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太不止在客厅
一
翻看民国时期才女们的故事，发现有这样两个人，她们年龄只差4岁，都是福州老乡，且两户人家相邻，都在同个年代去美国留学，都是世人眼中才貌双全的女子，两人的丈夫都是清华大学教授……
然而，尽管有这许许多多共同点，两人却偏偏彼此不待见。她们，一个是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的林徽因，一个是与波澜壮阔的20世纪同行、被誉为“世纪老人”的谢婉莹（冰心）。
她们的一生，其实是有许多交集的。
林徽因，1904年6月出生在杭州陆官巷一个官僚知识分子家庭。林家有尽心报国之家风。父亲林长民，1906年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研究政治经济。1909年归国，1912年任职临时参议院秘书长，从此与民国政治风云结下了不解之缘。林徽因的两个叔叔——林觉民和林尹民，在1911年那个春天，跟随黄兴等革命党人参加了广州起义，不幸被俘，从容就义，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林觉民写给新婚妻子陈意映的《与妻书》，一句“意映卿卿如晤”，令多少后人“泪满襟”。
林徽因祖籍是福建福州。福建福州林氏是当地望族，世居社会名流生活区——三坊七巷内。虎门销烟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也是福建福州人。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在福建福州马尾办海军的时候，福州现在的中亭街，有半条街都姓“林”。从家谱分析，林徽因的祖上，和林则徐同宗。
林徽因和谢婉莹的缘分，似乎可以从一座宅子说起。
林徽因的叔叔林觉民被杀之后，林家为了避祸，同时也为了凑钱，就卖掉了福州的宅子。而买走这个宅子的人，恰好是谢婉莹的祖父谢銮恩。
谢銮恩有三个儿子，其中，小儿子叫谢葆璋。1881年，谢銮恩的好友、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复回福州招考海军学生。严复见到谢葆璋，觉得这个少年是当海军的好材料。于是，谢葆璋跟随严复到天津，走进水师学堂，成为该校的第一届驾驶班学生。毕业后，进入北洋舰队服役。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取消了北洋舰队编制，数以千计劫后余生的海军官兵被遣散回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曾担任北洋海军右翼左营守备、“来远”舰驾驶二副的谢葆璋，辗转回到了老家福州。1900年10月，谢婉莹就出生在这座宅子里，也就是林觉民的故居。
二
时光荏苒，林徽因和谢婉莹，都出落成了大家闺秀。两人的求学经历和成名时间，有诸多相似之处。
1919年8月，谢婉莹在《晨报》发表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第一次使用“冰心”这个笔名，取“一片冰心在玉壶”之意，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
1920年4月，16岁的林徽因跟随时任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事务长的父亲游历欧洲。她在“放眼看世界”的过程中，对不同的建筑形象和设计艺术产生了浓厚兴趣，并成为她一生的志向和兴趣所在。
1923年，徐志摩、胡适等人在北京成立新月社，林徽因常常参加新月社举办的文艺活动，并登台演出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剧《齐德拉》，饰演女主角齐德拉公主，台词全用英语。她流利的英语、俊秀的扮相和深厚的文学功底，引起了文艺界的广泛瞩目。
1923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谢婉莹，以优异的成绩得到了燕大女校的姊妹学校——美国威尔斯利大学研究院的奖学金。这所大学很有名，当年宋查理送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三姐妹出国留学，读的正是这一所。于是，谢婉莹赴美攻读英国文学研究生，获文学硕士学位。期间，谢婉莹将她在美国留学的生活与见闻，以写信的方式，创作了影响几代人的名作《寄小读者》，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之作。
1924年6月，林徽因和梁启超长子梁思成一起赴美，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学术学院。梁思成在美术学院建筑系，因建筑系不收女生，林徽因只好注册在美术系，但仍选修了建筑系的主要课程。此后，林徽因又转到耶鲁大学学习舞台美术设计，一步步实现了自己的“建筑梦”。
林徽因对中国的古建筑怀有极大的深情。在宾大求学期间，林徽因说：“荷兰的砖瓦匠与英国的管道工，正在损害着中国的城市，充斥各个城市的是那些他们称之为新的时髦式住宅的滑稽而令人讨厌的范例。比如一座中国住宅被添上法国式的窗子，美国殖民地式的门廊和大量并不必要的英国式、德国式、意大利和西班牙式的装饰细部，这是对东方艺术的亵渎。”
1926年，谢婉莹回国，先后在燕京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和清华大学国文系任教。比谢婉莹小11岁的季羡林，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曾去旁听冰心先生的课。季羡林晚年撰文回忆说：“冰心先生当时极年轻，而名满天下。上课时，她满脸庄严，不苟言笑……”
1928年，林徽因和梁思成这对新婚夫妇回到了祖国，一起受聘于东北大学建筑系。
1929年，谢婉莹与江苏小伙吴文藻结婚，婚后随丈夫到欧美游学。吴文藻是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培养了费孝通、林耀华、瞿同祖等一大批高徒。更巧的是，吴文藻和梁思成是清华同学，而且是住同一个宿舍的。
两位才女是福州老乡，两位才女的先生是同学加舍友，这样的两对夫妻，要想不成为朋友都难。但不知为何，林徽因和谢婉莹之间，始终是淡淡的。即使在美国留学期间，他们四人曾经有过聚会，并留下一张野餐聚会的合影，但这样的聚会似乎没有“老乡见老乡”的那份亲热，也没有“他乡遇故知”的那份欣喜。友谊的种子，似乎迟迟没有发芽。
三
或许，人和人之间是要讲缘分的。有的人，天生不投缘。
上世纪三十年代，两位才女之间的不待见，愈演愈烈。最后的爆发，是“太太的客厅”。
1930年秋天，梁思成和林徽因辞去了东北大学的教职，回到北平，在新成立不久的中国营造学社工作。他们的家，在位于北平北总布胡同3号的四合院。
当时北平的文化圈子里，十分流行家庭文化沙龙，林徽因家也是如此。每逢周末，清华、北大、燕大的教授和名重一时的学者，就纷纷来到林徽因家，如文学家胡适、沈从文、政治学家钱端升、物理学家周培源、艺术史家邓以蛰、哲学家金岳霖、美学家朱光潜、大诗人徐志摩、西方汉学家费正清夫妇……他们谈文学、谈思想、谈流派、谈中西古今，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林徽因家的客厅，逐渐成为“京派”文化圈子里一个灿烂夺目的中心。林徽因在诸多名流雅士面前，展示自己的机智与才华，赢得了一片钦佩的目光。
谢婉莹不去参加这样的聚会，也看不惯林徽因被众人捧的局面。1933年10月，她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文章这样写道：“我们的太太自己虽是个女性，却并不喜欢女人。她觉得中国的女人特别的守旧，特别的琐碎，特别的小方……”明眼人一眼就看出，这是在讽刺林徽因的文化沙龙。
谢婉莹的文章，聪明的林徽因当然看得明白。彼时，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就立即派人送给谢婉莹，让其享用。两人之间的“火药味”，已经十足了。直到林徽因1955年去世，两人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是淡淡的。
四
不知为何，林徽因和谢婉莹之间的“文人相轻”，总让我想起三国时代的诸葛孔明和周公瑾。周瑜的那声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用在谢婉莹身上，似乎也有些贴切。这样说，并不是扬林抑谢，而是觉得，当谢婉莹写《我们太太的客厅》时，或许有意无意间，忽视了林徽因“不在客厅”的那一面。其实，林徽因的魅力，绝对不止在客厅，甚至更在客厅外。
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说：“上世纪三十年代，在父亲作为一个年轻、热情的建筑学家所进行的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开创性的科学研究活动中，母亲始终是他最密切、最得力的合作者之一。她不仅陪同父亲多次参加了对河北、山西等地古代建筑的野外调查旅行，而且还同父亲合作或单独撰写了多篇调查报告，发表在专门的学术刊物《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它们至今仍被这个行业的专家们认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父亲写了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必读的重要工具书《清式营造则例》，母亲为该书写的序言，已成为这个领域中所有研究者必读的文献。”
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说：“现在的人提到林徽因，不是把她看成美女，就是把她看成才女。实际上，我认为她更主要的是一位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建筑学家。她和我父亲是长期的合作者，这种合作基于他们共同的理念，和他们对这个事业的献身精神。”
是的，从1930年到1945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二人共同走了中国的15个省、19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738处古建筑物。河北赵州大石桥、山西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很多古建筑，就是通过他们的考察，才得到了全国甚至世界的认识，从此加以保护。也正是通过对山西的数次古建筑考察，梁思成终于破解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完成了对《营造法式》这部“天书”的解读。
当时，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日本学者甚至断言中国没有唐代古建筑。民族自尊心成为梁、林二人立志用现代科学技术的观念来系统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原动力。1932年，林徽因曾给胡适写信说：“这种工作在国内甚少人注意关心，我们单等测绘详图和报告印出来时，让日本鬼子吓一下，省得他们目中无人以为中国好欺侮。”
1937年，日本开始侵华战争，北平沦陷后，林徽因和家人一起万里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感染了肺病的林徽因，身体每况愈下。但是，在贫病交加的情况下，林徽因仍在病榻上坚持工作，用了几年时间，帮助梁思成反复修改并最后完成了《中国建筑史》这部重要著作的初稿和用英文撰写的《图解中国建筑史》，初步实现了他们早在学生时代就已怀有的学术夙愿。她取得的每一项成绩，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
1945年，抗战终于胜利，在林徽因离开四川宜宾李庄时，医生诊断她的生命大概只剩下5年。林徽因却并不介意，借助费正清带来的资料，开始思考战后建设低租住房的问题。1946年，费正清夫妇邀请她去美国治病，她拒绝了，因为她不愿意离开祖国，她要与自己的同胞共命运。梁思成也支持她的决定，虽然他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1949年初，林徽因所住的清华园解放了，而解放大军对北京的包围正紧。一天，有两位解放军来到家中求见，请梁思成在一幅大比例的北京军用地图上，用红笔圈出一切重要的文物古迹的位置，以便在大军万一被迫攻城时尽一切可能予以保护。生平第一次同解放军的直接接触，使这一对以中国古建筑为第二生命的夫妻激动得热泪盈眶，并彻底消除了他们对共产党的一切疑虑，从此便把自己的命运同新中国连在了一起。
1949年10月1日，梁思成受邀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开国大典。回到清华园的当晚，他叫醒了建筑系的所有学生，说当他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消息时，激动地哭了。
林徽因同样为新中国激动不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设计国徽图案，是林徽因最光荣的任务。连续几个月，她呕心沥血，一次次地参与修改设计，直到方案最后确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国徽图案的那次会议上，林徽因被特邀列席。当她亲眼看到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全体代表以起立方式一致通过了她所参与设计的国徽图案时，泪流满面。而这时，她已经病弱到几乎不能从座椅上站起来了。
由于战乱和病痛，她姣好的容貌和健康被严重损害了，人生的最后几年，几乎都是缠绵病榻。她的才华和学问，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从未有机会得到全面的施展，成为其平生最大恨事。
1955年3月，林徽因耗尽了最后一点气力，带着许多她未完成的心愿离开了人世。她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陵园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墓碑上镌刻着一簇有着浓厚民族韵味、丰满又秀丽的汉白玉花圈。这原是她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碑座上的一个刻样。
太太不止在客厅。我心目中的林徽因，她真实的人生，要比谢婉莹笔下的“太太的客厅”，丰富得多，饱满得多，也有力量得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