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南联大”时期郑天挺的教学活动及其学术研究

摘    要：在“西南联大”时期，作为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教授，郑天挺在担负繁重行政工作的同时，认真地从事教学、研究和研究生培养工作。在本科教学上，郑天挺将教学岗位从中文系转到历史系，将授课重心从“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转向了“明清史”，并以系统详实、生动有趣的教学特点受到联大学生的欢迎;在研究生培养上，郑天挺承担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教务管理工作，通过精心谋划和协调服务，为研究生的学习和生活创造了良好条件，为抗战时期我国人文学科优秀人才的培养作出了特殊贡献;在学术研究上，郑天挺将治学领域从文献整理转向清史和西南边疆史研究，写出了一批考证精准、见解独到的史学论文，出版了著作《清史探微》，确立了清史专家的学术地位，形成了考据互证、探微见著的治学特色。

关键词：郑天挺； “西南联大”时期；人才培养；学术研究

作者简介： 袁国友(1966―)，男，历史学博士，云南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云南地方史、中国近现代史。原载于《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

郑天挺(1899―1981)，字毅生，原籍福建长乐，生于北京，为中国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和教育家。1917年，郑天挺入北京大学国学门学习，1920年毕业。1921年秋，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学习，师从钱玄同。研究所毕业后，郑天挺曾至广东、浙江等多地任职。1930年11月，郑天挺随新任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至北京大学工作，任校长室秘书。从1933年起，担任北京大学秘书长。同时，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副教授，讲授古地理学及校勘学等课程。1936年，为史学系学生讲授“魏晋南北朝史”课程。1937年夏，郑天挺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作为北京大学秘书长，郑天挺组织了滞留北平的北京大学师生的疏散和迁移工作。1937年11月17日，郑天挺告别家人，离北平南下，经天津、香港转湖南，于12月14日到达长沙，任教于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南迁合组而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在临时大学，郑天挺由中文系转任历史社会学系(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大”初设历史社会学系，下分历史和社会两组进行教学活动。1940年5月，历史和社会两组各自单独成系)教授，讲授“隋唐五代史”课程[1]。1938年春，临时大学迁滇，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郑天挺随校西迁，任联大文学院历史社会学系教授。1939年6月，郑天挺担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副所长。1940年初，在联大各方的极力劝勉之下，郑天挺担任“西南联大”总务长。1945年9月，郑天挺先行离滇，到北平组织北京大学的复校工作。在“西南联大”时期，作为北京大学秘书长和“西南联大”总务长，郑天挺担负了大量行政事务工作，在当时艰难困苦的环境条件下，为“西南联大”办学工作的正常推进和协调运行付出了超常的辛劳和智慧，赢得了联大广大师生的信任和赞扬。同时，在行政事务之外，郑天挺仍孜孜以求地致力于学术事业，在本科历史教学、研究生培养和个人学术研究上均做出了突出的成绩。

一、本科历史教学

在西南联合大学，郑天挺从中文系转入历史学系后，即一直担任历史学系课程的教学工作。1938至1945年任教“西南联大”期间，郑天挺的史学教学情况如下。

（一）讲授课程

根据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大”学程表的记载，1937年至1945年间，郑天挺各学年所担任的本科教学课程如下。

1937―1938学年:根据《长沙临时大学各院系必修选修学程表(1937年至1938年度)》的记载，郑天挺本学年担任文学院历史社会学系“隋唐五代史”课程的授课工作，本门课程6个学分[2](P121)。本学年上学期，郑天挺在长沙临时大学讲授“隋唐五代史”，下学期在云南蒙自“西南联大”文学院历史社会学系继续讲授“隋唐五代史”。郑天挺1938年5月3日的日记对本学年下学期的课程安排情况作这样的记述:“下午校中送来课程表，余仍授隋唐五代史，每星期三小时，在星期一、三、五下午二时半至三时半。”[3](P57)

1938―1939学年:根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各院系必修选修学程表(1938年至1939年度)》的记载，本学年郑天挺担任文学院历史社会学系“明清史”和“清史研究”两门课程的教学工作。根据学程表的记载，“明清史”为二、三年级的选修课，6个学分;“清史研究”为三、四年级的选修课，4个学分[2](P153)。对课程安排及授课情况，郑天挺1938年12月13日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述:“下午二时至小西门外农科职业中学上课。西南联合大学文理法诸学院借其地为校舍，二时半至三时半授清史一小时，四时半至五时半授明清史一小时。清史一课，盖为已修明史者设也。”[3](P114)

1939―1940学年:根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各院系必修选修学程表(1939年至1940年度)》的记载，本学年郑天挺在文学院历史社会学系所担负的课程仍为“明清史”和“清史研究”，“明清史”讲授上、下两个学期，每个学期3个学分，“清史研究”讲授一个学年，4个学分，两门课的授课对象与上一学年相同[2](P180)。

1940―1941学年:根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各院系必修选修学程表(1940年至1941年度)》的记载，本学年郑天挺担任文学院历史学系(从本学年起，历史学组与社会学组分开各自成系)“明清史”课程的教学工作，本门课程讲授上、下两个学期，每学期各3个学分[2](P208)。

1941―1942学年:根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各院系必修选修学程表(1941年至1942年度)》的记载，本学年郑天挺在文学院历史学系担任的课程为“隋唐五代史”和“明清史”;“隋唐五代史”为二、三、四年级学生的学年选修课，共6个学分;“明清史”为二、三、四年级学生上、下两个学期的选修课，每个学期3个学分[2](P239)。另外，本学年上学期(1941年下半年)郑天挺还在云南大学讲授“隋唐五代史”[1]。

1942―1943学年:根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各院系必修选修学程表(1942年至1943年度)》的记载，本学年郑天挺在文学院历史学系所授课程为“明清史”，本课程为二、三、四年级学生上、下两个学期的选修课，每个学期3个学分[2](P276)。

1943―1944学年:根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各院系必修选修学程表(1943年至1944年度)》的记载，本学年郑天挺在文学院历史学系担任的课程为“隋唐五代史”和“明清史”，“隋唐五代史”与汪篯合上，“明清史”与何鹏毓合上。“隋唐五代史”为二、三、四年级学生的学年选修课，6个学分，“明清史”为二、三、四年级学生上、下两个学期的选修课，每学期3个学分[2](P312)。

1944―1945学年:根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各院系必修选修学程表(1944年至1945年度)》的记载，本学年郑天挺在文学院历史学系担任的课程为“明清史”“中国史部目录学”和“隋唐史”。“明清史”为二、三、四年级上、下两学期的选修课，每个学期3个学分;“中国史部目录学”为三、四年级学生的选修课，4个学分;“隋唐史”为二、三、四年级学生下学期的选修课，4个学分[2](P344)。

1945―1946学年:根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各院系必修选修学程表(1944年至1945年度)》的记载，本学年郑天挺在文学院历史学系未担任任何课程，原因为1945年9月，郑天挺奉教育部命，赴北平接受北京大学校产，办理北京大学的复校工作。

总计联大8年间，郑天挺在联大历史学系共开过5门课程，即“隋唐五代史”“隋唐史”“明清史”“清史研究”和“中国史部目录学”。“隋唐五代史”讲过3个学年，“明清史”讲过7个学年，“清史研究”讲过2个学年，“中国史部目录学”讲过1个学年，“隋唐史”讲过1个学期。从历史学系的课程分类来看，“隋唐史”“隋唐五代史”“明清史”为断代史，“清史研究”为专史研究，“中国史部目录学”为其他类课程。

（二）教学特点

郑天挺的授课方式，可用系统详实、生动有趣来概括。郑天挺的这一教学特点，给当年的联大学生留下深刻印象。联大历史系学生潘镛回忆说，郑天挺授课，很重视科学性、系统性、趣味性和注意力(即引导学生对课程产生兴趣和关注)[4]。

关于系统详实的教学特点，联大历史系学生何兆武曾有这样的忆述:“郑天挺先生原来是北大的秘书长，教我们明史，也教唐史、清史。郑先生讲得非常之系统，一二三四、AB-CD，从头讲起，什么政府组织、经济来源，有哪些基本材料等等，比中学系统的课程提高了一个档次，只不过讲得更细致。这种讲法在联大里很少见，当然这样也有优点，对于我们尚未入门的人可以有个系统的知识。”[5](P115)

潘镛也以自己听课的经历，来说明郑天挺授课的详实系统特点。潘镛在追忆郑天挺的文章中说:“在西南联大讲授清史时，先生曾详细地讲授明末清初这段历史，他以《满州的崛起和强大》《明清战役》《明末辽帅之数更与清太祖之对策》《清太宗之扰明与明清和议》《南明与满清入关》《明代灭亡的时代》等六个标题囊括了这一段复杂的历史。”[4]由此可以看出，郑天挺讲课既系统详实，又能抓住关键问题，从而使纷繁复杂的史事得到清晰的梳理和呈现。

郑天挺的史学教学，既能给人以系统详实的历史知识，同时教学方式又生动有趣、引人入胜。为此，联大学生评价郑天挺的教学是“教书像说故事一样”[6](P223)。这一点，何兆武曾有这样的记述:“郑先生讲课的确非常有趣味，我记得讲到朱元璋时专门讲到他的相貌，那可真是旁征博引，某某书怎么怎么记载，某某书又如何如何说，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明太祖的相貌是'五岳朝天’，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而且让人觉得恐惧，就这样整整讲了一节课。”[5](P115)

“明清史”是历史系的专业选修课，但郑天挺所讲授的“明清史”课，除了历史系的学生选修外，其他院系的学生也有许多选修的。何兆武回忆说:“要按专业课的标准，这门课(即'明清史’课———引者注)顶多十来个人上，可是郑先生的课非常奇怪，经常有上百人来听，还得准备一间大教室。怎么会多出这么老(多)些人呢?因为郑先生的课最容易pass，凡是选了课的，考试至少七八十分，所以什么物理系的、化学系的都来选，叫作'凑学分’，这在当时也是一种风气。”[5](P115)其他院系学生选修郑天挺的课，除了考试容易通过及教学方式生动有趣外，学生对中国明清史的浓厚兴趣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郑天挺对此回忆说:“我在一九三九年后，在联大即讲授明清史及清史研究、中国目录学史等课程。当时年青的学生激于爱国热情，都要更多地了解中国的近世史，尤其瞩目于明清时期，故每次选修该课的多达一百数十人，情况前所未见。”[7]

郑天挺除了给历史系本科生授课外，还对一些优秀学生进行学术研究指导。1938年“西南联大”迁滇之初，文学院设在滇南蒙自，一些学生与文学院教师同住歌胪士洋行楼上。当时，由于学校辗转迁徙，上课情况不够正常(1938年5月4日才进行1937―1938学年第二学期的教学活动)，因此学校对本学年毕业的学生不要求写作毕业论文。当时，杨志玖为北京大学史学系1934年入学的学生，1938年夏即将毕业。杨志玖入滇之初，翻阅了一些资料，对云南历史产生了兴趣，想以此为题写篇论文。他拟了一个研究提纲，从先秦庄蹻入滇一直写到明清为止。他拿着这个提纲去找同住歌胪士洋行楼上的郑天挺，请郑予以指导。郑天挺看过提纲后，对杨志玖说，这个提纲涉及面太大，你能把庄蹻的问题弄清楚就很好了。为此，杨志玖按照郑天挺的提示，把《史记》、前后《汉书》以及先秦诸子有关庄蹻的资料进行搜集、鉴定、排比，写成了一篇《庄蹻王滇考》。文稿写成后，杨志玖请历史系教授钱穆进行审正，同时，郑天挺看后也表示满意[8]。这篇文章后来刊登在北京大学史学会编的《治史杂志》第二期上，同期杂志上刊登了郑天挺的《孟心史先生晚年著述述略》一文，能与老师的文章同列发表，对初入史学研究之门的杨志玖是莫大的鼓舞与荣誉。多年以后，杨志玖回忆郑天挺对他的指导时说:“现在想来，假定没有郑先生的指点，照我原先的设想写下去，一定写不出什么来，写出来也不会像个样子。这是我第一次习作史学论文，由于及时向郑先生请教，得以少走弯路。受益匪浅，永志不忘。”[8]

二、研究生培养

在“西南联大”时期，作为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郑天挺参与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管理工作，为抗战时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作出了特殊贡献。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前身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1922年1月正式成立[9](P224)。1932年，改为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1934年，改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该研究所的主要职责是担负文科研究生的教学培养工作，所长由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任。从抗战爆发到1939年初，在动荡的时局和环境中，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工作陷于停顿之中。

1939年5月底，北京大学决定恢复文科研究所。6月中旬，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正式恢复。根据“西南联大”的规定，研究所由三校分设和管理，因此，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直属于北京大学，不纳入联大管理体制。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恢复工作由北京大学教授汤用彤、罗常培、傅斯年(时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同时兼任北京大学教授)和郑天挺负责[10]。北京大学聘文学院院长胡适(其时胡适在美国任驻美大使)为研究所所长，聘傅斯年为文科研究所副所长、代理所长(兼任，所长也称主任)，聘郑天挺为文科研究所副所长(也称副主任)[11]，傅斯年辞职后，聘汤用彤为所长1。关于兼任文科研究所副所长的缘由，郑天挺晚年回忆说:“傅(斯年)事情很多，难以全面兼顾。他拉我作副所长，协助工作。我觉得自己无论从学识、年龄及资历上都差之甚远，没有同意。后来许多同事也来敦促并加以鼓励，我才勉为其难。”[7]

在昆明恢复后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依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研院史语所”)的设施、图书、师资等条件来办学，因此，在抗战期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与“中研院史语所”合作密切，形同一家。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恢复之初，办公地即设于“中研院史语所”在昆明青云街靛花巷3号所租楼房中，与“史语所”合署办公。其时，文科研究所导师和研究生均住于所中，文科研究所导师陈寅恪称这座三层楼房为“青园学舍”。1939年底，为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史语所”从城内迁往昆明城东北郊龙头村宝台山响应寺办公，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也随之同往。同时，靛花巷3号房屋作为所址仍予保留，留给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使用，陈寅恪、汤用彤、罗常培、郑天挺、姚从吾等导师居住于此。1940年冬，由于日军飞机轰炸频繁，“史语所”迁往川南的南溪县李庄，而“史语所”在昆明城内青云街靛花巷和北郊龙头街的房屋则继续留给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使用。

根据《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记事(1939年至1945年)》一文的记载，研究所招考研究生的部门分为史学、语言学、中国文学、考古、人类学、哲学等六部;研究所设立的工作室分为7个，即文籍校订、中国文学史、中国语言、英国语言、宋史、明史、中国哲学与宗教2。

根据北京大学档案资料《国立北京大学研究生论文题目一览(1942年度)》[2](P567)表格材料的信息，1939―1943年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共招收了5届研究生，研究生总数为23人。另外，据1950年所撰《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记事(1939年至1945年)》一文的记载，1941―1945年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共毕业研究生21人3。上述两份材料所列各年研究生姓名有所差异，综合两份材料的名单，可以得出1939―1945年间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学习过的研究生名录，按学科部门排列是:哲学部:任继愈、王明;中国文学部:阴法鲁、逯钦立、董庶、李孝定、王利器、王叔岷、王达津、肖雷雨、金启华;史学部:杨志玖、阎文儒、王永兴、王玉哲、李埏、程溯洛、魏明经、方龄贵、傅乐淑(女)、余培忠;语言学部:马学良、刘念和、周法高、高华年、殷焕先、黄匡一、李荣、梁东汉;人类学部:胡庆钧。

上述人数共计30人。再加上现今所知曾入文科研究所学习但其名字未列入上面两份材料中的汪篯、傅乐焕(傅斯年堂侄)、傅懋勣、陈三苏等人，抗战时期曾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学习过的研究生当不少于34人。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管理工作，由所长、副所长负责。为此，当时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编了这样一副对联来形容文科研究所的管理工作:“郑所长是副所长，傅所长是正所长，郑、傅所长掌研所;甄宝玉是假宝玉，贾宝玉是真宝玉，甄、贾宝玉共红楼。”4由于所长傅斯年的本职和兼职事务较多，不常在昆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日常事务，多由副所长郑天挺负责办理。第一届研究生任继愈对此回忆说:“郑毅生先生负责我们研究所的全部教务和总务工作。师生们在云南大学附近青云街靛花巷三号租了一所楼房，共三层十八间。食堂、图书室都在一起。郑先生当时没有带研究生，而十几个研究生的生活、学习各方面的大小事，都由郑先生操心经管。”[12]由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办学方式颇有些类似于中国古代书院的风格，而书院负责人古称山长，因此，研究所导师罗常培戏称郑天挺为研究所的山长，而学生们也认为郑天挺是当之无愧的山长[12]。实际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这种书院式的办学方式，是郑天挺自觉选择和倡导的办学方式。根据郑天挺日记记载，1939年5月31日，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召集该校文科著名学者商议文科研究所的恢复事宜，并让郑天挺负责其事，郑天挺就主张:“今后研究生之生活拟采取书院精神，于学术外，注意人格训练，余拟与学生同住。”[3](P115)可见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办成古代书院式的学术机构是郑天挺办学的基本理念和指导思想。为做好文科研究所的办学工作，郑天挺在食宿、图书、教学等方面作了许多筹划和安排，保障了办学工作的顺利进行。

在文科研究所，郑天挺虽然也是导师，但由于兼任研究所负责人，事务繁多，并未单独指导学生5。尽管如此，对于研究生的学业，郑天挺仍是非常关心，并给予相应的帮助和指导。研究生阎文儒回忆说:“予之业务导师虽为向达先生，但涉及历史学，尤其是明清史诸问题，每问及郑先生，总是循循善导，详为讲解。先生不仅对予如是，对其他所有学生均如是，为此文研所之同学者，每谈及先生，均道及非一般教授可比拟，可敬可亲，并视郑先生为良师益友。”[13]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在抗战时期极其艰苦的环境条件下，虔心向学，培养出了许多优秀文史人才，在研究所求学的几乎所有学生，最后都成为我国文史哲各学科领域成就突出的知名学者。作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负责人，晚年的郑天挺对此感到无比欣慰和自豪，他以“宝台山子”来称呼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14]。

三、学术研究

（一）研究领域

1. 清史研究

在战前的北平时期，围绕着教学工作，郑天挺对魏晋南北朝史的一些问题开展了研究，写出了《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注补〉》等论文，这一时期，郑天挺尽管已对明清史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思考，但从总体而言，明清史不是郑天挺教学和研究的重点领域所在。郑天挺转向明清史研究是从“西南联大”迁滇后开始的。关于这一点，郑天挺回忆说:“我在蒙自时，孟森先生刚去世，我决心继孟老之后，钻研清史，完成其未竟之业。”[15]郑天挺的学生对此也有较多的记述。北京大学史学系1934级学生王德昭回忆说，战前即读到郑毅生老师关于明清史研究的重要论文，如《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国学季刊》六卷一号)、《清世祖入关前章奏程式》《墨勒根王考》《多尔衮与九王爷》(分载天津《益世报》1936年3月26日、10月22日和11月26日《读书周刊》)，“但毅生师的专心致志于明清史的研究，当在他1937年冬离平入滇之后”[16]。北京大学史学系1934级学生杨志玖也记述说:“郑先生是到云南以后才开明清史课的。在北平时，这一课由孟森(心史)老先生主讲，郑先生当然不便上课。实际上，郑先生在北平时已对明清史颇有研究。收入《探微集》中的《多尔衮称皇父之由来》《墨勒根王考》《多尔衮和九王爷》和《清世祖入关前章奏程式》诸文都是在北平时作的，可以为证。”[8]从1938年入滇起，郑天挺的教学和研究方向即转向了明清史。《清史探微》即是其研究清史的重要成果。

最初版本的《清史探微》6，完成于任教“西南联大”期间，1945年4月12日编定于昆明，重庆独立出版社1946年出版。书前有作者简短的序言:

“右近年读清史所作杂文十二篇，次为一集以求证于当世。天挺早失怙恃，未传家学，粗涉载籍，远惭博贯。比岁僻居无书，蓄疑难证，更不敢以言述作。独念南来以还，日罕暇逸，其研思有间恒在警报迭作晨昏野立之顷，其文无足存，而其时或足记也。通雅君子原其'率尔操觚’之妄，有以匡其违误，斯厚幸矣。”[17](P1)

《清史探微》所收的十二篇文章中，《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墨勒根王考》《多尔衮与九王爷》等文写于抗战前的1936年，其他文章中，以《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清代包衣制度与宦官》等3篇文章最为重要。

《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初稿于1943年6月27日，作成于昆明青云街靛花巷寓所。1944年4月11日，郑天挺在“西南联大”文史讲演会对本文内容作过讲演。这篇长文以翔实的史料证据和严密的考据分析对清代满洲和皇族历史上的重要问题作出精确考辩，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关于满洲名称的由来，郑天挺指出，满洲为部族名，而非地名或国名，终清一代，以满族为部族名称，以与汉人对列，从未改变。这就是“清代以满洲表部族”。针对近代以来一些人把满洲作为地区名称使用的做法，郑天挺进行了正本清源的批驳:“近世强以满洲为地名，以统关外三省，更以之名国，于史无据，最为谬妄。满洲出于建州左卫，为女直支裔，即唐之靺鞨，周之肃慎，乃中华历史上宗族之一，清朝入关后散居中原，更不可以一省一地限之也。”[17](P5)

关于元明时期满洲先世之地位，郑天挺指出，满洲的先民女直，在元明时代为元、明中央政府管辖下的边地部族，中央政府在其地“随俗而治”，设立都司卫所，以其酋长为都督、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给以印信，各统其众，以时朝贡，其地位等同于西南部族地区的土官、土司。郑天挺认为:“据此可知，所谓'满洲’，久在疆理，早沾政化，元明授以爵禄，给之敕印，俾其世守，其性质实类近于西南大姓锡名自保之土司，其拥众抗命亦犹田州之岑猛，永宁之奢崇明，水西之安邦彦。迨其兵力强大，边吏委之外族以卸罪，世遂以域外拟之，过矣!”[17](P7)

关于清代诸帝的血统，郑天挺指出，从清太宗皇太极到清宣宗(道光皇帝)旻宁的7个皇帝中，各帝的生父或生母中，除了满洲血统外，还有蒙古、汉人血统。如清世祖福临，其母孝庄太后姓博尔济吉特氏，为科尔沁贝勒塞桑之女，世居蒙古科尔沁左翼中旗，为元太祖铁木真弟之裔;清圣祖玄烨(康熙皇帝，世祖福临之子)之母孝康太后，其父为纯粹的汉人，其母为纯粹的满人，因此，康熙帝为四分之一的汉人血统、四分之一的蒙古血统、二分之一的满人血统杂合成的混合血统[17](P20)。郑天挺认为，清朝道光以前皇室血系复杂，与这一时期清朝武功奋张、文化调融不无关系。

关于清代的满汉通婚问题，世传清朝禁止满汉通婚，郑天挺根据相关史事和律令指出，清初并不限制满汉通婚，后来也未明令禁止满汉通婚，仅因选秀的原因，对在京旗人之女子嫁与民人有所限制，清代满汉之间不相婚嫁，或因汉人畏避满人使然。

《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初稿写于1942年，并于本年12月8日在“西南联大”文史讲演会作过讲演，以后以讲演稿为基础，增加例证，最终于1945年3月18日成稿。此文对满洲入关前后的渔猎、祭告(祭告天地)、祭堂子(堂子为祭天之所)、丧葬、殉死、婚嫁、剃发、衣冠等俗进行详实的考说，阐明这些风俗的传承变化及与汉俗的同异。郑天挺的基本看法是，清初的这几种礼俗，“有的强汉人法效，有的禁汉人从同，有的潜移默化与汉人趋于一致，而大体上均有所变革。这种变革不是由于政令的强制而是文化的自然调融”[17](P61)。

《清代包衣制度与宦官》一文写成于1943年9月13日，文章内容曾于1944年1月4日在“西南联大”文史讲演会作过讲演。此文探究了清人包衣制度的由来，解释了包衣制的性质，即包衣是满洲皇室、旗主、贵族的家内奴仆，是随侍主人、供人差遣、管理家务的世袭奴仆，包衣制形成于满洲入关前，为皇室服务的上三旗(镶黄、正黄、正白三旗)包衣由内务府管理，从而形成了入关后以内务府管理皇室各项事务的制度。文章着重讨论了清圣祖康熙皇帝即位后以内务府制代替内监衙门制度以及世宗雍正、高宗乾隆各帝严厉打击内监越权干政行为的重要意义。郑天挺认为，虽然内务府代替宦官衙门只是制度的改变，而政务本身并没有进步，但其差别在于:“宦官是少数人把持的，是终身的，是国家法令所不易及的;而内务府人员虽以上三旗为基本，但人数较多，他们是流官，有升转，有外用，有京察，不能永久把持，且在国家法令层层监督之下，他们虽然奢汰贪昧，但是还不能因之作恶。”[17](P83)最后，郑天挺从总结汉唐以来宦官干政、祸乱朝野的历史教训的角度，肯定了清代以包衣制及内务府制代替宦官衙门、限制宦官弄权的优越性。

1946年结集出版的《清史探微》，虽然收文不多，内容也多集中于清朝开国史和清初史事的研究，但他代表了郑天挺中年时期清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清史探微》的出版，奠定了郑天挺在清史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地位。对此，南开大学冯尔康教授作了这样的评说:“《清史探微》是郑天挺的代表作，此书奠定了他在清史学研究中开创者之一的学术地位。他同用近代方法研究清史的首倡者孟森一起，推动了清史研究。”[18]

2. 西藏史研究

抗战之初，在北京大学南迁和“西南联大”初创的颠沛生活中，郑天挺开始了其关于西藏历史问题的研究，这一研究的重要成果就是《发羌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以及《〈隋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等3篇文章。

《发羌之地望与对音》与《〈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均于1938年6月写成于蒙自，前文写成后刊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八本一分，后一文于1940年2月14日改定后刊于《国学季刊》第六卷第四号。《发羌之地望与对音》从音韵学的角度，考定《新唐书》卷二百十六《吐蕃传》所说的“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牦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袓曰鹘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的正确性。通过对相关史籍和地志记载的考辨，郑天挺认为，从地望来说，析支河地在今青海省东南部，发羌当在析支河之南或西南(析支河以西非发羌地)，即今西康西藏之地;又《通典》记载古析支地唐初为党项羌所居，设为崌、奉、岩、元四州，而奉州之南即为吐蕃地，可知发羌地望即唐初吐蕃旧居之地(即吐蕃扩张以前所居之地)。从音韵上来说，郑天挺认为，“发”古音上可读“撥(拨)”音，则发羌应即西藏土名Bod的对音。郑天挺的结论是:“发羌之地望既与康藏相应，而读音又与Bod相合，则发羌之称盖源于西藏土名Bod之对音，似亦无可疑。”[17](P548)

《〈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考证了《隋书·西域传》《北史·附国传》(《北史·附国传》文字内容与《隋书·西域传》完全相同)及《通典》卷一八七所记“附国”的地望与对音。附国之“附”字何义?《通典》注说:“案其地接汶山故为附焉。”郑天挺指出，汶山即岷山，附国因地近汶山而得名之说不确。郑天挺认为:“徼外异族，我国大都因其自号对音以为之称，其以特异风土得名者，若赤土，女国，山国之属，屈指可数。附之为义初非显豁，且与土风无关，天下名山大川莫不可附，汶山何得专之?”那么，附国因何而得名呢?他认为，从音韵上说，“窃疑所谓附国之附，即后汉发羌发字一音之转，亦即西藏人自称Bod之对音。按《说文》附从阜付声，《广韵》去声遇韵附，符遇切，为奉母合口三等字，今读为fu。附字今音与Bod虽不尽合，然古音其发声为b，属唇音浊声字，《后汉》译Kabud为高附，《左传》襄公二十四年陆德明《音义》附蒲口反，可证也。”[17](P553)从地望上来说，《隋书·西域传》说:“附国者，蜀郡西北二千余里，即汉之西南夷地也。”又说:“其国南北八百里，东西千五百里。”根据这一记载，郑天挺认为，此云蜀郡西北二千余里，则远在松潘徼外，以地望度之，实当今西康西藏之境[17](P553)。郑天挺还以《隋书·西域传》所记附国的风土习俗(如垒石为居、用皮为舟、以小麦青稞为食、水有细鳞嘉鱼等)来证明隋时附国即今康藏，附国之民即今藏族先民。

《〈隋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为一篇千字左右的考据文章，1942年8月26日写于昆明，刊载于《国学季刊》第六卷第四号。此文在1938年所作前两文对发羌、附国地望所作考证的基础上，对《隋书·西域传》中“附国南有薄缘夷”一句中的“薄缘夷”的地望作了考证，认为从地望和音韵来看，薄缘夷即今西藏南界的山国不丹。郑天挺指出，不丹或译布坦，盖Bhutan、Bhotan之对音，其名源于梵文Bhotanta;藏人称之为Brug-Pa，我国旧籍或译布鲁克巴，其地在西藏之南，故史籍上说番(西藏)界“西南接布鲁克巴”，即不丹之地。

郑天挺的西藏史研究文章，将音韵学、语言学知识应用于历史研究，对西藏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得到了当时学界的肯定和赞赏。郑天挺撰写《发羌之地望与对音》一文时，正当1938年夏“西南联大”蒙自分校时期，郑天挺与隋唐史及梵文专家陈寅恪同住蒙自歌胪士洋行楼上，郑天挺写完初稿，即送请陈寅恪进行教正，头天晚上送去，次日下午陈即送还，帮助订正梵文对音及佛经名称多处，对此文表示赞许[3](P73)。“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兼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也对郑天挺上述诸文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为他人所不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阎文儒对此回忆说:“予在昆明读书时，文研所负责人学术权威人士，对下乡攻读之研究生，必招入其宅，享以盛餐。餐后告余曰:郑副所长不为文则已，为文则为他人所不及者。当时所指之文，即《发羌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二文俱成于入滇之后，一刊史语所集刊，一刊于北大国学季刊。”[13]

3. 滇史研究

1938年春，郑天挺初到云南，即对云南历史产生了兴趣，打算从事南诏史的研究，并曾草拟过南诏疆域研究方面的论文，但这一研究计划未能最终实现7。从现有的相关材料来看，在居滇期间，郑天挺曾对云南历史特别是明清时期的云南历史作过系统的梳理和探讨。其依据就是郑天挺曾以明清时期云南历史文化为主题撰写过讲稿并作过讲演。根据《郑天挺教授大事记》的记载，1942年1月，郑天挺为云南文化界作《明代之云南》演讲，演讲内容分:绪论、范围、行政、形势、人口、土田、财富、交通、文化、结论十部分[1]。由于讲稿佚失不存，难见具体内容。1942年夏，郑天挺在昆明华山小学为云南省地方干部训练班作《明清两代滇黔之发达》演讲。演讲内容计分叙论、区域分合、人口、土田、交通、矿产、盐、科举、改土归流、结论十部分，其结论为:滇黔之发达在明清较前代为盛，明清滇黔之发达较之他省有过之[1]。可惜演讲稿今也佚失不存。在郑天挺现在留存下来的学术成果中，关于云南史的研究成果仅有《历史上的入滇通道》一文。

《历史上的入滇通道》写于1942年10月，刊于1943年3月《旅行杂志》第十七卷第三期，现收入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清史探微》一书。文章以史料为据，对汉、唐、五代及元、明、清各时期内陆入滇的通道进行了论述。郑天挺认为，汉代入滇通道有三条:即由湘西经贵州入滇的东道，由广东西江、广西郁江、右江入滇的南道，由四川南部经宜宾、曲靖而入滇的五尺道;唐代有南北两路，北路是由今四川庆符县的石门关南下，经曲靖到昆明;南路是由今四川省汉源县清溪关南下，经越巂、会理渡金沙江而入云南:五代及元代，除了沿用唐代的南北两道外，忽必烈南征时，另辟从今甘肃临洮经川西过大渡河、金沙江而入云南的崎岖山路;明清时期内陆入滇的主道就是由湖南常德、沅陵、芷江、晃县，经贵州玉屏、清溪、镇远、贵定、安平(平坝)、普定(安顺)、镇宁、永宁、普安、亦资孔(在盘县境内)入云南境，经云南平彝(富源)、白水驿(今沾益白水)、沾益、曲靖、马龙、寻甸易隆驿、嵩明杨林驿而入昆明，此外，还有由云南沾益、宣威，经贵州威宁、毕节至四川永宁(叙永)的入川(或入滇)通道。郑天挺此文，基本梳理清楚了古代内陆入滇通道的基本情况。当然，关于历代入滇道通，仍有许多具体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如唐代石门关的位置问题等)，为此，郑天挺还撰有《唐使南诏路考》一文，对唐代贞元年间袁滋受命出使南诏的路线问题进行考证，可惜此文今不获见。

（二）研究方法

郑天挺的上述学术研究成果，所使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即为传统的以史料考证史实的考据法。具体而言，体现为以下几种研究方法。

一是微观实证研究方法。联大时期郑天挺的学术研究选题，多为清史、西藏史和滇史上的一些具体问题，从题目“大小”来说，属于史实考辨性的微观“小”问题。这是选题之“微”。另外，从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来说，又是以具体材料来对问题进行细致、精微的考辨和分析，这是方法之“微”。合而言之，即是所谓“探微”。换句话说，就是以实证方法来具体而微地研究历史问题，以此弄清基本史实，展现历史真相。值得注意的是，郑天挺的史学研究，题目虽小，论说虽微，但却非无关宏旨，许多具体问题所涉及的是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和问题，如《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通过对清代皇帝血缘谱系的梳理，揭示出清代满洲、蒙古、汉三族的交流融汇问题，以此驳斥“满洲独立论”的谬说;《发羌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两文通过对发羌、附国的地望和名称的考订，展现出隋唐时期中原内陆与藏族先民之间的联系和交往，以此说明隋唐时期藏族即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由此可说，郑天挺的“探微”方法，实即“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实证研究方法。

二是“比证”研究方法。所谓比证，即是相关史料的比较互证。郑天挺为文，都是“论从史出”，是从史料中发见史实(历史真相)，从史实中得出史识。这其中从史料中考证出史实是关键的环节。而郑天挺考证史实的基本方法，即“比证”法，即通过大量历史资料的罗列展示，比较异同，发现疑问，考证真伪，得出结论。

三是语言学考证方法。郑天挺研究清史、西藏史都应用了语言学的方法，以历史语言学来解释相关历史名词，以此说明历史问题。上述关于西藏史的三篇考证文章，都是应用语言学研究历史的实例。为了从音韵学上说明发羌、附、Bod三者之间的关系，郑天挺专门请教了深通梵文的历史学家陈寅恪、语言学家罗常培、元史专家邵循正。郑天挺回忆说:“我写完此文(即《发羌之地望与对音》———引者注)后，曾向陈寅恪、罗常培、魏建功、邵循正诸人请教。他们除对我鼓励外，陈先生曾为之订正梵文对音及佛经名称;罗曾就音韵学方面提供了有关证明;邵又据伊兰语为之补充译文，他们的帮助，使我非常高兴。”[7]

四、结语

抗战时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和学术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在抗日救亡的艰难时局之下，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中国战时高等教育事业仍然弦歌不辍、英才辈出，创造出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在“西南联大”的办学工作中，郑天挺作为事务繁重的校务管理者，为“西南联大”的经费筹措、庶务管理、人事协调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成为维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作的重要纽带8。与此同时，作为学养深厚的文史学者，郑天挺在事务繁杂、生活困苦的环境条件下，仍然坚持进行教学、研究等各种学术活动。从入滇开始，郑天挺不仅将自己的教研专业从中文系转到了历史系，而且将教研重点从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转向了明清史，不仅一直担负“明清史”的教学工作，而且将研究重点也转向了明清史，特别是满清入关前后的历史，对清史上的许多重要而具体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考辨和分析，写出了多篇精深扎实的研究文章，出版了《清史探微》文集。联大时期郑天挺的明清史教学和研究成果，不仅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而且也为他后来在明清史特别是清史研究上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打下了重要基础。同时，郑天挺关注西南边疆史地研究，在西藏史研究上提出了前人未曾有过的创见，在云南史地研究上也作了许多有益的开拓。此外，作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负责人，郑天挺为抗战时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为一批优秀文科人才的培养和成长创造了良好条件。联大时期郑天挺的学术活动和成就，使他成为联大师生钦敬的优秀教师和学界公认的明清史家。从郑天挺的事业来看，联大时期是他前半生学术事业最为辉煌的时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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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郑天挺著.清史探微[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18] 冯尔康.郑天挺和他的《清史探微》[A].郑天挺著.清史探微[C].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755―761.

注释

1  参见《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记事(1939年至1945年)》，原载《国立北京大学周刊》第七卷第一号(1950年7月)，复收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教学、科研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74―578页。

2  参见《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记事(1939年至1945年)》。

3  参见《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记事(1939年至1945年)》。

4  王玉哲撰《忆郑毅生师二三事》，载封越健、孙卫国主编《郑天挺先生学行录》，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0页。文中所说的对联的另一版本是:“傅所长是正所长，郑所长是副所长，正副所长;贾宝玉乃真宝玉，甄宝玉乃假宝玉，真假宝玉。”此对联由研究生刘念和所作(参见周法高撰《记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载王世儒、王笛编《我与北大——“老北大”话北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20页)。

5  1939―1940年间，郑天挺协助陈寅恪指导研究生; 1940年6月陈寅恪离滇后，郑天挺完成了陈寅恪名下研究生汪篯、王永兴的指导工作。

6  1946年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的《清史探微》为最初版本，收入清史论文12篇。1983年台湾大立出版社对1946年版《清史探微》作了再版。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北大名家名著文丛”版的《清史探微》由郑天挺之子郑克晟增编而成。此一版本的《清史探微》收入文章40篇，除了最初版本中的先清史和清初史论文外，还收入了郑天挺后来所写的明清史研究重要论文以及抗战时期所写关于西藏史研究的几篇重要论文。2014年商务印书馆“中国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版的《清史探微》，在北大版的基础上，又有增加，扩充至47篇，从而囊括了郑天挺一生的所有重要学术论文和序跋。

7  参见《郑天挺自传》，载冯尔康、郑克晟主编《郑天挺学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第389页。另据郑天挺回忆，在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即将迁滇之际，“临行前，老友张怡荪劝我到云南后，注意南诏史，我欣然同意”。参见郑天挺《滇行记》，载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笳吹弦诵情弥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328页。

8  “西南联大”在滇办学之初，三校之间在人事关系上不无矛盾。郑天挺出任联大总务长，也是出于协调三校关系、维持联大工作运转的需要。联大历史系助教何炳棣回忆说:“1939年秋到昆明以后与清华办事处几位'故人’偶尔谈及联大人事时，发现清华的人对北大校长蒋梦麟、教务长樊际昌皆不无微词，独对秘书长郑天挺的学问、做人、办事才干和负责精神都很倾佩。所以我1940年2月得悉郑先生已同意继清华沈履为联大总务长的消息后，深信此后三校合作有了保障不是没有理由的。”参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