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文留红边栏的印章，在古代的“铸印”和“凿印”中很多见，而汉代的官印与私印则占了其中的大多数。白文留红边栏印章系最普遍、数量最多，亦是最能体现刀笔意趣的艺术性较高的印章形式之一。如汉印“皇后之玺”，印文笔画粗壮宽阔，白文之外留下的四条红边，亦很粗壮宽阔。汉印“诏假司马”，在宽厚粗壮的白文笔画之外，留下的红边则很狭窄细劲，与“皇后之玺”恰好相反。汉印“窦君须”，白文之外的四条留红边栏非常刚健劲挺，与印文的方正峻利韵味相融。
皇后之玺
（汉印）
诏假司马
（汉印）
白文留红边栏中的留红部分，是指印文外面四周的红边，而且是专指四边粗细基本相等的留红边栏。这类印章无论是印文还是边栏，一般都较为方正平直，四角方圆兼备，格调淳朴，端庄典雅，少有大起大落。它除了边栏本身的粗细变化外，还可以在留红边栏的屈伸线质及四边交叉衔接的方圆上，营造出别具一格的风貌来。如王福庵“闲暇无事修太平”一印与杨澥“汪尧辰印”一印，都刻得精工秀丽、温润朴茂。其中杨澥印的留红边栏分外纤细，犹如毫发，婀娜多姿，体现了白文留红边栏的魅力。
汪尧辰印
（杨澥印）
白文留红边栏似乎在刻制时有一定的“被动性”，它的大小、方圆、粗细等效果要靠印文布白“剩余”之后方能显现。实际上并非如此，其实，要刻制一方何种基调的印章，早已在印人脑海中确定，胸有成竹，故而在设计时，那所谓“剩余”的留红边栏，是“预谋”留下的，而不是被动的。此外，在前人的作品中，总能看到一些印章通过文字的挪让、 留空等手法来强化边栏的视觉效果。如汉印“言凤”，印文点画特别细劲，印面虚空，使边栏浑厚粗阔。赵叔孺的“五百图书之室”一印，其中“五百”“之”三字疏而空，留红多；“图书”“室”三字密而实，留红少，印面上红白反差，互相映衬，尤为亮丽生动。有一些印章则不够理想，如鞠履厚印“心徘徊以踌躇”、沈千秋印“已共身心要约定”、徐上甫印“忧国朝廷自贤”等，其留红边线、印角处理、印文转折皆千篇一律、缺乏变化，显得十分平板呆滞，这是应当避免与改进的。
言凤
（汉印）
五百图书之室
（赵叔孺印）
已共身心要约定
（沈千秋印）
综合上述，可知白文留红边栏形式多样、变化丰富。它护围、映衬着印文，又总是密切配合着印文；它独立展现在印章四周，烘托着整个印章的艺术品位。根据“印文刻毕时，留红边栏也就自然形成”的特点，要求印人在刻制这种模式的印章时要做到手下有意、刀下留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