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存金 | 夜郎自大与夜郎最大
汉武帝时期之西南夷由西夷和南夷组成。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西夷和南夷的分布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汉武帝时，南夷为唐蒙所通，包括夜郎、且兰、僰、鄨、鉤町、漏卧、同并、进桑等；西夷初为司马相如所通，包括邛都、徙、笮都，后又通滇、巂、昆明、哀牢、冉駹等。汉朝先后设立犍为、牂牁、越巂、益州、永昌等郡。南夷指的便是犍为、牂牁二郡；越巂、益州、永昌及短期内存在的汶山、沈黎二郡均在西夷境内。以上地区的大小部落，总称“西南夷”。
汉使唐蒙向汉武帝上书称“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于是汉武帝派人招谕，置犍为郡。犍为郡辖境汉初变化较大，其设置之初是就唐蒙出使后归附的夜郎及其诸旁小邑，连同原广汉郡划出的一部，于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合并而成。故《华阳国志·蜀志》说：建元“六年，分广汉置犍为郡。”当时郡治在鄨，即今贵州黔西、大方一带。及至元鼎六年（前111年）平定且兰叛乱后，分犍为郡一部另置牂牁郡，这时的牂牁可能包括今滇东的部分地区。及元封二年（前109年）滇王内附，又将原属牂牁郡的今滇东部分划出，与新附的滇等地置为益州郡。故《华阳国志·蜀志》又说：“元鼎六年，分犍为置牂牁郡；元封二年，分牂牁别置益州郡。”随着牂牁郡从犍为划出，犍为境域缩小，其郡址也逐步北移。故《华志·蜀志》说：“犍为郡孝武建元六年置，时治鳖。”“元光五年（前130年），郡移治南广（今四川高县、珙县一带）”，“孝昭元年（前86年），郡治僰道（四川宜宾），后遂徙武阳（今四川彭山）”。由此可见，从武帝建元六年到昭帝始元元年以后的五六十年间，犍为郡治逐渐向北迁移，辖区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汉武帝发巴蜀卒理道，自僰道指牂牁江。蜀人司马相如言西夷邛、笮可置郡。帝使相如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郡。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数岁不通，耗费无功，为专力事匈奴，乃罢西夷，独置南夷两县一都尉。一都尉即犍为南部都尉，两县即南夷县和夜郎县（侯绍庄先生认为南夷当为一具体县名，可能即以前此唐蒙入使时，归附的夜郎旁小邑且兰等辖地所置，而非包括夜郎、且兰在内的地区总称）。
张骞从西域回来后，道听途说，揣测自蜀有道通身毒，汉武帝又复事西南夷。及南越反，上使发西南夷兵，且兰君小邑，与其众反，汉发巴蜀校尉击破之，遂平南夷为牂牁郡。夜郎侯初倚南越，南越灭，恐惧，遂入朝，封为夜郎王。滇在夜郎之西，靡莫之属，滇最大。元封二年（前109年），发巴蜀兵临滇，滇王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印，复长其民。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宠焉。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天子注意焉。滇比夜郎还不了解汉朝是肯定的，汉武帝置益州郡乃是灭劳浸、靡莫后的事，滇为靡莫属部，小邑而得受王印，当然最宠。
南越既以财物役属夜郎，则夜郎与南越频繁有交通往来，蜀枸酱出番禺城，经夜郎之地的水道（翁家烈教授认为牂牁江即北盘江）贩运。近几十年来，在贵州西部地区的赫章可乐、威宁中水和普安铜鼓山等地发掘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青铜容器、兵器、装饰器、生产工具和乐器等，成为探讨夜郎青铜文明的基础性资料。张合荣《夜郎青铜文明探微——贵州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器研究》认为夜郎青铜文明同滇文明等其他西南夷文明同中有异，处于大致相同的文化发展水平，总体上看，夜郎活动区借鉴、传入了相当数量的滇文化青铜器，它受滇青铜器的影响很大。说明夜郎与周边部落的联系十分紧密，这也得益于地处交通干道的地缘优势。
关于夜郎政治中心的位置，争议已久。按照方国瑜先生说法，且兰在今贵阳一带，夜郎在曲靖至贵阳三分之二处，即安顺地区，《史记索引》引荀悦曰：“夜郎，犍为属国也”，所说甚是，不能谓犍为郡为夜郎。候绍庄先生进一步考证认为古夜郎地域在今贵州西南部，也就是今黔西南州、六盘水市及安顺地区西部一带,是比较合适的。至于以今安顺地区东部一带为古且兰，而非古夜郎所在。翁家烈先生认为犍为、牂牁二郡所辖属各县之和当即夜郎国的势力范围：东抵武陵郡, 北与巴、蜀二郡毗邻, 西与后置之益州郡相连, 南近郁林郡之广郁县。大体辖及今贵州大部分地区和川南、滇东北、桂西北部分地区。郑子运近来考证又认为夜郎国全盛时期的疆域约相当于贵州的三分之二：东至黄平，北至遵义，西北至赫章、威宁，西南至兴义，南至红水河。夜郎国都应位于贵阳、安顺之间。张合荣先生认为夜郎的中心在南、北盘江之间，也就是在云南曲靖盆地到贵州黔西南州西部，核心区域还靠近云南这一带。
《史记·西南夷列传》谓：“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汉书·西南夷传》以“西”字为衍文，无此字。候绍庄先生认为夜郎本土的地域大体包括今黔西南州、六盘水市、安顺地区西部和黔南州东部的部分地区。而夜郎的势力范围可能东至今黄平、福泉、都匀、凯里一带，南达今广西百色地区，西及今云南曲靖、陆良、泸西一线，北界今赤水河中游。在这个范围内，夜郎对同时存在的诸旁小邑有一定的号召控制力。滇文化遗物的分布范围东至石林、泸西一线，北达会泽、昭通等地；南抵新平、元江及个旧一带，西到安宁及其附近地区。
综观数十年来贵州考古发现的古夜郎时期文化遗存，它们都位于贵州西部山区。生活在山高谷深、雾气弥漫、阴雨绵绵的乌蒙山脉中的人群，也往往处于封闭而贫穷落后的状态中，自古民间就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和“威纳赫，去不得”的谚语，形象地概括出这里的人们生活之艰苦。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对在夜郎等地设置的牂牁郡也有如下记述：“郡上值天井，故多雨潦。俗好鬼巫，多禁忌。畲山为田，无蚕桑。……寡畜产，虽有僮仆，方诸郡为贫。”
张合荣先生以多年的考古研究认为：夜郎族群以乌蒙山脉为其活动空间，而乌蒙山脉地理环境相当复杂，山区分割严重，河流流向不同，分属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不同区域受不同方向文化的影响，因而在发展中就形成鲜明的区域个性，这是夜郎文化多样化的立体呈现，我们不能单纯地认为夜郎文化只是一种单一的考古学文化或一个小区域内的文化，这与其作为“西南夷”中最大的“君长”不符。因此，将滇东黔西这一较大区域内的战国秦汉时期考古遗存一并作为探讨夜郎的基础资料，更能接近历史实际。
张增祺先生认为：“从滇文化分布范围看，古代滇国的领地并不十分广阔，大致包括今昆明市全部，曲靖和玉溪地区大部，红河州、楚雄州和文山州的一部分地区。”古滇国发掘的青铜器数量较多、工艺较高，这也反映出古滇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较高。相比于夜郎国，古滇国地区自然条件好，“旁平地，肥饶数千里”，有较发达的农业生产。从滇池区域出土的青铜器图像来看，滇国尚处于奴隶社会阶段，晋宁石寨山出土一件贮贝器，共雕铸有二十二人和五匹马，但见“滇人”骑将，手执长矛驱马飞驰下刺，一个“辫发”者被马蹋倒于地，另一“滇人”骑士的马足也踩着一个“辫发”者，被踩者痛苦万分，欲挣扎起来，还有“辫发”者跪地求饶、反手被缚，被“滇人”揪着辫子拖拉等形象。另一件铜牌饰，上有“滇人”武士，左手提一“辫发”者的头颅，右手牵一根长绳，绳上系一身背幼童的“辫发”妇女，其后有一牛二羊，最后为另一“滇人”武士押行，此人左手也提一“辫发”者头颅，足下踩一无头死尸。
夜郎地区的奴隶制也较为突出，《史记》《汉书》记述，巴蜀商贾经常到西南夷地区“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牦牛、以此巴蜀殷富”。对此《史记·索隐》引韦昭云：“旧京师有僰婢”。巴蜀商贾因贩卖牛、马、奴婢致富，而所贩奴婢竟然远卖至京师长安，可见掳掠和贩卖的规模都是不小的。巴蜀商人将部分铁器和某些土特产品（如枸酱），通过夜郎贩往南越出售，对夜郎来说更不过是一种过境贸易，与夜郎本身商品经济的关系不大。
1956年，云南考古工作者在晋宁石寨山六号墓中掘出一枚金质印章，印高一点八厘米，边长二点三厘米，重八十九点五克。蛇钮，蛇背有鳞纹，蛇头伸向方形印身之一角。印钮与印身分别铸成后再焊接为一体，印面凿刻篆书“滇王之印”四字（图1）。这枚印章的出土验证了《史记》的有关记载，并使滇池及其周边地区的一组青铜文化遗存有了归属，即其为文献所记的与“夜郎”同时的“滇”之遗存。于是，发现“夜郎王印”以确定夜郎的范围及其文化成为学界乃至社会各界的殷切期盼。各地亦纷纷以“夜郎”为招牌，进行大肆宣传以提升知名度。镇宁“夜郎王印”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一次“炒作”事件。
2004年以来，贵州镇宁民间一枚青铜印章经媒体报道而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有人鉴定其为“汉代合金铜铸文物”或“夜郎王印”而为媒体大肆宣传。2007年10月30日，“夜郎王印落定镇宁新闻发布会暨专家研论会”在贵阳举行，该印章被镇宁官方及与会学者正式界定为“夜郎王印”。据媒体报道，镇宁“夜郎王印”是镇宁县苗族同胞祖传之物，而“掌握”此印的是一位自称为夜郎王“多德”第七十五代孙苗族老人。印青铜质，印身较薄，背有无孔橛形钮，印面方形，边长五点五厘米，厚一点五厘米，通高三点八厘米（图2）。印文为凸起的阳文，据称，印面下方左右有“多德”二字；上下各有两个“王”字，印中间有个似人非人的“蝴蝶”图案；二十八个圆圈符号围绕着“蝴蝶”；由“夜郎王”为中心引出长长短短的线条。但据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远国先生、贵州省博物馆馆长李飞先生研究，“传世的镇宁铜印”非所谓“夜郎王印”，而是一枚道教法印。
段渝先生对“夜郎最大”提出一种独特的解释，其认为应当理解为夜郎国在文化演进中处于较高的位置，在国力上拥有更大的实力，在面积上占有更大的疆域，掌握着更多的资源，但并没有达到支配其旁小邑及其资源的程度。所谓“最大”，也并不是说处于其旁小邑的权力中心位置，并不是其旁小邑的君长，而是“以什数”的君长中最大的一个，他至多是其旁小邑的领头者，即是酋邦联盟的首领，而不是其旁小邑的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