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门】冉耕：德行出众，罹患恶疾（下） / 开普饭

早在汉代，伯牛有疾就已经成为了重要的论述话题，其原因乃是冉耕有很好的德行，然他却患有恶疾，故后世探讨之重点乃是论述好人为什么有恶报的问题。因为这不符合人们所认定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扬子法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或问：“寿可益乎？”曰：“德。”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寿之不益也？”曰：“德，故尔。如回之残，牛之贼也，焉得尔？”

有人问：如何能延长一个人的寿命，扬雄回答说：有道德的人可以延寿。问者称：颜回、冉耕的行为，已经是美德的高标准了，为什么他们的寿命都没有得以延长呢？扬雄说正是因为他们有高道德所以才这样，如果颜回、冉耕做了损害仁义的事，他们哪能是这样呢？

扬雄的意思是说，尽管颜回、冉伯牛不长寿，如果按照他们的命来说，他们应当更短寿，正是因为二人有如此好的德行，才延长了他们的寿命。也就是说二人去世时的年龄已经长于他们的命。

因为没有人能规定生命究竟有多长，但是人们都希望能够长命，而以短命为不幸。王充在《论衡》中对于伯牛有疾有过多段论述，例如他在《论衡·命义》中称：

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气之时，已得吉凶矣。夫性与命异，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恶而命吉。操行善恶者，性也；祸福吉凶者，命也。或行善而得祸，是性善而命凶；或行恶而得福，是性恶而命吉也。性自有善恶，命自有吉凶。使命吉之人，虽不行善，未必无福；凶命之人，虽勉操行，未必无祸。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性善乃能求之，命善乃能得之。性善命凶，求之不能得也。行恶者祸随而至。而盗跖、庄蹻横行天下，聚党数千，攻夺人物，断斩人身，无道甚矣，宜遇其祸，乃以寿终。夫如是，随命之说，安所验乎？遭命者，行善于内，遭凶于外也。若颜渊、伯牛之徒，如何遭凶？颜渊、伯牛，行善者也，当得随命，福佑随至，何故遭凶？颜渊困于学，以才自杀；伯牛空居而遭恶疾。

《论衡》三十卷.汉王充撰.明嘉靖十四年苏献可通津草堂刻本

王充认为一个人的命和性是两回事，命在母亲受孕之时就定了下来，但性与之不同，因此有人性善，但是命凶，也有人性恶，但是命吉。所以有的人即使行善也会得祸，有的人行恶也可得福。

其实人在困顿之时，都会想到这是不是命运的安排，当年孔子师徒被困在陈蔡间绝粮七日，孔子也怀疑这是不是他所传之道有了问题：“吾道非乎，奚为至于此？”子路听到后不高兴地说：君子是不会被什么东西所困扰的，而今我们有了这样的困境，恐怕是老师的仁德不够所致，所以人们不信任我们；老师的智慧不够，人们才不愿推行我们的主张。更何况老师说过“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孔子家语·在厄》）

孔子闻言后回答说：“汝以仁者为必信也，则伯夷叔齐，不饿死首阳；汝以智者为必用也，则王子比干，不见剖心；汝以忠者为必报也，则关龙逢不见刑；汝以谏者为必听也，则伍子胥不见杀。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众矣，何独丘哉。”

孔子称：你以为有仁德的人就一定会被人相信？如果是那样的话，伯夷和叔齐就不会被饿死在首阳山；你以为有智慧的人就一定会被重用？那么比干就不会被剖心；你以为忠心的人必定会有好报？那么关龙逢就不会被杀；你以为忠言劝谏就一定会被采纳？那么伍子胥就不会被迫自杀。能不能遇到贤明的君主，是时运的问题。个人的贤与不贤，是才能的问题。学识渊博的君子而时运不好的人多了，何止我一个。

旁边的商铺

如孔子这样的大贤，都会有困厄之时，看来君子能够做到的只是提高自己的修养，而要把其他的交给命运，《孔子家语·五仪解》中有以下对话：

哀公问于孔子曰：“智者寿乎？仁者寿乎？”孔子对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行己自取也。夫寝处不时，饮食不节，逸劳过度者，疾共杀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欲无厌，求索不止者，刑共杀之；以少犯众，以弱侮强，忿怒不类，动不量力，兵共杀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

鲁哀公问孔子聪明的人能长寿吗？仁义的人能长寿吗？孔子说当然如此，他认为人死有三个原因不属于命：起居没有规律，饮食不加节制，劳逸过度，这种人是疾病夺去了他的命。身居下位而犯上作乱，贪得无厌的人，各种刑罚会夺去他的命。以少犯众，随意发怒的人，也会被人夺去命。这三种死法都不是命中注定，而是咎由自取。

甬道

可见孔子也把命与性分开来说，有些事个人可以掌握，有些事乃是命中注定，这正如徐幹在《中论·爵禄》中所言：

《易》曰：“丰，亨，无咎。王假之，勿忧，宜日中”，身尊居高之谓也。斯事也，圣人之所务也。虽然，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舜、禹、孔子，可谓求之有道矣。舜、禹得之，孔子不得之，可谓有命矣。非惟圣人，贤者亦然。稷、契、伯益、伊尹、传说得之者也，颜渊、闵子骞、冉耕仲弓不得者也。故良农不患壃场之不修，而患风雨之不节；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时世之不遇。《诗》曰：“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伤道之不遇也。岂一世哉，岂一世哉？

此段话中把道与命分开来说，其称舜、禹、孔子均求之有道，但舜和禹求得了道，但孔子却未能求得，这就是命。贤人中伯益、伊尹等是求得道之人，而颜回、冉耕却没有得道。

对于冉耕的遭遇，王充在《论衡》中谈到子夏失明，曾参前去慰问，子夏向他哭诉自己的遭遇，他自称“予之无罪也”，但曾子却认为他有罪，因为子夏隐退西河时自比孔子，此为罪过之一。余外，曾子又点出子夏的另外两个罪，子夏闻言后承认曾子所言有道理，而后王充引用了《论语》中伯牛有疾后说道：“如伯牛以过致病，天报以恶与子夏同，孔子宜陈其过，若曾子谓子夏之状。今乃言'命’，命非过也。”

文保牌

如果按照曾参的逻辑，子夏失明是罪过所致，那么伯牛有疾也同样是罪过所致，既然是因罪致亡，那为何孔子还如此悲伤呢？孔子认为伯牛之死乃是因为命，也就是说并不是因他后天的过错。为此，王充给出了如下推论：

且天之罚人，犹人君罪下也。所罚服罪，人君赦之。子夏服过，拜以自悔，天德至明，宜愈其盲。如非天罪，子夏失明，亦换三罪。且丧明之病，孰与被厉之病？丧明有三罪，被厉有十过乎？颜渊早夭，子路菹醢。早死、菹醢，极祸也。以丧明言之，颜渊、子路有百罪也。由此言之，曾子之言误矣。

上天惩罚有罪之人，就如同君王惩罚臣属，如果被罚之人服罪，那么君王就应当赦免他。按照这个逻辑，子夏既然已知罪，上天就应当让他的眼睛复明，但如果子夏失明不是上天惩罚，那也就证明不是曾参所说的三条罪造成的，况且他只是失明，其病的程度远远比不上伯牛。如此说来，失明如果是三条罪所致，那么伯牛的癞病就应当有十条罪过，颜渊早亡，子路被剁成肉酱，他们的死法更为惨烈，按照这个逻辑，颜渊、子路就该有百条罪状。如果颜渊、子路没有那么多的罪状，亦可反证曾子所言没道理。

支撑物

总之，关于伯牛之死与一个人的道德究竟有多大的关联度，后世有不同的说法，但无论哪种说法，都会认为冉耕道德高尚与他的死没有多少关联度。然这种讨论使得后世更加看重冉耕的品行。

关于冉耕的遗迹，光绪十七年版《肥城县志》中载：“在县（今老城）西南二十五里冉家庄，明知县王惟精书冉子故里碑。冉氏聚族而居。雍正十三年（1735）设世袭五经博士一员，奉祀生十二名。庄有冉子祠祀五（配殿五座），冉子以东平公居中，后殿祀东平公父母，有明主事张梧碑记，知县周南、乡贡蔡时馨篆额。又有顺治十二年（1655）知县袁沛，乾隆五十三年（1788）阙里孔毓圻，嘉庆五年（1800）、道光十六年（1836）等碑。又县西南五十里龙庄（今石横镇隆庄）有冉子先人墓。”

我在网上查得冉家庄有五冉碑，2020年12月18日，在孔帅先生的带领下，我们前往肥城地区去找肥城市收藏家协会主席李武刚先生，李先生带来四位专家，其中一位是肥城市地方志办公室特约研究员宋福振先生。在宋先生的带领下，我们前往冉家庄探看此碑。等到到达此村后，宋先生给当地朋友去电话，而后告诉我说网上看到的那块五冉碑前一段时间被人在夜里偷走了。

铭牌

虬枝

没想到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我只好请宋先生问当地朋友冉家庄还有哪些与冉耕有关之遗迹，他问过后告诉我说其他的遗迹已经荡然无存，那块碑虽然被偷走了，但是碑座还在。既然如此，也只好去探看这个聊于无的遗迹，宋先生给朋友再打电话，问碑座所在地，未曾想对方称前几天还看过碑座，但近两天那个碑座也被人偷走了。闻听这段话后，我跟站在那里的一帮朋友顿时面面相觑。

干枯

讲解

好在昨天刘玉林先生带我到山东嘉祥市黄垓乡黄垓村探看了冉子祠，虽然该祠内供奉的不是冉耕，但那里也称之为冉子故里，故寻访冉耕遗迹，只能把那里视之为寻访之处。驱车来到黄垓乡，在大路边就看到了那两棵巨大的古柏，据说这两株柏树乃唐代所种，当年冉子祠内有数百株之多，而今仅余两棵。

匾额

塑像

供桌

这两棵柏树处在一院落内，可能是拓宽马路的原因，该院仅余百十平米，与那两棵巨大的唐柏不成比例。院落的铁栅栏门开着，我跟刘玉林走入其中，柏树后面是祠堂，两树间修有甬道，并且围起了栏杆，看来是不让人入院践踏。站在甬道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树身上钉着的标牌，左侧的一棵名为圆柏，被定为国家一级古树名木，上面注明树龄已超过了两千年。如此说来，当地将其视之为唐柏，是把它的实际年龄減了一半。不知道当年冉子是否看过此树，但以树龄来论至少要将其称为秦柏或汉柏。

另一棵是唐柏

枝繁

这棵古柏有一支粗干旁逸斜出伸向了另一方，相关部门担心其倒下，用砖垒起一方垛支撑其下，然这根枝干已经枯死。我跟刘玉林站在树下边观看边感慨，刘兄的感慨之语引来一位老太太的接话，她坐在台阶上大声地说因为院子面积留得太小，所以古柏缺水，后来有关部门为了救活这个枝干，在树根下上了不少化肥，反而把此枝干烧死了。

老太太看上去很和蔼，她正坐在台阶上与另一位妇女聊天，她看我们对这两棵树感兴趣，特意走过来讲述了不少相关的故事。我顺便问她祠堂内可否拍照，她说没问题，于是我走进小祠堂观看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