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的旧书，幸运的书人

明清藏书家推崇宋版，如陆心源的藏书楼即名为皕宋楼。民国时期，宋版书已经很难得，后来大部分归于各级公共图书馆。上世纪50年代的淘书人，在北京东安市场的旧书铺里，还能买到明清刻本和民国石印本，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旧籍，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译文丛书”，更是数量众多物美价廉。我辈晚生，70年代开始识字，当时图书匮乏。从1978年开始，新华书店的货源突然丰富起来，大量闻所未闻的书进入人们的视野，特别是一大批外国文学作品，一下子把我们带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上世纪80年代，堪称出版业的黄金时代，每有新书上市，新华书店门口便排起很长的队，我至今仍记得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和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所引起的购书热潮。

北京的旧货市场中，潘家园名气最大，持续时间最久，至今周末还兴盛。以前我常去的城南旧货市场，已经拆掉十几年了。卖书人星散各处，我至今还能找到他们中的一些。北大和人大曾经有周末文化市场，也有旧书售卖。中国书店是主要的旧书收购销售渠道，海淀、隆福寺、灯市口、前门、琉璃厂、新街口、地安门等处均有其店面，但现在无一例外地以卖新书为主了。

从旧书货源来说，北京在全国可谓首屈一指，文化人多，家里藏书多，散出的自然多。老人故去之后，子女若对长辈的藏书没有兴趣，又没有地方存放，便会论斤卖给上门收购之人，这些人再倒手或者直接卖到地摊上。地摊上的旧书，既零售给淘书人，同时也卖给书贩子，据说很多要运到外地去卖。我们在北京买旧书，身处上游，往往有先得之机。

我每周往旧书摊儿跑两三趟，但经常空着手回来，因为苦于家中无处存放，所以挑书很严格。近些年，我迷上了“文革”前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史哲名著，已经收罗了千余册。这类旧书在古旧书店里的价格比较高，随便一本品相好的都标价百元以上，甚至两三百元。但在地摊上，价就低不少，有时五元十元也能买到。我所藏的这一千多册，得于地摊的居多。这些存世五六十年以上的旧书，自然不会很新，也有一尘不染的，说明原书主家里的藏书条件好。对我而言，碰上品相差些的这类旧书也不排斥，只要正文页码够数，封面封底残缺不全也没关系，因为我早已经学会了修补旧书——用白乳胶和牛皮纸，外加一把剪刀。

单本的书还好，成套的书想配齐，就不容易了，而淘书的乐趣恰恰就在这上面。不成套的书，价钱往往便宜很多，所以，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一定先收入囊中。1956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唐璜》，我先买到下册，几个月后才配到上册。195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王维克译《神曲》，是分成三部出的，竖排繁体字，小32开本，同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印行了《神曲》，亦分为三部，两种版本的封面设计大致相同，只是作家版的封面多了一幅但丁像。我先买到作家版《神曲》第二、三部，第一部却未找不到，最后配了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重印的第一部，虽然在内容的衔接上毫无问题，但总觉得不是原配。全套四册的，配起来就更不容易了。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有平明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两种版本，董秋斯从英文转译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郭庆藩《庄子集释》，以上书全套都是四册。我所存《庄子集释》，一直差一本第三册，最后通过孔网配齐。还有全套册数更多的，比如中华书局印行的《诸子集成》全套10册，195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全套12册，平明出版社出版的《契诃夫小说选集》全套27册，想要配齐，谈何容易，那可都是六七十年前的出版物啊！孔网给配书带来了便利，但也减少了那种意外相遇的惊喜。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上世纪40年代出版的“译文丛书”，开本比较特殊，与现今的大32开本相比短而宽，但典雅大方。这种规格的开本一直沿用到50年代，平明出版社出的四卷本《约翰·克利斯朵夫》就是这个尺寸。

面对这些发黄的书，我总是陷入沉思，我很想了解每本书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有些书能透露一些信息，比如书中钤盖的图书馆藏书章，记录借阅人的卡片，还有原书主的私章、签名，书中夹带的购书发票等。比如最近买的一本1955年三联版张荫麟著《中国史纲》，书中夹有一张杭州古旧书店的发票，购书时间是1959年12月24日，售价是0.5元，而这本书的定价是0.84元，可知该书上市四年后便降价出售了。有些书中则无只言片字，对它的来历只能发挥想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