的其他姬姓国一样，抵抗戎狄和商朝残余势力的反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晋国在一圈诸侯中，优势地位并不明显。在不错的客观条件下，凭借戎狄和夏族杂居的局面，推动了晋兰在血统与文化上的多元化，也使得晋国人具有更加开放的胸襟接纳各国人才，在推行变革时包袱更小。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春秋初年，晋国逐步在黄土高原上的戎狄部落，和一些姬姓的同宗小国中崛起，逐步兼并了周围的魏国，虞国，虢国等实力，优势越来越明显。因此，春秋时代，晋国就以山河险要，北部地区盛产良马，而且欢迎外国人才而闻名列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