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迪华：唱歌的时候，我想我的上海……但我知道再也不会回去了丨上海人在香港（一）
李欧梵说：“我多年追踪30年代的上海，却无时不想到香港，这两个城市形影相随。”
中国如果有两个城市要并称为“双城”的话，非上海和香港莫属。两个城市都极早开埠，华洋杂处，由乡土之地蜕变为摩登都会。她们也许是中国最像“城市”的城市，与此同时，又都保留了强烈的本土文化气息。
这对两生花并非各自前行。战争的动荡，时代的更迭，改革的浪潮，使得一批批上海人南下香港，双城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把目光聚焦在不同时期移居香港的上海人身上。历史的漩涡左右着城市的发展，这些个人的命运也跟随着双城此消彼长的关系，经历着沉浮。
今天，我们首先要讲述的是潘迪华。她在王家卫、侯孝贤等大导演的影片中所塑造的上海女人形象，相信大家并不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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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袭“最老上海”的方块柚木地板
2002年大年初一，潘迪华为母亲奉茶，那年她72岁，母亲88岁。
上海作家程乃珊曾经这样描绘潘迪华在香港跑马地的寓所：“她的家居布置如同她那一口原汁原味的老派上海话，很是老上海。尤其那深色方形嵌花柚木地板，正是老上海最规范的、资历最深的、图案经典的打蜡地板，比浅色的枫木地板更显沉实华贵。”
“她客厅里的乔其纱元宝型灯罩、布质的铺着透花白纱巾的沙发、栗壳色的银器橱和同料同色的六人大菜台子，造型老式、经典，犹依稀飘散着1960年代前一众老上海中产阶层的居家芳醇。这样的审美，这样的上海情结，反在今日上海已不多见！”
程乃珊感叹说，难怪王家卫在《阿飞正传》中安排了这样一个场景：刘嘉玲扮演的咪咪对上海女人潘迪华的家充满好奇，有天终于鼓起勇气想进门见识一下。潘迪华闪身请她入内，镜头里的居家摆饰和潘迪华家一般无异。
在香港见到潘迪华时，她的寓所已从跑马地搬到何文田山道，不变的是那一袭深色柚木地板，还是经典的方块形式样。
“我们以前一直住跑马地，所以我也很习惯那一区。前些年妈妈过世了，我搬到九龙来换换环境。”眼前的潘迪华化了淡妆，颔下一点标志性的美人痣。她说话时慢声细语，声音辨识度极高，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她在电影里的形象，看不出今年已有85岁了。
她和母亲的感情极好。“妈妈跟我年龄才差16年，我们俩像姐妹一样，也像是好朋友。”她说。
1949年，正是她和母亲两人相依来到香港。那一年，她18岁，母亲也不过才34岁。
和那个年代许多刚来香港的上海人一样，潘迪华把自己定义为“过客”。“刚刚来的辰光我一直讲，香港哪能噶蹩脚呃啦？伐灵呃。我讲我要回去呃，来此地不过是过渡性质，所以我广东言话也不学。”因为有助手作陪，采访过程中她多数说国语，可不经意间仍会讲几句上海话。
她曾回忆初到香港时所看到的景象说：“那时候的香港只是一个小岛，地图上根本找不到，人口少，车辆少，乘电车由西边的石塘咀到东面的篙萁湾兜一圈，只需要一个半小时。开车从半山去浅水湾，绕经赤柱、石澳，再游山顶，一个下午就可以玩遍。当时的感觉‘啊！香港真小，这么简陋，怎么可以和我们的大上海相比呢？’”
当时的上海又是什么样呢？同样是1949年迁居香港的作家刘以鬯在小说《对倒》中这样描述：“有些事情，记忆犹新。‘弟弟斯’的烤小猪与伏特加。霞飞路上的安南巡捕与帽上有一只大红球的意大利水兵。国际饭店十八楼，喝下午茶时，坐在窗边，可以鸟瞰全沪景色。那是贾利古柏与海伦海丝演《天长地久》的时代。舞厅里的菲律宾洋琴鬼在吹奏‘华尔兹’与‘探戈’。梅兰芳在天蟾舞台演出《贵妃醉酒》。城隍庙里可以吃到最美味的鸡鸭血汤。永安公司里边的弹子房。法租界有一家名叫‘锦江’的四川馆子。喜欢喝酒的人到‘洪长兴’去。大世界的文明戏。苏州河上的小船……”
后来，王家卫受这篇小说的启发，创作了电影《花样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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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路上冰店老板家的大女儿
潘迪华14岁时的照片
“刚来香港的时候一直想上海。”潘迪华说。她在上海的家位于常熟路，靠近华山路，那时叫“善钟路”、“海格路”。她家对面是巨鹿路的漂亮洋房，“汇丰银行的大班（指外国洋行的洋总经理）就住在那里”。
她还记得家门口是某路电车的终点站。“从善钟路（常熟路）走霞飞路（淮海路），一直去到外滩。在静安寺那里也有电车，终点也是外滩。两路电车走两条不同的路，在外滩总站又会碰上。哎呀，这种浪漫……我到现在还想着那个电车。”
看到潘迪华的优雅做派，很多人以为她出身于优渥的大户人家。她倒是坦诚：“我们不是那种真正的大家庭，只能说是小康。你自己会不会生活，这是最要紧的。”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上海人的特点呢？
潘家在常熟路上的房子是间商铺。和老上海许多会“做人家”的老板一样，店铺楼下做生意，楼上住人。谈起父亲，潘迪华说：“他文化程度不算高，但是脑子活络，交际手腕好，待人也大方。他会讲英文，那时会讲英文就有生意。当然，他的英文是洋泾浜的。”
说到这里，她停下来确认“洋泾浜”这个上海语汇是什么典故。她解释说：“有些小时候听来的词我并不知道它的meaning（意思），但是说说就会了。”
潘家开的是冰店。潘迪华形容父亲很有经营头脑。“我们的铺子卖冰，附近的人夏天要吃冰，都要来买。但门市并不是我们收入的大头。”潘家不仅做零售生意，还做批发，把人造冰分销给酒家等商家。
作为长女，潘迪华常常要骑着自行车帮父亲去送冰。“夏天忙得简直连吃饭时间都没有。我们家十几个人，一年四季的生活开销主要靠夏季。”她说。
父亲年轻时长得英俊潇洒。潘迪华说：“我生在上海，祖籍无锡。但我一直怀疑我们祖先有外国血统。我父亲完全像个外国人，有点罗宋味道。我也像他嘛，年轻时蛮有混血儿样子的。”她拿来一张父亲年轻时候的黑白照片，高眉深目，轮廓立体，确实有几分异国帅哥的味道。那是父亲1993年时特意寄给她的。
她看着照片说：“所以我母亲会喜欢他嘛。我后来跟她讲：‘侬自家讨苦头吃’。他这么帅，后来又有钱了，怎么会没女人呢？”父亲在外面交际应酬多，又娶了另一房太太。在潘迪华的记忆里，母亲不开心，所以天天打麻将。
“我母亲完全是一个旧式的女人。她很小就结婚了，煮得一手好菜，也很会做女红，是蛮传统的一个家庭妇女。”潘迪华说，“她个性蛮倔强的。但是那个年代的女性很辛苦，不大像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有独立的性格。她们那个时候很多事情身不由己，你不温存也不行。有时候你心里明明想这是不对的，可是要顾全大局，要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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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上海人的“腔调”
潘迪华18岁时的照片，拍摄于常熟路、淮海路转角的美伦照相馆，曾被挂在橱窗里。由于电影明星常在这家照相馆拍照，这张照片一度被误认为是上官云珠的
烦恼是大人的，少女时期潘迪华对于上海的记忆大都是快乐的。她念的是大沽路上的上海女子中学，学校里教授的英文课程为她日后应付香港的语言环境以及唱英文歌打下了基础。
“我们学校高材生很多。唱女高音的江桦老师和我是校友，互相认识。我们初中就有选修课，烹饪、音乐、绘画都可以学。我当然是喜欢唱歌啦。”
她那时喜欢的歌星是周璇和白光，空闲时就偷偷跟着收音机、留声机学唱。15岁的时候她还考过电影公司，竟然考上了。“父亲气死了，觉得我不安分，把我送到杭州的干妈那里，让我开学再回来。”她说，“我父母的观念都比较传统的，觉得女孩子起码要做老师、看护之类的工作。你要去唱歌、演戏，做歌女、戏子，不行。”
到了1949年，“上海变化了”。时代更迭之际，潘迪华的父亲也面临着一个抉择。“当时的制度这点不错，你只好要一个太太了。”潘迪华说，“我父亲选择了我母亲，因为她是原配。但是我母亲主动讲：我不要了。她要离开我父亲，因为感情已经破裂了。她在香港有些朋友，觉得在这里可以自立，就到香港来了。”
1949年前后，不少人从内陆移居香港，使得香港的人口在一年之间增加了近80万。在这些移民中，以上海人最为瞩目。潘迪华回忆说，当时来香港的上海人多少还带着些“大上海”的优越感，和本地的广东人有些互相“看不惯”。
“我们觉得广东人随便，‘踢力踏拉’穿双人字拖就出门了。广东人呢，就觉得我们上海人嚣张，海派。”她说，“‘海派’这两个字现在是褒奖，那时带些贬义。他们觉得我们虚浮，不踏实。”
上海人在乎腔调、门面。“阿拉即使平常出门也穿得整整齐齐。‘挺括’两个字，就是上海人的代表。给人家看见的都要顶好的，就算屋里厢没铜钿，也要先用未来的钞票装点门面。所以上海人要么事业越做越大，要么就垮了。广东人就实际得多，欢喜砖头，先要买房。”
日后她去法国，觉得上海人的这种脾性倒有几分像法国人。“我到法国特别欢喜。因为我觉得法国人跟上海人有共通点。伊拉不会买房子的，房子不要紧，顶要紧是一部汽车。因为汽车要周围跑的嘛，好给人家看见。还要一套挺括的衣裳，出去就要漂漂亮亮的。”她说，“我去了巴黎就会想到上海，我们上海老早叫‘小巴黎’嘛。”
电影《色·戒》中，汤唯给梁朝伟唱的那首《天涯歌女》曾得到过潘迪华的指导。汤唯所扮演的王佳芝以往返于沪港两地“跑单帮”来掩护身份，而这正是潘母当年想要用来维持母女二人生活的方式。
“‘跑单帮’你听到过吗？就像现在走水货。”潘迪华说，“开始的时候生活还可以，可是没多久就被禁止了，没有收入了。”
这个时候，她遇到了一位长她24岁的上海男人。“他照顾我，教会我很多东西，让我去念书，希望我将来能够自立。他是我儿子的父亲。我们相处了3年，他回上海，然后就出不来了。”上世纪50年代，有许多移居香港的上海人因为种种原因，又回到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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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歌的时候，我想我的上海”
2007年，潘迪华在古巴旅行时看当地人搓麻将
为了生活，潘迪华开始向演艺方向发展，没想到在上海被父母阻止的明星梦，反倒在香港实现了。
1953年，她在影片《白衣红泪》中饰演一名护士，这是她的银幕处女座。
1957年，她在璇宫、丽宫、首都、香槟等香港高级夜总会登场，开始了演唱生涯。
1960年，29岁的潘迪华去伦敦学习乐理，随后在世界各地的夜总会巡回表演。
不知道潘迪华当年在上海所生活的“上只角”地段，有多少人在那个年代去了香港，又有多少人跟她一样对音乐抱有热情。这其中至少有一位是日后为上海听众所熟识的，那就是今年年初去世的查理林。
“大家好，我是香港查理林。今朝，我要帮大家推荐呃是，由路易斯·阿姆斯壮带来呃《What a Wonderful World》，迭只歌……”这位《怀旧金曲》创始人留在电波中的声音，被无数乐迷奉为经典。
“我们在上海就认得。查理林喜欢big band（大型爵士乐队），跟我一样。”潘迪华说。程乃珊曾打趣问她，两人可曾有过一段青梅竹马的恋情。她笑说：“查理出道比我早，他在外面轧女朋友时，我还在玩洋囡囡呢！”
“林家是有文化的家庭，兄弟几个都喜欢音乐。”潘迪华说，“他家只有二弟弟可以做生意，所以他爸爸在香港就把生意交给了老二。我和他弟弟是在香港认识的。”
这位林家的兄弟后来牵线搭桥，把黄霑介绍给了潘迪华。上世纪70年代初，潘迪华拿出近百万积蓄打造中国的百老汇歌舞剧《白娘娘》，黄霑为该剧写的主题曲《爱你变成害你》，成为她的代表作之一。“黄霑是查理二弟弟公司里的同事。他介绍给我说：‘嗳，Rebecca（潘迪华的英文名），阿拉公司里厢有个同事写歌词有一套，侬欢喜新的东西，不妨寻伊，伊很有idea。’”
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美国，澳大利亚，柬埔寨，新加坡……潘迪华到过很多地方演出，擅长翻唱各地的名曲。王家卫在《花样年华》里选用的《美丽的梭罗河》（Bengawan Solo），就是她在1960年代唱红的。
“唱歌有个好处，就是非常能表达你自己的心怀。”她说，她在60年代最喜欢唱的一首歌是由电影《出埃及记》（Exodus）主题曲改编的《This Land is Mine》（这片土地属于我）：
So take my hand and walk this land with me（牵着我的手，走向这片土地）
And walk this golden land with me（与我走向这片可爱的土地）
Though I am just a girl, when you are by my side（虽然我只是个普通人，只要你在我身畔）
With the help of God, I know I can be strong（在神的指引下，我知道我能变得强大）
“每次唱这首歌，下面拍手都不得了，因为我简直整个人都在里面。唱的时候我总是会想到我的国家。在外国的时候，看到人家有好的建设，我就会想我几时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每次唱我都很澎湃，真的会哭的。”
到了上世纪70年代 ，她最喜欢唱的是三毛作词的《橄榄树》：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流浪远方 流浪
“唱的时候我就会想，我的故乡在哪里，我想我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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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回上海去，见见爸爸”
潘迪华为母亲过89岁生日。她说：“母亲在世时，她的生日和旧历过年是重要大日子，每年都会庆祝。”
终于，在阔别故乡三十年后，1979年，她可以回上海了。当时，中国和澳洲合资的游轮“明峰”号起航太平洋路线，想要找一位中国歌星在船上驻唱。潘迪华恰好在悉尼唱歌，“明峰”号找到了她。
“合约上写着‘Shanghai landing’（上海登陆），我一看到这句话就签了。我要回上海去，见见爸爸。不管怎样，我总是很想念他。”
那些年里，她和在上海的弟弟妹妹并没有失去联络。“60年代的时候，我才寄100元港币回去，他们就够生活了。”知道上海的物资仍相对贫乏，潘迪华带了15个箱子上船。“买了黑白电视啊冰箱啊，七七八八许多电器，还买了表。我把妈妈也带上了船。知道终于可以回上海看看了，我们俩都兴奋得好几个晚上失眠。”
她们由香港上船，途经塞班、悉尼、京都、天津，“兜了一大圈，快要到上海时，心情兴奋又紧张，一早就用望远镜东张西望。”轮船抵达岸边，远远就望见弟妹们扶着满头白发、消瘦的父亲。父亲右手握着拐杖，左手不停用手帕往脸上抹，不知是泪水还是汗水。“我没有办法了，眼泪噼里啪啦掉下来，视线里都看不到他们了。”潘迪华回忆说。
等到船上四百多名旅客下了船，她和母亲才拿着行李，疾步走上前去，和亲人相拥相抱。那一刻，相对无言。
“妹妹拖着母亲，我挽着父亲，慢慢踱步离开了码头。我把表带下船去，又忘记给他们，再带上船，因为真是太紧张了。”
母女俩在上海待了一个星期。“先住在外滩的汇中饭店（现和平饭店南楼），家里人跑过来不方便，要踏脚踏车或者坐bus（公交车）。后来换到静安宾馆，离家近嘛，当时只要30块一天。”
年迈的父亲已不复年轻时的光彩。“他受了朋友的牵连。那个朋友是国民党，有把手枪放在我父亲这里。被搜查出来后，父亲被关了好多年。放出来时已经很老了，身体也坏了。”
朝思暮想的大上海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彼时的上海尚未改革开放。“到处都是灰扑扑的，人穿的衣裳也是灰的，面孔嘛没笑容的。上海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我真是难过死了。”
岁月轮转，那个老上海的摩登时代早已经结束了。“阿拉上海人讲‘六十年风水轮流转’，当初大家来香港，阿拉上海人觉得上海才是顶呱呱的，香港不行。然后香港起来了，大陆都要看香港了。现在可能又不同了……”潘迪华说。
潘迪华与在上海的弟弟妹妹、妹夫及外甥女合影
她还留恋着回忆里的那个上海，心下有些怅惘。
“我们以前的上海人呢，第一就是有教养，待人接物要有礼貌，人一定要做好自己。”
“上海人精明，但是不单单是聪明那么简单。小地方很细心、体贴的，很会做人，尤其是女的。”
“以前的年代，我们在上海什么都很讲究。从来没有说随随便便见人的，总是打扮得很妥帖。现在好像蛮重要的场合，大家也穿得很casual（休闲）。随便当然也是好的。只是我觉得过分的随便就没有生活的情趣了。我们那一代人还是蛮注重这些的。”
她自己仍保留着这些心目中上海人的特质。采访到间隙，她请菲佣端来点心。一小碗菜肉馄饨，一小碗木瓜椰汁西米露。“来了来了，吃点小东西。哎呀，我都没问侬吃过饭伐。”她招待说，体贴而又客气。
她又夹了点早上刚拌的莴笋。“蛮好吃的，我给点侬试试看。放了碗里厢，还是碟子里厢？作兴侬不欢喜呢？啊是蛮好吃呃？”一口好听的老式上海话。
潘迪华过生日时在家中与年轻人一起庆祝
“Kowloon, Kowloon Hong Kong, We like Hong Kong, that’s the place for you…（九龙，九龙香港，我们喜欢香港，这是你的地方……）”时光倒转到1968年，潘迪华作为香港旅游协会的亲善大使，在十七届亚太旅游会上穿着绣金龙的旗袍高歌一曲《Kowloon Hong Kong》。原本打算会后去东京的各国代表听后，竟纷纷决定改道去香港考察旅游资源。在这首为香港而唱的歌曲里，我们依稀还能听出上海老歌的味道。也许对于潘迪华来说，上海和香港已是难以分割的双城记忆。
她心里也知道不会再回到上海生活了。“后来十几二十年，我开始讲广东话了。我没有刻意学，讲得不好我也不管。”她说，“我知道我不会再回去了，我要在香港一直生活下去，香港才是我的家。”
故乡，离她那么近，又那么远。最近，上海有个关于老克勒的活动请她去，她婉拒了。她说：“因为这好像不是我了解的东西，我不太懂。我倒是想请教请教，什么是‘老克勒’啊？这个话我从来没听过，是后来流行起来的吗？”
也是，没有经历过老上海摩登时代的人们，用这个词来寄托憧憬。而这已经与她无关了。
影片《阿飞正传》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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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稿子：韩小妮
画图片：顾汀汀
视频制作：陈杨威 汪鹏翀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