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一部比《史记》还要早的史书，却被史学界视为异端

公元3世纪，即西晋咸宁年间，“摸金校尉”（盗墓贼）不准，发现了一座战国大墓，墓主人乃是战国魏襄王。

不准在魏襄王墓中收获颇丰，盗墓界因此而震动，魏襄王墓被盗的消息也不胫而走，最终传到了官府。于是官府将墓葬封锁，并对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发现了数十车记满古文的竹简。这些都是当时不准看不上的东西，还被他拿来当作燃物照明。但是对于史学家们来说，墓葬里面任何带有文字的东西，那都是最珍贵的宝贝。

消息传到皇宫，晋武帝司马炎非常重视，立即派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以及一大批学者前往清理研究。最后他们将散乱的竹简定次排序，选取有价值的信息，并用当时通用的文字考订释文，编成了《汲冢书》，即《竹书纪年》。这是一本由魏国史官编撰的史书，大致是记载了三皇五帝到魏襄王期间的历史，其成书年限大概是在公元前300年左右，比司马迁的《史记》早了大概200年。虽然其中一部分被不准给烧了，只余下十三篇，但也是非常宝贵的史料了。仅仅是其成书时间比《史记》早这一点，就足以让其在史学界获得超高的地位。

但事实上，《竹书纪年》在中国史学界长期不被人可，甚至是被当作一本异书，而禁止传播。究其原因，乃是《竹书纪年》所记载的内容与《史记》大相径庭，完全颠覆了人们固有的历史观。我不妨举几个例子：尧舜禹不是禅让众所周知，“尧舜禹”在《史记》乃是禅让传位，贤者居之，传位一段佳话，更是让我们对于那段历史有着美好的向往。但是在《竹书纪年》里，每一次“禅让”都是一次血腥的政变。舜是超级大反派，他囚禁了尧，并最后将其杀死，夺取其帝位，占有了他的家眷。而夏地的禹因为不服舜的统治，起兵反抗，并最终将舜击败，成为了新的首领。失败的舜被流放到苍梧，并死在了那里。

伊尹不是贤臣《史记》中记载伊尹，乃是的一代贤臣，当时商王太甲无道，伊尹便夺了他的权力，代替其治理国家。三年后，太甲痛改前非，伊尹又立马还争于他，并尽心辅佐。在《竹书纪年》中，这是一场国王与国相的权力之争，先是伊尹政变夺权，放逐商王太甲。三年后，太甲潜回国都，杀掉了伊尹，重新夺回了权力。武王伐纣非正义《史记》中记载武王伐纣乃是正义之战，当时纣王无道，周武王姬发联合天下诸侯共讨之。并在牧野之战中得到奴隶们的支持，成功推翻了暴政。在《竹书纪年》中，商周本就敌对，周文王姬昌就是在与商朝的战斗中失败被俘，然后囚于朝歌。而武王伐纣，其实就是两大势力为了争夺天下的一场战争。而且当时乃是周武王乘商朝主力征讨东夷，国内空虚，发兵攻打，最终灭亡了商朝。

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史记》彷佛就是经历了两段完全不同的历史。谁是谁非，不得而知。虽然《竹书纪年》成书时间早，但这并不能说明其一定就是真的。因为其成书背景乃是战国时期，而且还是靠篡权夺位这样不正当手段立国的魏国，''三家分晋''，以下克上，完全背离礼制。这和《竹书纪年》中的阴谋政变如出一辙。因为按照《竹书纪年》所表现出来的理论，以下克上，乃自古有之，上古时代就是血腥的政变。如此一来，其''三家分晋''，以下克上，就可以说是顺天下大势而为，合理合法，无需受到道德的谴责。

所以出于宣扬合法性的目的，其史官很可能会在魏王的授意下，篡改历史。更重要的是原本的竹简已经失传，现存的无论是《古本竹书纪年》，还是《今本竹书纪年》，都是后来编的，《古本》是宋代编的，《今本》是清代编的，其真实性有待考证。

但话说回来，《竹书纪年》确实要比《史记》更加的符合人性。要知道文明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茹毛饮血的上古时代，缺乏生产物资、缺乏道德支撑、杀戮和鲜血才应该是主旋律。而《史记》中的上古先民们，远比后人来得高尚、儒雅，很是神奇。

那么既然如此，为何《竹书纪年》还会被封杀？其实原因很简单：历史服务于政治。我们常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封建时代，《史记》被奉为史家正朔，得到了统治者们认可。那么其他的学说理论，只要是和儒家相违背的，那就是异端，需要打压。《竹书纪年》出现在了一个儒家学者们主导史学界的时代，打破了儒家建立的古代历史体系，自然不会得到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