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鉴》刚柔鉴·智慧启悟全文,翻译赏析
无刚则不能自立，无柔则不能亲和；太刚则折，太柔则靡。只有刚柔相济，人才能无往而不胜。
1.卫青与霍去病谁更易成功
性格分内向型与外向型两种，这两种人在实际生活中的比例大致相当。哪一种类型更有利于事业的成功呢？以卫青和霍去病为例，他们均属同一个时代，且都是私生子。
卫青的母亲卫媪，本是平阳侯的妾，先生有女儿卫子夫和卫少儿，又暗地里与郑季私通生有卫青。少年时，卫青跟随父亲郑季，郑季叫他去放羊。因偶然机会，卫青去了一次甘泉宫，宫中一个钳工见了他，说他将来官能封侯。卫青笑着说：“能不天天挨打受气，我就很满足了，哪里敢去想封侯。”
卫青的大姐卫子夫因跟随平阳公主而深得汉武帝宠爱，陈皇后怒，派人捉住卫青，想杀他以泄私愤。卫青的好友公孙敖与几位壮士救出卫青。汉武帝知道后，认为卫青有奇才，召为侍中。后随大军出征匈奴，同时代的李广等名将击匈奴有成有失，独卫青有功无过，大家由此佩服汉武帝的识人之能。
卫青官至大将军，为人谦恭有礼，以仁治军，平和柔韧，不张声势，爱恤士卒，不擅权功，士卒都乐于为其效命。右将军苏建兵败，只身逃回军中。部将均认为苏建弃军独回，当斩首以严军法。卫青说：“我与大家情同手足，虽苏建失军当斩，但我们都是臣子，等呈报天子，让天子裁决。”如此明理通达，卫青一直深受将士钦佩。
霍去病是卫青的另一个姐姐卫少儿与平阳县吏霍仲儒私通而生，18岁随卫青出征匈奴。他与卫青的柔韧平和不一样，为人执言仗义，敢说敢做。汉武帝叫他学习《孙子兵法》，霍去病说：“打仗主要看方略如何，不必多学古人兵法。”汉武帝又为他修建了一座院落，他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这与当初卫青听人说他将来会封侯时的话语截然不同。霍去病行军打仗不大体恤士卒，士卒缺粮，他仍然意气风发地追击匈奴。这与卫青以仁治军也不相同。
李广的儿子李敢因李广随卫青攻击匈奴误期自刭的事而怨恨卫青，伏在路边打伤卫青。卫青隐匿了此事。骠骑将军霍去病知道后，借李敢随汉武帝到甘泉宫打猎的机会射杀李敢。汉武帝问起此事，霍去病说李敢是追猎时与鹿相撞而死的。
由此卫青与霍去病性格不一样，一个属内向型，一个属外向型。他们的做事风格也不一样，一个柔和谦恭，一个有气敢往，但都功名盖世，威震朝野。所不同的是，霍去病后生于卫青，而先于卫青去世。其中道理，读者自可去琢磨。
2.上等人才的特征
人不可无刚，无刚则不能自立，不能自立就不能自强，不能自强也就不能成就一番功业。刚就是使一个人站立起来的东西。刚是一种威仪，一种自信，一种力量，一种不可侵犯的气概。自古以来，哪一个帝王将相不是自立自强掌控天下呢？哪一个圣贤不是各有各的自立自强之道呢？孔子可算是仁至义尽了，他讲中庸之道，讲温柔敦厚，可他也有刚的时候，他当司寇才七天，就杀了少正卯。由于有了刚，那些先贤们才能独立不惧，坚忍不拔。因此，刚就是一个人的骨头，是一个人的立世之本。
人也不可无柔，无柔则不亲和，不亲和就会陷入孤立，四面楚歌，自我封闭，拒人于千里之外，柔就是使人挺立长久的东西。柔是一种魅力，一种收敛，一种方法，一种春风宜人的光彩。哪一个人不是生活在人间，哪一个人没有七情六欲，哪一个人离得了他人的信任与帮助。再伟大的人也需要追随者，再精彩的演说也需要听众。柔就是一个人的皮肉，是使一个人光彩照人的必备之物。然而，太刚则折，太柔则靡。早年曾国藩在京城，就喜欢与那些名气大、地位高的人作对，当然不乏挺然特立、不畏强暴的因素，曾国藩肯定因此吃过不少苦头。不然的话，曾国藩就不会认识到天地之道，应刚柔并用，实在不可有所偏废。刚，并不是指暴虐，而是指强健威仪；柔，并不是指卑弱，而是指谦逊退让。
可见刚与柔并非特指一个人的个性，也是思想行为的表现，要很好地掌握刚柔之术，当先端正思想路线，不急议，不争势，不重党，不欲速，以柔守之，以刚正之，刚柔相济，则无往而不胜。
（1）孙休先柔后刚诛权臣
三国时期的吴国，在孙权去世后，就陷入了权臣相争的内部倾轧中。继孙峻诛诸葛恪之后，吴国朝政又为孙峻所把持。孙峻素无名望，且骄矜残暴，招致朝臣与百姓的极大怨愤，不断有人试图谋杀他，都被他发觉处死。他在擅权三年之后，于吴太平元年（256）九月病卒，临死将大权交给其从弟孙林。
孙林与孙峻同祖，受命之时只有24岁，又无战功，所以当时在外征讨魏国的吕据等大将很不服气，曾与诸葛恪辅政孙权的滕胤更不甘心受孙林节制。吴太平元年（256）九月和十月，吕据和滕胤先后举兵讨孙林，孙林派从兄孙虑迎击吕据和滕胤，后因吕、滕二人配合不好，被孙虑抓住机会，兵败，被夷三族。
铲除了朝中政治敌手，孙林遂无所顾忌，把谁都不放在眼里。他自任大将军，封永宁侯，总揽政纲。孙虑曾为孙峻诛除诸葛恪出谋划策，孙峻对他礼遇备至；孙林征讨吕据、滕胤，他又挂任主帅。但孙林对他却很轻视无礼，于是孙林又受到了来自宗族内部的威胁。吴太平元年（256）十一月，孙虑联合将军王敦，密谋杀死孙林。事泄，孙林杀死王敦，孙虑被迫饮药而死。孙林又一次稳固了自己的地位。
在吴国权奸肆虐时，曹魏政权内部也矛盾重重，李丰、夏侯玄、毋丘俭等人先后举兵反对司马师被族诛，大将诸葛诞自感危机，遂于吴太平二年（257）五月叛归吴国。魏国以20万大兵将诸葛诞围困在寿春（今安徽寿县）。孙林急欲收降诸葛诞扩充势力，先后派出三批军队共11万人去为诸葛诞解围，均告失败，孙林怒而斩杀了大将朱异。这场战争劳民伤财，没有救出诸葛诞，孙林还自戮名将，引起了吴国上下一片怨声。
孙林自知招怨甚大，遂称疾不上朝，并让弟弟孙据掌管宿卫，另外三个弟弟孙恩、孙干、孙阎分掌诸营之兵，拥兵自固。他这样总揽兵权，不仅是为了防备诸臣叛伐，而且要防备吴主孙亮对他动杀机。
孙亮这时已年满16岁，于诸葛诞叛魏前即已亲政。他对孙林擅权的不满日益显露出来，对孙林所奏表章，常常不客气地质问不休；他还精选15~18岁的士卒子弟3000人，令大将子弟为将帅，在皇家林苑中终日操练。当孙林救诸葛诞未成，大失民心之时，孙亮觉得时机已经成熟，遂与公主鲁班、太常全尚、将军刘承共谋诛除孙林。
孙亮之妃是孙林的外甥女，她听到孙亮等人的密谋，就派人告诉孙林。孙林先发制人，于吴太平三年（258）九月，派兵夜袭全尚之宅，将他拘捕；又遣弟孙恩杀死刘承。孙林亲率士卒将孙亮的宫殿团团围住，孙亮闻讯，执弓上马，对宫内大臣们说：“我是大皇帝（孙权）的嗣子，即位已经五年了，谁敢不跟从我去拼杀！”众人上前劝他不要去送死。不多时，孙林就冲了进来。他宣布废孙亮之帝位，降之为会稽王。尔后，孙亮被送往会稽（治今浙江绍兴县），全尚被杀于流放的途中。
孙林在废黜孙亮后，很想自己即位称帝，诗以赞刘备：“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
该忍耐的要暂时忍耐。历史上不少人物在其斗争失利时，为了保全自己，总是装死躺下，忍痛牺牲，克制自己，不露声色，以此麻痹敌人，乘机溜走，如刘秀对刘玄即是此种屈伸之典型。新莽末年，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南阳蔡阳（今湖北省枣阳西南）人刘演、刘秀兄弟乘机起兵，以重建汉朝为口号，招兵买马。后来加入了绿林军。其同族人刘玄，初入平林兵，被推为更始将军，后来也与绿林军合并。公元23年称帝，年号更始。新莽王朝灭亡后，他迁都长安，很快便背叛起义，掉转矛头杀戮农民军将领。刘秀之兄长刘演，便被刘玄所杀。
按常理，刘秀肯定不会饶过刘玄，一定要找他算账，以报杀兄之仇。但是，刘秀有自己的考虑。他非但没有找刘玄算账，反而却在表面上不动声色，若无其事。朝见刘玄，仍然是和颜悦色，低声相应，根本就不主动提兄长被杀一事。他孝服不穿，丧事不举，言谈饮食犹如平时。难道他对刘玄加害其兄真的无动于衷吗？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兄长本是有功之臣，因争权被杀，他的内心当然是愤愤不平，他为兄长难过，虽然白天表面上淡如平常，但夜晚枕席之上却常流着眼泪。他一定要完成兄长未完成的事业。可是，眼下他毕竟是刘玄的下属。如果他不能克制，质问刘玄，很可能就被杀害，与其兄一样下场。那还有什么宏图大志可言呢？为兄报仇的目的又怎能实现呢？况且自己也是有功之臣。在昆阳大战中，他率13骑突围求援，建立奇功。刘玄很清楚这一点。此时如果述说一下光荣历史，或许会讨好刘玄，增强他对自己的信任度。但刘秀却只字不提，自有他的高招。
刘玄见刘秀如此宽宏大量，良知发现，深感惭愧，便命刘秀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公元23年，刘秀到河北一带活动，废除王莽苛政，释放囚徒，赢得民心。他以恢复汉家制度为号召，取得当地官僚、地主的支持，势力越来越强大。刘秀觉得实现自己宏图大志的时机已到，便与刘玄决裂。镇压并收编铜马等农民起义军，力量不断壮大，经过长期斗争，终于打败刘玄，取得天下。公元25年称帝，定都洛阳，建立起东汉政权。至公元37年，统一全国。在位32年间，他先后9次发布释放奴婢和禁止残害奴婢的命令。并多次下诏书，免罪徒为庶民，减轻租税徭役，发放赈济，兴修水利。并减四百余县，精减官吏，节省开支，抑制豪强，巩固中央集权，对稳定和繁荣社会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
利用别人的怜心。所谓取怜，即取得敌人怜悯之心，使其不加害于己。这当然是一种假投降的计策。其目的在于，抓住敌人“仁慈”之心，故意装出一副可怜的模样，低声下气奴隶相十足。委曲求全，以此来骗取敌人的信任，保全自己，以图大业。
春秋时，越王勾践即位后不久（前496—前1465年在位），在夫椒（今江苏吴县西南）一役中遭吴反击，兵锋大挫，退保会稽山（今浙江绍兴）终于被打败。从此，越国成了吴国的属国。越王勾践兵败被俘，在吴国当了人质。人在吴国，深入危地，当然是凶多吉少，弄不好就有杀身之祸，亡国之痛。但考虑到整个越国的利益，为了报仇雪耻，他甘心在吴国做奴隶，忍辱求生，以期早日回归越国，重振民心，强国富民，消灭吴国。在吴国，他再也没有一点国王的威风，而是“身执干戈为吴王洗马”。他没有怨言，而是尽量将马洗干净，以讨好吴王夫差。他本是一国之君，为他人洗马，何尝愿意？但一想到国耻，人格的尊严就不考虑了。吴王重病时，他服侍汤药，并亲口尝粪。史称他“曲意以欢其心，尝粪以取其怜”。勾践之所以要这样做，无非是要利用吴王夫差的伪善，取得其同情。勾践这一招很有效。时间一长，吴王夫差还真的同情了勾践，不再让他在吴国当人质，而是决定释放勾践回国。为了进一步欺骗吴王夫差，他在临别之际，表示对吴王夫差依依不舍，满面流泪，感谢吴王的仁慈。可是，他一踏上国土，便恢复了原来的面目，如虎归山，他发誓要报仇雪耻，恢复越国的独立地位。于是，他卧薪尝胆，磨炼自己的意志；十年生聚，强国富民；练习演习，加强国防。后来，吴王发兵北上，在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大会诸侯。与晋争盟时，越王勾践认为时机已到，便乘虚袭吴，吴王夫差被迫回师，向越请和。但越王勾践志在灭吴，拒绝谈和。公元前473年，越军围攻姑苏（今江苏苏州），吴王夫差自刎而死，强大一时的吴国灭亡了，越王勾践实现了为国报仇雪耻的愿望。越王屈伸之术，深得韩非好评，韩非说：“勾践入宦于吴，身执干戈为吴王洗马，故能杀夫差于姑苏。”
以屈求伸。在历史上，每当革命盛势，反动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总是乞灵于伪装，以屈求伸，进行垂死挣扎。清代袁世凯即为其人。
1901年，洋务派首领李鸿章病危，临终时，他推荐袁世凯继位自己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3年，清政府成立练兵处，任命袁世凯为会办大臣，主持训练新军，将“北洋常备军”扩编为六镇，他便成了北洋军阀的最高首领。1907年，他又调任为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这一切，引起清廷内部一些人的忌妒。1908年。摄政王载沣罢了袁世凯的职，叫他回家养病，并派了武弁“随身保护”。袁世凯在政治上处于劣势，但他没有气馁，没有自暴自弃，而是乘机养精蓄锐，以图东山再起。
袁世凯很清楚，随身而来的武弁实际上是朝廷派来监视他的，绝不是什么“随身保护”。因此，他便特别款待武弁，平日里是大鱼大肉，遇有过年过节则另外多加赏赐，给了武弁不少好处。俗话说：“吃了人家的东西嘴软，拿了人家的东西手软。”武弁向上报告袁世凯的行踪表现时，便少不了几句美言，说他是如何安于隐居生活，如何感激朝廷的大恩大德，以使朝廷放松警惕。但袁世凯觉得这样还不够，为了进一步掩饰自己，他还饮酒作诗，持竿钓鱼，闲云野鹤，以示韬晦。并刻有《圭塘唱和集》，分赠给北京的亲友，在更大的范围内故意隐蔽自己，转移朝廷视线。但实际上他却一刻也没离开政治。他和庆亲王奕匡、北洋军的各级将领以及英国公使朱尔典等人，始终保持着联系。徐世昌、杨度等人，则经常给他通报消息。他的大儿子袁克定是农工商部的参议员，及时了解北京情况并禀告乃父。他家有电报房，他利用电报房跟各省的督抚通电往来。他的身边还有一批幕僚清客。当时，朝廷政局不稳，天下也不太平，这为袁世凯再度出山提供了极好的时机。所以，袁世凯饮酒作诗，泛舟钓鱼，只是为了欺骗政敌，其政治用心则是以屈求伸。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袁世凯再也沉不住气了。在英美公使的敦使下，清政府又重新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兼湖广总督。从此，他施展反革命两面手法，既诱使革命派妥协议和，又挟制清帝退位，遂窃取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在北京建立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政府。1915年12月，正式宣布恢复帝制，改中华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但因各省借此宣布独立，不得不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同年6月6日，在全国人民的一片讨伐声中忧惧而死。他虽然以屈求伸，争得了政治地位，但因他站在反历史反人民的立场上，终被历史所淘汰，被人民所遗弃。加内容
（5）自毁自辱装疯诈呆
假痴不癫的运用，最为典型的就是以装疯卖傻的假象来隐藏自己的才能，忍辱负重，以屈求伸，商朝时的箕子就是一例。
商纣王是商朝末代之君主，他暴虐成性，荒淫无度，日夜和他宠爱的妃子妲己以及贵族幸臣们酗酒玩乐，过着“酒池肉林”，“为长夜之饮”的腐朽生活。他经常出去打猎游玩，使耕地荒芜，民不聊生。晚年纣王更是变本加厉，重刑厚敛，淫虐无度，拒谏饰非；打击宗室重臣，残害忠良，以致国势危怠，民心动乱。他的庶兄微子多次劝谏他，他根本听不进去。微子为了避免灾祸，就愤而出走。箕子是商纣王的叔父，他身为太师，见到这种情况，也是无能为力。商纣王的另一个叔父，少师比干，认为做了大臣，不能不冒死劝谏。于是他苦苦规劝纣王，一连谏了3天不离开，纣王恼羞成怒，将他杀死，还把他的心剜出来看，说：“比干自以为是圣人，我听说圣人的心脏有七窍，我倒要看看他的心是不是有七窍。”箕子十分恐惧，怕残暴的纣王对自己下毒手。于是就假装疯傻，披头散发，胡言乱语，一点儿太师的尊严也没有了，完全像个癫狂之人。纣王见他如此，就把他关在囚牢里。
周原是商朝的一个侯国，周文王在位时，就打算灭商，做了许多准备。周武王即位以后，招纳贤才，励精图治，使国家很快兴盛起来。这时，他见商纣王倒行逆施，大臣和诸侯大都叛离了他，感到灭商的时机已经成熟，就与谋臣吕尚商议，很快率领3000勇士、45000甲兵，联合800诸侯，大举讨伐商纣王。
纣王发兵在牧野抵抗。但士兵们由于恨透了纣王，所以倒戈反攻。商纣王众叛亲离，见大势已去，逃回国都朝歌，登上鹿台，穿上宝衣，自焚而死。商朝灭亡，西周王朝建立。周武王这时从囚牢中放出了箕子。
箕子是中国古代第一个运用假痴不癫之计的政治家。他身为太师，但是却无法劝说纣王施行善政。面对纣王的残暴行为，他由恐惧到生计保全自己，是通过装疯来使自己幸免于难的。在纣王即位不久的时候，开始使用象牙筷子，箕子看见后，就说：“用象牙的筷子，那么一定不会再用泥土的器具，而是要用犀玉之杯了。用象牙筷子和犀玉之杯，也一定不会吃什么粗茶淡饭，穿什么粗布短衣，而住在茅屋之下了。锦衣九重，高台广室，以此为标准，大肆追求，天下不足以供给。远方珍奇的贡品，车马宫室的制作营造，都没有止境。从此开始，我恐怕他要走上绝路了。”
果然不出箕子所预料，纣王很快就兴筑鹿台，建造琼室玉门，以狗马珍奇充斥其中，而百姓们不胜其苦，民心离散。
纣王还常常做长夜之饮，喝得昏天黑地，酩酊大醉，连年月日都忘得一干二净，不知当天是几月几日，就问左右的人，左右的人都回答说：“不知道”。纣王就派人去问箕子。箕子想了一下，回答说：“我喝醉了，也搞不清今天是什么日子。”使者走后，他的弟子们问箕子：“先生明明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为什么说不知道呢？”箕子说：“作为天下之主，而使一国失去了时间和日月的概念，天下已到了危急的时候了。但是一国的人都说不知道的事情，唯独我一个人说知道，那我岂不是危在旦夕了吗？所以我假借酒醉，也推说不知道。”从这件事可见箕子提防纣王对自己起疑心，已是处处在明哲保身了。
作为一个政治家，箕子凭着自己的政治才能，很早就敏感地从小事看出了纣王必将走向灭亡的道路。但是没有回天之力，又见比干的赤胆忠心，换来的却是一个极其悲惨的下场。所以为了保全自己，想出了假痴不癫之奇计，经过巧妙伪装，以假象来迷惑纣王，目的就是实现死里逃生。纣王虽然把箕子囚禁起来，但是终于没有杀掉他。这就是他施展示假隐真之计的成功之处。
不仅是一般臣子，就是皇家子弟贵为王者，也不能不为了保全自己，使用这种方法。东汉北海王刘睦，好读书，礼贤下士，平素得到光武帝和汉明帝的喜爱。当时，西域与东汉王朝议好，鄯善王送自己的儿子到洛阳作为人质。按照规定，北海王派使者到京师去祝贺。使者临行前，刘睦问他：“如果皇上问起我来，你怎么说呢？”使者说：“大王忠心孝顺，仁慈善良，敬重贤人，我怎么能不如实汇报呢？”刘睦闻听此言，马上说道：“你如果真的这样说了，那我可就危险了。这都是我年少时候的事。你要是为我打算，就只能说我自从继承王位以后，意志衰退，喜声色游乐。如其这样，我才能免遭祸患。”使者连声称是。皇家子弟为王的，如果有好名声，威望越高，越会使皇帝放心不下，因为他有可能威胁到皇帝的帝位。因此，刘睦为了使皇帝放心，才以计示假隐真，这是保全自己的最好办法。
唐朝郭子仪功业显赫，但他家的大门常常洞开着，任人出入，也不过问。郭家子弟认为不论贵贱都可进入闺内，将会开启狎侮之心。然而郭子仪却说：“这其中的道理你们怎么晓得。我的500匹马全靠国家供给草料，食官俸的有1000人，前进没有去处，后退又无根基。如果高墙深院，重门闭锁，内外不通，如果有以诬蔑为事的人，给加上不臣的罪名，满门抄斩，到那时就后悔莫及了。现在尽情敞开大门，即使有人想进谗言，也没有机会了。”大家听了心悦诚服。原来，郭子仪是在远避祸患，真正高明的还是郭子仪。
（6）徐阶柔倒严相
明代奸相严嵩父子专权，罪大恶极，当朝官员纷纷上疏揭发他们的罪行。但因严嵩得到嘉靖皇帝的信任，所以一时不但无法制止他们的恶行，反而使正派势力受到多次的打击。如杨继盛、沈炼等人，都被迫害致死。
徐阶就在严嵩炙手可热的时候，进入了内阁，他“肩随嵩者且十年”，从不敢与严嵩平起平坐，只是追随在他的后边谨慎从事。同时他在嘉靖皇帝斋醮所用的青瓷上格外加意制作，以此亲近皇帝，讨其欢心。一方面防备严嵩对自己下手，另一方面伺机“倒严”。
嘉靖四十年（1561），明世宗所居住的永寿宫发生了火灾，只得徙居别殿。徐阶劝帝重修永寿宫，第二年改名万寿宫。相比之下，皇帝对劝他居住南城（即明英宗在土木之变后回宫居住之地）的严嵩，已有几分不悦。而这时徐阶又指使道士蓝道行借着扶乩来昭示严嵩的奸罪。嘉靖皇帝素来迷信方术，宠幸道士，听了道士所言，不免心动。徐阶见此情况，认为时机趋于成熟，他就暗中支持御史邹应龙上疏弹劾严嵩父子的不法之事。等到邹应龙的奏疏呈给皇上之后，徐阶却特地到严嵩府中去拜谒严嵩，对他讲了许多安慰的话。严嵩听了以后，很是高兴，顿首拜谢徐阶，并且让严世蕃把全家妻儿老小都带到徐阶面前，托付给他。徐阶回家，他的儿子就暗示他说：“您平时被严嵩父子侮辱到极点，现在正是报仇雪耻的时候到了。”徐阶假意斥责他说：“我不是因为严家就不会有今天，亏负良心与他作对，别人会怎么看我？”严嵩派亲信之人侦探徐阶的心意，见他说的话和以前是一样的，很是放心。此时皇上把严嵩罢免回乡，严嵩去后，徐阶仍是“书问不绝”。
回到家乡江西宜春的严嵩，并没有吸取教训，稍有收敛，而他的儿子严世蕃被充军到广东，却也只在那里待了两个月，就悄悄逃回了原籍。在家乡，父子二人继续为恶不悛。袁川府推官郭谏臣因公事到严府去，严府恶仆正监督千余名工匠在修建。他们不但戏弄郭谏臣，而且还用瓦块投掷他。郭谏臣一怒之下，就上疏给巡江御史林润，揭发严府强暴侵占的罪行，告发他们聚众谋反。林润马上驰疏奏报朝廷。皇上立即命将严世蕃等逮至京师。
到了这个时候，严世蕃还对前途毫不在乎，他说：“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他聚集其党私下谋划，自认为在自己的罪行中，行贿已经是无法掩盖的事实，但是那不是皇上所深恶的方面，而“聚众以通倭”的罪名大，必须设法删除。还补充填写杨继盛、沈炼之狱的事，这样既可激怒皇上，又可得到赦免。谋划好了以后，他又让他的党徒到处去宣扬。于是主持审理案件的刑部尚书黄光异、左都御史张永明、大理寺卿张守直听信了传言，草拟了这一内容的疏稿，准备进呈给皇帝。他们先将此疏稿带给徐阶过目。徐阶对一切都已心中有数，但是故作不知，问三人：“疏稿在哪里？”三人马上呈给徐阶看。徐阶看后，将他们带到内室，屏去左右，对他们说：“你们认为严公子是该死，还是该活呢？这个案子是想判他死罪呢，还是想判他生还呢？”三人说：“写上杨、沈之案正是要判他的死罪。”而这时的徐阶却言：“别自有说。”于是解释说如果这样写，他们正是中了严世蕃之计。三人这才猛然醒悟。可是对于奏疏究竟如何写才能置严世蕃于死地，仍没有主意。他们一再请徐阶出主意修改。这时只见胸有成竹的徐阶马上自袖中取出了一份早已写好的疏稿，说：“拟议久矣。”三人一见，喜出望外。于是一份置严世蕃于死地的奏疏，就这样在徐府产生了，疏中历数了严世蕃的种种滔天大罪，特别突出了他的“潜谋叛逆”。揣摩透了皇上心理的徐阶知道，仅此一点，就足以治严世蕃以死罪。果然不出他所料，上疏以后，皇上震怒，令三法司核实后奏闻。徐阶急忙带着圣旨出宫来，三法司官员齐集在宫门外候旨。徐阶只简略地问了他们几句话，就回家去草拟奏疏。在奏疏中他极力上言事已属实。就这样，严世蕃终于罪有应得地被斩首，严嵩被黜为民，严府被抄，人心大快。后来严嵩老病而死。
徐阶在这一场“倒严”的政治斗争中，始终扮演着主角。徐阶性颖敏，善权术，他入阁以后，因为曾是严嵩的政敌夏言生前推荐的人，严嵩始终对他抱有敌意。所以徐阶的处境并不平顺。但他善于韬光养晦，表面上故意恭谨地对待严嵩，实际上内心深埋仇恨。但他的表面文章做得很好。这样，一来可以保全自己的地位，二来也可以不露声色地伺机“倒严”。因为他知道，当时皇帝对严嵩是非常宠信的，在严嵩权倾一时，炙手可热之时，他无论如何是无法搞倒他的。所以要先保全自己，等待时机。徐阶正是先稳住严嵩，以后随机应变，渐渐使皇上疏远他的。为了向严嵩表示好感，他特意在严嵩的原籍江西南昌建造府第，把户籍迁到江西去，并且把自己的孙女许配给严嵩的孙子、严世蕃之子，以此打消严嵩对自己的猜疑。而他的计谋是很见成效的。在他自己日渐被皇帝所宠信的时候，严氏父子也因为许以姻亲之故而“坦然不复疑”。
嘉靖三十七年（1558）刑科给事中吴时来、刑部主事张冲、董传策在同一天上疏弹劾严嵩。张冲和吴时来都是徐阶的门生，而董传策是徐阶的同乡。严嵩很容易地怀疑到他们上疏是徐阶所主使的，所以把他们下狱严刑拷问，想让他们说出背后是徐阶在指使，但三人最终也没有这样说。此后，徐阶对严嵩就更加小心谦恭，以称病、与世无争的假象来迷惑他。而对皇帝所喜爱的东西加倍用心制作，希图以此进一步讨得皇帝的欢心。到后来因为皇上建宫之事，徐阶得到了皇帝的宠信，而严嵩却因此事开始失宠。然而此时刚刚得到皇上宠信的徐阶仍谨慎小心，以防有变。他看出皇上虽然开始转移了对严嵩的宠信，但毕竟对严嵩还有旧情，他还需要静不露机才行。所以他一方面荐蓝道行入宫，以伪装的“神仙”降临来告诫皇帝驱逐严嵩父子，支持邹应龙上疏弹劾，而另一方面，他又假装什么也不知道似的到严府表演了一出好戏，百般安慰严氏父子。当他回到家中，他与其子的一段对话，更是别出心裁。可见徐阶善于韬光之术，非同一般。他是怕皇上当时对严嵩尚有留恋之意，故而表面上密而不露。而事实上，世宗皇帝在严嵩罢相后，确曾流露过反悔之意，因为毕竟严嵩是他亲信了二十多年的宠臣。他曾下令“敢有再言者，同邹应龙一起俱斩”。意思表达得很含蓄，而徐阶却对皇上矛盾的心态多有领悟。他抓住严嵩罢相、自己升为内阁首辅的机会，清除朝廷中的严党分子，一反严嵩的所作所为，收买人心，在直庐的墙壁上亲笔书写了三句话：“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以此得到了名相之誉。
徐阶在严嵩罢相还乡以后，仍旧与他有书信往还，不时问候。这样一来，使得老谋深算的严嵩也信以为真，而阴险狡诈的严世蕃竟也被他骗过，认为“徐老不会害我”，而更肆意妄为起来。这也是徐阶韬光养晦之术的一部分，他在等待着最后的机会到来，好置严氏父子于死地。当这个机会终于来了的时候，他清醒地看到严世蕃的如意算盘是让三法司官员中计，误入歧途，以此脱身。徐阶为了“倒严”已经韬晦了许多年，这时的他才终于从幕后走到了前台，用他亲手拟定的奏疏置严世蕃于死地。他知道杨继盛和沈炼之狱都是严嵩一手造成的冤狱，但是他更知道两案最后都是由世宗皇帝亲自裁决的，而皇上是不能让人指出自己的错误的。如果中了严世蕃之计，按那样上疏，势必触怒皇上，放走严世蕃，而告严氏聚众打算谋反，严世蕃就无生还之路了。
徐阶不愧是官场之争的老手，他的韬晦功夫非常到家。难怪严世蕃在狱中说：“先取徐阶首，当无今日。”徐阶终于使恶贯满盈的严氏父子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徐阶在嘉靖三十一年入内阁，参与机务，到四十一年推倒严嵩，成为内阁首辅，四十四年杀严世蕃，查抄严府，此间一直运用韬晦之术，虚与委蛇，而暗藏杀机，以假的行为蒙骗过严嵩父子，而将自己“倒严”的真实意图隐藏起来。他知道如若自己不这样做，而与严嵩正面相对，就会像杨继盛、沈炼那样被严家迫害致死。因此他不得不以假隐真，知而伪为不知，绝不贸然行事，静待时机而发。通过筹谋妙算，他终于迷惑、麻痹了敌人，瞒过了老谋深算的严嵩父子。其柔功修炼到家了！
3.善用偏才成大事
（1）鲍子不计小节荐管仲
管仲是春秋前期最著名的大政治家，为辅佐齐桓公治理齐国，使齐国称霸于诸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齐桓公尊为“仲父”。
管仲年轻时曾与鲍叔牙交往，因此，鲍叔牙非常了解管仲，并知道管仲有奇才。尽管管仲家里很穷，常欺骗鲍叔牙，但是鲍叔牙始终待他很好，从不说管仲的坏话。
但是，管仲也有自己的短处。他与鲍叔牙一起经商做买卖，经常多分赢利；为鲍叔牙办事，多次没有办成，并且越办越糟；三次做官，三次丢官；三次参加作战，三次逃跑。
管仲担任齐国的宰相后，曾经发自肺腑地说道：“我在穷困时，曾经与鲍叔牙一起做生意，分取赢利时，自己总是拿得多一些，但是，鲍叔牙知道我家里非常贫困，所以不认为我贪心。我曾为鲍叔牙办过几件事，不但没有办成，反而弄得很糟糕，但是他不认为我愚蠢，他能体谅到办事情难免有顺利和不顺利的时候。我曾经三次做官，三次被罢免，鲍叔牙不认为我没有才干，知道客观条件对我不利。我曾三次作战，三次逃跑，鲍叔牙不认为我胆怯，知我家中还有老母。公子纠失败，召忽自杀，我被囚禁，鲍叔牙并不认为我不知羞耻，知道我并不以这些小事为耻，而是耻于自己的聪明才智不能发挥出来罢了。生我的是父母，而能了解我的却是他啊。”
鲍叔牙推荐管仲后，就退到了第二线。因此，天下的人，不称赞管仲的贤能却称赞鲍叔牙能够识人荐贤。
就上述所列的管仲短处来说，如果不加分析地看待这些“历史问题”，那么就会得出管仲既无德又无才的结论。像这样的人，不仅不能担任宰相之职，就连做芝麻小官的资格也没有。然而鲍叔牙却不这样认为，他没有就事论事，没有陷于片面性，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首先认识到管仲是一个经邦治国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对管仲的“三次逃跑”不认为是贪生怕死，而是因为家中有老母的缘故；办事不成不是没有才能，而是受客观条件所限；多分财利则是家中贫困所致。因此，这些“短处”都不能掩盖管仲的贤德与才华。后来，管仲为齐国的强盛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证明了鲍叔牙的认识和荐举是十分正确的。鲍叔牙与管仲早已成为历史人物，但是鲍叔牙在对待人才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不能不给现今当政者以深刻的启示和教育。
（2）卫侯起用苟变
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互相争雄称霸，征战不息。卫国是战国时期的一个小国，它西近魏国，北接赵国，东临齐国。因为比较弱小，所以经常受到周围大国的侵扰和攻击。
为了不受大国的欺侮，文武大臣纷纷举荐人才，以期使国家振兴强大起来。有一天，子思对卫侯说：“苟变是一个能攻善战的人才，他可以统率五百乘大军。”在战国时期，兵车一乘有甲士3人，步卒72人，五百乘计有兵力37500人。这在当时，是一支人数不少的队伍了。特别是像卫国这样的小国，这些军队几乎就是全国所有的军队。子思向卫侯推荐苟变，希望他能够重用人才，加强保卫国家的力量。
对于苟变这个人，卫侯也有所了解，他对子思说：“我早就知道苟变有统率军队的才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军。可是你不知道，他曾在做官的时候，从老百姓那里搜刮了两个鸡蛋吃了，所以我不起用他。”
子思听了卫侯的话，感到十分可笑。于是他委婉地对卫侯说：“夫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于临国也。”就是说，古往今来的贤明君主，他们选用人才就好像木匠使用木材一样，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几抱粗的杞木和梓材，是相当好的木料，中间可能有几尺已经腐坏，但是高明的木匠并不把整个木材扔掉，而是用其所长，弃其所短。选用人才也是这样。现在正是战乱之世，诸侯之间互相征伐，非常需要有才干的人。各国都在招贤纳士，然而，你竟因两个鸡蛋的问题把一个能率千军万马、能征善战的将军丢弃不用，这样的事情绝对不可让邻国知道啊！
卫侯听了子思一席话，立即恍然大悟，笑着对子思说：“我明白了，愿意接受你的指教！”遂起用苟变为将军。
（3）齐景公拜穰苴为帅退敌兵
齐景公时，晋国联合燕国出兵攻打齐国。晋国袭击齐国东阿、甄城，燕国侵入河上，齐军失利，节节败退，形势十分危急。齐景公召集群臣商讨应付之策。晏婴献策说：“臣保举一人，名叫田穰苴，他虽然是田氏的小老婆所生，出身微贱，但他文能服众，武能震敌，希望大王不要计较他的出身，能够大胆地起用他。”
齐景公马上派人请来穰苴，与他谈论用兵之事。穰苴侃侃而谈，应答如流，提出了很多退敌之法。景公听了非常高兴，他认为穰苴虽然出身微贱，却是一个难得的帅才，于是便任命他为将军，让他统领大军保卫齐国，抵挡燕晋之军。
田穰苴受命之后便对齐景公说道：“臣素卑贱，臣擢之间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权轻，愿得君之宠臣，国之所尊，以监军，乃可。”就是说，我平素地位低下，大王把我从下层提拔为大将，位列大夫之上，恐怕士兵们不服，百姓不信任，人微权轻，请大王派一位你最亲信、最尊敬、地位最显贵的近臣为监军，才能发兵。齐景公答应了穰苴的请求，于是便派庄贾去当监军。
庄贾当时任齐国司马，为齐景公的宠臣。庄贾任为监军后，穰苴与他商定第二天中午在军门相会。第二天，穰苴立下木杆以观日影，设滴漏以计时刻，等待庄贾。平时，庄贾自恃为齐景公的宠臣而非常骄横。认为到自己的军队中去任监军，不必着急；有的亲朋和部下又为他备酒设宴送行。时间到了中午，庄贾还未来到军营，穰苴就放倒测日影的木杆，倒掉计时用的漏壶中的水，进入军中，召集军队，再次讲明纪律。到了傍晚，庄贾才到。穰苴问道：“为什么这时才到？”庄贾抱歉说：“我的亲戚和一些官员为我送行，所以耽误了时间。”穰苴说道：“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桴鼓之急则忘其身。今敌国深侵，邦内骚动，士卒暴露于境，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悬于君，何谓相送乎！”就是说，作为一个将领，接受命令就应当忘掉家庭，统率军队就应忘掉亲人，临阵对敌就应忘掉自身。现在敌人侵入我国的领土，人心浮动不安，士卒暴露在边境上，国君为此忧虑，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老百姓性命难保，国家危在旦夕，你还有什么心思饮酒作乐！说完后便叫军正来问道：“军法规定，不按时到达者怎样处理？”军正回答说：“应当斩首。”庄贾见状非常害怕，立即派人飞马去向齐景公报告，请求解救。报信的人还没有回来，穰苴便已将庄贾斩首晓示三军，三军将士无不受到震动。
过了一段时间，齐景公派遣使者持着赦免庄贾的命令，骑马跑入军营，穰苴说道：“大将在军中，可以不接受君令。”回头问军正道：“对在军中跑马，军法上应该给予什么处置？”军正回答说：“应当斩首。”使者非常害怕。穰苴说道：“国君的使者不能杀。”于是斩其仆及车左的骖马，毁掉车左的木杠，以晓示三军。派使者回报，然后发兵抵抗燕、晋侵略军。燕、晋两国听说齐国以穰苴为帅，士气高涨，便撤兵而去。齐军追击，于是收回被侵占的土地，胜利归来。
可见，选用合适的人才是取胜的关键。当初齐景公在危急关头，召集大臣共谋，要选拔一名退敌之将。晏婴根据任务要求，推荐了“文能服众，武能震敌”的田穰苴。但是田穰苴出身微贱，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短处”。然而，景公敢于打破门第之见，大胆起用穰苴，并委以重任。穰苴在接受齐景公的任命后，敢于执法如山。当齐景公骄纵的宠臣庄贾违犯军法时，他毫不留情，将其绳之以法，从而鼓舞了士气，振奋了军威。结果，不仅打退了燕、晋侵略军，而且还收回了失地，为齐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4）郑文公用烛之武
在《左传·鲁僖公三十年》中记载了郑文公在国家危亡的危急时刻，充分发挥烛之武能言善辩的特殊才能退秦军的史实。书中记载说：
九月甲午，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晋军函陵，秦军汜南。
佚之狐言于郑伯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军，师必退。”公从之。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许之。
夜缒而出。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
秦伯悦，与郑人盟。使杞子、蓬孙、杨孙，戍之，乃还。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鲁僖公三十年（前630）九月甲午这一天，晋文公（春秋时晋国国君，名重耳，前636—前628年在位）、秦穆公（春秋时秦国国君，姓嬴名任好，德公第三子，前659—前621年在位）以郑国曾经对晋文公失礼，而且又对晋国有二心，却同楚国亲近为由联合攻打郑国。晋国派兵驻扎在函陵，秦国派兵驻扎在汜水的南岸。
在这危急时刻，郑国一位大夫佚之狐对郑文公（春秋时郑国国君，前672—前628年在位，名睫，又称郑伯）说：“现在郑国面临即将灭亡的危险。如果能派烛之武去会见秦君，秦晋两国的军队就会撤离。”郑文公按照佚之狐的意见召见了烛之武。烛之武却推辞说：“我在壮年的时候，都还不如别人，现在已经老了，不能够再做什么事了。”郑文公说：“我不能早些起用你，现在有了急事才来有求于你，是我的过错。但是，如果郑国一旦灭亡，对你也有不利啊！”烛之武只好答应了郑文公的请求。
深夜，烛之武悬城而下去见秦穆公，并对他说：“秦、晋两个大国围攻郑国，郑国已经知道自己行将灭亡了，如果郑国灭亡了而对秦国有利的话，那么，我就麻烦你把郑国灭掉吧。越过一个国家（指晋国）去夺取那边远的地方，你也知道这是很困难的。你为什么想灭掉郑国去增强你邻国（指晋国）的实力呢？邻国的力量雄厚了，你的实力就薄弱了。如果放弃灭郑国，使其成为你过路时的东道主，秦国的外交人员往来于郑国，郑国就可以供给你们缺少的资粮，这对秦国是毫无坏处的。况且，你（指秦穆公）曾经给晋君（晋惠公）有过恩惠，晋国也答应把晋国的焦、瑕两个地方割给你们以作酬谢，但是，晋君早晨渡过黄河回国，晚上就在焦、瑕两地布设城防拒绝割地。对此，秦君你是清楚的。晋国的贪欲哪能满足呢？晋国既然要灭亡郑国，用来作为它东边的疆界，又要想扩大它西边的疆界，如果不损伤你秦国，它又从哪里取得土地呢？结果必然削弱秦国而有利于晋国，希望国君你仔细考虑这件事吧！”秦穆公听后，感到烛之武说得很有道理，非常高兴，便与郑国结盟。还派了杞子、蓬孙、杨孙三位秦国大夫帮助郑国防守，秦国的军队便从汜水的南岸撤退了。
郑国在秦、晋重兵压境、面临国破家亡的危急时刻，竟然用一人在一夜之间，不费一刀一箭，不伤一兵一卒，使国家转危为安，这不能不说是郑文公能够扬长避短起用人才，充分发挥烛之武能言善辩的特殊才能所带来的好处。
烛之武年龄较大，是他的短处，但是，能言善辩则是他的长处。郑文公则正是发挥了他的长处，而拯救了自己的国家。人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在用人问题上，只有用其所长，避其所短，适才适用，才能尽其所能。不同的人才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长处，因此对人才的使用和安排，要强调扬长避短，注意把工作需要和个人才能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才有利于发挥个人的一技之长，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加内容
（5）汉武帝因材适用霍去病
霍去病（前140—前117），西汉时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他的父亲霍仲孺、母亲卫少儿都是平阳公主（汉武帝的胞姐）家里的奴仆。建元二年（前139）三月，平阳公主设宴款待胞弟汉武帝。当时，霍去病的姨母卫子夫也是平阳公主家的奴仆。但是由于卫子夫长得十分漂亮，又能歌善舞，汉武帝刘彻看中了她，这个偶然的机遇，使卫子夫的弟弟卫青，连同她的外甥霍去病也随其来到长安，从而摆脱了奴仆的命运。
汉王朝经过文帝（刘恒）、景帝（刘启）的努力，变得十分富强，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前179—前141）。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君主，他即位后，决心改变高祖刘邦和文帝、景帝时对于匈奴采取的“和亲”政策，多次对于匈奴的入侵进行反击。元朔六年（前123），汉武帝命卫青再次出击匈奴。这时，霍去病年已18岁，他自幼习武，武艺高强，胆略过人，雄心勃勃，因此，多次要求随军出征。尽管霍去病出身卑贱，汉武帝并未因此而嫌弃，特意吩咐卫青挑出800骑兵由他率领，并任命他为骠骑校尉。在战斗中，霍去病不负厚望，凭着自己的勇敢机智，乘夜偷袭敌营，斩杀了匈奴单于的叔祖藉若侯产，活捉了相国和单于的叔父罗姑比，匈奴大败、望风而逃。汉武帝为了表彰他的功劳，擢封他为冠军侯。
元狩二年（前121），汉武帝任命霍去病为骠骑将军，配合卫青为夺回“河西走廊”再次出击匈奴，霍去病率军1万余人越过焉支山（今甘肃永昌西）1000余里，歼灭敌军8900余人，缴获了匈奴休屠王用于祭天的金人，迫使匈奴浑邪王带领4万余人马投降汉朝。这次战役基本解除了匈奴对汉朝的威胁，汉政府在河西走廊设立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
元狩四年（前119），霍去病再次奉命攻打匈奴。他率兵5万余人，越过离侯山，穿过弓间河，一直打到翰海（今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凯旋而归。这次战斗，歼灭敌人7万余人，俘获王、将军、相国、都尉等83人，使匈奴左贤王遭到惨败。霍去病为了悼念为国捐躯的将士，在狼居胥山（约在今蒙古克什塔腾旗西北圣阿巴嘎旗一带）举行封山仪式，祭告天地，然后班师回朝。
汉王朝反击匈奴的战争是正义的事业，它制止了匈奴贵族的野蛮掠夺，维护了边郡的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巩固了汉王朝的统治地位。在反击匈奴的战争中，霍去病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汉武帝不仅加封他的食邑5800户，升迁他为大司马，还特意为他修建了一所十分豪华的住宅。但是，霍去病雄心未已，希望为国家再次效命疆场，彻底摧垮匈奴的势力。他对汉武帝表示自己的雄心壮志以后，坚决地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就是说，当今匈奴未有彻底消灭，我不能够就为自己的家庭私事做打算。这种以公去私的精神，表现了霍去病报国豪情的高尚品质，也是霍去病光辉一生的写照。
元狩六年（前117），年仅24岁的霍去病不幸逝世，汉武帝悲恸欲绝。特意在自己的坟墓茂陵（今陕西兴平县境）的旁边，为他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坟墓。如今，茂陵及其附近的霍去病、卫青、霍光墓等已成为人们瞻仰和旅游的胜地。
汉武帝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在用人问题上能够不讲门第，不论出身，而且善用人才之长，对于兴国安邦起了重要作用。这一点确实值得我们借鉴。
（6）暴胜之不计小节荐不疑
在《汉书·隽疏于薛平彭传》中记载了暴胜之不计小节推荐隽不疑的故事。记载说：
隽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治春秋，为郡文学，退必以礼，名闻州郡。
武帝末，郡国盗贼群起，暴胜之为直指使者，衣绣衣，持斧，逐捕盗贼，督课郡国，东至海，以军兴诛不从命者，威振州郡。胜之素闻不疑贤，至勃海，遣吏请与相见。不疑冠进贤冠，带榀具剑，佩环块，褒衣博带，盛服至门上谒。门下欲使解剑，不疑曰：“剑者君子武备，所以卫身，不可解。请退。”吏白胜之。胜之开阁延请，望见不疑容貌尊严，衣冠甚伟，胜之厢遗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据地曰：“窃伏海濒，闻暴公子威名旧矣，今乃承颜接辞。凡为吏，太刚则折，太柔则废，威行施之以恩，然后树功扬名，永终天禄。”胜之知不疑非庸人，敬纳其戒，深接以礼意，问当世所施行。门下诸从事皆州郡选吏，侧听不疑，莫不惊骇。至昏夜，罢去。胜之遂表荐不疑，征诣公车，拜为青州刺史。
久之，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齐孝王孙刘泽交结郡国豪杰谋反，欲先杀音州刺史。不疑发觉，收捕，皆伏其罪。擢为京兆尹，赐钱百万，京师吏民敬其威信。每行县录囚徒还，其母辄问不疑：“有所平反，活几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为饮食语言异于他时；或无所出，母怒，为之不食。故不疑为吏，严而不残。
上述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隽不疑，字曼倩，勃海郡人。他对《春秋》很有一番研究，被郡选拔为“文学”。因为他处处讲究礼仪，所以在全郡很有名。
汉武帝末年，郡内盗贼猖狂，武帝任命暴胜之为特派巡察官员，以钦差大臣身份在渤海郡到东海郡的辖区内捕捉盗贼，监督郡国的税收。暴胜之到渤海郡和东海郡后，立即颁布了特殊法令，用来惩治捣乱的人，从而他的声威震动了渤海郡。暴胜之早就听说渤海郡有一个叫隽不疑的贤德人才。到渤海后，便派官吏去邀请隽不疑相见。隽不疑头戴进贤冠，腰佩榀具剑（古剑名），挂上玉环、玉块，穿着宽大的衣服，系着又长又宽的腰带，盛装来到暴胜之门前要求进见。守门军官让他解下腰中宝剑。隽不疑说：“剑是君子的武装，用来保卫自己，不能解下，如果不准进，我就回去。”门吏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暴胜之，暴胜之立即命令开门迎请，隽不疑随着门吏进去，暴胜之见他容貌尊严，穿戴齐整，很有风度，便急忙起身，顾不上穿好鞋子就站起来迎接。到堂上坐定后，隽不疑态度非常傲慢地说：“我长居海边，久闻暴公子的威名，今天有幸和你见面谈话，很高兴。我认为，凡是做官的人，过于强硬就会受到挫折，过于软弱事情就办不好，在施行威严之后给人以恩惠，这样才能树功扬名，永享天禄。”暴胜之知道隽不疑不是一般人，所以不但不计较他的倨傲之态，而且非常虚心地听取了不疑的告诫，给以厚礼款待，并向隽不疑请教现今应该采取的措施和办法。暴胜之门下的属吏，都是州郡所选出的官吏，在旁边倾听不疑的话语，都为其才华所惊异，所吸引，一直到晚上才陆续散去。暴胜之也被隽不疑的才能所折服，并写奏章举荐隽不疑，隽不疑被任命为青州刺史。
汉武帝病故后，昭帝即位。这时，齐孝王的孙子刘泽，结交了国内豪家大族企图造反，准备先杀青州刺史。隽不疑察觉后，立即将他们捕获归案，给予了应有的惩罚。朝廷因为他平叛有功，将他提升为京兆尹，赐钱百万，京师官吏和老百姓都非常敬佩他的威严和才能。每次去属县审察囚犯回来，他母亲都要询问隽不疑说：“你为多少人申了冤，救活了多少人”等。如果不疑为其申冤的人多，他母亲就非常高兴，如果没有察出问题，他母亲就非常生气，饭也不吃。所以隽不疑做官严而不残酷。
隽不疑去见暴胜之，进门时不解佩剑，进见后，未先开口却又神态倨傲。他的举止行动，给人一种“傲慢无礼”的印象，但是，暴胜之却不去计较这些，而是待为上宾，虚心听取他的意见，尔后上表举荐，建议朝廷委其重任。暴胜之作为一个封建官吏，在选人用人问题上尚且能够做到毫无妒贤之心，而是爱才如命，坚持全面地分析人才，不以偏概全，弃其之短，扬其所长，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十分值得从政者借鉴。
大凡有才华的人，往往会给人一种“骄傲”的印象。其实，如同隽不疑的举止，并不是骄傲，而是有才华的人特有的一种自信的表现。今天在起用类似这种人才时，往往也会发生争议，甚至借用“骄傲”一词将人才埋没。在对待“骄傲”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说过这样一段话：“'骄傲’两个字我有点怀疑。凡是有点干劲的，有点能力的，他总是相信自己，是有点主见的人。越有主见的人，越有自信，这个并不坏。各级领导干部不要把有才能的人的这种自信当做短处而将其埋没，而应当加以重用，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为国为民出力。”
（7）君子用人如器
在《资治通鉴》192卷中记载了唐太宗让大臣封德彝举贤的事情。记载说：
上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翠囊黼长，吉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德彝惭而退。
上述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唐太宗让大臣封德彝举荐贤才，过了很长时间一个也没有推荐出来。唐太宗责问封德彝什么原因，封德彝回答说：“我不是不留心，只是当今没有奇才啊！”唐太宗便驳斥他说：“用人应当用其才能，各取所长。古时候也有过太平盛世，难道那个时候的贤才是从别的朝代借来的吗？你自己不能知人，哪能妄说今世没有奇才呢？”封德彝感到非常惭愧。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他不仅非常善于发现和识别人才，而且非常重视人才，能够扬长避短，合理使用。他始终把“择善任龙”作为“立政之本”，所以才创建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唐太宗认为人才就在今世，并且各行各业都有人才。只要随时留心就能从新人、疏人甚至敌人中得到许多文武奇才。他曾反复告诫他的文武群臣说：“为政之要，唯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并强调对于人才不可求全责备。任人“不可以求备，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长”。这些理论至今仍有借鉴之处：
今天，组织人事工作者和各级领导干部选拔使用人才，更要坚持借鉴古人正确的用人思想，一方面要坚持德才兼备，任人唯贤，另一方面也不能求全责备，要避其所短，用其所长。你要的是教师，那就只能要求其具有专业知识和高超的传授能力，不必要求他兼有组织部长之才；你要的是组织部长，就不能苛求他要有文科教授的文才。
现实生活当中，一些领导干部同封德彝一样，为四化建设不是不举荐人才，就是举不出人才。其原因不是他们嫉贤妒能，就是他门缺乏识别人才的慧眼，并经常被“罗兰夫人的错觉”所制约。这是阻碍发现成千上万人才的一个重要因素。
4.刚柔相济则可进退自如
老子说：天下最柔弱的东西，能够驰骋于天下最坚硬的东西之中。这是因为虚空无形的力量能够穿入没有空隙的东西里面。由此可知无为的力量。不须用言语教导，不须讲解无为的益处，普天之下有什么能赶得上它呢？列子说：天下有常胜的方法，有不常胜的方法。常胜的方法是柔弱，不常胜的方法是刚强。这两方面都容易明白，而人们却不想去明白它们。所以，上古时代的谚语说：刚强的人认为任何事物都不能胜过自己；柔弱的人认为任何事物都可能胜过自己。认为不能胜过自己的，待到与自己相差无几时，那就危险了。认为可能胜过自己的，就不会有危险出现。用这种方法能取得胜利，用这种方法能应付天下的各种情形。这叫做不想取得胜利而自然取得胜利，不想应付各种事情而自然可以应付各种事情。
（1）黄歇刚柔并济终封侯
一个具有高深才德的读书人，身居要位，必须操守严谨方正，行为光明磊落，心境平和沉稳，气度宽宏大量，绝对不可接近或附和营私舞弊的奸邪之辈。但也不要过分偏激而激化矛盾触怒那些阴险狠毒的宵小之辈。
战国四公子中，平原君、孟尝君和信陵君都出自王族贵胄，唯有楚国的春申君例外。就先天条件来说，与前三位相比，似嫌不足，但春申君却以自己的过人之处，闻达于各国诸侯。春申君是楚国人，姓黄名歇。曾经游学天下，学识渊博，为世人所称颂，因而以其才学被楚顷襄王重用。
其时，形势风云变幻。秦昭王任白起为大将攻伐韩、魏两国，在华阳大败两国联军，生擒魏国将领芒卯，迫使韩、魏两国臣服归附于秦。在征服韩、魏后，秦国又将目标瞄准了南面的楚国。秦昭王命令白起联合韩、魏两国军队共讨楚国。楚顷襄王在此形势下，决定委派能言善辩的黄歇出使秦国，游说秦王停止对楚国采取军事行动。
等到黄歇一行抵达秦国，秦军的先头部队已攻取了楚国的巫和、黔中两郡，并攻拔了郢都，东面打到了竟陵，迫使楚顷襄王不得不迁都陈县。黄歇十分清楚楚国局势之险，因为楚怀王已被秦国所诱而入朝，留死于秦。其子顷襄王不被秦国所看重，万一秦军展开全面攻击，楚国必亡无疑。
于是，黄歇运用他的博学才识，草就了洋洋洒洒的万言书给秦昭王。该书开宗明义地指出秦与楚必须和为上策。因为秦与楚为天下至强，秦国攻楚，无异于两虎争斗，必然为他国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秦国“不如善楚”。黄歇又旁征博引，指出秦楚合一以临各国，才是霸者之道。
秦昭王阅后，击节称善。于是下令白起停止对韩、魏用兵，并派出使者带着厚金前往楚国，相约建立同盟。按照秦楚合约，黄歇和楚太子完作为人质留在秦国。几年以后，楚顷襄王病重，欲召太子回国，但按规定太子不能回去。而楚太子完与秦国宰相应侯关系友善。于是，黄歇就向应侯求援。
黄歇说：“相国您是真心对待楚太子吗？”
应侯说：“是的。”
黄歇说：“现在楚王恐怕要一病不起了。秦国不如归还楚国的太子，太子如果被拥立为王，必然倚重秦国，并且十分感激相国，秦国就可以得到楚国这样大国的支持；如果不让太子回国，那么太子就成了咸阳城一个普通百姓。楚国又会重立太子，那样肯定就不会亲近秦国，秦国也就失去了楚国的支持。这两种结局您希望的是哪一种？愿您深思熟虑这件事。”应侯将此事报告给秦王。秦王说：“如此的话，让楚太子的老师先回国去探视楚王的病情，回来后再考虑这件事。”黄歇得知秦王仍不肯让太子回国，就与楚太子商议说：“秦国将太子您留在咸阳，目的是想借您获取一定利益。目前就您的能力来说还不能使秦国有利可图，为此我非常忧虑。而阳文君的两个儿子都在楚国。假若君王辞世了，而太子您又不在国内，阳文君的儿子必然被立为楚王，太子您就无法入楚主政了。为今之计，您不如偷偷离开秦国，和楚国的使者一同回去，而我留下来，以自己的性命阻挡来自秦王的责难。”
于是，楚太子完更换了衣服，扮成楚国的使者逃离了秦国。黄歇假称太子生病，整天守在房中不外出。过了些时日，黄歇估计太子完已远离秦国而去，秦国再也不可能将他追回，就亲自跑到秦王跟前，对秦昭王说：“楚太子已经踏上楚国的归途，并且离开秦国很远了，黄歇欺骗了大王罪当处死，请大王将我处死吧！”秦昭王闻言大怒，当场令黄歇自裁了断。应侯在一旁加以劝阻说：“黄歇作为人臣，愿以自己的性命殉其主人，实在令人敬佩。如果楚太子被拥立为王，必然重用黄歇，所以不如不治他的罪，让他回到楚国去。”
秦昭王觉得应侯的话也有道理，于是让黄歇回国了。
就在黄歇回国后的三个月，楚顷襄王死去。太子完被立为王，是为考烈王，这一年为公元前262年，周赧王53年。
考烈王即位后，为感谢黄歇拥戴自己有功，任命黄歇为宰相，封为春申君，并将淮河之北的十二县赐给他。后因淮北屡遭齐国侵犯，春申君又请求改封于江东。在吴国的故都废墟上，春申君又重建了都邑。
春申君为楚相主楚政之时，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正互相争贤纳士，招揽宾客，以此提高自己的形象，达到辅国持权的目的。作为后起之秀，春申君也不甘落后。投奔于他门下的宾客数量之多，享受待遇之优越远远超过了前三者。
春申君为相期间，凭借他的才识和努力，使一度中落的楚国重新强大起来。在他为楚相的第四年，秦国大破赵军于长平，消灭赵军四十万人；后一年，秦国围攻赵国的邯郸。在邯郸的形势极为严峻的情况下，赵王和平原君求助于楚、魏。春申君自告奋勇，率领楚军讨伐秦军。由于楚、魏、赵三军的联合夹击，秦军逃回了函谷关，邯郸之围得以解脱。春申君并没有因此向赵王邀功请赏，班师而回。在春申君为相的第八年，他主持率军北伐，消灭了鲁国，任命荀卿做兰陵令。从此，楚国的地位日益高涨起来。此间，赵国的平原君派人来见春申君。春申君将最好的房子给使者居住。平原君的使者想在春申君面前夸耀自己，便以玳瑁为饰，用珠宝镶嵌刀鞘。在他出席春申君的酒宴时，却发现春申君的三千多名宾客中，凡是上等宾客都穿着镶有珠宝的鞋。平原君的使者相形见绌，感到十分惭愧。
可见，一个心怀宽宏忠厚的人，好比温暖的春风可以化育万物，给一切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带来生机；一个心怀狭隘刻薄的人，好比阴冷凝固的白雪，给一切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带来杀气。掌握权势者，用人不宜刻薄，过于刻薄则使愿为你效力的人离去；交友不可太浮，不然那些善于逢迎献媚的人就会想方设法接近你。世事无常，变幻莫测，不断变化、不断发展毕竟是一个普遍现象，不必为事不如意而发愁。称心如意，生活安定固然可喜，但事物在不断变化，失意是得意的基础；不要为一时的幸福而得意，得意是失意的根源。
（2）文种智请范蠡
一个人住在远离烦扰世俗的深山幽谷之中，能保持一份宁静的心情，当然不容易；如果在杀声震天之时，仍能保持一颗平静之心则更显出镇静的意义。有人认为将军只需勇敢无畏，清静只是学者书生所具备的德行，这是大大的误解。对敌我形势的准确判断，最紧要的是头脑冷静，勇敢无畏而又容易冲动的人，只宜当士兵。
一个人行动的时候应该像太阳一样运行，而内心的精神状态又必须像深夜一样宁静。情绪必须像处女那样不动声色，行动应像飞兔那样敏捷快速——这就是孙子所说的“静如处女，动如脱兔”。动如脱兔，必须来自清醒冷静的判断，否则敏捷就变成了轻率，快速就失之于盲目，所以老子说：静是动的主宰，重是轻的根基。
文种找到范蠡劝他出山创一番事业，范蠡淡淡而温和地说道：“我平生胸无大志，生性懒散，故八九年来，虽从师习天文地理奇门遁甲，又习兵法军书，终一无所成，自身颓败淡泊，又何以成就大业呢？”
“范蠡兄谈笑了。”
文种当然不肯信他这些简单搪塞的话，又发问道：“以弟愚钝之资，尚怀济世之志，况兄天下奇才，何能如此韬晦。你自称无所精学，我却知狂人接舆和云游之客都对你佩服至极。近几年来，小弟一直潜心霸王之道的研究，虽无大成，亦有小得。然终觉孤陋，常欲得高人指点，不知兄意何如？”
“岂敢岂敢。”范蠡平淡地说，“我数年来闲居山野，师法自然。要问所学，平生有二：一为养鱼，一为闲钓！”
“这就是了！”
文种很是有些得意，抚掌笑道：“养鱼且不论，单是闲钓之道，怕已是非同小可，请兄试论一二。”
范蠡正色道：“我看天下钓者，多不胜数，大致分来，却又不过三个等级。初钓者为利，不计手段，在乎鱼之大小，数之多寡，这种人勉强可称为钓工，乃碌碌风尘中人，不足为论；其次，善钓者讲究的是钩法钓技，熟能生巧，巧中求奇，沉湎其道无法自拔；不问所钓大小，不求多寡，有也可，无也可，这种人已初窥堂奥；至于真正钓中高才……”
文种就在这时插话道：“听我讲一下试试，看能否猜中。当年渭水河上，直钩三尺钓无饵之鱼的姜老太公，一钩钓出大周数百年浩荡基业，便当然是此中高才了。”
谁知道范蠡摇头道：“文种兄之言差矣！以姜太公之钓，钓翁之意不在鱼，又岂能入高才境界？不足与论。我所言高者，不讲钓之技巧，不问秋雨冬霜，全凭感觉，一竿钓尽人间冷暖，一钩钓尽山中日月，所钓之鱼，似鱼非鱼，又何必入碌碌红尘，再寻无谓烦恼？”
文种这下子真是糊涂了，范蠡的话是真是假？按道理说，他是没有必要对自己讲假话的。可是，这番话又怎能是肺腑之言？文种细看范蠡，英俊潇洒，一脸和气，正在壮年，何以竟有如此消极避世的思想？文种心里转过几个念头，又道：“范蠡兄，你我堂堂七尺男儿，立于天地之间，正应该纵横天下，干一番壮烈辉煌、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才不辜负这一身铁骨肝胆，何以谈逍遥山林遁迹草野？兄如此弃大才而不用，岂不可惜？”
“文种兄听我讲个故事如何？”范蠡不慌不忙地笑道，“我这儿有些浅薄的养生之道，文种兄闲着无事，不妨一听。”
“有一个名叫石的木匠往齐国去，到了曲辕，看见有一株为社神的栎树。这棵树大到可以供几千头牛遮荫，量一量树有几百尺宽，树身高达山头，好几丈以上才生枝，旁桠可以造船。观赏的人群好像集市一样，木匠却不瞧一眼，直往前走。
“他的徒弟站在那儿看了个够，追上木匠问道，自从我拿了斧头跟随先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木材，先生却不看一眼，直往前走，这是为什么呢？
“先生就告诉他说，那是没有用的散木，用它做船很快就会沉没，用它做棺椁很快就会腐烂，用它做器具很快就会朽毁，用它做梁柱很快就会被虫蛀。这是不材之木，没有一点用处，所以才会有这么长的寿命。
“木匠回到家里，夜里梦见栎树对他说，你要拿什么东西和我相比呢？把我和文木相比吗？那桃梨橘柚，果实熟了就遭剥落，剥落就被扭折，大枝被折断，小枝被拉下来。这都是由于它们的才能害苦了自己的一生，所以不能享尽天赐的寿命而中途夭折。物类太有用就招来世俗的打击，一切东西没有不是这样的。我求做到无所可用的地步，已经很久了，曾几乎被砍死，到现在我才保全了自己，这正是我的大用。假使我冒出一点的用处，试问我能有今天的壮观吗？”
文种刚听完范蠡的这个故事，忙问道：“范兄的养生之道，我已是明白不过的了。只不过，以弟几年来苦心钻研的霸王之道，又如何能再应和兄的这套高义？想那霸王之道，是为一夕得成，扬名四海，功成天下。愚弟平生的志向，便是伺机而动，辅一代名主，成百年枢业。以兄之才，足以作睥睨天下。当今正逢风雨飘摇之时，烽火四起，万众待哺，倘再有坚兵利甲锐师，兄一出山，必成一世霸王，如何再论闲养之道？”
范蠡并不为文种的这番豪迈言语所动，为他斟了酒，依旧不紧不慢道：“所谓霸王之道，不过是年轻气盛锋芒意气的事情，又何必以而立之年再谈此道。人存于天地之间，首推养生。养生便如养鱼，谈到养鱼，这里面有许多人所未知的道理。比如是——”
他刚要滔滔不绝地讲下去，文种已站起身，长长一揖，弯腰拜下去道：“范蠡兄，文种有个不情之请。当今天下，齐楚争霸，征战不休，都已名存实亡；鲁卫燕赵又都没有实力，东南吴国有孙武、伍子胥扶助，成为新霸。请范兄与我联袂出山，放手一搏。不为功名，不为浮尘烟云，只求展不世奇才，拯天下众生，如何？”
“文种兄——”
范蠡忙起身还礼道：“霸王之道，讲究兵法布阵，讲究为政安民。论持盈，而以相天时为第一要领，群子伺机而动，现在还不是出山的时候。方今天下，除了新崛起的吴国和越国，别处都没有一展才能的地方。偏吴有孙武、伍子胥两个人，越国的君王允常又老朽昏庸，成不了什么气候。我夜里看过天象，再有二十年，吴越必定雄起一代霸主，所谓相时而动，那时才是真正的机会。”
文种听了范蠡的这些话，心中如同冬天的水结成冰一样的寒冷。等二十年，即使不老死病死，怕也要闷死了。文种心中焦躁，又长揖一礼，躬身到地道：“现今天下大乱，生灵涂炭，正需要有人图霸天下，安定盛世。范兄大才不出，天下众生要受难到何时何日啊？”
“文种兄太言重了。”
文种很执著地站起来，满脸正色，“扑通”给范蠡跪下，悲泣道：“范兄，文种为天下众生请命啊！范兄答应出山，咱们联手共闯一片天地，佐一代名主，成百年相业，功成身退，再论养鱼不晚，如范兄不答应出山，我就长跪于此，再不起来了——”
见文种如此苦苦相邀，范蠡叹了口气。这毕竟是盛情难却啊！看来，自己真是要走一遭，去滚滚红尘里与天下英雄一论短长了，有这个机会，也未必不是好事。恩师无名氏不是常讲嘛，大隐在朝，小隐在山林，也罢，自己就做一番廊庙大隐，下山折腾一阵子吧。
鬼谷子在《符言》中说：“圣人就是顺因于人，所以能掌握人；因理而遵循理，所以能长久。”
又在《权篇》中表明“因”的运用方法说：“因怀疑而改变对他的看法，因自己的所见而这样对他，因自己的言谈以希望得到他。”
因人的个性、善恶、地位、背景、思想等情况，预先准备各种不同的言辞。又因时、因地而说话，就少有不被打动的人了。
鬼谷子在《权篇》中又说：“与聪明的人谈话，就依赖于渊博；与渊博的人谈话，就依赖于善辩；与善辩的人谈话，就依赖于要领；与贵显的人说话，就依赖于气势；与富有的人谈话，就依赖于高雅；与贫穷的人说话，就依赖于利益；与卑贱的人说话，就依赖于谦虚；与勇猛的人说话，就依赖于果敢；与愚笨的人说话，就依赖于锐利。”也就是以对方本身的条件，而举出方法与要领。这是因为谈话对象的条件不同，谈话的方式也就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