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缵宗在苏州一段陇水与太湖的文化交汇史 叶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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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缵宗在苏州一段陇水与太湖的文化交汇史
叶梓
北京晚报 | 2021年0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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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梓
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年），胡缵宗44岁。
这一年的初夏，一纸诏书，他被调往长江南岸的苏州担任知府一职。彼时，他在安庆知府的任上干得风生水起，“抚绥安辑，民以大苏”，又“开吴塘乌石堰，溉民田”，深得民心。正是他的勤政爱民和礼贤下士，离任时安庆百姓万般不舍，甚至连路边相送的人都泣不成声，更有数以百艘的船只一路相送到京口一带。
胡缵宗，就是在这样的依依惜别中来到了苏州。
《苏州府志》同治版书影
壹
先简单回顾一下胡缵宗的生平吧。
胡缵宗（1480年至1560年），字孝思，一字世甫，号可泉，一号鸟鼠山人，甘肃天水秦安人。他的祖父曾任过县官，父亲胡士济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儒生，曾在四川双流等地任县学教谕。胡缵宗从小在父亲的熏陶下刻苦读书，在家乡有其姐用口衔油供其读书的传说。明孝宗弘治十四年（1501年）他考中举人，正德三年（1508年）考中三甲一名进士，被破格擢用，授翰林院检讨，参与编纂《世宗实录》。正德五年（1510年），刘瑾谋反被诛，胡缵宗被人诬告而受到牵连，谪为嘉定州判官；正德十年（1515年），升为南京户部湖广司员外郎，后升为郎中。正德十四年（1519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改任安庆知府。
胡缵宗走马上任苏州之时，正逢中年，在官场上滚打摸爬了十五年之久，也从最初的一介书生历练成一个世事通达的中级官员。苏州作为东南一大都会，父母官中德高望重之人代不乏人，远有唐代的韦应物、白居易，近有宋代的范仲淹、明代的况钟等。由于区域文化的影响，明初苏州地区的社会风俗存在许多弊病，况钟出任苏州知府后，以其精敏干练的行政作风，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风气，并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而胡缵宗能镇守苏州，显然是朝廷对他寄予厚望。他也深知重任在肩，正如同治版的《苏州府志》所述，初到苏州，胡缵宗即“驭下甚严，继以宽大，核民田税籍，胥吏额外私加者，悉从罢革，凡十三万有奇。白银金花，视正税之轻重，以为多寡。民苦力役，长赋尤甚，缵宗随宜调剂。”
事实上，在长达四年的苏州知府任上，胡缵宗一直勤勉尽职，政绩斐然。甚至有文章称赞，他在苏州“兴学馆，整吏治，减民负，时人评议'廉洁辨治，名与况钟颉颃’，皇帝勅封为'中宪大夫’”。如此显赫的成绩，让他在嘉靖四年（1525年）连升两级。先是8月，都御史吴廷举举荐其升任按察使，紧接着是10月份，巡按直隶御史朱实举荐其升任兵备副使。《胡氏荣哀录》里记载：窃见苏州知府胡缵宗律己爱民，无愧于循良；文章政事，有光于郡治。况时灾藉其赈恤而干济之劳多；海寇赖于潜消而保障之绩著。乞推补兵备副使。
短短一年里荣升两级，为他后来升任山东巡抚奠定了基础。
胡缵宗题跋伍余福《梅雪卷》（局部）
贰
然而，可能出于偏爱，在胡缵宗的苏州政绩里，我最感兴趣的倒是文化事功。
正式命名于南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的和靖书院，是苏州历史上最早的一座书院，是提举曹豳为了纪念和靖先生尹焞而创建的。尹焞，宋代河南洛阳人，理学家程颐的高足，宋室南渡后读书于虎丘西庵，将书斋题名为“三畏斋”。嘉定七年（1214年）知府陈芾在三畏斋旧址上绘像建祠祀之，遂成祠堂。南宋端平元年，曹豳改祠堂为书院，于虎丘云岩寺西扩增校舍，建有三省、务本、朋来、时习四斋，作为师生讲读之所，买田收谷以食之，储书其中，并命名为和靖书院。宋代诗人郑起在《虎丘尹和靖书院示开讲》记录了这样一个场景：“和靖书堂八面开，新分半席在山隈。若无人听都归去，传语生公借石来。”一个个学子沐浴着晨光默诵四书五经，或奋笔疾书，或讨论经义，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场景。
只是后来，和靖书院几经迁移。
延祐元年（1314年），和靖书院迁建到长洲县乌鹊桥北。20年后，元统二年（1334年）新安吴希颜山长呼吁知府，以“籍书院粒米之在廪者粜之，得中统钞八千六百贯。辇大成殿即新址，而前为仪门，门少西为先生祠，又西为土地祠，又西临广衢为外门。翼殿为两庑，殿后建习堂，堂东斋庐曰'六有’。总为屋若干楹。其即工始于夏六月，甫冬孟十月，而书院落成矣”（见民国《吴县志》）。胡缵宗作为一名熟读儒家经典的官员，对教育和文化格外重视，到了苏州，他像在安庆广建书院一样，初心未改，致力于书院的兴建当中。
首先，他是以龙兴寺废基为基础，改为和靖书院。明代的袁袠(zhì)在《迁尹和靖先生书院记》里详细地记载了这一事实：
和靖书院，旧在虎丘西庵，遗基久湮。天水胡公缵宗，来守兹土，考道之暇，大惧荒没，为往哲羞，抑无以法将来，即故地祠而祀焉，又以僻在郊外，学者罕至，乃徙祠于龙兴寺。
除此之外，苏州历史上的学道书院和金乡书院均和胡缵宗有关。
据民国《吴县志》载，嘉靖二年（1523年），胡缵宗将景泰寺改建为学道书院，门匾曰“东南邹鲁”，堂曰“学孔”，自为之记，塑言子像于中。后为讲堂，堂后为弦歌楼。他还撰写《学道书院学孔堂记》。
也是这一年，胡缵宗在西市坊（今苏州古城区乐桥西侧）永定寺旧址建金乡书院，奉祀澹台灭明。
据《吴地记》载，“永定寺，梁天监三年苏州刺史吴郡顾彦先舍宅置，陆柬之书额。”唐代诗人韦应物于贞元七年（791年）退职时就曾在这里闲居过一段时间，还写过一首《永定寺喜辟强夜至》。胡缵宗在永定寺旧址上创建书院，书院中间为“寓公堂”，绘像以祀，还把宋代寓吴的尹和靖（即尹焞）及魏鹤山（魏了翁）两位贤人祔祀之。旁建书舍，择吴郡优秀子弟肄业其中，以孔氏之道相教。胡缵宗创建书院的最终目的，固然是“庶仕者知所勉，而学者知所劝，孔子之风其有兴乎”，但同时也是弥补学道书院专祀子游，却未为子羽立祠设学的遗憾。胡缵宗在《寓公堂记》一文里就袒露了这样的心声：“子游北学而得其精华，子羽东游则树其风声。其遗迹故址千载而下，使人有慨焉向往之志，人知子游之开源于吴，而孰知子羽之风亦不可诬也哉。”子游和子羽，皆为孔子的弟子，《史记》里有一段颇为著名的记述：澹台灭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岁。状貌甚恶，欲事孔子，孔子以为材薄。既已受业，退而修行，行不由径，非公事不见卿大夫。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孔子闻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澹台灭明南游至江，到过苏州。现在苏州城东南之澹台湖，就是他南游至江的遗迹。
“缵宗忝守吴郡，既复学道书院，爰因佛庐之废者复建金乡书院”，算是了一桩心愿。可惜的是，金乡书院在万历初年被废，崇祯九年（1636年）巡抚都御史张国维“改复旧规”（见民国《吴县志》），但后又遭毁。
胡缵宗也组织了苏州文庙府学的重修工作。
苏州的文庙府学，是北宋名相范仲淹于1035年创建的（当时称州学），其庙学合一的体制为后世和多地效仿，故有“天下之有学自吴郡始”的说法。苏州文庙府学后来多次增修扩建，规模甚大，声誉卓著，居东南诸学宫之首，影响了宋元明清四朝。苏州在明清时期，出了许多状元，文庙府学也是与有荣焉。而胡缵宗在治苏期间，对文庙府学也是格外关心。据民国《吴县志》载，嘉靖二年，胡缵宗重建大门，匾额悉自书题，改“跃龙”曰“龙门”，“翔凤”曰“凤池”。又以嘉会东厅为十贤堂，奉祀王充、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王旦、韩琦、欧阳修、苏轼、李侗、陆九渊。
这些年，我因缘际会，多次去过苏州文庙。每次穿行其间，总会想到胡缵宗——是的，我家乡的这位明代贤达，曾经事功于此，让我在多年之后也有了一点小小的骄傲。
三畏斋。在书台松影里面。书台松影是虎丘十景之一。系2004年重修。叶梓摄
叁
胡缵宗担任苏州知府的时间不算很长，满打满算只有四年，但他的足迹遍布吴中大地，他去天平山拜谒过范家祠堂，去开元寺听过悠悠的钟声，去西山赏过梅花，去姑苏台登高望远，也去过碧波万顷的太湖边饯别友人。考察他的踪迹，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跟当地文人交往甚密，这既是他作为一方大吏对文化的关心，也是他作为一介大儒的真诚体现。
明代的苏州，是一二等富贵繁华之地，文风昌盛。而胡缵宗作为一方大员，跟文人、画家、书法家多有交流，互有唱酬赠送之作。我手头有一册《鸟鼠山人胡缵宗诗选》，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的老版本。诗集以他的官员经历分为京师、巴蜀等辑。其中，在苏州小辑里他与文人的唱酬之作多达20余首。而这些文人雅士，皆为当时吴门名流，诸如文徵明、王宠、祝枝山、杨慎、顾璘等大腕人物。尤其是王宠，虽然仕途不顺，低为生员，但胡缵宗十分器重，引为知己，王宠英年早逝后所出诗集的序文，也是胡缵宗所写。胡缵宗与吴中四才子之一的徐祯卿关系也极为密切，二人互赠的诗文很多。
赫赫有名的唐寅的墓碑，也是胡缵宗所写。
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唐寅，因《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电影而阴差阳错地成为妇孺皆知的人物，实际上彼“伯虎”非此“伯虎”——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唐寅去世时，胡缵宗到任不久，他对唐寅的离去十分惋惜。因此，唐寅之弟唐申在桃花庵为唐寅墓立碑，特请胡缵宗书写墓碑时，他是欣然接受，大书“明唐解元之墓”六字，右题“中议大夫赞治尹直隶苏州府知府天水胡缵宗书”，左题“嘉靖五年岁次丙戌冬十二月上浣吉旦，弟申立石”。清嘉庆六年（1801），唐仲冕刊印的《六如居士全集》对此事也有记载：“其坟墓，一在桃花坞，一在横塘桃花坞，有明胡太守缵宗碑。横塘载在方志，今并修之。予以同族来宰是邑，既修其墓，刻其遗集，欲求其后裔不可得。”遗憾的是，胡缵宗所书的唐寅墓碑，清代以后不知去向。现在横塘的唐寅墓碑系后来重刻，墓地被公布为江苏省文保单位。
胡缵宗与苏州文人之间的交游，王世贞在一篇文章里如此盛赞：
胡孝思尝为吾吴郡守，才敏风流，前后罕俪，公暇多游行湖田园亭间，从诸名士一觞一咏，题墨淋漓，遍于壁石。
无论是文人雅士还是过往苏州的地方官员，胡缵宗都能彬彬有礼，待客有道，为自己赢得一片赞誉。这种雅集性质的交游，给胡缵宗最深刻的影响，首先是他的诗文及书法作品，在法度和艺术品位上跳出了明代初期“台阁体”的窠臼，自成风格。其次，让他在晚年隐居故乡时选择了一种风雅的生活方式，并对地方文化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嘉靖十九年（1540）春天，时年62岁的胡缵宗结束仕宦生涯回到家乡，很快就和先后致仕归里的八人聚集于家乡的邢家村，饮酒赋诗，泼墨挥毫，陶醉山水间，形成了一个号称“陇溪九逸”的文艺团体。我在拙著《天水八拍》里录有一篇《陇溪九逸》专记此事，只是当时坐井观天，不知此举竟然是受明代吴门文人的影响。现在，我在苏州生活，对吴文化略知一二，才知道“陇溪九逸”的文化脉络渊源有自。除此之外，胡缵宗还设立鸟鼠山房刻印书籍，将吴音评弹的温软质地融入到秦安小曲当中。
所有这些，都是陇水与太湖在文化领域的一次交汇。
胡缵宗《鸟鼠山人小集》书影
肆
虎丘，是当代苏州除拙政园、留园这些园林之外最为热门的景点之一，大凡游人到了苏州，都要去看看那里的剑池和有点倾斜的虎丘塔。而在遥远的明代，虎丘也是胡缵宗公务之余盘桓次数最多的一个地方。
翻检胡缵宗的诗篇，跟虎丘有关的不下十篇。《与客登虎丘》《夜登虎丘》《与客登虎丘望姑苏台率然作》《虎丘次韵》等诗作，或独往，或偕行，或饮酒，或品茗，虎丘俨然就是胡缵宗日常生活里的一座春花烂漫、秋月皎洁的后花园，供养着他的闲思与幽情。不仅如此，他还于职务范围内在虎丘修筑文化建筑。嘉靖四年（1525），经胡缵宗倡议，在虎丘修建了悟石轩、仰苏楼、和靖祠。清代的吴伟业曾经写诗咏赞道：“筑居缥缈比良常，有客逢僧话石廊。仙石共参惟此石，白莲花发定中香。”
他还为虎丘写下了“千人坐”三字。
“千人坐”之名，来历有二，其一是说中国佛教四大翻译家鸠摩罗什的弟子、人称生公的晋代高僧竺道生（355－434）曾在此设坛说法，下有千人列坐听讲，故名。土生土长于苏州的南宋诗人范成大对此深信不疑，他在《吴郡志·虎丘》里大笔特书：“（虎丘山）泉石奇诡，应接不暇。其最者，剑池、千人坐也……千人坐，生公讲经处也。大石盘陀数亩。”其二是说吴王阖闾墓筑成之后，吴王夫差怕工匠泄露墓内机关，便以犒谢之名邀请筑墓的一千多名工匠来此石上饮酒，随后将他们全部杀死灭口。到底哪种说法更接近历史的真相，我不得而知，但一个铁定的事实就是剑池旁的“千人坐”题刻，系胡缵宗所题。
胡缵宗的书法，我前些年在天水伏羲庙见过他的《早朝诗》四吊屏。他留在全国各地的墨迹也不少，比如江苏镇江焦山上的“海不扬波”刻石，山东曲阜孔庙第一坊的“金声玉振”匾额。不过，这些书法皆为行楷，其篆书很是鲜见，虎丘山上的“千人坐”三字是篆体，极为珍贵。
千人坐之侧，是石壁篆书“生公讲台”四个字。字系唐代李阳冰所书。李阳冰工于小篆，为唐代之冠。胡缵宗的篆书“千人坐”三字恰好就在边上，颇有日月同辉之感。
胡缵宗留在苏州的书法，据典籍著述还有不少。比如他给好友都穆题过的“南濠书院”四字，在虎丘题写过“遂谷”二字。只是，这些字都已经消失在时光的烟岚里了。但是，在吴中区金庭镇的林屋洞，还能见到胡缵宗的“旸谷洞”三字。林屋洞是吴中一景，号称“天下第九洞天”，这里的溶洞景观与摩崖石刻互相增色。林屋山摩崖石刻集中在林屋洞洞口和洞外山上，据民国李根源西山访古时统计，计有36处，尤以《道隐园记》为佳。
“旸谷洞”三字，就在洞口，篆体，看上去风神摇曳。
苏州期间，胡缵宗还奉诏去太湖边的东山陆巷古村看望王鏊。
正德四年（1509）五月，在武英殿大学士任上的王鏊，三次上疏致仕的请求终于得到了明武宗的批准。在领受了恩赐的玺书、马车之后，他从遥远的京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苏州东山，在太湖之畔熟悉又亲切的陆巷小村开始了与世无争的归隐生活。从王鏊的诗作《胡太守冬季存问谢之》可以看出，胡缵宗大抵就像是当代官员每年年底看望退休老领导那样，也去太湖边看望王鏊。他们两个一见如故，互相引为知己，并开始诗文酬唱。王鏊在《胡太守冬季存问谢之》里写道：“退傅闲居正稳眠，忽闻优诏下林泉。玄纁束帛皇恩重，驷马旌旄太守虔。三代引年闻有礼，闲身报国愧无缘。独怜葵藿心犹在，愿得回光遍海堧。”显然，这是王鏊对他的感谢之情以及互勉之意。而胡缵宗也对王鏊退守家乡时“不治生产，惟看书著作为娱，旁无所好，兴致古澹，有悠然物外之趣”的生活状态深深敬佩。嘉靖三年（1524），王鏊去世，这在当时是一件惊动朝野的大事。嘉靖帝闻讯下令，罢朝一日，并赐麻布五十匹，赐米五十石，谕祭九坛，诏工部遣官营葬，加赠太傅，谥文恪——如此隆重的礼遇里，主持葬礼的也正是胡缵宗。
嘉靖四年（1524）正月初一，胡缵宗奉召营葬王鏊于陆巷梁家山之原。
千人坐与生公讲台。叶梓摄
伍
1527年农历六月，胡缵宗升任山东布政使司左参政。离任苏州的情景，王宠在《送天水胡公序》里写道：
吴民丁壮号哭，老人儿啼，曰：“公去我乎？民将安归？”
正如安庆士民为其刻立“去思牌”一样，苏州的士人念其治苏有方，也立了一方“吴郡守天水胡公去思碑”，以资怀念。去思牌，亦称“德政碑”，古代碑志之一种。旧时官吏离任后，若有地方士绅颂扬其德政，往往会著文勒碑，以表思念之意。苏州的胡缵宗去思碑立于嘉靖十五年（1536）十二月初一，进士、苏州府同知钟鉴书并篆额。碑文系明代吏部左侍郎摄尚书事徐缙所撰，其中一节，谈到了胡缵宗在苏州的政绩：
嘉靖癸未，天水胡公来守是邦，予时承乏侍从，闻吴郡太守贤声籍籍也。始问之，乡人日:“太守甫下车，察郡下多鼠恣,持法稍严，既以宽大。翕张之布，约法禁习浮屠异教。俾孝弟力田，婚丧奢靡,务出于俭约，尤重农务。视籍额税民田，胥吏阴窃，筹算非额者，悉从罢革，凡十三万有奇。至于曰金花、曰白银者，一视正税之轻重，以为多寡,厥施甚平，遂著为格。岁征力役，百姓苦之，长赋尤甚，公剂量事宜，始有息肩之渐。又修起学宫以造士，躬自衡校，多所扬催，人才彬彬，盛于曩日矣。太守每晨起,聚八州邑之人于庭，不崇朝而理退，无违言小吏。舆卑咸惴惴不得骋。太守每出行县,问民所疾苦，暇则搜奇、吊古、题咏而归。郡之人熙然安也。”夫太守贤,信若是乎哉?
徐缙，苏州吴中金庭人，字子容，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著有《徐文敏公文集》五卷。
胡缵宗离开苏州后，先后辗转于山东、浙江、山西、河南等地做官。嘉靖十八年（1539）底，因官署失火事件而引咎辞职，退守家乡秦安，在葫芦河畔过上了著述立书的隐居生活。
嘉靖三十九年（1560）九月初三，胡缵宗卒于家中，享年81岁。
就这样，胡缵宗大吏大儒的一生，以叶落归根、魂归故土而告终，这也算是对他跌宕人生最好的告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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