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巷故事 | 和平里及和平里的娃娃亲
和平里在拆了，以后也只能从地方志之类看到相关的文字了。和平里，抹不掉的记忆，抹不掉的乡愁！1954年洪水过后，我们家搬到了和平里。那年我四岁。
和平里占地面积很大，分为老和平里和新和平里，四周分别为沿江大道、大兴一路、大兴路和民权路。老和平里先开工，挖地基的渣土堆放在后期施工的新和平里处，所以新和平里要高出约一米。
和平里的建筑风格颇像现在的联体别墅，一排五个门栋；每栋三层，有一个前门和两个后门，除一楼外每层六间房；每层一个大厅堂，两个厕所，一个大厨房；厨房顶层为阳台，厨房和住房为错层。新老和平里各五排共计50门栋，门牌分单双号，老和平里为单号。
和平里的原址为棚户区，抗战胜利后，被定为“规划区”。由于战难，直到1949年以后才正式被规划，不知什么原因迟迟未开工，忽然有一天突发大火，据说计有九处火点，棚户区顷刻间焚为平地。我曾经问过老人“是不是国民党特务放的火”，老人说不知道，报纸也没这么说。传得最多的是煨汤引发的火灾，我疑惑：怎么九个铫（ diào）子同时烧起来了呢？
在和平里，拥有了一群娃娃朋友。现在还在来往，都是当年住在同一排五个楼栋的，对外宣称“和平里的娃娃亲”。
我们这一排的五幢栋从门牌号排序来看，属于新和平里的最后一排，前面是一个露天的柴禾仓库，一道木桩栏杆让我们的门前形成了一个很大的院子，是我们玩耍的乐土。
直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彼此家长的政治背景，大人们当年也从不提及。记得大人们最早互相称 “张同志、李同志”，后来渐渐改为 “老张、老李”。我们则始终称男主人“伯伯”、女主人“小伯伯”。
唐伯伯是安徽人，去世较早，唯一的孩子参加工作不久死于一场事故。多年来小伯伯的生活起居，一直是还住在和平里的两个娃娃亲照料。每年跟小伯伯拜年是我们必做的功课。小伯伯去世，享年102岁，丧事由我们娃娃亲操办，“豆腐饭”是在大董家巷口的“简朴寨”酒店办的。
我们从小没有打过架，打的是珠子，进“老虎凼”。打的是撇撇，撇撇或是纸折的，或是洋画，抹上油，专门用来扇翻对方撇撇的叫“打板”。有时官兵捉强盗，强盗跑远了，撵不上了，毛痞，掷石头，打破头了，就近拥到厨房，从碗柜抽屉里找一块墨鱼骨头，刮成粉末涂在伤口上。
夏天，一定去长江游泳，我们几乎都有被暗流冲到趸船下面的经历，由于经常交流逃生的经验，所以常常能过化险为夷，不过后背被趸船下的铁锈划伤得惨不忍睹，爬出来后大家就瞪着眼睛剔除细细的铁锈。我们一直庆幸没有被淹死，也没有被大人发现。前年春节娃娃亲们跟我母亲拜年，不知怎么说起这些事，母亲说：“你们的鬼把戏我们即使不知道具体也看得出大概，比如好几天不打赤膊，或者接连几天在家里特别乖巧，那绝对是犯了案子，我们只是认为调皮捣蛋不必小题大做罢了。”
娃娃亲们惊叹“姜到底是老的辣”，然后自我解嘲“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其实，“钢铁”是在大人们的监控和宽容下炼成的。
那年中南贸易部撤销，将涂有白漆编号的桌椅床柜按白菜价卖给职工，许多家换上了棕床，几位伯伯把原来的床架床板锯的锯刨的刨，跟我们做了一副乒乓球台，放在户外的空旷处。要求我们：打球讲规矩、雨雪天气必须将球台抬到大门的门厅、星期天午休时间不得打球等等。我们很守规矩，严格执行“三球销”的土政策。
乒乓球打破了，废物利用，利用没有破的一半，哄小弟弟妹妹围拢来看“变魔术”，将盛满水的半边球平平端在手上，装神弄鬼分散他们的注意力，突然松手闪人，看到他们脸上被溅上水后的惊叫，特别开心。后来我们凑钱请穿街走巷“打箍打油整脚盆”的工匠，把乒乓球台涂上了桐油。
我们还在院子里踢皮球，记得有回踢的橡皮球出现了沙眼，弹不起来了，就一窝蜂跑到阳台上，打一盆水，将橡皮球挤扁放进水盆吸满水后，对外飙射，同时齐声高呼：“金鸡鸡银鸡鸡，不屙尿的烂鸡鸡！”楼下的小伯伯以为我们在撒尿，急冲冲跑上来，一看乐不可支，现场教学：“要飙得远，就要用爆发力。”一边说一边演示，结果橡皮球的沙眼被爆发力撕裂成了一条缝，我们缠着小伯伯要赔，小伯伯笑嘻嘻地说“赔、赔”，走到楼梯口，突然转身说：“赔？赔？你们下楼来陪伯伯坐下吧。”
至今想起这些往事，眼睛难免有点湿润。
当然，我们也能帮着做点家务。新老和平里之间的一处空地上有家炭圆铺，距我们住的地方很近，我们经常看煤球的制作过程：煤粉加少量黄土后，几个工人赤脚来回搅匀，然后用铁锹拍成薄薄的一层，再划成小方块，铲两锹放到篾筛里摇动，摇几下放进水中蘸湿，撒上干煤灰继续摇，如此反复数次，与五芳斋做汤圆的方法差不多。制煤工很辛苦，越炎热天气越加紧做，要库存足够过冬。
我们搞四个轴承作轮子钉了一辆小拖车，在水泥路面上拖动响声如雷，被大人叫作“坦克”，哪家买炭圆我们开动“坦克”货拉拉。哪家买米面，我们带着购粮证和大小不一的布袋，装米的、装面粉的、装杂粮的；布袋不够用，就将布袋绕腰扎一根绳子，便成了两个口袋。哪家需要面条，就装一袋面粉，拿几根细竹竿，到民权路的一家压面铺加工，然后把半干的面条晾在竹竿上，一前一后地提着竹竿招摇过市。
后来长大了，我们玩摄影。135相机一卷胶卷可以拍摄36张，但需要洗印放大；120相机不需放大，但只有12张。不管那哪种机型，每卷胶卷都争取“偷”一张。
为了节省开销，算去算来，如果自己冲洗放大，还是135的划算，于是我们学着冲洗放大照片：钉了一个木盒，上面是一块玻璃，里面装一个60或100瓦的灯泡，按钮开关装在木盒的外侧，然后备好显影粉和定影粉，一帮人挤在厕所里面，在昏暗的红光下操作，即使外面的人急得嗷嗷叫，我们也不理睬，反正楼上楼下都有厕所，可以漫游。我们坚持到定影完成，然后跑出来将照片贴在玻璃上“上光”。
我们帮大人们拍了不少登记照。现在我们保留的很多相片，都是当年的作品。
在天也燥人也躁的年月，我们停课却没有去闹革命，学着装半导体收音机，从舌簧喇叭到纸盆喇叭，从单管到多管来复式。那时候没有印刷电路板，都是先在基板上画电路图，然后钻孔安铜铆钉，用漆包线焊接线路；机箱也是自己做，用三夹板粘合，喇叭处镂成五角星或是圆形，内面贴一块花绸布，看起来还有模有样。只是那时的广播电台不多，湖北台的效果最好，不过对其他台的干扰也最大。
我装了一台四管来复式的，外观和收听效果都还不错；但我还不断改进，比如磁棒绕上线圈起天线的作用，我认为磁棒越长效果越好，就在磁棒的两头用锉刀锉成三角形的榫头，再将两根摔断了的磁棒中间掏成三角形的榫眼，组装成“工”字形，也不知起到延长天线的作用没有，但本来只能收到中波的，怎么有天晚上竟然收到短波嗲声嗲气的女声，吓得父亲抢过去摔在了地上，没收了全部材料和工具，同时还要母亲减少零花钱来制裁。一个无线电专家就这样被扼杀在了摇篮中。
下放农村后，我们只能书信交流，不同的是与家人写信都是报喜不报忧，其实哪有喜可报，只是编故事哄娘哄老子，比如队里宰了几头猪，每人分四斤，我们知青组分了几十斤，这段时间天天吃肉，把人腻死了。惹得大人们纷纷写信传授腌制猪肉的方法。
真实的是我们之间谈得最多的是饿，是累，是苦，是茫然。同时也交流一些坑蒙拐骗的小窍门，比如怎样混车船票，只是车船也就每年混一两次，混技很难有长进，不像混邮票轻车熟路，比如邮票贴到信封上以后，一定抹上一层米汤，干了以后再抹一层，这样邮戳就盖在米汤上了；收信后把信封在水里泡泡，揭下邮票可以继续使用。可惜我们只频繁使用没有集邮，不然留几张“祖国山河一片红”的错版邮票，儿子孙子龟孙子的住房就不用操心了。
后来我们大部分陆陆续续地回到了武汉，少数几个在外地定居的，只要回武汉，我们一定要接风和饯行。他们的子女考取了在汉的大学，我们也逼孩子们周末把衣被带来洗晒，顺便犒劳一顿；同时带他们在和平里转转，告诉他们这是你爹的故居。开始，小家伙们对和平里还不以为然，后来感叹“和平里真好”，不知是说建筑还是说人。
我想应该说的是人。
因为后来的和平里除我们当年居住的一排五栋外，都加盖了一层，而且栋与栋之间原先凹进去、即当年我们打珠子、打乒乓球的地方，全部加盖了房间，使得原本错落有致的五栋，变成了一个长方体；原来的红砖外墙统统抹上了水泥；每层楼的大厅堂被各家圈地，拥挤不堪，像筒子楼；不知为什么门牌号也变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大董家巷地面的条石统统被撬掉，改为水泥路面，我们娃娃亲抬了一块条石，放在中间一栋大门的门厅。五十多年了，还在。
打捞江城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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